2026年10月，一位牧师与一位记者共同撰写的书籍《正义与记录的呼声》问世。该书由韩国恩光教会的制成京牧师与全北道民日报的李敏英记者共同编写。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位是手持圣经关注人类灵魂的牧师，另一位是手握笔杆追踪社会真相的记者。然而，他们最终所追求的世界并没有太大差异：一个尊重人类尊严、保护冤屈者、在真相面前让权力谦卑的社会。牧师在上帝面前追问人类的良知，记者在历史面前追问人类的责任。牧师的讲道唤醒人心，而记者的记录则唤醒世界的记忆。若讲道无视真相，则变得空洞；若报道无视正义，则沦为冷冰冰的信息。信仰需要爱，媒体需要良知。然而，缺乏爱的正义可能变成暴力，而缺乏真相的爱也可能成为伪善。我在长期的媒体职业生涯中始终未曾放下一个问题：人类为何而工作，社会为何而存在，国家又是为谁行使权力。爱人类、文化与自然并非抽象的修辞，而是倾听冤屈者的声音、维护弱者的权利、将人类尊严作为所有制度与政策的出发点。这是我认为的真理、正义与自由的基础，也是媒体存在的理由。将制成京牧师与李敏英记者的相遇视为超越简单的共同著作的事件，正是因为如此。两人虽然起点不同，分别来自宗教与媒体两个领域，但在通过韩国现代史的痛苦记忆探讨当今良知的场合相遇。他们的相遇再次向我们提出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究竟从过去的痛苦中学到了什么？我们是否将这些学习付诸于今天的正义？正义消失之处，人类尊严也随之消失《正义与记录的呼声》是一本293页的书籍，于2026年10月1日出版。书中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真相站在哪一边》，第二部分《韩国为何不相信弱者的话》，第三部分《正义是否仍然存在》，第四部分《再次谈论韩国的希望》。特别是围绕兄弟福利院、仙感学园、三青教育队、益山药村五岔路事件、新安盐田奴隶事件、水原流浪少女事件、泗川河边杀人事件、三星半导体白血病、金勇均事件、龙山惨案等十个事件，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如何对待人类尊严。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背景、法律责任及受害情况各不相同，因此不应简单化地用单一标准来衡量。然而，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国家名义下行使的权力何时失去正当性？以工业发展为名，工人的生命可以牺牲到何种程度？当司法制度将无辜者视为罪犯时，责任又该由谁承担？如果受害者为了揭示真相而斗争数十年，这样的社会是否可以称之为公正的社会？圣经在这些问题面前提供了明确的伦理标准。旧约圣经阿摩司书第5章第24节呼吁正义如水般奔流，公义如河流般不竭。这是对那些认为仅凭宗教仪式就履行信仰义务的人发出的严厉警告。无论多么华丽的礼拜，若无视邻里的痛苦，信仰的本质便会丧失。先知弥迦在第6章第8节中也要求人们行公义，爱怜悯，谦卑地与上帝同行。正义、爱与谦卑并非孤立的美德。缺乏正义的爱无法改变现实，而缺乏爱的正义则可能伤害人类，缺乏谦卑的正义则有可能变质为另一种专断。制成京牧师将现代史的创伤引入牧养领域的意义也可以从这一圣经传统中解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教导人们要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口渴的人水，接待陌生人，照顾病人和囚犯。将这一教导映射到今天的韩国，宗教应关注的对象不仅是教会的增长，还应扩展到劳动现场的安全、社会弱者的生存以及冤屈受害者的恢复。信仰的大小不能仅通过建筑的高度或信徒的数量来衡量。在受苦的人面前，真诚的行动才是更重要的标准。佛教的慈悲是对痛苦的实践在这一点上，我也想起了佛教的教义。基督教强调上帝的公义与爱，而佛教则直面痛苦的现实，探寻摆脱痛苦的道路。两种宗教在神与人、救赎与解脱的教义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不应忽视受苦存在的伦理要求上却可以相遇。《法句经》第129节提醒我们，所有存在都害怕暴力与死亡，教导我们要以他人为镜，不杀生或伤害他人。这意味着要将他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佛教所说的慈悲并非简单的同情，而是深刻理解他人所经历的痛苦，并努力减少这种痛苦的实践之心。在看待兄弟福利院或仙感学园等事件时，这种心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将受害者视为简单的历史人物，而应将他们视为拥有家庭、梦想与尊严的人。未被记录的痛苦容易在社会记忆中消失，而未被记住的痛苦则可能以其他形式重演。因此，媒体的记录不仅是简单事实的保存，更是实践社会慈悲的手段。佛教的缘起思想也颇具深意。人类并非独立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存在。工人的安全与企业的利益、公民的自由与国家的权力、媒体的独立与民主的健康性并非无关的问题。在一个放任一个人的尊严崩溃的社会中，最终其他人的尊严也无法得到保障。老子的上善若水，正义应如水般流向低处《道德经》第8章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上善若水”，意即最高的善如水。水滋养万物而不争，停留在人人厌恶的低处。老子通过水的这种特性阐述了真正德行的样子。我认为这一句教导对当今的权力者、媒体人和宗教人士都至关重要。权力追求高位，而正义应流向低处。媒体应倾听那些连发言机会都没有的人，而非只关注名人的言论。宗教也应停留在受苦者身边，而非追求世俗权力与名誉。《道德经》第77章解释了天道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减少剩余、补充不足，促使人类社会的失衡反思。这使我们反思财富与权力集中在一方，而风险与痛苦转嫁到另一方的社会。当然，老子的无为自然无法直接套用到现代民主的法律与制度上。然而，警惕过度欲望、反思强制统治、尊重低处生命的教导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公正的社会并非强者支配弱者的社会，而是强大的制度保护弱者的社会。制成京：从圣经到人工智能的新牧养之路制成京牧师的履历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并未止步于传统的牧养活动，而是探索信仰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他在白石大学基督教专业研究生院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通过《AI的DNA与牧师的DNA融合》、《超越奇点的灵性AI》、《在现场重新阅读圣经》等多部著作思考新时代的牧养与灵性。开发“讲道诊所助手AI”也是这种关注的延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大量的圣经资料，帮助准备讲道，传递宗教知识。然而，承担人类的痛苦、根据良知行事、对错误负责的事情，仍然不能交给机器。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宗教的核心仍将是关于人类灵魂与尊严的问题。实际上，在人工智能时代，牧师更应具有人性。技术越是丰富知识，人们越需要智慧；信息越是泛滥，良知的判断越显得重要。在人工智能撰写讲道稿的时代，牧师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讲道稿的文采，而在于他有多么真诚地生活。制成京牧师通过这本书展示的方向也值得从这一角度进行评估。信仰不应局限于教会内部，而应面对历史与社会的痛苦；在接受技术进步的同时，始终将人类尊严置于首位，这是宗教界未来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李敏英：在晚起的记者生涯中发现记录的使命李敏英记者的人生同样值得关注。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和诗人，曾在全州大学的学报社和宣传部工作多年后进入媒体界。李敏英记者曾在全北道民日报、KNS新闻通讯社、全民日报等媒体工作，目前在全北道民日报担任记者，并出版了《大学，大学人》、《我生命中的风车》等著作。他还担任JD相生论坛的共同代表。我关注李记者的经历，不仅在于他进入媒体的时间，更在于他丰富的生活经验。记者并非年轻时开始就能成为优秀的记者。经历丰富的人能够记住更多人类的表情与社会的矛盾。然而，经验的深厚并不意味着自然就能写出好文章。记者必须不断提问、核实资料，并对自己想相信的事实保持怀疑。媒体的生命在于事实。以追求正义为名歪曲事实，或为了善良的目的将未经证实的主张写成报道，都是不可取的。站在受害者一边与验证事实并不冲突。相反，彻底的验证恰恰是揭示受害者冤屈的最有效方法。在本书中写推荐词的韩国记者协会秘书长金勇万对李敏英记者表示，虽然他起步较晚，但应更加努力提问，并在面对不便的真相时不退缩。 我认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年轻记者与资深记者。记者最危险的时刻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停止提问的瞬间，采访也会停止；采访停止后，媒体容易沦为权力发布的扩音器。孔子的正名与多石的“尔那”，人类如何才能正直在东方经典中，我们也能发现对公正社会的深刻洞察。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强调正名，意即要纠正名称。君主应当君主，臣子应当臣子，父亲应当父亲，子女应当子女。将其应用于当今社会，可以扩展为法官应当法官，检察官应当检察官，记者应当记者，牧师应当牧师。这里的“应当”并非享受职称所带来的权威，而是履行与该职业和地位相应的责任。如果法官仅仅看法律条文而不关注人性，记者只追求特稿的荣誉而忽视事实，牧师只追求教会的增长而忘记受苦的邻居，那么这些名字便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我在多石的思想中也发现了与此相通的精神。多石强调的“尔那”是超越肉体自我与世俗欲望，追求真正精神自我的思考。这引导人们超越自我利益与名誉，追求更根本的生活价值。尽管宗教不同、哲学前提各异，但人类应超越自我中心，关注他人痛苦的意识是可以相互对话的。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圣经、佛经与道德经视为相同的教导。每部经典都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与世界观。