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实践中，地点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有时，一次会晤的举办地，比联合声明更具象征意义；一处空间的选择，往往比领导人的发言更能透露真实意图。正因如此，此次韩日首脑会谈选择在日本奈良县举行，值得认真解读。 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行程安排，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韩日双方正在思考，应当把双边关系放置在怎样的历史坐标与时间维度之中。 奈良并非日本普通的地方城市。它是日本作为国家形态初步成型的起点，同时也是韩、中、日尚未走向激烈对立之前，东亚文明与制度高度交流、彼此借鉴的历史空间。如何理解奈良，也就决定了如何理解这次会谈的深层意义。 ▲日本国家形成的起点 东亚文明的交汇之地 奈良是8世纪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的都城所在地——平城京。正是在这里，日本首次系统性地建立起律令制度，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基本框架。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起点”并非完全源自日本内部的自发演进，而是主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结果。平城京在城市规划、宫城布局、官僚体系乃至法律结构上，几乎完整借鉴了唐代长安城的模式。这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尚未将自身视为独立的文明中心，而是自觉置身于以中华文明为轴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之中。 因此，奈良的意义不仅在于“日本的开始”，更在于它是日本学习东亚秩序、理解区域规则并将其制度化的历史现场。此次首脑会谈选择在此举行，本身就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日本亦试图将视线从近代冲突的历史，延伸回更早的文明交流阶段。 ▲被刻意淡化却无法抹去的半岛记忆 从韩国的视角看，奈良还承载着另一层更为复杂的历史含义。 在奈良及其周边地区，至今仍保留着“高丽”“百济”等地名。日本古代文献中亦多次记载，来自韩半岛的移民群体——包括百济、新罗、高句丽系人士——在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的传入、木构建筑技术、土木工程、医学、天文历法乃至金属冶炼等，日本古代国家的核心能力，大多经由韩半岛而来。这并非情绪化的历史解读，而是文献与考古共同支撑的事实。 换言之，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若脱离与韩半岛的交流与互动，几乎无法完整说明。奈良不仅是日本的起点，也是半岛文明深度参与日本国家建构的历史见证。 ▲为什么是奈良，而不是东京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韩日首脑会谈的地点选择并非偶然。 东京，是近代政治与殖民记忆高度集中的空间；广岛，则叠加着战争、加害与受害的多重象征。而奈良，更多保留的是近代之前、冲突之前的历史记忆。 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或回避历史问题，而是调整处理历史的顺序——先唤起交流的记忆，再讨论冲突的创伤；先回到共同设计的历史阶段，再面对分歧与矛盾。 从外交层面看，奈良也是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空间。这里没有军事基地，也缺乏现代权力象征，因而更容易让“场景”本身成为外交语言。在这样的地方，沉默往往比宣言更有分量，布局往往比措辞更具象征意义。 ▲韩日关系应当被放置在何处 当前的韩日关系面临诸多现实议题：历史问题、经济合作、安全环境等等。然而，奈良这一地点的选择，将所有问题重新引向一个更根本的提问——应当从哪里开始解题。 对韩国而言，这同样涉及外交主体性的重建。