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从先知到哈里发，从阿里与侯赛因到逊尼与什叶，在大马士革与巴格达的辉煌知识文明中……当信仰与人类权力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在伊斯兰教故事的第一部分中，我们来到了阿拉伯沙漠的希拉山洞。这里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接受的第一道启示的起点，随后我们跟随他走过麦加和麦地那，了解古兰经、乌玛以及伊斯兰的五大支柱。在这段漫长的旅程结束时，留下了一个问题。 “人类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穆罕默德传达的答案是明确的。神是唯一的，人不是神。人类必须在真主面前放下自己的傲慢。金钱、权力和贫困都不能成为人类崇拜的绝对者，人类也不应坐在神的位置上。 然而，当人类被教导在神面前放下傲慢的教义进入人类历史的那一刻，另一个问题开始出现。 谁来解读神的意志？社区由谁来领导？领导者的权威来自哪里？信仰与政治能融合到何种程度？而那些以神的名义获得权力的人又该如何使用这份权力？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这些问题不再是哲学上的疑问，而成为了现实。 先知已去，社区仍在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最后一位先知。因此，在他去世后，不可能再出现另一位先知来领导社区。然而，尽管先知离去，社区依然存在。信仰共同体乌玛需要有人来领导。 在这里，伊斯兰历史上最古老、最深刻的问题开始了。谁将继承穆罕默德的地位？ 在早期社区中，阿布·巴克尔被选为第一位哈里发，随后是乌马尔、乌斯曼和阿里。逊尼伊斯兰通常将他们称为“正统哈里发”。 然而，问题并不简单。 穆罕默德的表弟、女婿阿里与他的女儿法蒂玛结婚，形成了一种认为社区的领导权应当传承给先知的家族及与其有特殊关系的阿里及其后代的思潮。 “什叶”这个名字也源于“阿里的党派”，即追随阿里的人。相对而言，逊尼传统则重视先知的逊拿和社区的传统，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领导权的正当性。今天的逊尼与什叶并不是在穆罕默德去世的那一天就完成的。关于继承与政治权力的冲突经过数十年和数个世纪的演变，因神学、法律和宗教记忆的差异而加深。 最初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问题变成了宗教问题。 “谁应成为领导者？”这一问题转变为“谁拥有正当性来领导信仰共同体？” 这是宗教与权力相遇的第一个分水岭。 阿里，权力的中心 阿里是穆罕默德非常亲近的人物。他是穆罕默德的表弟和女婿，也是最早接受伊斯兰的人之一。 然而，阿里成为哈里发的过程并不顺利。他经历了阿布·巴克尔、乌马尔和乌斯曼，直到656年才终于成为第四位哈里发，但他继承的社区已经因政治冲突而动荡不安。 围绕乌斯曼之死的责任问题和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导致伊斯兰共同体内部发生武力冲突，阿里的统治在内战中持续。 最终，阿里于661年被刺杀。神是唯一的，古兰经也是唯一的，先知也是一位。 然而，人类却分裂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宗教史上一个古老的悖论。信仰是统一的，但人类的利益却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阅读同一本经典，政治判断也未必相同。 在基督教中，信仰同一位耶稣的人因教义和权力而分裂，佛教也分为多个宗派，儒教则根据时代和地区形成不同的学派。 宗教宣扬统一，但人类却不断分裂。问题不在于差异本身，而在于将差异转化为敌意和暴力的人类欲望。 卡尔巴拉，死亡成为记忆 阿里去世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乌马亚王朝，首都设在大马士革。然而，支持阿里家族正统性的人们的问题并没有结束。 680年，伊斯兰历史上发生了一起不可磨灭的事件。 卡尔巴拉。 在今天的伊拉克卡尔巴拉，阿里与法蒂玛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被乌马亚军队杀害。侯赛因及其随行人员的死亡不仅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更成为形成什叶伊斯兰信仰和集体记忆的决定性事件。卡尔巴拉在什叶传统中成为象征压迫与正义抗争的牺牲之地，侯赛因的死至今通过阿舒拉节被铭记。 一个人的死亡成为了一种宗教记忆。 历史并非仅由胜者的记录存活，有时失败者的死亡更为长久。 拥有权力的人留下了王朝，而被牺牲的人则留下了精神。 因此，卡尔巴拉在伊斯兰历史中不仅仅是一场古老的战斗。它是权力与正义、正统性与牺牲的记忆的浓缩。为什么在以神的名义建立的共同体中，神的先知的外孙必须死去？ 这个问题在1300多年间从未消失。 逊尼与什叶，两个大流派 此后，逊尼与什叶发展成为构成伊斯兰的两个主要流派。然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宗教”。 这两个传统都以古兰经为核心经典，信仰穆罕默德为先知，并承认阿拉的唯一性。在祷告、禁食、施舍和朝觐等基本信仰生活中也有许多共同点。 然而，在理解宗教权威、领导力和历史记忆的方式上却存在重要差异。 在逊尼传统中，古兰经、先知的逊拿、社区的传承和法学传统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什叶传统中，则发展出赋予阿里及其后代伊玛目特殊宗教权威的思想。尤其在今天最大的什叶派流派——十二伊玛目派中，阿里所传承的十二位伊玛目的谱系具有核心意义。 但在这里也需要注意。 逊尼世界并非只有一种思想，什叶世界也并非只有一种思想。