只是在不损害人类尊严的伦理反思的中心，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与对话。真正的灵性不在于抹去差异，而在于尊重差异并发现爱人类的道路。人工智能时代，正义与记录是人类的最后责任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工智能撰写文章、生成视频与音频、辅助人类判断的时代。未来，人工智能将更深入地进入国家行政、司法、医疗、教育、媒体与宗教等领域。那么，人类该做些什么呢？我希望在真理、正义与自由中找到答案。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大量的判例，但道德责任仍在于人类。人工智能可以整理过去的事件，但判断为何要记住这些事件则需要人类的良知。人工智能可以解释圣经、佛经与道德经，但最终在生活中实践这些教导的主体仍是人类。媒体同样如此。人工智能提高了文章写作的速度，但并不意味着记者的使命减少。相反，在真相与虚假更加精细交织的时代，验证事实、监督权力、记录社会弱者的声音变得更加重要。《正义与记录的呼声》所提出的问题意识正是与这一时代课题相连。两位作者所讨论的事件虽然发生在过去，但这些事件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当前的。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实现，法律与制度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尊严的保障。揭示真相的努力总是需要勇气。然而，这种勇气并非攻击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而是承认自己所属群体的错误的勇气。正义并非某一阵营的私有物，良知也不应随政治便利而运作。人类·文化·自然，两人的相遇留下的印记我不想仅仅因为制成京牧师与李敏英记者共同撰写了一本书而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给读者留下了怎样的问题，以及对我们社会产生了多深的反思。阅读书籍并感动并不能改变世界。只有当这种感动转化为制度的改善、被遗忘的受害者的名誉恢复，以及下一代不再经历同样悲剧的实践时，记录才真正成为活生生的历史。制成京牧师在解释书籍出版的初衷时表示，他希望通过痛苦的历史反思今天，而不是指责过去或支持特定阵营，以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温暖的社会。这一追求是珍贵的。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记录的准确性、公正的判断以及对受害者的尊重必须始终伴随。圣经的公义唤醒人类的良知，佛教的慈悲让人关注他人的痛苦，而《道德经》的上善若水则教导我们低处流淌的生活智慧。孔子的正名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名字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多石的“尔那”则探讨超越世俗自我，成为真正人类的道路。如果将这一切教导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出来，最终将引导我们尊重人类、热爱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人类需要食物，这是生存的基础。人类需要工作，这是实现自身能力与责任的途径。而人类需要梦想，这是超越现实、迈向更美好明天的力量。当食物、工作与梦想共同存在时，人类的生活才得以完整。一个公正的社会应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食物、尊严地工作、享有梦想自由的社会。牧师阅读圣经，记者观察世界。然而，两人最终需要阅读的，是人类。人类的眼泪与希望、绝望与勇气，以及在历史创伤中重新站起来的生命意志。在制成京牧师的圣经与李敏英记者的笔触交汇之处，我重新思考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正义并非强者胜利的宣言，而是保护弱者尊严的实践；记录并非保存过去事件的工作，而是为了阻止未来错误的人类责任。牧师的讲道唤醒良知，记者的记录唤醒历史。只有良知活着，正义才会存在；只有记录存在，真相才不会消失。这就是我在两人的相遇中发现的人类、文化与自然的精神，以及我们应当留给下一代的韩国的模样。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据日本《每日新闻》12日报道，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旧统一教）已任命韩学者总裁（83岁）的孙子文信出为新设的最高机构“世界总部”的负责人。此举是在韩总裁因接受审判而住院期间，将直系孙子推向前台。 《每日新闻》获得的教团文件显示，统一教于上月29日设立了世界总部，并同日任命文信出为总部长。其弟弟文信兴也被任命为负责文化内容宣传的“青心文化院”院长。 文信出估计在20多岁，是已于2012年去世的教团创始人文鲜明与韩总裁的长子之子。文信出的父亲也已去世。 《每日新闻》指出，韩总裁在去年4月被捕前似乎已将文信出和文信兴兄弟指定为继承人。这两兄弟以“传教士”身份在各地教会等积极活动。 韩总裁于去年9月被捕，并于今年3月底因治疗被释放后住院。因涉嫌向尹锡悦前政府提供便利而贿赂（违反政治资金法等），在8月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处两年监禁并提出上诉。 此前，日本民营电视台TBS于6日也报道了同样的人事任命。根据TBS的说法，韩国政府也已掌握文信出担任世界总部长的消息，相关人士认为此次人事是“试图将教团传给直系孙子”的举动。 日本教团方面在接受TBS采访时确认了世界总部的设立及文信出担任负责人一事。但对于此次人事的目的表示“日本教团难以回答”。并表示未来日本教团的运营将“自主进行，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研究统一教的釜山长信大学神学系教授卓志一在《每日新闻》中表示：“文信出还年轻，经验不足，实际上将会是其他干部支持的集体领导体制。”※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韩国近期接连发生网络攻击和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受影响范围从金融机构扩大至公共企业、高校及大型教会。各机构披露的受影响人数简单相加已超过100万，但部分数据尚待核实，且无法确认是否存在重复。 据韩国金融界及网络安全业界11日消息，自9月底以来，新韩银行、KB国民银行、韩亚银行、BNK釜山银行等7家金融机构相继确认遭受黑客攻击并发生信息泄露。其中，新韩银行约2.5万名贷款申请客户、Yegaram储蓄银行约4万名客户的信息外泄。Kakao Bank、K Bank及Toss Bank等三家互联网银行也发现异常访问尝试，但未发生信息泄露。 金融机构之外，韩国电力公社约2.4万名员工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等信息遭到泄露，首尔网络大学学生、毕业生及教职员工的个人资料也被公开。大型教会同样受到波及，汝矣岛纯福音教会初步判断，约85万名信徒的信息可能外泄。 此次事件的一大特点是，部分机构并非自身系统遭到直接攻击，而是因外部合作企业的安全漏洞受到牵连。 韩国在线教育系统供应商MalgnSoft此前遭黑客入侵，导致20余家委托其管理个人信息的机构和团体同时受到影响。其中，国家清廉权益教育院约10万名用户、韩国教育设施安全院约4万名用户及起亚光明工厂工会约5000名会员的信息遭泄露。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外泄数据属于系统更换后本应销毁的历史资料，暴露出外包企业在个人信息管理方面的漏洞。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技术被用于网络攻击的迹象引发关注。韩国网络安全企业指出，近期针对金融机构的攻击可能使用了中文开源代理式渗透测试工具ARTEX。美国网络安全企业CrowdStrike也发现相关证据，认为攻击者可能借助AI提高对多家金融机构的攻击效率。 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公共企业、高校及教会遭遇的攻击使用了相同工具，也无法确认相关事件是否由同一攻击者实施。 面对不断扩大的网络安全风险，韩国政府已加强应对。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与韩国互联网振兴院启动24小时应急机制，并向约2.8万家企业发送安全检查建议。教育部也要求400余家下属机构加强系统安全检查。 网络安全专家指出，随着AI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安全防护相对薄弱的外包系统可能成为新的突破口。加强外部合作企业管理、访问权限控制及个人信息销毁机制，将成为防范连锁信息泄露的关键。

正在欧洲访问的韩国国会议长赵正熙于7日（当地时间）与意大利上下两院的相关人士会面，讨论了两国在经济、产业合作、文化和人文交流以及议会间交流的扩大方案。 据联合新闻社报道，赵正熙在当天与洛伦佐·丰塔纳众议长会面时表示：“两国关系已经提升为‘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在人工智能（AI）、半导体、太空、国防等未来产业领域的合作也在迅速扩大。” 此前，韩国与意大利在6月的首脑会议上，将2018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在8年后提升为‘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并采纳了两国间的战略行动计划。 赵正熙还表示：“希望意大利对在当地运营的韩国企业给予关注和支持，以便它们能够稳定发展，为两国经济做出贡献。” 他进一步指出：“为了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议会间的交流至关重要。”并正式请求丰塔纳众议长于2027年访问韩国，迎接即将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 丰塔纳对此表示：“感谢邀请，我深刻认同议会交流的重要性，并相信在半导体等多个经济领域，两国的合作将会更加活跃。” 赵正熙还向丰塔纳赠送了传统酒具和K-美容产品等礼物。 与此同时，赵正熙当天还与教皇国国务卿皮耶特罗·帕罗林和尤兴植枢机主教会面，承诺将在国会层面支持2027年在首尔举办的世界青年大会。 世界青年大会是由天主教会主办的全球最大规模的青年活动，预计将在2027年于首尔举行，这是该活动在亚洲的第二次举办，也是非天主教国家的首次举办。预计将有多达100万名青年参与。

