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这句话原本是阐述人生不同阶段应当具备的品德修养，但同样可以作为衡量当代政府政策与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参照。正如个人通过不断的自我省察而日趋成熟，政府的政策与制度亦应在持续的改革与完善中不断进步。 韩国消费者院(Korea Consumer Agency)是韩国的准政府机构，它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机构。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积极回应民意，致力于构建公平、安全的消费环境。本文拟通过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比较，分析韩国消费者院在制度设计与运作机制方面的优势与启示。 一、韩国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韩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建立一个专门保护社会中相对弱势消费者权益的机构，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986年，《消费者保护法》的修订为设立韩国消费者保护院奠定了法律基础，该院于1987年7月1日正式成立。2007年，《消费者保护法》修订为《消费者基本法》，机构随之更名为“韩国消费者院”。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的主要职能涵盖消费者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与安全预防、市场调查、消费者中心经营认证、教育与信息提供、咨询与纠纷调解等领域。自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始终秉持“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多元且高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担着信息提供、投诉受理、纠纷调解等社会公益职责，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二、韩国消费者院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所具备的制度优势 （一） 通过确立法律地位来保障机构的独立性 韩国《消费者基本法》明确规定：‘ 为有效推动消费者权益增进政策的实施，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韩国消费者院。’同时，对其主要职能——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信息提供、教育与救济——作出具体规定。换言之，法律通过对韩国消费者院设立目的、职能范围及组织独立性的制度化安排，为其独立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在此基础上，韩国消费者院在财务与运营方面保持了持续性与稳定性。虽接受政府财政支持，但在政策研究与执行层面仍能维持其特殊公益性法人的独立地位。这一制度安排有效保障了政策推进的一贯性与专业性。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协会虽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并承担社会公益职能，但其设立及运行程序尚未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予以明确。因而，将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纳入相关立法，明确其独立性与稳定性，是保障机构长效运作的关键制度安排。 （二）具备作为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的专业能力 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是消费者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该院不仅协助政府制定消费者政策基本规划，还负责开发消费者政策指标，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实施。此外，韩国消费者院还可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制度改进方案，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的持续完善。尤其在紧急或突发情况下，依据《消费者基本法》及《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制度改进事业业务运作指引》，韩国消费者院有权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法律和制度改进建议。这一规定为韩国消费者院作为具备专业能力的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表明，该机构已从单纯的政策执行机关发展成为能够提出政策建议并指明发展方向的专业化政策机构。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规定中国消费者协会可以参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但其具体程序和参与范围尚未明确。