伊斯兰内部存在多种法学派、神学派、哲学传统和灵性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14世纪的伊斯兰无法用一个词来描述的原因。 乌马亚，信仰成为帝国 当穆罕默德在麦加首次传达启示时，他的共同体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派。 然而，仅仅几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在乌马亚王朝时期，伊斯兰的政治领域扩展到阿拉伯以外，覆盖了西亚、北非、中亚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广阔地区。 一个起源于沙漠的宗教拥有了帝国。 在这里，我们再次面对在基督教历史中遇到的问题：一个被迫害的宗教获得权力后会发生什么？ 早期基督教长期处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和权力之外，经过君士坦丁时代后获得了帝国的保护，随后面临着帝国与教会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伊斯兰的过程则有所不同。穆罕默德本人在麦地那既是宗教领袖也是社区的政治领袖，因此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更加紧密。 然而，问题是相同的。获得权力的宗教将如何使用这份力量？ 阿巴斯，巴格达的崛起 8世纪中叶，乌马亚王朝崩溃，阿巴斯王朝崛起。阿巴斯王朝以穆罕默德的叔叔阿巴斯的后裔自居，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转移到东方。 新的中心是巴格达。 巴格达成为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的城市之一。 伊斯兰不再局限于阿拉伯人的世界。波斯、中亚、希腊和印度等多种文明的知识与文化开始在伊斯兰世界中相遇。阿巴斯时代的巴格达成为不同语言、宗教和学术交汇的巨大知识市场。阿巴斯王朝在8至9世纪迎来了政治与文化的鼎盛时期。 剑可以扩展领土，但创造文明的并不仅仅是剑。书籍是必要的，问题是必要的，翻译是必要的，谦逊地向其他文明学习也是必要的。 巴格达，知识的汇聚 在阿巴斯时代，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波斯的行政与文化、印度的数学与天文学等多种知识传统被翻译并研究成阿拉伯语。 通常被称为“智慧之屋”的巴伊特·阿尔-希克马象征着这一时期巴格达的翻译与学术活动。然而，今天的学术界也讨论，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现代国家翻译大学。重要的是在巴格达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形成的翻译、研究和资助的巨大知识生态系统。 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传统、医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与波斯和印度的知识相结合。 伊斯兰文明的力量不仅在于接受其他文明的知识，还在于对所接受知识的再发展。 阿尔-卡瓦里兹米，算法的远祖 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天使用的一个词是“算法”。这个词的历史背后有9世纪学者阿尔-卡瓦里兹米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传入拉丁语的过程中，成为了“算法”一词的词源，而他数学著作中的“代数(al-jabr)”则演变成了今天的“代数学(algebra)”。 1400年前起源于沙漠的宗教，几世纪后成为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哲学发展的文明土壤之一。 这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宗教如果阻止问题的提出，知识就会枯竭。然而，当宗教与人类理解世界的问题相遇时，文明才能得以发展。 不仅仅是阿尔-卡瓦里兹米。伊本·西那在医学和哲学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后来伊本·鲁西德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对伊斯兰世界以及拉丁中世纪哲学产生了影响。伊本·鲁西德也是一位同时学习法学、医学和哲学的人。 信仰与理性一定要对立吗？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并未简单地允许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 知识无国界 在希腊产生的知识被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些知识经过伊斯兰学者的研究后又被翻译成拉丁语传入欧洲。 印度的数字体系也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文明并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属物，知识没有国界。 从东方流向西方，再从西方回到东方。一个时代的学生成为下一个时代的老师，一个文明的翻译者成为下一个文明的创造者。 这就是我们将“亚洲的灵性”视为宗教故事同时也是文明故事的原因。 一旦认为真理是独占的，文明就会闭合。然而，一旦认为他人也有值得学习的东西，文明就会开放。 沙里亚，法律还是生活之道 谈论伊斯兰时，沙里亚是不可或缺的。 如今，在非伊斯兰世界中提到沙里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惩罚或严格的宗教法。然而，从历史上看，沙里亚的涵盖范围远比这要广泛。 