韩国大型教会여의도순복음교회和서초구사랑의교회遭遇网络攻击。 据联合新闻社报道，6日，网络威胁情报公司Oasis Security分析了从海外攻击者服务器获取的攻击工具、记录、资料和账户信息，发现与两家大型宗教机构相关的大规模信徒信息。 这两家教会分别是位于首尔的여의도순복음교회和서초구사랑의교회。其中，여의도순복음교회表示，经过自我分析，怀疑有85万名信徒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等信息被泄露。 여의도순복음교회表示：“最近收到了韩国互联网振兴院关于教会信息系统相关的个人信息泄露嫌疑的通知，目前正在与相关机构和安全专家一起确认事实。” 该教会还表示：“我们对此事高度重视，并将积极配合相关机构的调查和确认程序。同时，我们将通过检查和完善信息保护体系，尽最大努力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사랑의교회方面也表示：“发现了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的迹象，已成立紧急对策工作组（TF），并向相关机构报告，同时正在调查情况并采取措施以防止进一步损失。” 自1日신한은행开始，KB国民、하나、BNK银行等主要银行接连遭遇黑客攻击，随着大型教会也遭受网络攻击，社会各界对黑客攻击蔓延至金融和宗教领域的担忧声不断上升。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余义道顺福教会的信息系统遭到外部侵害，部分信徒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和地址等个人信息被泄露。教会已删除恶意代码并阻断外部接入，同时计划通知相关信徒泄露情况。 余义道顺福教会在收到韩国互联网振兴院（KISA）关于信息系统侵害事件的通报后，与外部安全专业机构对7份疑似泄露资料进行了分析，确认其中1份信徒信息变更记录中包含个人信息。 该资料包含姓名、出生日期和个人信息变更记录等。初步了解，涉及2629份身份证号码变更记录、3964份电话号码变更记录和7202份地址变更记录。教会方面表示，身份证号码是为了年终结算发放捐款收据而收集和管理的信息。 不过，教会通过媒体表示，1993年至2019年间的捐款相关资料并不包含个人信息。该资料仅包括捐款凭证编号、金额和明细等，不含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和地址等信息。此外，其他6份疑似泄露资料中也未发现个人信息。 教会在10月6日下午3时确认了KISA的侵害事件通报后，立即开始分析服务器和防火墙记录。同日下午6时30分，检测到疑似恶意代码并进行了删除，经过通宵分析，于午夜确认了1份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从10月7日凌晨1时起，教会实施了外部接入阻断和服务器密码更改等额外措施。 目前，恶意文件已删除，外部接入已阻断，服务器及相关账户密码已更改，整体用户密码也在进行更改。此外，教会还计划更换现有防火墙，保持最新状态，并与安全专业公司一起进行系统漏洞分析和进一步的安全强化工作。 李永勋牧师表示：“我们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将积极配合相关机构的调查和确认程序，同时将彻底完善信息保护体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更好地保护信徒们的个人信息。”※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穆罕默德从先知到哈里发，从阿里与侯赛因到逊尼与什叶，在大马士革与巴格达的辉煌知识文明中……当信仰与人类权力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在伊斯兰教故事的第一部分中，我们来到了阿拉伯沙漠的希拉山洞。这里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接受的第一道启示的起点，随后我们跟随他走过麦加和麦地那，了解古兰经、乌玛以及伊斯兰的五大支柱。在这段漫长的旅程结束时，留下了一个问题。 “人类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穆罕默德传达的答案是明确的。神是唯一的，人不是神。人类必须在真主面前放下自己的傲慢。金钱、权力和贫困都不能成为人类崇拜的绝对者，人类也不应坐在神的位置上。 然而，当人类被教导在神面前放下傲慢的教义进入人类历史的那一刻，另一个问题开始出现。 谁来解读神的意志？社区由谁来领导？领导者的权威来自哪里？信仰与政治能融合到何种程度？而那些以神的名义获得权力的人又该如何使用这份权力？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这些问题不再是哲学上的疑问，而成为了现实。 先知已去，社区仍在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最后一位先知。因此，在他去世后，不可能再出现另一位先知来领导社区。然而，尽管先知离去，社区依然存在。信仰共同体乌玛需要有人来领导。 在这里，伊斯兰历史上最古老、最深刻的问题开始了。谁将继承穆罕默德的地位？ 在早期社区中，阿布·巴克尔被选为第一位哈里发，随后是乌马尔、乌斯曼和阿里。逊尼伊斯兰通常将他们称为“正统哈里发”。 然而，问题并不简单。 穆罕默德的表弟、女婿阿里与他的女儿法蒂玛结婚，形成了一种认为社区的领导权应当传承给先知的家族及与其有特殊关系的阿里及其后代的思潮。 “什叶”这个名字也源于“阿里的党派”，即追随阿里的人。相对而言，逊尼传统则重视先知的逊拿和社区的传统，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领导权的正当性。今天的逊尼与什叶并不是在穆罕默德去世的那一天就完成的。关于继承与政治权力的冲突经过数十年和数个世纪的演变，因神学、法律和宗教记忆的差异而加深。 最初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问题变成了宗教问题。 “谁应成为领导者？”这一问题转变为“谁拥有正当性来领导信仰共同体？” 这是宗教与权力相遇的第一个分水岭。 阿里，权力的中心 阿里是穆罕默德非常亲近的人物。他是穆罕默德的表弟和女婿，也是最早接受伊斯兰的人之一。 然而，阿里成为哈里发的过程并不顺利。他经历了阿布·巴克尔、乌马尔和乌斯曼，直到656年才终于成为第四位哈里发，但他继承的社区已经因政治冲突而动荡不安。 围绕乌斯曼之死的责任问题和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导致伊斯兰共同体内部发生武力冲突，阿里的统治在内战中持续。 最终，阿里于661年被刺杀。神是唯一的，古兰经也是唯一的，先知也是一位。 然而，人类却分裂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宗教史上一个古老的悖论。信仰是统一的，但人类的利益却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阅读同一本经典，政治判断也未必相同。 在基督教中，信仰同一位耶稣的人因教义和权力而分裂，佛教也分为多个宗派，儒教则根据时代和地区形成不同的学派。 宗教宣扬统一，但人类却不断分裂。问题不在于差异本身，而在于将差异转化为敌意和暴力的人类欲望。 卡尔巴拉，死亡成为记忆 阿里去世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乌马亚王朝，首都设在大马士革。然而，支持阿里家族正统性的人们的问题并没有结束。 680年，伊斯兰历史上发生了一起不可磨灭的事件。 卡尔巴拉。 在今天的伊拉克卡尔巴拉，阿里与法蒂玛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被乌马亚军队杀害。侯赛因及其随行人员的死亡不仅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更成为形成什叶伊斯兰信仰和集体记忆的决定性事件。卡尔巴拉在什叶传统中成为象征压迫与正义抗争的牺牲之地，侯赛因的死至今通过阿舒拉节被铭记。 一个人的死亡成为了一种宗教记忆。 历史并非仅由胜者的记录存活，有时失败者的死亡更为长久。 拥有权力的人留下了王朝，而被牺牲的人则留下了精神。 因此，卡尔巴拉在伊斯兰历史中不仅仅是一场古老的战斗。它是权力与正义、正统性与牺牲的记忆的浓缩。为什么在以神的名义建立的共同体中，神的先知的外孙必须死去？ 这个问题在1300多年间从未消失。 逊尼与什叶，两个大流派 此后，逊尼与什叶发展成为构成伊斯兰的两个主要流派。然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宗教”。 这两个传统都以古兰经为核心经典，信仰穆罕默德为先知，并承认阿拉的唯一性。在祷告、禁食、施舍和朝觐等基本信仰生活中也有许多共同点。 然而，在理解宗教权威、领导力和历史记忆的方式上却存在重要差异。 在逊尼传统中，古兰经、先知的逊拿、社区的传承和法学传统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什叶传统中，则发展出赋予阿里及其后代伊玛目特殊宗教权威的思想。尤其在今天最大的什叶派流派——十二伊玛目派中，阿里所传承的十二位伊玛目的谱系具有核心意义。 但在这里也需要注意。 逊尼世界并非只有一种思想，什叶世界也并非只有一种思想。伊斯兰内部存在多种法学派、神学派、哲学传统和灵性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14世纪的伊斯兰无法用一个词来描述的原因。 乌马亚，信仰成为帝国 当穆罕默德在麦加首次传达启示时，他的共同体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派。 然而，仅仅几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在乌马亚王朝时期，伊斯兰的政治领域扩展到阿拉伯以外，覆盖了西亚、北非、中亚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广阔地区。 一个起源于沙漠的宗教拥有了帝国。 在这里，我们再次面对在基督教历史中遇到的问题：一个被迫害的宗教获得权力后会发生什么？ 早期基督教长期处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和权力之外，经过君士坦丁时代后获得了帝国的保护，随后面临着帝国与教会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伊斯兰的过程则有所不同。