奈良提醒人们，韩国并非只能被置于“不断解释历史的受害者”位置，也曾是东亚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与共同设计者。 而对日本而言，这一地点同样构成某种压力。奈良所唤起的，正是日本通过吸收外来文明而成长的历史记忆。在这里举行会谈，意味着日本必须正视自身历史形成的真实过程，而非选择性叙述。 韩日关系无法仅由冲突史来定义；东亚曾经是一个相互学习、共同建构的秩序体系。这种秩序不可能简单复原，但至少，人们仍可以选择从何处重新开始对话。 此次在奈良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其价值不在于即时成果，而在于方向的选择。而这一方向，早已由地点本身作出了提示——在冲突的历史之外，东亚曾是一段共同书写的文明经验。 奈良，正站在那段记忆之上。

一项调查显示，在遭遇或目睹职场霸凌的受害者中，每十人中就有三人选择“不予应对”，既未提出质疑也未进行举报。多数受害者因担忧在公司内部遭受不利对待或负面评价而保持沉默。此外，近两成受害者最终选择辞职离开所在企业。尽管韩国实施禁止职场霸凌制度已逾六年，但由于业务行为中“合理范围”的判断标准仍不够明确，制度执行效果有限。专家指出，应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以提升实际效力。 韩国国会气候能源环境劳动委员会所属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渭相于15日发布的《2024年禁止职场霸凌制度实态调查》结果显示，在去年接受调查的1000名劳动者中，有288人（28.8%）表示在过去一年间曾遭遇或目睹职场霸凌行为。 从性别与年龄分布来看，不论男性或女性，30多岁群体遭遇职场霸凌的比例均为最高。具体来看，16.9%的30多岁男性及24.1%的同年龄段女性表示曾在过去一年中经历职场霸凌。按职务级别划分，代理职级（21.1%）占比最高，其次依次为职员级（17.6%）、科长与次长级（17.4%），以及部长级及以上职级（9.7%）。 被指认为施害者的对象中，直属上司（不含高管）占54.5%，超过半数；其次为同事，占38.2%。从霸凌类型来看，辱骂（150人）最为常见，其次依次为排挤与诽谤（130人）、强迫行为（91人）以及歧视（76人）。在应对方式上，选择“与同事商量”的比例最高，为45.5%（131人），但选择“不予应对”的比例也达31.3%（90人）。 关于未采取应对措施的原因，受访者普遍表示担心身份或事件曝光后可能遭受不利待遇或指责，同时也忧虑加害者不会受到应有惩处。在遭遇或目睹霸凌的群体中，有17%的人选择以“辞职”作为应对方式。 韩国《劳动基准法》自2019年7月16日增设禁止职场霸凌条款以来已超过六年，然而该制度仍被批评为实际效果不彰。其中，业务行为中“合理范围”的界定模糊被视为主要问题之一。由于雇主与劳动者对于合理工作内容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积极应对职场霸凌面临现实困难。 此外，对政府相关支援制度的认知度较低亦构成一大挑战。调查显示，政府提供的支援措施包括韩国雇佣劳动教育院的职场霸凌预防与应对教育支持、地方劳动行政机构的举报处理机制，以及劳动者援助项目（EAP）咨询服务等，然而表示完全不了解这些政策的受访者比例高达30%。 关于《职场霸凌禁止法》实施后的变化，37.8%的受访者认为“未见明显改善”。金渭相强调，应完善制度渠道，使受害劳动者能够在不担心不利后果的情况下，直接向劳动委员会等机构申请救济，从而提升制度的实效性与公信力。

本月1日，在韩国国会定期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共同民主党与国民力量党通过截然不同的着装方式，展示对当前政局迥然相异的态度。 民主党和祖国革新党议员响应国会议长禹元植的提议，身着各式韩服出席，而国民力量党议员则统一穿着黑色西装，并佩戴写有“谨弔议会民主主义”的黑色丝带，以示抗议。 会议大厅内，一边是鲜艳的韩服，一边是肃穆的黑衣，鲜明映射出韩国政坛的两极分化。有评价称，原本应该是协商合作的国会，却生动反映出“对立的舞台”。 民主党议员在会场内气氛轻松，甚至自拍留念，仿佛置身节日氛围。部分议员还头戴笠帽，引人注目。改革新党议员李俊锡也身穿韩服，手持折扇走进会场。 另外，民主党内也有议员选择正装出席，包括党首郑清来、党鞭金炳基以及文振硕等人。