它是涵盖礼拜、禁食、婚姻与家庭、继承与契约、商业与施舍、个人伦理与共同生活的生活规范之道。 古兰经是最重要的基础，穆罕默德的言行传承的逊拿和哈迪斯也是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共识（伊智玛）和推理（基亚斯）等法学方法得以发展，逊尼伊斯兰内部也形成了多个法学派。 在这里必须区分的是，沙里亚与法学（菲克）并不完全相同。 沙里亚指的是神所指示的正确之道的理想与规范层面，而法学则是指人类法学家对经典和传承的解读所形成的具体判断及其结果。 虽然沙里亚表达了神的意志，但解读的人是人类。 这正是宗教法的伟大与危险同时存在的地方。一旦将人的解读与神本身等同，问题就会停止。 信仰与理性 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更困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当启示与理性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处理？哲学的界限在哪里？人类的自由意志有多大？神是否预先决定了一切？ 人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围绕这些问题，许多神学家和哲学家展开了辩论。 有的人强调理性，有的人则更重视启示与传统。阿尔-加扎利与伊本·鲁西德等伟大思想家的争论也可以在这种紧张关系中理解。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谁最终获胜，而是提出了问题。伟大的文明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文明，而是一个不惧怕好问题的文明。 文明的光芒背后的阴影 然而，我们不应仅仅浪漫化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帝国就是帝国。 围绕权力的暗杀与清洗、王朝之间的战争，以及宗教与政治少数群体并不总是享有平等地位的情况都存在。知识与宽容的时代存在，但压迫与冲突的时代也同样存在。 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兰统治下被承认为“圣经之人”，在某些时期和地区能够维持自己的共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公民平等。不同的时代、王朝和地区条件与待遇各不相同。 用今天的标准简单地审判历史是危险的，但美化过去同样不是事实。 光明应当如实看待，阴影也应当如实看待。这是基本原则与常识。 刀与书 在观察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时，两个象征浮现出来。刀与书。 刀扩展了帝国的领土，而书则拓宽了文明的世界。用刀获得的领土可能会在某天失去，但用书获得的知识则会流向其他文明，重新复兴。乌马亚的领土消失了，阿巴斯的帝国也消失了。 然而，阿尔-卡瓦里兹米的数学在今天的计算机中留下了痕迹，伊本·西那和伊本·鲁西德提出的问题成为世界智慧史的一部分。 那么，文明真正的力量在哪里？ 是征服的力量吗？还是思考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我们面前依然存在。 再次回到人类身上 在结束伊斯兰教的第二个故事时，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服从神意味着什么？是以神的名义使他人服从，还是在神面前先降低自己？是以宗教的名义获得权力，还是在拥有权力时克制这份力量？” 借用达锡克的话，问题变得更加简单。 是“自我”掌握权力，还是“真我”来管理权力？ 当人类开始将自己的欲望误认为是神的旨意时，宗教就变得危险。相反，当承认存在比自己拥有的权力更高的真理与正义时，权力才能得到克制。 从沙漠的希拉山开始的第一个故事是从傲慢走向谦卑的道路。 第二个故事则展示了在权力面前谦卑是多么困难。 那么，第三个故事该走向何方？ 应该从权力回归心灵，从法律走向灵性，从帝国回归到一个人的内心。 在那里，我们将遇到苏菲们。 与拉比亚相遇，与阿尔-加扎利相遇，最终与鲁米相遇。问自己是否可以不仅仅以恐惧来侍奉神，重新审视圣战的意义，穿越殖民主义与现代化、女性与人权、极端主义与战争，最终与今天的伊斯兰相遇。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将再次提问。 在一个创造出比人类更了解更多、判断更快的机器的时代，人的灵性在哪里？ 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故事中提问：“人类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在第二个故事中提问：“当信仰与人类权力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现在在第三个故事中，最后要问的是：“服从神的信仰，最终能否使人类更加和平？” 从沙漠开始的道路，经过帝国，再次指向人类的内心。 在那里，我们将遇到伊斯兰的第三个面孔，灵性。