穆罕默德本人在麦地那既是宗教领袖也是社区的政治领袖，因此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更加紧密。 然而，问题是相同的。获得权力的宗教将如何使用这份力量？ 阿巴斯，巴格达的崛起 8世纪中叶，乌马亚王朝崩溃，阿巴斯王朝崛起。阿巴斯王朝以穆罕默德的叔叔阿巴斯的后裔自居，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转移到东方。 新的中心是巴格达。 巴格达成为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的城市之一。 伊斯兰不再局限于阿拉伯人的世界。波斯、中亚、希腊和印度等多种文明的知识与文化开始在伊斯兰世界中相遇。阿巴斯时代的巴格达成为不同语言、宗教和学术交汇的巨大知识市场。阿巴斯王朝在8至9世纪迎来了政治与文化的鼎盛时期。 剑可以扩展领土，但创造文明的并不仅仅是剑。书籍是必要的，问题是必要的，翻译是必要的，谦逊地向其他文明学习也是必要的。 巴格达，知识的汇聚 在阿巴斯时代，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波斯的行政与文化、印度的数学与天文学等多种知识传统被翻译并研究成阿拉伯语。 通常被称为“智慧之屋”的巴伊特·阿尔-希克马象征着这一时期巴格达的翻译与学术活动。然而，今天的学术界也讨论，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现代国家翻译大学。重要的是在巴格达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形成的翻译、研究和资助的巨大知识生态系统。 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传统、医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与波斯和印度的知识相结合。 伊斯兰文明的力量不仅在于接受其他文明的知识，还在于对所接受知识的再发展。 阿尔-卡瓦里兹米，算法的远祖 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天使用的一个词是“算法”。这个词的历史背后有9世纪学者阿尔-卡瓦里兹米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传入拉丁语的过程中，成为了“算法”一词的词源，而他数学著作中的“代数(al-jabr)”则演变成了今天的“代数学(algebra)”。 1400年前起源于沙漠的宗教，几世纪后成为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哲学发展的文明土壤之一。 这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宗教如果阻止问题的提出，知识就会枯竭。然而，当宗教与人类理解世界的问题相遇时，文明才能得以发展。 不仅仅是阿尔-卡瓦里兹米。伊本·西那在医学和哲学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后来伊本·鲁西德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对伊斯兰世界以及拉丁中世纪哲学产生了影响。伊本·鲁西德也是一位同时学习法学、医学和哲学的人。 信仰与理性一定要对立吗？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并未简单地允许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 知识无国界 在希腊产生的知识被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些知识经过伊斯兰学者的研究后又被翻译成拉丁语传入欧洲。 印度的数字体系也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文明并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属物，知识没有国界。 从东方流向西方，再从西方回到东方。一个时代的学生成为下一个时代的老师，一个文明的翻译者成为下一个文明的创造者。 这就是我们将“亚洲的灵性”视为宗教故事同时也是文明故事的原因。 一旦认为真理是独占的，文明就会闭合。然而，一旦认为他人也有值得学习的东西，文明就会开放。 沙里亚，法律还是生活之道 谈论伊斯兰时，沙里亚是不可或缺的。 如今，在非伊斯兰世界中提到沙里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惩罚或严格的宗教法。然而，从历史上看，沙里亚的涵盖范围远比这要广泛。 它是涵盖礼拜、禁食、婚姻与家庭、继承与契约、商业与施舍、个人伦理与共同生活的生活规范之道。 古兰经是最重要的基础，穆罕默德的言行传承的逊拿和哈迪斯也是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共识（伊智玛）和推理（基亚斯）等法学方法得以发展，逊尼伊斯兰内部也形成了多个法学派。 在这里必须区分的是，沙里亚与法学（菲克）并不完全相同。 沙里亚指的是神所指示的正确之道的理想与规范层面，而法学则是指人类法学家对经典和传承的解读所形成的具体判断及其结果。 虽然沙里亚表达了神的意志，但解读的人是人类。 这正是宗教法的伟大与危险同时存在的地方。一旦将人的解读与神本身等同，问题就会停止。 信仰与理性 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更困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当启示与理性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处理？哲学的界限在哪里？人类的自由意志有多大？神是否预先决定了一切？ 人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围绕这些问题，许多神学家和哲学家展开了辩论。 有的人强调理性，有的人则更重视启示与传统。阿尔-加扎利与伊本·鲁西德等伟大思想家的争论也可以在这种紧张关系中理解。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谁最终获胜，而是提出了问题。伟大的文明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文明，而是一个不惧怕好问题的文明。 文明的光芒背后的阴影 然而，我们不应仅仅浪漫化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帝国就是帝国。 围绕权力的暗杀与清洗、王朝之间的战争，以及宗教与政治少数群体并不总是享有平等地位的情况都存在。知识与宽容的时代存在，但压迫与冲突的时代也同样存在。 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兰统治下被承认为“圣经之人”，在某些时期和地区能够维持自己的共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公民平等。不同的时代、王朝和地区条件与待遇各不相同。 用今天的标准简单地审判历史是危险的，但美化过去同样不是事实。 光明应当如实看待，阴影也应当如实看待。这是基本原则与常识。 刀与书 在观察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时，两个象征浮现出来。刀与书。 刀扩展了帝国的领土，而书则拓宽了文明的世界。用刀获得的领土可能会在某天失去，但用书获得的知识则会流向其他文明，重新复兴。乌马亚的领土消失了，阿巴斯的帝国也消失了。 然而，阿尔-卡瓦里兹米的数学在今天的计算机中留下了痕迹，伊本·西那和伊本·鲁西德提出的问题成为世界智慧史的一部分。 那么，文明真正的力量在哪里？ 是征服的力量吗？还是思考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我们面前依然存在。 再次回到人类身上 在结束伊斯兰教的第二个故事时，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服从神意味着什么？是以神的名义使他人服从，还是在神面前先降低自己？是以宗教的名义获得权力，还是在拥有权力时克制这份力量？” 借用达锡克的话，问题变得更加简单。 是“自我”掌握权力，还是“真我”来管理权力？ 当人类开始将自己的欲望误认为是神的旨意时，宗教就变得危险。相反，当承认存在比自己拥有的权力更高的真理与正义时，权力才能得到克制。 从沙漠的希拉山开始的第一个故事是从傲慢走向谦卑的道路。 第二个故事则展示了在权力面前谦卑是多么困难。 那么，第三个故事该走向何方？ 应该从权力回归心灵，从法律走向灵性，从帝国回归到一个人的内心。 在那里，我们将遇到苏菲们。 与拉比亚相遇，与阿尔-加扎利相遇，最终与鲁米相遇。问自己是否可以不仅仅以恐惧来侍奉神，重新审视圣战的意义，穿越殖民主义与现代化、女性与人权、极端主义与战争，最终与今天的伊斯兰相遇。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将再次提问。 在一个创造出比人类更了解更多、判断更快的机器的时代，人的灵性在哪里？ 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故事中提问：“人类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在第二个故事中提问：“当信仰与人类权力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现在在第三个故事中，最后要问的是：“服从神的信仰，最终能否使人类更加和平？” 从沙漠开始的道路，经过帝国，再次指向人类的内心。 在那里，我们将遇到伊斯兰的第三个面孔，灵性。