身穿浅灰紫色韩服的议长禹元植表示：“大家未能全部身穿韩服有点遗憾，但我希望这是让韩服走向世界的起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身着黑衣的国民力量党议员神情凝重步入会场。他们以此表达对近期多项议案的不满，包括自家推荐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委员遭到否决、“放送三法”和“黄色信封法”的通过等。 国民力量党党鞭秘书室长朴琇民在会前表示：“民主党单方面推动不利于企业的法案，还要延长特检，这已经导致宪政秩序与议会民主处于危机之中，我们没有欢笑与享乐的余地。” 在议长禹元植致开幕辞的过程中，双方反应也截然不同。民主党议员对呼吁通过“韩半岛和平决议案”、设立“宪法修订特别委员会”等发言报以掌声，而国民力量党议员则表情严肃，保持沉默。

Z世代的社交方式时常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此前亦因“躺平”、“回避内卷”和“悄然辞职”等现象受到诸多争议。他们似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社交“代码”，往往令外界感到新奇与难以理解。近日，全球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上兴起与Z世代（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者）相关的新话题——“Z世代凝视”（Gen Z Stare），迅速登顶热搜榜。当服务人员热情询问“需要帮忙吗？”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如以往般迅速作出回应，而是选择面无表情地凝视对方片刻，随后默默移开目光，该行为引爆全球多个社交平台的热烈讨论。 所谓“Z世代凝视”，是指在人际交流中不立即以语言回应，反而出现短暂的表情空白，目光停滞、神情放空，仿佛沟通出现“卡顿”。这一现象尤其多见于与服务行业陌生人的互动，或工作环境中的日常沟通。《福布斯》将其描述为“如同公路上被车灯突然照到的鹿”，形象地捕捉了其中所呈现的怔忡与抽离感。 部分千禧一代（1983年至1995年间出生者）认为，Z世代在工作与人际交往中常常表现出令人不适的沉默和缺乏情感投入。有批评指出，这类行为是职业素养和沟通能力不足的表现。在长辈眼中，这样的反应往往被视为“失礼”，甚至令人感到“被冒犯”。 然而，Z世代认为这是减少不必要客套及以最直接方式传递信息的新型沟通方式，他们提出，过度热情和冗长的社交对话实际上构成一种“社交负担”，而适当的沉默与眼神交流足以传达“我明白了”或“我不需要帮助”的含义。网络上亦有观点认为，以往必须挤出笑容以示回应，而现在只要一个眼神就够了，这是对“过度礼貌”的反击。 专家分析指出，“Z世代凝视”现象与新冠疫情和数字化成长环境密切相关。Z世代在成长的关键阶段，线上课程、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占用大量时间，虚拟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面对面交流。在屏幕背后，频繁的眼神接触不再必要，他们更习惯于借助文字和表情包完成互动。此外，疫情期间普遍佩戴口罩，致使面部表情难以识别，也在无形中促使年轻一代在现实社交中逐渐减少表情的使用。 在中国，“Z世代凝视”亦被称为“00后凝视”，近期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广泛关注，“社交冷感”、“懒得回复”及“拒绝内耗”等话题持续升温。许多年轻人坦言，“少说话、多沉默”已成为自我保护的策略。他们认为，疏离实则是恪守边界感的礼貌体现，通过眼神回避无效寒暄，被视为一种更为节能、高效的非语言沟通方式。Z世代的沉默，本质上传递的是“我虽没兴趣，但依然在场”的社交姿态。 中国社交平台Soul发布的《2024年社交趋势洞察报告》显示，54%的年轻人将“保持经常联系，同时享有独处空间”视为理想的社交状态，而仅有12.6%的受访者选择“频繁黏在一起”。反映出亲密关系不再是年轻一代的生活刚需。他们更追求在自主性与情感联结间取得平衡，紧密的人际关系逐渐稀释，转向更为轻盈的“搭子社交”。这种保持边界感和独立性，避免过度依赖和情感黏腻的社交模式，被称为“零糖社交”，喻指年轻人致力于剥离传统社交中过度的情感绑定与社会义务，转而追求一种清爽、低负担的社交体验。 韩国名知大学青少年研究专家权日南（音）教授指出，与信息量丰富的面对面交流相比，线上沟通显著简化了情绪表达，促使Z世代更倾向于采用低能量消耗的社交模式。当这种行为习惯延伸至现实生活，便形成了“沉默+凝视”的交流风格。 “Z世代凝视”就像是弱者无声的抵抗，虽静谧且微弱，却比“以卵击石”更显稳妥，也比无动于衷、完全漠然多一丝表达。“Z世代凝视”争议背后是代际认知的割裂。每一代人均承载自己的时代印记，而隔阂往往源于不同群体在经验积累与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一味苛责年轻人缺乏礼数、社交能力不足，以批评掩饰对新社交形态的认知焦虑，未尝不是另一种出于自我维护的防御机制。