为使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法律和制度改革中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有必要在法律层面对相关权利和程序作进一步细化。 （三）通过常态化的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 韩国消费者院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对食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商品开展常态化的质量与安全检测。这一机制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及时、客观的信息，也推动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对于涉及消费纠纷的商品，韩国消费者院还通过科学试验查明因果关系，为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支撑。也就是说，韩国消费者院通过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利用自有检测设备对各类商品的质量与安全性进行常态化检测，从而在保障消费者安全与提升社会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较而言，中国消费者协会虽亦开展商品鉴定工作，但其范围主要限于接到质量投诉后由具备资质的鉴定人受托实施，尚缺乏独立、常态化的检测机制。鉴于产品质量与消费者安全密切相关，有必要推动中国消费者协会建立自主检测体系，持续开展试验与质量监测工作。 （四）通过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运作，实现消费者纠纷的快速与公正解决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设立并运营“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解决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纠纷的准司法性机构，旨在实现纠纷的快速与公正处理。一旦调解达成，即具有与“法院和解”同等的法律效力。此外，即使调解达成后，当事人未履行调解决定内容，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令，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与诉讼相比，该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程序简便、成本较低，是推动韩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已赋予中国消费者协会一定的纠纷调解职能，但尚未就其具体程序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程序、方式及其效力，以切实提高消费者救济的实效性，并进一步完善制度运行体系。 三、期望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提供借鉴与助力 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作为专门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准政府机构，一直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推进各项政策。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韩国消费者院在确保机构独立性、强化政策制定专业性、通过常态化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以及稳定运行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等方面，展现出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组织所具备的稳健能力。这不仅意味着制度的巩固，更体现了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成果。 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将为拥有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在完善和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过程中提供宝贵的借鉴。 在探索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具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国际社会应共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期待中韩两国共享制度经验与政策智慧，共同推动消费者保护事业朝着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发展。 作者个人简历 现）韩国消费者院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前）韩国延世大学法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访问学者 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