在加利利开始的是爱。耶稣没有军队，没有领土，没有宫殿，也没有管理帝国的官员，更没有留给后世的财富。他留下的只是与人们的几句言语，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爱上帝，爱邻居，甚至爱敌人。不要忽视最微小的人。想要升高，就要先降低；想要被服侍，就要先去服侍。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一切应该就此结束。领导者被处决，门徒们四散而去。然而，这并没有结束。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们重新聚集，这个小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教会超越城市和国界。在迫害中，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最终成为皇帝认可的宗教，并在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爱成为了信仰，信仰成为了共同体，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成为了制度，成为了文明。就在那一刻，基督教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开始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 彼得与保罗，教会踏上征途耶稣离开后，初期耶路撒冷共同体的中心是彼得。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会跟随耶稣到底，但在关键时刻却三次否认了他。他害怕，跌倒，失败。但他又重新站了起来。这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教会并不是由完美的人组成的团体开始的，而是一个跌倒、悔恨并重新开始的人类共同体。彼得在初期耶路撒冷教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后来的西方教会将彼得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视为罗马主教和教皇职传统的重要根基。然而，要理解初期基督教如何超越耶路撒冷的围墙走向世界，还需要认识另一个人，那就是保罗。他在耶稣生前并不是门徒，起初反对跟随耶稣的人，但在经历了戏剧性的皈依后，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教士之一。保罗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将对耶稣的信仰扩展到犹太人的界限之外，进入异教世界。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再到罗马，开辟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初期共同体面临了重要的问题。跟随耶稣是否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是否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外邦人是否也能直接成为基督共同体的一员？在初期共同体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随着外邦人传教之路的开启，耶稣运动逐渐超越了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流派，开始成长为独立的世界宗教。犹太教通过散居将书籍和问题带到了世界各地，而初期基督徒则利用罗马帝国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和通用语言传播福音。传教士们走上了帝国为征服和统治而修建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悖论。 受迫害的教会与帝国相遇初期基督徒并不是强者。虽然罗马帝国在各个时代和地区对基督徒的迫害强度不一，但在多个皇帝和时期，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压制。拒绝皇帝崇拜和多神教公共仪式的基督徒态度，有时被视为对帝国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挑战，导致了殉道者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教会的力量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见证。人们认为可以杀死他们，但无法夺走他们的信仰。强大的帝国与无权的信仰共同体相遇。然而，历史却发生了逆转。在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时代，基督教历史的巨大转折开始了。313年，通过所谓的米兰敕令，宗教宽容制度性地扩大，基督教摆脱了长期的迫害，获得了公开信仰的机会。教会得以建立，社区得以制度性地发展。这对基督徒来说是解放。然而，所有的解放都伴随着新的责任。受迫害的教会开始受到皇帝的保护，教会与权力之间出现了全新的问题。权力是保护教会，还是教会为权力辩护？皇帝的权力到哪里，主教的权威又到哪里？从加利利开始的爱的共同体开始接近帝国的宫廷。基督教不再是受害者的宗教。它开始拥有自己的力量，并被问及如何使用这股力量。 尼西亚，信仰成为教义公元325年，君士坦丁皇帝在尼西亚召集了多个地区的主教，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如何理解耶稣基督的激烈神学争论。圣子是受造物吗？与圣父的关系是什么？教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奠定了尼西亚信经的基础，形成了后来发展为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神学语言。这是信仰成为教义的时刻。为了说明共同体所信仰的内容，需要语言和标准。然而，标准一旦产生，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来决定正统？谁来界定异端？为了维护真理，教会的权威可以行使到何种程度？以爱开始的共同体为了保存真理而建立了制度，而这个制度也可能再次成为权力。贯穿基督教2000年的古老紧张关系在这里开始显现。 奥古斯丁，关注人类内心要理解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无法绕过奥古斯丁。他是北非希波的主教，年轻时经历了欲望与迷茫，经过漫长的智力与精神旅程后回归基督教信仰。他的关注点转向人类的内心。人类明知善却为何行恶？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为何成为欲望的奴隶？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历史又将走向何方？在罗马动荡的时代，他通过《上帝之城》区分了地上的国家与上帝的国度。世俗的帝国并非永恒，罗马也可能会崩溃。人类常常将眼前的权力误认为永恒，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神，这是他巨大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热爱国家与将国家神化是不同的。宗教参与社会与宗教本身成为权力也是不同的。 修道院，再次回归荒野随着教会的壮大，获得社会影响力和财富，讽刺的是，开始出现离开世俗、进入荒野的人们，那就是修道士。初期修道士们寻找沙漠和偏远之地。随着教会受到帝国的保护并获得社会地位，他们担心初期基督教的贫穷、节制、祈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可能会丧失。他们减少拥有，祈祷和工作。后来的西方修道院的重要精神被概括为“祈祷与工作”。修道院不仅仅是宗教设施。在中世纪欧洲，它成为教育、抄写、学术、农业、救助和医疗的空间，在社会动荡时保存书籍和经典，保持学习的火种。在获得权力的教会中，选择再次贫穷的人们出现了。宗教并非仅靠制度生存。总是需要那些将自己重新带回最初的人。 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彼此不同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环境逐渐固化，东正教与西方教会也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西方，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政治秩序动荡，罗马主教的权威进一步增强，罗马教会在宗教、社会稳定、外交、行政和救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皇制度发展，拉丁语成为西方教会的语言。神学、教会法、修道院、教堂、大学和艺术结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罗马天主教的巨大传统。“天主教”（Catholic）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普遍”的意思。然而，西方并不是基督教的全部。在东罗马，即拜占庭世界，另一种巨大的基督教文明正在成长。那里有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等古老教会，在希腊语和希腊哲学的传统中，神学、礼仪、圣像和修道生活、教父思想得到了发展。在西方，罗马主教的普遍权威得到了加强，而在东方，则发展出重视多个总主教共同性和自主性的传统。语言不同，政治利益不同，对教会权威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围绕圣灵的发出，即所谓的“菲利奥克”争论等神学差异也加深了冲突。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传统就这样逐渐疏远。 1054年，东西分裂1054年是东西教会大分裂的象征之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长期冲突以相互逐出教会的形式爆发。然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那一年，曾经近千年的教会就这样一朝一夕地分裂了。东西之间的差异是经过数百年积累而成的，1054年之后关系仍然持续。后来十字军和政治冲突的加入，使分裂更加加深。尽管如此，1054年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西方走上了罗马天主教的道路，而东方的主要教会则走向了今天的东正教。两者信仰同一位耶稣，阅读同一部福音书，并共享初期公会议的重要传统。然而，他们却分裂了。宗教史上的古老悖论在这里显现。为了维护真理的热情，有时转变为排斥彼此的力量。热爱真理与相信我所理解的真理就是全部是不同的。 天主教与东正教，两条古老的河流分裂后，天主教与东正教在不同的文明圈中发展。天主教在西欧中心通过教皇制度、修道院、大学、经院哲学、哥特式教堂、艺术、教育和传教等方式，深深影响了西方文明。