在加利利开始的是爱。耶稣没有军队，没有领土，没有宫殿，也没有管理帝国的官员，更没有留给后世的财富。他留下的只是与人们的几句言语，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爱上帝，爱邻居，甚至爱敌人。不要忽视最微小的人。想要升高，就要先降低；想要被服侍，就要先去服侍。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一切应该就此结束。领导者被处决，门徒们四散而去。然而，这并没有结束。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们重新聚集，这个小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教会超越城市和国界。在迫害中，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最终成为皇帝认可的宗教，并在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爱成为了信仰，信仰成为了共同体，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成为了制度，成为了文明。就在那一刻，基督教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开始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 彼得与保罗，教会踏上征途耶稣离开后，初期耶路撒冷共同体的中心是彼得。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会跟随耶稣到底，但在关键时刻却三次否认了他。他害怕，跌倒，失败。但他又重新站了起来。这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教会并不是由完美的人组成的团体开始的，而是一个跌倒、悔恨并重新开始的人类共同体。彼得在初期耶路撒冷教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后来的西方教会将彼得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视为罗马主教和教皇职传统的重要根基。然而，要理解初期基督教如何超越耶路撒冷的围墙走向世界，还需要认识另一个人，那就是保罗。他在耶稣生前并不是门徒，起初反对跟随耶稣的人，但在经历了戏剧性的皈依后，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教士之一。保罗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将对耶稣的信仰扩展到犹太人的界限之外，进入异教世界。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再到罗马，开辟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初期共同体面临了重要的问题。跟随耶稣是否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是否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外邦人是否也能直接成为基督共同体的一员？在初期共同体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随着外邦人传教之路的开启，耶稣运动逐渐超越了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流派，开始成长为独立的世界宗教。犹太教通过散居将书籍和问题带到了世界各地，而初期基督徒则利用罗马帝国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和通用语言传播福音。传教士们走上了帝国为征服和统治而修建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悖论。 受迫害的教会与帝国相遇初期基督徒并不是强者。虽然罗马帝国在各个时代和地区对基督徒的迫害强度不一，但在多个皇帝和时期，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压制。拒绝皇帝崇拜和多神教公共仪式的基督徒态度，有时被视为对帝国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挑战，导致了殉道者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教会的力量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见证。人们认为可以杀死他们，但无法夺走他们的信仰。强大的帝国与无权的信仰共同体相遇。然而，历史却发生了逆转。在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时代，基督教历史的巨大转折开始了。313年，通过所谓的米兰敕令，宗教宽容制度性地扩大，基督教摆脱了长期的迫害，获得了公开信仰的机会。教会得以建立，社区得以制度性地发展。这对基督徒来说是解放。然而，所有的解放都伴随着新的责任。受迫害的教会开始受到皇帝的保护，教会与权力之间出现了全新的问题。权力是保护教会，还是教会为权力辩护？皇帝的权力到哪里，主教的权威又到哪里？从加利利开始的爱的共同体开始接近帝国的宫廷。基督教不再是受害者的宗教。它开始拥有自己的力量，并被问及如何使用这股力量。 尼西亚，信仰成为教义公元325年，君士坦丁皇帝在尼西亚召集了多个地区的主教，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如何理解耶稣基督的激烈神学争论。圣子是受造物吗？与圣父的关系是什么？教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奠定了尼西亚信经的基础，形成了后来发展为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神学语言。这是信仰成为教义的时刻。为了说明共同体所信仰的内容，需要语言和标准。然而，标准一旦产生，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来决定正统？谁来界定异端？为了维护真理，教会的权威可以行使到何种程度？以爱开始的共同体为了保存真理而建立了制度，而这个制度也可能再次成为权力。贯穿基督教2000年的古老紧张关系在这里开始显现。 奥古斯丁，关注人类内心要理解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无法绕过奥古斯丁。