在历经长达一年的诉讼、解约声明与舆论风波后，女团NewJeans的解约纠纷终于迎来关键转折点。 HYBE娱乐旗下厂牌ADOR近日表示，NewJeans成员HAERIN（姜谐潾）和HYEIN（李惠仁）已决定重返公司并恢复活动。紧接其余成员MINJI（金玟池）、HANNI（范玉欣）和DANIELLE（牟智慧）也表明将重返ADOR之意。ADOR方面则表示，目前正全力推进与成员之间的沟通，力求在尊重双方意愿的基础上顺利达成一致。 NewJeans去年11月与ADOR发生解约纠纷，并以“NJZ”展开独立活动。ADOR主张双方专属合约仍有效，于同年12月向法院提起确认专属合同有效诉讼，并申请禁止成员在诉讼判决前未经公司批准从事演艺活动。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3月批准ADOR提出保全申请，并于5月裁定受理ADOR的间接强制申请。法院于10月就专属合约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ADOR胜诉，确认双方专属合约有效期持续至2029年。 据业界近日消息，NewJeans未对自身败诉的专属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由此，ADOR与NewJeans之间的专属契约关系正式得到法律确认。 近一年，原本处于上升黄金期的NewJeans被迫暂定活动。笔者认为，这场风波真正结束的关键在于接下来成员与公司能否有效推进沟通，解决分歧，让NewJeans尽快重返舞台。事态持续越久，对双方造成的损失就会越大。 NewJeans自出道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赢得颇多人气。但长时间的空白期、粉丝间的分裂情绪以及外界的负面舆论，对团体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另外，不仅是同代团体，新人团体不断涌现，这无疑会影响NewJeans粉丝稳定性与长期发展潜力。 笔者认为，粉丝最渴望的是NewJeans回到舞台、推出新专辑、展现作为艺人的魅力。成员若继续纠结于情绪与理念问题，只会让粉丝屡次失望，并慢慢削弱团体品牌价值。

怪谈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任瘟疫。韩国方便面元祖“三养拉面”在1989年“工业牛油怪谈”出现后迅速从国民餐桌上遭到除名。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1997年宣判三养食品无罪，卫生部门也澄清牛油对人体无害，但三养形象早已跌至谷底，此后农心登上行业第一。 类似事件似乎总会重演。2004年“劣质饺子事件”和2008年“疯牛病牛肉风波”都是由“垃圾”“死亡之肉”等恶劣词汇引爆。在科学出面前，情绪已经迫不及待爆发。媒体沸腾，国民愤怒。时过境迁，留下的又是“当时有点过头”的自责。 怪谈普遍都有相似的发展结构：提出质疑、刺激舆论、公众恐慌、猎巫抵制、最终澄清。一句“可能有鬼”，局势就会倾斜。这种怪谈背后盘踞的是信息不对称、制度不信任和报道不客观。民众不了解食品如何生产加工，对未知的不安唯有用想象填补。一旦怪谈加入，想象就仿佛插上翅膀。 “工业用”“垃圾”“内脏组织千疮百孔”等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横行。这类表述引发的恐惧不是危险本身，而是想象中的画面。新闻冠以“揭示真相”的旗号，但把伦理强调的“避免滥伤无辜”原则抛在脑后。比歪曲事实更可怕的，是社会情绪过热。 三养食品本月3日推出新品“三养1963”。1963年是韩国首款方便面诞生的年份，11月3日则是匿名举报引发“工业牛油怪谈”的日子。三养食品通过直言曾经的禁忌词汇，正面回击过去遭受的冤屈，这是企业对36年积怨的发声。 怪谈像病毒一样难以根除。社交媒体对冲击和爆料作出反应，传播未经证实的恐惧。虚假信息比媒体误报还要快一步，更正报道却远在盲区。在怪谈时代，新闻媒体的伦理原则至关重要，写出建立信任的报道比煽动恐惧的文章更难。三养食品的案例是媒体和社会必须重新铭记的课题。

一项调查显示，上月韩国首都圈（首尔·京畿·仁川）地区，外国人购买房产（公寓、联排及多户住宅、办公型公寓等）的数量创2年8个月以来的最低纪录。 据韩国法院登记信息广场于3日发布的数据，今年10月在首都圈完成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外国人数量为560人，创自2023年2月（427人）以来的最低水平。 进入今年以来，首都圈范围内外国人购房数量从1月的606人增至8月的1051人，连续七个月保持增长。针对这一现象，韩国政府自8月26日起将首尔全境以及京畿道、仁川市的主要区域指定为外国人土地交易许可区，并规定外国人如非出于实际居住目的，不得购买住房。 自韩国政府发布6·27贷款管控措施后，将首都圈住房抵押贷款上限设定为6亿韩元，本地购房需求因监管加强而显著下降。然而，由于外国人不受该限制影响，持续购房行为引发社会争议。为此，政府进一步将外国人土地交易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住宅类不动产，包括公寓、独栋住宅、联排及多户住宅等，但办公型公寓因归类为“非住宅用途”而不在此列。 根据该制度，外籍购房者必须事先获得地方自治团体批准，并在取得许可后的四个月内入住所购住宅，同时须履行购房后连续两年实际居住的义务，意味着以投资为目的的购房行为已被明确禁止。此外，对于外国人在韩国出售房产所获资本利得，如涉及需由海外税务机构追缴税款的情况，韩国国税厅将进行信息通报并转交相关海外税务机构。政府也同步加强了对涉及外国人的住房交易的常态化监督与专项调查。受上述政策影响，首都圈外国人房产交易人数从8月的1051人下降至9月的976人，上月进一步降至560人，连续两个月呈回落态势。 具体来看，10月外国人在首尔的购房人数从9月的174人减少至133人，京畿道从540人降至288人，仁川市则由262人降至139人。建国大学房地产研究生院教授朴合洙（音）指出，首都圈实施的外国人土地交易许可制度效果已逐步显现。于对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国人购置房地产，是维护韩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必要举措。 从国籍分布来看，上月于首都圈购房的外国人中，中国籍购房者人数最多，为438人，其次为美国籍133人，加拿大籍33人。