东正教则从拜占庭传播到斯拉夫世界，深深扎根于希腊、巴尔干、俄罗斯等东欧多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中。圣像、香火、庄严的礼仪和神秘主义的灵性，塑造了与西方教会不同的基督教面貌。信仰不仅停留在逻辑命题的解释上，更有在神秘中体验的传统。东西的面貌虽然不同，但根源是相同的，那就是耶稣。 中世纪教会，光明愈盛，阴影愈深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国王的权威相抗衡，拥有广阔的土地和财富，并在教育、学术、文化和艺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修道院保存了知识，大学也逐渐兴起。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深入探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方济各则通过贫穷、和平和对造物的爱，提醒富裕的教会回归福音的本初。医院和救助设施相继建立，辉煌的教堂、音乐、艺术和建筑也应运而生。然而，光明愈盛，阴影也愈深。十字军战争、宗教强制和迫害，教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冲突或勾结，出现了贩卖圣职、腐败和权力斗争。耶稣为门徒洗脚，而以他名字命名的教会，有时却拥有比国王更强大的权力。因此，最初的问题又回来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权力可以用来建立学校、建造医院、救助贫困者。然而，未受制约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以宗教的名义就自动变得善良。宗教同样在人的手中运作，而人一旦拥有权力，便总会面临节制的考验。 路德，再次质疑教会1517年，德国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对当时的教会实践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赎罪券的销售。95条论纲成为了巨大的火种。然而，宗教改革的本质并不能仅仅用赎罪券来解释。在其背后，存在着更为根本的问题。人类如何得救？上帝的恩典与人类的信仰之间是什么关系？圣经与教会的权威应如何理解？信仰是为了制度而存在，还是制度是为了信仰而存在？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印刷术迅速传播了改革思想。圣经被翻译成各国语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阅读圣经，问题超越了教会的围墙。再次，质疑的时代开启了。 宗教改革与新教的诞生路德并不是唯一的改革者。茨温利、加尔文等多位改革者相继出现，而在英国则通过另一种政治与宗教过程形成了圣公会传统。西方基督教再次开始分化，新教诞生了。然而，新教也并非一个单一的教会。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相继形成，之后又出现了浸礼宗、卫理公会等多种教派和运动。天主教也发生了变化。通过特伦特公会议，整顿了教义和制度，推动内部改革，耶稣会在教育、学术和世界传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西方的宗教地图，也对教育、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改革并未立即带来和平。宗教战争和迫害接连发生，同样信仰耶稣的人们互相视为敌人，甚至发生悲剧。在这里，我们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信仰无法让人爱他人，那么这信仰又是为了什么？ 福音从一开始就流向东方基督教容易被认为是西方宗教，但它从一开始就是西亚的宗教。起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早期便向叙利亚、波斯，甚至中亚、印度和中国传播。东方基督教的古老道路早已存在。在大航海时代后，天主教传教士以新的方式进入亚洲。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不仅仅传教，还带来了天文学、数学、制图和科学知识，并试图与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对话，学习中文和古典文献。像利玛窦这样的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相遇，创造了西学的书籍，这些书籍也传入了朝鲜。在朝鲜，发生了世界教会历史上罕见的事情。 朝鲜的士大夫们在书中遇见天主韩国天主教的起源非常独特。在许多国家，外国传教士首先进入传播福音并建立教会，而在朝鲜，知识分子们首先阅读书籍。通过研究从中国引入的西学书籍，他们接触到了天文、地理、数学和科学，并在书中遇见了这个陌生的宗教——天主教。他们提出了问题。天主是什么？人为何平等？灵魂是什么？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再次是书籍与问题。犹太教中我们所遇到的古老文明的方式在朝鲜再次重演。新的世界有时比军队更早通过书籍进入。1784年，李承薰在北京受洗，获得了“彼得”的洗名，返回朝鲜。他与李璧等多位知识分子分享信仰，自发形成了信仰共同体。朝鲜天主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教士并不是首先建立教会，而是平信徒知识分子通过阅读和讨论，自发建立了信仰共同体。然而，巨大的冲突很快开始。朝鲜将儒家秩序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根基，尤其是祖先祭祀不仅是个人仪式，更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天主教信仰与祭祀问题发生了冲突，关于身份秩序和平等的新思想也与现有体制产生了紧张。国家权力开始将天主教视为不仅仅是个人信仰，而是可能动摇社会秩序的思想。迫害开始了。 从罗马到朝鲜，再次成为殉道者的宗教历史奇妙地重复着。从罗马受迫害的基督教在欧洲成为了巨大的权力，而当这种基督教进入朝鲜时，又变成了无权者的宗教。信友们经历了信友们的迫害，包括信友们的殉道，王权和军队都不存在，华丽的教堂建筑也没有。对他们来说，只有信仰。2000年前罗马的初期信仰共同体与18、19世纪朝鲜的天主教共同体之间，尽管存在时间和文化的巨大距离，但有一点是相似的。无权者为了保护自己所信仰的东西而不惜生命。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基督教历史的奇妙循环。受迫害的宗教要求自由，而获得权力的宗教有时限制他人的自由。这并不是基督教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和权力都必须铭记的人类历史的古老警示。 爱与权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历史中有圣人和殉道者，也有权力者和征服者。有的人建立了医院，有的人为战争辩护，有的修道士走向贫困，有的神职人员则生活在宫廷和权力附近。有的修道院保存了书籍，而有的宗教权力则压制了不同的思想。有为废除奴隶制而斗争的基督徒，也有利用圣经为奴隶制辩护的基督徒。在同一个十字架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行为？因为信仰宗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欲望会自动消失。宗教一旦进入人类的手中，就会面临权力与欲望的考验。因此，宗教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教会最大的敌人并不总是在教会外。有时，失去最初精神的自己才是最大的危机。 再次回归加利利天主教也始于耶稣，东正教也始于耶稣，新教同样始于耶稣。历史形成了三条大河流，但水源是一个，那就是加利利。那位与贫穷人同吃、向病人伸出援手、为门徒洗脚的耶稣。那么，天主教自我反省的最后标准也应是耶稣，东正教自我反省的标准也应是耶稣，新教同样不例外。在教皇的权威之前，有耶稣；在总主教的传统之前，有耶稣；在牧师和教派之前，也有耶稣。在教堂、教会和修道院之前，首先存在的是爱。制度是为了保护爱而存在，还是爱为了保护制度而牺牲？一旦失去这个问题，宗教就会颠倒目的与手段。 再次回到多石的尤永模，质疑教会而非耶稣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多石尤永模。多石深刻阅读圣经，但警惕停留在制度和形式的信仰。他关注的不是多么频繁地称呼耶稣的名字，而是人如何活出耶稣的道路。自我空虚，降低自己，超越“制那”而升华为真正的“尔那”，朝向“合一”前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最终也站在这个问题面前。建立了多少教堂和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中塑造了怎样的人。获得了多少信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拯救了多少生命。拥有多大的权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股力量保护了谁。在犹太教故事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所获得的力量，正在拯救谁？” 真理·正义·自由追求真理的热情是重要的。然而，当以真理的名义压迫他人时，真理可能变成暴力。建立正义也很重要，但如果以正义的名义为仇恨和复仇辩护，正义就会失去本来的面貌。自由也是如此。如果我有信仰的自由，那么我也要尊重他人以不同方式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如果我要求宗教的自由，那么我也要维护其他宗教的自由。这就是自由。在基督教受迫害的时期，渴望宗教自由。那么，当基督教拥有力量的时代，维护他人的自由，应该是对那段记忆的责任。力量在失去记忆时变得危险。 以爱开始的宗教从加利利开始的小溪流变成了巨大的河流。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再到全世界。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彼得和保罗，遇见了殉道者。在君士坦丁时代，摆脱了迫害，在尼西亚将信仰整理成教义的语言。我们在奥古斯丁那里看到了人类内心的探讨，在修道院中遇见了那些试图从世俗权力中回归荒野的人。曾经统一的教会，经过漫长岁月，东西分裂，成为天主教与东正教。西方教会再次面对路德的质疑，经过宗教改革，诞生了新教。