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2020年后上市企业创始人前100名所持股票价值规模达22.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124亿元）。 15日，企业数据研究所CEO Score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以后上市的企业创始人所持股票价值（以9月底数据为准）前100名人士为22.4836万亿韩元，此次调查对象剔除从父母处继承股份或企业的情况。 位居榜首的是HYBE董事会主席房时赫，持有HYBE公司31.6%的股份，估价为3.4983万亿韩元，相当于前100名股票新晋富豪所持股价的15.6%。 化妆品生产企业APR创始人金秉勋排名第2位，所持股价2.9884万亿韩元，游戏企业魁匠团（Krafton）议长张炳圭（音）以2.0866万亿韩元的股票价值排名第3位。 前100名股票富豪中，女性仅有2人，分别为Prestige Biopharma会长朴素妍（音）和Inventage Lab代表金周熙（音）。在凭借创业跻身新股票富豪前100名的企业家中，已知学历的92人出身高校及专业分析结果显示，毕业于首尔大学的最多，为15人。其次依次为延世大学（8人）、韩国科学技术院（6人）、汉阳大学（5人）、高丽大学/庆熙大学（4人）。66人毕业于理工科专业，其后依次为经商专业（14人）、人文专业（5人）、医药学专业（4人）和其他专业（3人）。

“文凭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这句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精准折射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200万人。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内需增长乏力与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压力之下，市场吸纳青年就业的能力持续减弱，就业信心亦呈下滑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全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5%，创近12个月最低水平，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显示出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着毕业季来临，超过1222万名应届毕业生集中涌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岗位竞争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青年选择以“缓就业”方式暂避压力，包括报考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出国留学，甚至主动延迟毕业。社交媒体上，诸如“毕业典礼与外卖员身份转场”类的内容一度成热梗，突出青年群体在就业困境中的自嘲与无奈。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在今年明显缩减招聘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仅为4530人，同比大幅减少近69%；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招聘规模也分别同比下降47%和34.8%。有分析认为，当前就业环境趋紧，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尽管双方此前通过多次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贸关系，但平均仍维持在30%左右的高关税，持续对中国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据统计，美国曾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导致近9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流失风险。虽然后续关税水平有所回调，但仍预计有400万至600万个岗位受到实质性影响。高盛集团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1600万个出口相关就业岗位或将面临潜在威胁。即便关税出现下调，制造业就业稳定性亦难以迅速恢复。 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政府正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稳定就业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推出新型货币政策，为养老、护理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行业的资金注入。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在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企业招聘需求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安邦分析师陈力指出：“高校毕业生仍大量聚集于易被人工智能（AI）替代的传统行业，结构性错配问题不断加剧。若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 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第二轮升温趋势，为市场前景再添不确定性。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抬头，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届时，可能引发出口行业新一轮裁员潮。 同时，中美贸易博弈呈与以往不同的“质变”。美方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是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新能源、电动汽车、AI芯片、绿色技术等代表未来产业竞争核心的领域，这使中国重点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承受外部压力，原本吸引大量青年人才的新兴行业也逐失去增长动力。一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应届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曾以为进入AI和新能源赛道就是踏上快车道，可如今外资撤离、项目缩减，连面试机会也减少。” 此外，青年群体中的“低质量就业”现象正持续蔓延。在难以获得专业匹配岗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转向外卖配送、直播助理、微商等灵活就业形态。这类岗位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16至30岁青年占比超过30%。有分析认为，这种“被动灵活”的就业状态不仅掩盖了真实失业水平，也更加深了青年群体的职业焦虑与社会流动困境。 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中，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波动，都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前途与一个家庭的生计。在结构性矛盾凸显、外部环境冲击持续以及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切实筑牢“就业底线”，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并破解的重大命题。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贫困经历与低学历会延缓青年就业、独立和结婚进程，并加剧相关负面影响及抑郁情绪。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1日发布《青年转型路径变化的影响及人口社会政策含义》报告，并于2日公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韩国福祉面板调查（KoWePS）2005年至2022年的数据，对约1200名年龄在24至39岁的青年进行分析，将人生阶段划分为20多岁、30岁前期和30岁后期，并通过时序分析测算其40岁时的生活质量指标。 研究结果显示，有贫困经历的青年在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这四类人生事件上的实现情况明显低于未经历贫困的群体。具体来看，39岁时未经历贫困的青年中，完成四项人生事件的比例为48.69%，而有贫困经历者仅为35.26%，整体平均水平为47.04%。 即便已经毕业并就业，但仍未能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在贫困群体中为16.03%，非贫困群体则为12.33%，差距依然明显。更为突出的是，25岁时，贫困青年中毕业后仍未就业、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高达25.64%，至39岁时仍有10.9%；而非贫困青年在25岁时仅为8.1%，至39岁则降至不足4%。 研究团队分析指出，贫困群体从毕业到就业的转型较为迟缓，即便顺利就业，他们在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 学历水平同样影响青年的人生进程，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完成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四类人生事件的比例明显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进一步分析显示，四类人生事件的发生时间与40岁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就业越迟，抑郁情绪越强，自尊水平越低。研究团队指出：“失业不仅导致生活不稳定，同时还会受到因选择全职家庭主妇角色而产生的影响。” 婚姻因素亦不容忽视。未婚或晚婚群体的抑郁情绪明显高于已婚群体，且结婚时间越晚，情感满足度和生活满意度越低。 研究团队建议：“教育、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等人生阶段若停滞，其负面影响会不断累积。因此，应在青年早期介入，通过政策干预，防止贫困成为转型障碍。” 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涵盖金融支持、社会服务与职业培训的“青年成长账户”，以及推行“参与收入型岗位保障制”，由政府提供如照护服务、气候变化应对等社会必要岗位，帮助青年获得稳定就业并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