随着新罗免税店与新世界免税店相继放弃仁川国际机场部分区域的免税经营权，乐天免税店获得了重新进入机场市场的机会。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此次再投标的租金评估结构放宽，机场免税业格局或将迎来重整。 业内普遍认为，中国免税品集团（CDFG）若参与竞标，将成为本轮投标的关键因素，受到行业内外广泛关注。 新罗免税店今年9月退出仁川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核心区域（DF1），上月30日，新世界免税店也放弃DF2经营权。两家公司均表示，持续经营导致亏损，高额租金严重压缩盈利空间，不得不做出撤出的决定。 据了解，新罗与新世界免税店每月需向仁川国际机场支付约27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租金。然而，去年第三季度，两家公司分别录得营业亏损387亿韩元和162亿韩元，财务压力巨大，难以承受。 为缓解经营压力，两家免税店今年4月向仁川地方法院申请降低租金。法院裁定仁川国际机场应对新罗减租25%、对新世界减租27.2%，但该公司未予执行，租金协商因此破裂。 业内预计，新一轮再投标的中标价可能低于此前水平。参与法院评估的三一会计法人在报告中指出，再投标时的租金水平预计将比现行水平下降约40%。 若再投标启动，乐天免税店有望以较为有利的条件重新参赛。虽然新罗与新世界同样具备参与资格，但因前次违约需支付违约金，并在再投标中可能面临额外处罚，竞争形势相对不利。 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免税运营商之一的中国中国免税品集团，其动向可能左右本轮投标结果。业内分析认为，中国免税品集团长期积极布局韩国市场，或将借此机会加大投资力度。 乐天免税店方面表示，公司尚未决定是否参与再投标。相关人士称：“我们将在再投标公告发布后进行评估，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应对方案。” 免税业界普遍预计，本轮再投标报价竞争将异常激烈。业内人士指出：“高租金长期困扰行业，各企业将在可实现收益的价格区间展开激烈角逐。”

据业界28日消息，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于庆州隆重举行，届时21个成员经济体代表将齐聚一堂。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各成员代表自29日起将陆续抵达庆州，准备参加于31日举行的开幕式。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国宾身份对韩国进行访问。此次是特朗普在连任后首次访韩，也是自2019年以来时隔约六年再度到访；而习近平则是继2014年后时隔十一年再度访韩。值得关注的是，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首次同时以国宾身份受邀出席在韩国非首都地区举办的活动。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正式就任后不久即安排对韩国进行访问。此外，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延多等多国领导人也确认出席本次会议。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丰特是本届APEC会议中唯一与会的拉美地区领导人。对韩国而言，智利不仅是首个与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拉美国家，也是南美洲第一个正式承认大韩民国政府的国家。 尽管多数成员经济体由领导人亲自出席，仍有部分成员委派其他高级官员代表参会。俄罗斯方面，因国际刑事法院（ICC）对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逮捕令，将由副总理阿列克谢·奥韦尔丘克率团与会。 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台湾历来派遣非领导人级别的代表参加APEC会议。本次会议由前行政院副院长、现任总统府资政林信义担任代表，他也曾代表中国台湾出席2005年在釜山举办的APEC会议。APEC以“经济体”为单位参与机制，故与会方统称为“成员”而非“成员国”，中国台湾亦据此以成员身份正常参与相关活动。依照“一国两制”方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将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作为代表出席。 秘鲁受国内总统弹劾程序影响，将派出部长级官员参会；墨西哥亦决定由部长级代表出席。此外，本届会议亦迎来数位非APEC成员的“特邀嘉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阿布扎比王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将出席首场全体会议。 预计多数主要领导人将经由金海机场入境，并在严密安保措施下乘坐礼宾车队前往庆州。部分代表则可能选择经仁川国际机场入境，随后转乘国内航班或KTX高速列车抵达。庆州地区12家主要酒店已备妥共计35间符合领导人级别的高规格客房（PRS）。21个成员经济体领导人的住宿安排主要集中于庆州普门园区内。据悉，美国代表团将下榻希尔顿酒店，中国代表团入住可隆酒店，日本代表团则安排于拉汉酒店。 为迎接各国元首到访，韩国政府正全力推进各项礼宾筹备工作。约70名负责近身随行任务的礼宾官（HELO）将全面投入，确保各领导人及代表团自酒店至会场行程的安全与顺畅。