而这条漫长河流的一条支流，经过中国流入朝鲜。朝鲜的士大夫们阅读书籍，提出问题，开始自发信仰。2000年的时间循环回归到最初。一本书和一个问题，以及人类的选择。然而，如今基督教又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问题。过去，教会如何处理帝国的权力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资本、科学与技术的力量如何应对成为了问题。过去，皇帝与教皇的关系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宗教、市场与宗教、科学与宗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成为了新的问题。而人类开始掌握历史上从未拥有过的新力量，那就是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面前，它比人类记忆更多，计算更快，在多个领域超越人类的智力，基督教再次面临根本性的问题。人是什么？灵魂是什么？自由意志与责任是什么？人类的尊严来自于智力吗？如果机器比人类更聪明，那么人类又是什么？而2000年前从加利利开始的最古老的问题再次回归。你能爱吗？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将在2000年来形成的巨大文明中，再次站在耶稣面前。科学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教育与医疗、传教与殖民、战争与和平、韩国基督教的光辉与阴影、气候危机与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尊严，都将被问及。最后，将再次回到多石的“合一”和“尔那”。因为基督教2000年的最后问题，最终与最初的问题并无不同。以爱开始的宗教，今天是否仍在爱？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时，教会将超越权力，回归责任；超越制度，回归人；超越教义，回归生活。然后，福音将再次显现。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改变人类历史的人有很多。曾有建立帝国的国王，征服大陆的将军，以及建立新思想的哲学家和改变世界的科学家。然而，有一个人死后2000年仍对世界数十亿人的生活和文明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那就是拿撒勒的耶稣。 他不是皇帝，没有指挥军队，也没有留下任何书籍。他不是在宫殿中出生，也没有在当时权力中心的罗马活动。他走遍罗马帝国边缘的巴勒斯坦小村庄，向人们讲述，接触病人和贫穷的人，与门徒们共进餐，最终以罗马帝国的刑罚——十字架的方式死去。 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他的生活是失败的。 然而，在他的死后，历史发生了变化。追随他的一个小团体从耶路撒冷扩展到小亚细亚、希腊和罗马。受到迫害的信仰在数百年后成为罗马帝国认可的宗教，并最终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原本统一的教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后分裂为今天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并在16世纪西方教会的宗教改革中，形成了新教这一庞大潮流。 今天我们所称的“基督教”就是包罗万象的一个大名词。 天主教也是基督教，东正教也是基督教，新教也是基督教。尽管在教义、传统、礼拜和教会制度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起源于耶稣基督。 因此，要理解基督教，首先要回到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耶稣。 而要理解耶稣，就必须回到更早的故事。 那就是犹太教。 耶稣是犹太人在基督教历史的开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需要记住。 耶稣是犹太人。 他出生在犹太家庭，阅读犹太教的经典，了解会堂和圣殿。他遵守安息日和逾越节，并根据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语进行教导。他的第一批门徒也是犹太人。 因此，基督教并不是在与犹太教毫无关系的地方突然出现的宗教。它是从亚伯拉罕、摩西、出埃及和西奈山的契约、托拉和先知的长河中出发的。 在前面的犹太教三部曲中，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离去。跟随摩西的出埃及，遇见自由和契约，通过托拉和塔木德探讨问题和学习。最后，我们走到爱因斯坦、诺贝尔奖、金融和企业、人工智能等领域，问道： “你所获得的力量是为了拯救谁？” 基督教的故事正是承接了这个问题。力量是为了谁而使用？耶稣所展示的答案出乎意料。并不是更强的力量，而是爱。 在罗马帝国的边缘耶稣生活的时代，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犹太人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罗马的统治、税收、地方权力和宗教权威错综复杂。 犹太人们在等待。对上帝拯救以色列、恢复正义的期待，弥赛亚的渴望弥漫在时代的空气中。有些人期待政治解放者，有些人则等待宗教的更新。 就在此时，一个人出现在加利利。那就是耶稣。 他没有建立军队，也没有创建推翻罗马的政治组织。相反，他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那就是上帝的国。 这个国家并不仅仅是扩大地图上的领土的帝国。它是一个爱上帝、爱邻居、不忽视贫穷和被压迫的人，从人的内心开始改变生活秩序的国家。 罗马皇帝的国家依靠军队、法律和税收维持，而耶稣所说的国家则是从爱、正义和仁慈开始的。基督教的革命正是在这里开始的。 从加利利开始的革命加利利并不是帝国的中心。与耶路撒冷相比，它是边缘地区。然而，耶稣在这个边缘呼唤人们。 渔夫们跟随了他，税吏也跟随了他，许多无名之辈聚集在一起。女性们也与他同行。他走近病人，与当时被社区视为罪人的人们共进餐。 对耶稣来说，餐桌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和谁一起吃饭展示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在这样的社会中，与被排斥的人同桌就意味着对人性的全新宣言。 人是第一位的。 这并不是说不需要规范。这也不是宣布废除律法。相反，它重新审视律法存在的意义。 人是为了安息日而存在，还是安息日是为了人而存在？宗教是为了拯救人类，还是人类是为了遵守宗教制度而存在？犹太教数千年来延续的问题传统在耶稣这里变得更加根本。 从律法到爱将耶稣的教导简单化为“抛弃律法而选择爱”并不准确。他在犹太教传统中将爱上帝和爱邻居提升为律法的核心。 问题在于停留在律法的字面上而失去其精神。没有杀人并不意味着心中的仇恨就得到正当化；没有通奸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欲望就变得纯洁；表面上虔诚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贪婪和虚伪就会消失。 耶稣更深入地探讨了人类的行为。 那就是心。 如果法律管理人类的行为，那么爱则能感动人类的心。因此，耶稣的宗教革命并不在于消除外部的规则，而在于将外部的规则带入人类的内心。 不要为了让别人看到而行善；不要为了让别人看到而祷告；不要为了让别人看到而禁食。甚至不要将宗教作为自我炫耀的工具。 对人类来说，最困难的革命或许不是改变世界的革命，而是改变自己的革命。 山上宝训，颠覆世界的秩序耶稣的教导最集中地体现在山上宝训中。 从世俗的常识来看，幸福的人是富有的人、拥有权力的人和在战争中获胜的人。然而，耶稣呼唤的是其他人。心灵贫穷的人、悲伤的人、温柔的人、渴望公义和饥饿的人、施予仁慈的人、心灵纯洁的人、缔造和平的人。 力量的等级被颠覆。 其中，最激进的教导或许就是要爱敌人。爱朋友并不困难；对待善待自己的人也很自然。然而，要求爱那些仇恨自己的人，为迫害自己的人祈祷，这与人类的本能相悖。 因此，耶稣的爱并不是感伤的爱。 爱不是软弱，而是超越自我的力量。能够报复却不报复，明明有理由仇恨却不成为仇恨的奴隶，拥有使对方屈服的力量却承认人类的尊严。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爱的困难之处。 黄金法则，人际关系的一句话耶稣的教导中，有一句超越宗教而广为人知的普遍伦理，那就是黄金法则：要像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这看似简单，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 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对自己和他人适用的标准是不同的。对自己的错误寻找理由，而对他人的错误则首先追究责任。对自己的痛苦敏感，而对他人的痛苦却容易麻木。 黄金法则打破了这种双重标准。 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贫穷的人；如果我是生病的人；如果我是外邦人；如果我是战场上的孩子；如果我是需要请求宽恕的人。那么，我希望得到怎样的对待？ 伦理正是从这个位置的转换开始的。 “谁是我的邻居？” 耶稣的比喻中，善良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探讨了爱的界限。一个人遇到强盗倒下，宗教上受人尊敬的人路过却没有施以援手。反而是与当时犹太人关系紧张的撒马利亚人停下了脚步，照顾伤者并承担费用。 耶稣提出的问题并不仅仅停留在善待他人的教训上。谁是我的邻居？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问“谁是我的朋友”之前，我能为谁成为邻居？跨越民族的界限，跨越宗教的界限，跨越阶层的界限，能否因为人类的缘故走近受苦的人？ 即使2000年过去，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过时。 对最小的人耶稣的目光常常投向社会的底层。贫穷的人、病人、饥饿的人、被囚禁的人、外邦人、被社会排斥的人。 基督教在2000年间发展医院、学校、孤儿院、救助机构、慈善和社会福利活动，虽然有多种历史因素，但其深层原因在于耶稣留下的这一伦理。 如何对待最小的人。 这成为评估人类和共同体的一个标准。这与犹太教先知的正义相连。