他是北非希波的主教，年轻时经历了欲望与迷茫，经过漫长的智力与精神旅程后回归基督教信仰。他的关注点转向人类的内心。人类明知善却为何行恶？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为何成为欲望的奴隶？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历史又将走向何方？在罗马动荡的时代，他通过《上帝之城》区分了地上的国家与上帝的国度。世俗的帝国并非永恒，罗马也可能会崩溃。人类常常将眼前的权力误认为永恒，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神，这是他巨大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热爱国家与将国家神化是不同的。宗教参与社会与宗教本身成为权力也是不同的。 修道院，再次回归荒野随着教会的壮大，获得社会影响力和财富，讽刺的是，开始出现离开世俗、进入荒野的人们，那就是修道士。初期修道士们寻找沙漠和偏远之地。随着教会受到帝国的保护并获得社会地位，他们担心初期基督教的贫穷、节制、祈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可能会丧失。他们减少拥有，祈祷和工作。后来的西方修道院的重要精神被概括为“祈祷与工作”。修道院不仅仅是宗教设施。在中世纪欧洲，它成为教育、抄写、学术、农业、救助和医疗的空间，在社会动荡时保存书籍和经典，保持学习的火种。在获得权力的教会中，选择再次贫穷的人们出现了。宗教并非仅靠制度生存。总是需要那些将自己重新带回最初的人。 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彼此不同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环境逐渐固化，东正教与西方教会也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西方，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政治秩序动荡，罗马主教的权威进一步增强，罗马教会在宗教、社会稳定、外交、行政和救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皇制度发展，拉丁语成为西方教会的语言。神学、教会法、修道院、教堂、大学和艺术结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罗马天主教的巨大传统。“天主教”（Catholic）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普遍”的意思。然而，西方并不是基督教的全部。在东罗马，即拜占庭世界，另一种巨大的基督教文明正在成长。那里有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等古老教会，在希腊语和希腊哲学的传统中，神学、礼仪、圣像和修道生活、教父思想得到了发展。在西方，罗马主教的普遍权威得到了加强，而在东方，则发展出重视多个总主教共同性和自主性的传统。语言不同，政治利益不同，对教会权威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围绕圣灵的发出，即所谓的“菲利奥克”争论等神学差异也加深了冲突。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传统就这样逐渐疏远。 1054年，东西分裂1054年是东西教会大分裂的象征之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长期冲突以相互逐出教会的形式爆发。然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那一年，曾经近千年的教会就这样一朝一夕地分裂了。东西之间的差异是经过数百年积累而成的，1054年之后关系仍然持续。后来十字军和政治冲突的加入，使分裂更加加深。尽管如此，1054年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西方走上了罗马天主教的道路，而东方的主要教会则走向了今天的东正教。两者信仰同一位耶稣，阅读同一部福音书，并共享初期公会议的重要传统。然而，他们却分裂了。宗教史上的古老悖论在这里显现。为了维护真理的热情，有时转变为排斥彼此的力量。热爱真理与相信我所理解的真理就是全部是不同的。 天主教与东正教，两条古老的河流分裂后，天主教与东正教在不同的文明圈中发展。天主教在西欧中心通过教皇制度、修道院、大学、经院哲学、哥特式教堂、艺术、教育和传教等方式，深深影响了西方文明。东正教则从拜占庭传播到斯拉夫世界，深深扎根于希腊、巴尔干、俄罗斯等东欧多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中。圣像、香火、庄严的礼仪和神秘主义的灵性，塑造了与西方教会不同的基督教面貌。信仰不仅停留在逻辑命题的解释上，更有在神秘中体验的传统。东西的面貌虽然不同，但根源是相同的，那就是耶稣。 中世纪教会，光明愈盛，阴影愈深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国王的权威相抗衡，拥有广阔的土地和财富，并在教育、学术、文化和艺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修道院保存了知识，大学也逐渐兴起。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深入探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方济各则通过贫穷、和平和对造物的爱，提醒富裕的教会回归福音的本初。医院和救助设施相继建立，辉煌的教堂、音乐、艺术和建筑也应运而生。然而，光明愈盛，阴影也愈深。