随着新世界集团与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合资公司正式成立，双方将通过大规模投资启动韩国电商平台Gmarket战略性复苏计划。在电商行业投资稀缺、结构调整频繁的背景下，Gmarket能否凭借投资与技术优势成为行业黑马，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据电商业界23日消息，Gmarket计划明年投入约7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5亿元）推进以全球及本土市场为核心的新愿景。双方预期通过韩中协同效应，将Gmarket打造为韩国唯一线上出口平台，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实现交易额翻倍，进一步加快业务扩张步伐。 Gmarket的战略关键在于卖家与即时电商的布局上。电商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卖家资源，卖家入驻带动交易量增加，从而促进交易额提升，形成良性循环。为此，Gmarket计划在卖家扶持上投入5000亿韩元，如免除部分手续费、对新卖家实施短期“零手续费”政策等。Gmarket方面表示，除新世界集团会员服务外，还将推出包括即时电商在内的先进服务。 然而，与电商行业的整体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业内部的销售额分化日益加剧。尤其在知名电商平台TMon和薇美铺（WeMakePrice）事态发生后，投资环境仍未摆脱紧张局势。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流通企业销售趋势报告，线下市场业绩持续下滑，而今年1月至8月线上交易额同比增长均保持两位数，1月和8月分别增长14.6%和10.5%。 具体来看，Coupang第二季度销售额为11.9763万亿韩元（19%），Naver Shopping的电商业务销售额达8611亿韩元（19%），韩国生鲜电商平台Kurly达5787亿韩元（7.4%）表现稳健；而11街营业亏损102亿韩元，Lotte ON亏损84亿韩元，SSG.com也下滑11.4%。 企业重组也面临挑战。TMon上月被OASIS Corporation收购后，与信用卡公司合同谈判受限，其业务重启时间仍不明确。TMon方面表示，虽已确保超过1万名卖家及百万件以上商品，但支付网关与信用卡公司合同尚未落实。 另外，韩国奢侈品电商平台Balaan在选定私募股权基金Asia Advisors Korea（AAK）为优先谈判方后，已完成公开竞标，仅剩法院裁定。Balaan方面称：“若没有其他公开竞标者，AAK按条件收购可能性较大。原计划9月底完成，但已延迟至今。” 业内人士指出，除Coupang外，多数电商交易额和卖家流入趋于停滞，Gmarket虽有成长潜力，但多数卖家仍持观望态度。随着电商投资稀缺，市场待售资产增加，两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与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在历经十年婚姻纠葛后，正式确定离婚。目前财产分割问题尚待法院最终判决，但这段1988年结婚并维持37年婚姻的夫妻关系，最终画上句号。 随着两人离婚尘埃落定，韩国财界的目光也随之转向崔泰源的事实婚姻对象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崔泰源在法律上已经可以重新办理婚姻登记，因此外界预测两人之间的关系与角色也可能出现变化。 据韩国财界20日消息，大法院（最高法院）本月16日就崔泰源与卢素英的离婚诉讼上诉案作出判决，除卢素英提出的财产分割请求部分外，其余部分维持原判并予以确定。 两人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十年前。2015年12月，崔泰源公开承认与正在同居的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之间育有一名婚外子，并表示与卢素英的婚姻已经破裂，希望离婚。 对此，卢素英回应称要坚定守护家庭，拒绝协议离婚。2017年7月，崔泰源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法律攻防由此展开。2019年12月，卢素英反诉，要求分割包括SK集团股票在内的财产。 诉讼过程中，金熙英在长达十年期间一直被世人称为“同居人”。由于崔泰源与卢素英的法律婚姻关系尚未解除，她的社会地位与活动范围难免受到限制。 两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被拍到同框，还是在2023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场晚宴上。随后，金熙英在去年7月，即离婚案二审宣判后不久，辞去T&C基金会理事长职务。 韩国财界普遍认为，金熙英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会保持“低调”行事。目前财产分割案件尚在发回重审阶段，加上舆论关注度高，她短期内不会急于以“SK女主人”的身份亮相。 金熙英本月6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欣赏法国艺术家巴尔蒂斯与美国摄影师曼·雷作品的照片后，再未更新任何动态。 崔泰源与金熙英共同创立的T&C基金会，在今年4月把办公室迁入SK集团旗下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大楼，但金熙英目前仅担任非专职理事，并不需要定期到岗。 财界相关人士分析称，即使外界期待总裁配偶承担一定角色，但崔泰源与金熙英也暂时不会立即办理结婚登记或公开同台亮相。他们可能会在权衡时机与顺序后，谨慎推进接下来的安排。