阿摩司谴责践踏贫穷人的权力和财富，而耶稣更进一步，教导说对最小的人所做的就是对自己所做的。 宗教的中心从祭坛转向人类。爱上帝却能仇恨人吗？祷告时能无视饥饿的人吗？在礼拜时能践踏人类的尊严吗？ 这个问题将成为日后基督教历史的审判问题。 宽恕，最困难的力量与爱一样，宽恕也是基督教的一个特征。宽恕并不是将错误视为不存在，也不是放弃正义，更不是强迫受害者遗忘。 宽恕的深层意义在于让人类摆脱仇恨产生的恶性循环。复仇是容易理解的，而宽恕则是困难的。 因此，宽恕需要力量。 无能为力的人什么也做不了，忍耐与宽恕不同。能够报复却不让仇恨主宰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更深层次的宽恕。 在这里，爱与自由相遇。 即使拥有仇恨的自由，也不成为仇恨的奴隶的人，这就是耶稣所展示的自由的一种表现。 走向耶路撒冷然而，谈到爱，世界并不总是以爱来回应。耶稣离开加利利，朝耶路撒冷而去。耶路撒冷有圣殿，有宗教权威，还有罗马的政治权力。 他在圣殿中驱逐做生意的人，进行了象征性的行为，并批评宗教的虚伪。随着周围人们的聚集，他逐渐成为现有秩序的不安分子。在宗教与政治、民众的期待与罗马的统治交织的耶路撒冷，耶稣最终被捕。 在这里，基督教的悖论开始了。 一个相信自己拯救世界的人，最终却在世俗权力面前被处决。 最后的晚餐在面临死亡之际，耶稣与门徒们坐在一起，举行了基督教历史上最著名的餐桌之一——最后的晚餐。在那里，耶稣展示了权力的完全不同的面貌。约翰福音记载他为门徒洗脚。 在当时，洗脚是低下的人所做的事情。然而，老师却在门徒的脚前屈身。伟大的人是站在上面的人，这一世俗秩序被颠覆。越是高位的人，越要服务更多的人。 基督教在此后的历史中是否遵循这一原则是另一个问题。教会也曾拥有权力，有时与世俗权力勾结，甚至在宗教的名义下参与暴力。然而，正因为如此，最后的晚餐的场景显得更加沉重。每当教会地位提升时，都应铭记耶稣屈膝在门徒脚前的身影。 十字架，失败还是胜利耶稣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罗马帝国的十字架刑是残酷的公开处决。这种刑罚不仅肉体上杀死了人，还在社会上羞辱了他。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门徒们四散而去，领袖死去，组织、权力和军队都不存在。然而，基督教却将十字架视为最重要的象征。 这是为什么呢？ 基督教信仰并没有将耶稣的死仅仅视为政治处决，而是在那死亡中发现了人类的罪与救赎、上帝的爱的神学意义。不同的基督教传统用各种语言解释了十字架与救赎的关系，但有一个中心是明确的。 爱是能够付出的。世俗的力量是让对方屈服，而十字架的力量则是自我奉献。 因此，十字架是基督教所说的力量的悖论。在看似最弱的时刻，最强的爱显现出来。 复活，从绝望中重新站起然而，如果耶稣的故事在十字架上结束，基督教就不会诞生。耶稣的门徒们在他死后证实他复活了。复活是历史学与信仰以不同方式接触的领域。历史上可以确认的重要事实是，耶稣死后他的门徒共同体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围绕耶稣复活的信仰重新聚集，并开始传播这一信仰。 在基督教信仰中，复活宣告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 绝望不是终点，失败不是终点，死亡也不是最后的结局。十字架与复活必须同时存在，基督教的悖论才能得以完成。 跨越痛苦走向希望，跨越死亡走向生命，跨越绝望重新开始的人。因此，基督教的历史并不是在坟墓中结束，而是在坟墓中重新开始。 爱是如何成为宗教的耶稣死后，留下了一个小团体。彼得、雅各和其他门徒都在其中。不久后，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那就是保罗。 保罗并不是耶稣生前的门徒，但在将早期耶稣运动扩展到犹太人的界限之外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始于耶路撒冷的信仰经过安提阿，走向小亚细亚、希腊和罗马。 在这里，新的问题开始了。 耶稣是犹太人，为什么基督教却走上了与犹太教不同的道路？加利利的小运动是如何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的？受到迫害的人的宗教是如何成为后来帝国认可的宗教的？ 而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如何发展出东西方的传统，最终导致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裂？在此之后，西方天主教会内又为何发生了路德宗的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当基督教获得权力时，耶稣的爱又如何变化？ 这些问题将在基督教故事的第二部分中探讨。 爱的革命然而，在审视教会2000年的历史之前，我们必须再次回到耶稣身上。他留下的是什么？并不是宏伟的教堂，也不是教皇宫，也不是神学院或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都尚未存在。留下的只有人与几句言语，以及一种生活。 爱上帝。 爱邻居。 甚至爱敌人。 宽恕。 不要忽视最小的人。 要像希望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 想要升高，就要服务。 这些话简单，但实践却困难。因此，这是一场历经2000年仍未结束的革命。 多石兀永模，重新阅读耶稣。 在这里，我想起了韩国的多石兀永模。他是基督徒，但并没有停留在简单重复西方基督教的层面。他试图在东方的思维和韩语的深度中重新阅读圣经。 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将耶稣视为崇拜的对象，而是人类如何活出耶稣所走的道路。多石所说的“一个”并不是人类可以拥有的对象，而是人类在自我空虚中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尔那”同样是超越被欲望和自我束缚的“制那”，走向真实自我的道路。 耶稣的上帝与多石的“一个”并不能简单地等同。基督教神学与多石的思想也不能强行结合。然而，耶稣的自我空虚与多石的超越自我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共鸣。 只有在自我空虚时，才能为他人留出空间。只有在自我降低时，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爱最终是超越自我中心的事情。 真理·正义·自由在犹太教中，真理是通过提问来寻找的。在基督教的第一章中，真理与爱相遇。然而，爱并不是对真相的逃避。对不公沉默并不能算爱，忽视弱者的痛苦而口头上谈论爱也不行。 因此，爱需要正义。正义如果失去爱，也容易变成冷酷的审判。而爱与正义只有在自由的人身上才能真正实现。成为金钱的奴隶、权力的奴隶、仇恨的奴隶的人，难以真正去爱。 真理、正义与自由最终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心是人类。最终是爱。在犹太教三部曲的最后，问道： “你所获得的力量是为了拯救谁？” 基督教的第一个故事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力量应当为爱而存在。然而，这里的爱并不是软弱的情感。 是向病人伸出援手的力量，是与被排斥者同桌的勇气，是超越仇恨本能的克制。是高位者为低位者洗脚的谦卑，是能够为他人生命付出自己所拥有的决心。 亚伯拉罕离开了。摩西走向自由。先知们呼喊正义。犹太人举起书本提问。然后，在加利利，一个人出现了，宣告： “要爱。” 不仅仅是爱最亲近的人，而是爱陌生人，爱最小的人，最终甚至爱敌人。这在2000年前就已经困难。 而今天，更加困难。 即使人工智能在知识上超越人类，判断速度更快，这仍将是最困难的事情。机器或许能够超越人类的智力。然而，机器是否能够代替人类为他人降低自己、宽恕、分享和爱，这仍然是未知。 因此，随着智能时代的深入，爱的意义反而愈加重要。仅凭知识无法完成文明。仅凭力量无法使人伟大。 没有爱的真理可能成为暴力，没有爱的正义可能成为复仇，没有爱的自由可能成为欲望的另一种名称。 耶稣没有坐上王座，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留下军队，而是留下了门徒。他没有留下财富，而是留下了问题。 “你爱谁？” 这个问题从加利利开始，经过耶路撒冷，走向罗马，跨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在这条道路上，教会有时实践了爱，有时背叛了爱。照顾贫穷的人，也曾与权力勾结。创造和平，也曾参与战争。 这2000年辉煌与阴影的历史，正等待我们去探讨。 耶稣的爱是如何成为教会的？而更困难的问题在于，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 基督教故事的第二部分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 从耶路撒冷到罗马，从迫害到帝国，从一个教会到东西方，从天主教与东正教，再到宗教改革与新教。 当爱成为制度，信仰成为文明的那一刻，人类再次面临考验。2000年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与最痛苦的过失都在这条道路上。 最终，我们必须回到耶稣留下的第一个问题。 不是你升得多高，而是你能爱到多低。 这就是从加利利开始的爱的革命留给今天人类的课题。

一名30多岁的教会教师因对未成年弟子实施数十次性侵犯罪，二审仍被判处六年监禁。 根据联合新闻的报道，水原高等法院刑事第一部（审判长：申炫日）于16日对被控违反《儿童及青少年性保护法》（利用权势等强奸）的一名教师A判处与一审相同的六年监禁。 二审法庭指出：“被告在本次审理中承认了犯罪事实，并为受害者提供了3000万韩元的赔偿金，但受害者仍在承受痛苦，并请求严惩被告，且已表示拒绝接受赔偿金。” 法庭进一步表示：“考虑到犯罪手法、次数和持续时间等因素，罪行性质极为恶劣，且没有改变一审判决的理由，其他量刑条件在一审中已充分考虑。” 早在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期间，A在其任教的教会中，利用权势对当时17岁的高中生受害者实施了数十次强奸或未遂，并进行了类似的性行为。 调查显示，A利用受害者家庭条件不佳、缺乏父母关爱而依赖教会的弱点进行接触。 在一审过程中，A的辩护方以“我们是相爱的关系”为由否认指控。 然而，一审法庭依据受害者当时所写的日记，详细记录了犯罪经过、内心痛苦及对被告的恐惧，驳回了辩护方的主张。 一审判决比检方请求的五年监禁更重，判处六年监禁，并要求参加40小时的性暴力治疗项目和五年的就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