十字军战争、宗教强制和迫害，教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冲突或勾结，出现了贩卖圣职、腐败和权力斗争。耶稣为门徒洗脚，而以他名字命名的教会，有时却拥有比国王更强大的权力。因此，最初的问题又回来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权力可以用来建立学校、建造医院、救助贫困者。然而，未受制约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以宗教的名义就自动变得善良。宗教同样在人的手中运作，而人一旦拥有权力，便总会面临节制的考验。 路德，再次质疑教会1517年，德国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对当时的教会实践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赎罪券的销售。95条论纲成为了巨大的火种。然而，宗教改革的本质并不能仅仅用赎罪券来解释。在其背后，存在着更为根本的问题。人类如何得救？上帝的恩典与人类的信仰之间是什么关系？圣经与教会的权威应如何理解？信仰是为了制度而存在，还是制度是为了信仰而存在？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印刷术迅速传播了改革思想。圣经被翻译成各国语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阅读圣经，问题超越了教会的围墙。再次，质疑的时代开启了。 宗教改革与新教的诞生路德并不是唯一的改革者。茨温利、加尔文等多位改革者相继出现，而在英国则通过另一种政治与宗教过程形成了圣公会传统。西方基督教再次开始分化，新教诞生了。然而，新教也并非一个单一的教会。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相继形成，之后又出现了浸礼宗、卫理公会等多种教派和运动。天主教也发生了变化。通过特伦特公会议，整顿了教义和制度，推动内部改革，耶稣会在教育、学术和世界传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西方的宗教地图，也对教育、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改革并未立即带来和平。宗教战争和迫害接连发生，同样信仰耶稣的人们互相视为敌人，甚至发生悲剧。在这里，我们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信仰无法让人爱他人，那么这信仰又是为了什么？ 福音从一开始就流向东方基督教容易被认为是西方宗教，但它从一开始就是西亚的宗教。起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早期便向叙利亚、波斯，甚至中亚、印度和中国传播。东方基督教的古老道路早已存在。在大航海时代后，天主教传教士以新的方式进入亚洲。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不仅仅传教，还带来了天文学、数学、制图和科学知识，并试图与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对话，学习中文和古典文献。像利玛窦这样的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相遇，创造了西学的书籍，这些书籍也传入了朝鲜。在朝鲜，发生了世界教会历史上罕见的事情。 朝鲜的士大夫们在书中遇见天主韩国天主教的起源非常独特。在许多国家，外国传教士首先进入传播福音并建立教会，而在朝鲜，知识分子们首先阅读书籍。通过研究从中国引入的西学书籍，他们接触到了天文、地理、数学和科学，并在书中遇见了这个陌生的宗教——天主教。他们提出了问题。天主是什么？人为何平等？灵魂是什么？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再次是书籍与问题。犹太教中我们所遇到的古老文明的方式在朝鲜再次重演。新的世界有时比军队更早通过书籍进入。1784年，李承薰在北京受洗，获得了“彼得”的洗名，返回朝鲜。他与李璧等多位知识分子分享信仰，自发形成了信仰共同体。朝鲜天主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教士并不是首先建立教会，而是平信徒知识分子通过阅读和讨论，自发建立了信仰共同体。然而，巨大的冲突很快开始。朝鲜将儒家秩序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根基，尤其是祖先祭祀不仅是个人仪式，更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天主教信仰与祭祀问题发生了冲突，关于身份秩序和平等的新思想也与现有体制产生了紧张。国家权力开始将天主教视为不仅仅是个人信仰，而是可能动摇社会秩序的思想。迫害开始了。 从罗马到朝鲜，再次成为殉道者的宗教历史奇妙地重复着。从罗马受迫害的基督教在欧洲成为了巨大的权力，而当这种基督教进入朝鲜时，又变成了无权者的宗教。信友们经历了信友们的迫害，包括信友们的殉道，王权和军队都不存在，华丽的教堂建筑也没有。对他们来说，只有信仰。2000年前罗马的初期信仰共同体与18、19世纪朝鲜的天主教共同体之间，尽管存在时间和文化的巨大距离，但有一点是相似的。无权者为了保护自己所信仰的东西而不惜生命。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基督教历史的奇妙循环。受迫害的宗教要求自由，而获得权力的宗教有时限制他人的自由。这并不是基督教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和权力都必须铭记的人类历史的古老警示。 爱与权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历史中有圣人和殉道者，也有权力者和征服者。