16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SK集团会长崔泰源向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分割逾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亿元）离婚财产的二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申，同时驳回崔泰源上诉，维持二审要求其支付卢素英20亿韩元精神损失赔偿费的原判。 大法院在判决中称，卢素英父亲、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300亿韩元秘密资金被视为贿赂，尽管这笔资金流入了SK集团，但由于资金来源非法，不应作为财产分割对象。崔泰源在经营SK集团过程中已转让或赠予的股份及资金以二审辩论终结日为准已不再持有，无法列入财产分割范围，因此推翻二审结论。这起“世纪离婚”案的财产分割部分将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大法院推翻二审判决的决定性证据是认定卢泰愚秘密资金为非法资金，即使对崔泰源财富累积造成影响，也不能被视为是卢泰愚及卢素英的贡献。 大法院称，即使维持原审认定卢泰愚向崔泰源父亲崔钟贤提供300亿韩元资金，但这笔资金来源可能为卢泰愚在担任总统期间接受的贿赂。卢泰愚将这笔巨额资金提供给亲家及子女作为经济支援，并对此三缄其口，导致国家无法追查这笔资金，这一行为违背良俗与社会秩序，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和反道德性，不属于法律保护对象。 卢素英方面主张“并非要求返还卢泰愚提供的资金，而是在财产分割中考虑自己的贡献”，大法院表示仍无法掩饰这一行为的非法性质。综上所述，大法院认定，原审将卢泰愚的经济支援视为卢素英的贡献，影响了财产分割的比例计算，因此推翻判决。 此外，大法院还认为，二审将崔泰源已处理不再持有的财产纳入分割对象，这一判断也存在错误。崔泰源向韩国高等教育基金会和亲戚赠予的SK及SK C&C股份，返还SK集团的薪酬等总计927亿韩元。 大法院解释称，婚姻关系破裂后，若一方处分财产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无关，则可视为在二审辩论终结日仍持有该财产并纳入分割对象；但若该处分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相关，则除非在二审辩论终结时仍然存在，否则不能纳入分割对象。原告的各项财产处分均发生在原审认定的婚姻关系破裂日（2019年12月4日）前，是原告作为SK集团经营者为有效管理公司而实施的经营活动，可视作旨在维持或增持原告名下的SK控股公司股份以及夫妇共同财富的行为。 崔泰源与卢素英1988年9月结婚，育有三名子女。2015年崔泰源通过媒体表示，已与卢素英分道扬镳，承认与第三者育有私生子。2017年7月，崔泰源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因调解未果而提起离婚诉讼，卢素英于2019年12月表示同意离婚并提出反诉。 此案在韩国广受关注，被称为“世纪离婚”大案。2022年12月，一审判决崔泰源向卢素英分割665亿韩元的财产，并支付1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去年5月，二审法庭裁决崔泰源应向卢素英分割1.3808万亿韩元财产，并支付20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崔泰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5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以涉嫌侵入建筑未遂，损坏公共物品、侮辱等罪名，判处身着漫威漫画人物“美国队长”服装试图闯入中国驻韩大使馆的前总统尹锡悦支持者安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维持一审原判。 法院方面称，综合考量被告实施犯罪动机，以及在此过程中阻碍警察执行公务并造成相当大妨碍的事实、对待警察的态度、以及对公权力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维持一审判决。 今年2月14日，安某身着“美国队长”的服装试图闯入位于首尔明洞的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当时大使馆因车辆出入而打开大门，安某试图强行闯入，被警方当场制止。同月20日，安某要求警方尽快对自己进行调查，砸碎南大门警察厅的出入玻璃门试图闯入内部，涉嫌损害财物及公共物品等。 在实施上述犯罪行为过程中，安某对警察进行谩骂，警方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时，他拿出伪造的美军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