韩国已经进入“躺平”青年40万+时代，社会上不乏批评他们“好吃懒做”的谴责之声，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把“躺平”归咎于个人惰性，无疑是对问题肤浅的误解。 韩国银行去年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显示，40万“躺平”青年中，七成以上有过就业经历，仅5万人未曾工作。他们大多数并不是没有努力，而是在挫折面前被迫停下脚步。不少人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最终选择“躺平”。 有人说他们眼高手低，但真相是就业机会正在萎缩。青年招聘已经连续15个月减少，餐饮住宿行业的兼职岗位也跌至疫情时期水平。其他年龄人口的就业逐渐恢复，唯独青年就业质量持续恶化。供需失衡才是核心问题。 大韩商工会议所调查显示，八成以上企业更加青睐经验人士而非新人，AI的普及进一步压缩新手的机会。对于刚毕业的青年来说，不是不想工作，而是找不到入口。在挫败感的不断累积下，一部分人甚至与社会脱节，韩国约50万“隐居”青年中，有人坦言想工作但没机会。这不是懒惰，是绝望。 “降低眼界”不是答案。短期内，政府需要刺激内需，为增加青年岗位的企业提供激励，或推动海外就业机会。长期看，改善劳动环境至关重要。调查显示，九成青年愿意进入中小企业工作，前提是薪资福利合理与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应该形成“工作不以生命为代价”的氛围。 韩国政府提出扩大就业安全网络、培养AI人才，但这远远不够，恢复公营岗位、增加地方就业机会也应提上日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在青年普遍“躺平”时保持活力。 青年“躺平”是一种自我保护，正如作家郑熙真所说，是极端竞争下的无奈选择。最近热播韩剧《未知的首尔》也传递出类似信息，逃避或停下，只要是为了活下去，都是勇敢。“躺平”的青年，或许比谁都焦虑。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沉默与退缩不是懒惰，而是社会必须正视的警钟。能否为他们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决定国家的明天。给他们喘息的空间，创造更多机会，才能让青年重新燃起希望。

负责调查“12·3”紧急戒严内乱外患嫌疑的独立检察组（以下简称独检组）启动对前总统尹锡悦的强制到案流程。 独检组14日消息称，已向首尔拘留所发送公文，要求在当天下午3点半前将尹锡悦移送至首尔高等检察厅调查室。 独检组成立后，先后两次传唤尹锡悦到案接受调查，并于本月9日以涉嫌滥用职权向法院提请逮捕尹锡悦，法院随后于10日下达逮捕令。 独检组在尹锡悦被捕次日要求其到案接受调查，但尹锡悦方面以健康为由拒绝。独检组未能确认证明尹锡悦存在健康问题的客观证据，传唤其14日下午2点到案受讯，但再遭尹锡悦方拒绝。 独检组强调，对已执行逮捕令的嫌疑人进行讯问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流程，嫌疑人虽有权保持沉默，但无权拒绝到案接受调查，我们始终遵循社会对前总统礼遇的普遍认知要求。 独检组当天对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国防部、国军防谍司令部、国防部国防信息本部、白翎岛部队等24处军事相关场所进行扣押搜查，正式调查“向平壤渗透无人机”等相关外患嫌疑。 据悉，扣押搜查令上明示有《刑法》中的一般利敌罪。“一般利敌罪” 是韩国《国家安全法》中的罪名，指帮助敌对国家、为敌国提供利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