有的人建立了医院，有的人为战争辩护，有的修道士走向贫困，有的神职人员则生活在宫廷和权力附近。有的修道院保存了书籍，而有的宗教权力则压制了不同的思想。有为废除奴隶制而斗争的基督徒，也有利用圣经为奴隶制辩护的基督徒。在同一个十字架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行为？因为信仰宗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欲望会自动消失。宗教一旦进入人类的手中，就会面临权力与欲望的考验。因此，宗教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教会最大的敌人并不总是在教会外。有时，失去最初精神的自己才是最大的危机。 再次回归加利利天主教也始于耶稣，东正教也始于耶稣，新教同样始于耶稣。历史形成了三条大河流，但水源是一个，那就是加利利。那位与贫穷人同吃、向病人伸出援手、为门徒洗脚的耶稣。那么，天主教自我反省的最后标准也应是耶稣，东正教自我反省的标准也应是耶稣，新教同样不例外。在教皇的权威之前，有耶稣；在总主教的传统之前，有耶稣；在牧师和教派之前，也有耶稣。在教堂、教会和修道院之前，首先存在的是爱。制度是为了保护爱而存在，还是爱为了保护制度而牺牲？一旦失去这个问题，宗教就会颠倒目的与手段。 再次回到多石的尤永模，质疑教会而非耶稣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多石尤永模。多石深刻阅读圣经，但警惕停留在制度和形式的信仰。他关注的不是多么频繁地称呼耶稣的名字，而是人如何活出耶稣的道路。自我空虚，降低自己，超越“制那”而升华为真正的“尔那”，朝向“合一”前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最终也站在这个问题面前。建立了多少教堂和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中塑造了怎样的人。获得了多少信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拯救了多少生命。拥有多大的权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股力量保护了谁。在犹太教故事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所获得的力量，正在拯救谁？” 真理·正义·自由追求真理的热情是重要的。然而，当以真理的名义压迫他人时，真理可能变成暴力。建立正义也很重要，但如果以正义的名义为仇恨和复仇辩护，正义就会失去本来的面貌。自由也是如此。如果我有信仰的自由，那么我也要尊重他人以不同方式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如果我要求宗教的自由，那么我也要维护其他宗教的自由。这就是自由。在基督教受迫害的时期，渴望宗教自由。那么，当基督教拥有力量的时代，维护他人的自由，应该是对那段记忆的责任。力量在失去记忆时变得危险。 以爱开始的宗教从加利利开始的小溪流变成了巨大的河流。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再到全世界。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彼得和保罗，遇见了殉道者。在君士坦丁时代，摆脱了迫害，在尼西亚将信仰整理成教义的语言。我们在奥古斯丁那里看到了人类内心的探讨，在修道院中遇见了那些试图从世俗权力中回归荒野的人。曾经统一的教会，经过漫长岁月，东西分裂，成为天主教与东正教。西方教会再次面对路德的质疑，经过宗教改革，诞生了新教。而这条漫长河流的一条支流，经过中国流入朝鲜。朝鲜的士大夫们阅读书籍，提出问题，开始自发信仰。2000年的时间循环回归到最初。一本书和一个问题，以及人类的选择。然而，如今基督教又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问题。过去，教会如何处理帝国的权力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资本、科学与技术的力量如何应对成为了问题。过去，皇帝与教皇的关系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宗教、市场与宗教、科学与宗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成为了新的问题。而人类开始掌握历史上从未拥有过的新力量，那就是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面前，它比人类记忆更多，计算更快，在多个领域超越人类的智力，基督教再次面临根本性的问题。人是什么？灵魂是什么？自由意志与责任是什么？人类的尊严来自于智力吗？如果机器比人类更聪明，那么人类又是什么？而2000年前从加利利开始的最古老的问题再次回归。你能爱吗？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将在2000年来形成的巨大文明中，再次站在耶稣面前。科学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教育与医疗、传教与殖民、战争与和平、韩国基督教的光辉与阴影、气候危机与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尊严，都将被问及。最后，将再次回到多石的“合一”和“尔那”。因为基督教2000年的最后问题，最终与最初的问题并无不同。以爱开始的宗教，今天是否仍在爱？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时，教会将超越权力，回归责任；超越制度，回归人；超越教义，回归生活。然后，福音将再次显现。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