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至30多岁群体对“非婚生育”的社会接受度持续提升，女性的认同度增长幅度正逐步超过男性，相关观念的性别差异也呈现出缩小趋势。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19日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受总统直属的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委托开展的调查发现，20至30多岁人群对非婚生育的同意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女性的态度转变尤为显著。 具体来看，20多岁男性对非婚生育的同意率由2008年的32.4%上升至2023年的43.1%，而同年龄段女性则从28.4%上升至42.4%。在此期间，女性的上升幅度为1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男性的10.7个百分点。 在30多岁群体中，男性的同意率从28.7%升至43.3%，女性从23.9%升至40.7%。女性提升幅度为16.8个百分点，同样高于男性的14.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20至30多岁男女对“未婚同居”的接受度也明显增强。20多岁男性的同意率从2008年的67.2%上升至81.1%，女性则从55.6%跃升至81%，女性的增长幅度（25.4个百分点）大幅超过男性（13.9个百分点）。30多岁人群也呈现出类似趋势。 对此，研究人员指出，尽管男性在非婚生育与未婚同居议题上的整体同意率仍高于女性，20多岁群体也高于30多岁，但各项差距正逐步缩小。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数据，韩国2022年的非婚生育率为3.9%，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当年平均水平的41%。但2023年已小幅上升至4.7%。随着社会观念持续转变，政府也正将非婚生育视作应对低生育率的一种可能方案，推进相关政策研究。 保健福祉部第一次官李基日表示，女性对非婚生育的接受度上升，反映出她们希望摆脱传统婚姻与家庭结构带来的压力。在总和生育率降至0.75的背景下，国家有必要通过继承、税制优惠等多方面支持非婚生育，以回应结构性低生育危机。

过去三年间韩国新生儿人数持续减少，但有结婚意向的未婚者比例有所上升。如果这一趋势转化为实际婚姻，低出生率问题则在未来有望得到缓解。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面向19至49岁成年人（包括未婚者）及其配偶共1.4372万人进行调查，并于11日发布的《2024年家庭与生育》报告显示，女性平均生育0.85人，较三年前（1.03人）减少0.18人。 包括事实婚姻在内的已婚女性群体中，结婚时的生育计划平均为1.75人，低于2021年的1.93人。在去年的调查中，计划生育2个孩子的比例最高，占比63.6%，其次为1个（22.3%）、3个（6.7%）、0个（6.1%）和4个以上（1.2%）。 调查显示，对19至49岁男女按有无配偶划分后，有配偶者中仅18%有生育计划，生育计划平均为1.25人；而无配偶者中63.2%有生育计划，生育计划平均为1.54人，明显高于有配偶者。 去年表示有结婚意向的受访者占比62.2%，较2021年的50.8%上升11.4个百分点。尚未决定是否结婚的受访者从2021年的23.9%下降到去年的19.4%，表示尚无结婚意向的受访者从11.9%降至6.7%。研究人员指出，该趋势出现的原因是疫情期间结婚意向跌至谷底后反弹，还是真正转为增长趋势，还需进一步深入分析。 与此同时，在无结婚意向的人群中，占比最多的原因是“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58.4%），其后依次是“经济能力不足”（11.4%）、“没有遇到合适对象”（10.2%）。女性群体中“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而不考虑结婚的比例达63.4%，比男性高9.5个百分点；而男性群体中“经济能力不足”原因占比为17%，比女性高10.9个百分点。 此外，已婚者在结婚时看重的价值观依次是“爱情”（81.9%）、“伴侣关系”（81.8%）、“经济稳定”（53.2%）、“满足家庭与社会期待”（45.1%）。有结婚意向的未婚者择偶标准则依次为“伴侣关系”（82.4%）、“爱情”（78.5%）、“经济稳定”（69.8%）和“满足家庭与社会期待”（44.2%）。 研究人员表示，已婚者与未婚者的价值观差距微小，但也可以看出相比实现爱情，当代青年更重视建立良好的伴侣关系，并且注重现实层面的经济稳定，因此未来婚姻可能更加趋向理性选择。 【图片来源 网络】

日本政府日前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韩国14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6%，在全球37个人口超过4000万的国家中排名最低。 自2020年起，韩国儿童人口比例已低于较早陷入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困境的日本，成为主要国家中儿童占比最低的国家。统计显示，日本儿童人口占比为11.1%。 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意大利为11.9%，西班牙为12.9%，德国为13.9%，泰国为14.7%，中国为16.0%，法国为16.5%，英国为17.2%，美国为17.3%。 根据韩国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发布的数据预测，韩国儿童人口比例将持续下降，预计今年为10.2%，明年将进一步降至9.7%。截至今年2月，韩国儿童人口为542.8万人，占总人口的10.6%。 另外，日本儿童人口已连续44年呈下降趋势。截至今年4月1日，日本14岁以下儿童人数为1366万人，同比减少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0.2个百分点至11.1%，无论是人数还是占比，均创下自1950年有可比统计以来的历史新低。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日本儿童人口曾接近3000万人，占总人口的35.4%。然而在长期低生育率的影响下，儿童人口持续下降。 此外，5月5日是韩国和日本的儿童节。这一天是韩国的法定节假日，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家长们通常会带孩子去公园、动物园或者其他游乐设施，让孩子开心地度过假日。 在公园里，孩子们正在草地上奔跑玩耍。【图片提供 韩联社】

近期， KB国民银行、韩亚银行、友利银行和新韩银行积极举办单身员工联谊活动，旨在为员工提供脱单机会。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振员工士气，也被视为缓解低结婚率与低出生率等社会问题的积极尝试。 据韩国金融界消息，KB国民银行、韩亚银行和友利银行于本月26日在首尔乙支路韩亚银行综合文化空间联合举办了一场题为“我是SOLO——到底要单到什么时候！”的单身联谊活动。 三家银行此前已完成内部报名程序，参与员工需提交包含兴趣爱好、MBTI性格类型及报名动机等内容的自我介绍。经筛选后，各银行分别选出5名男性与5名女性，共计30人参与本次活动。活动从上午11点持续至晚上9点，内容包括自我介绍、第一印象好感度投票、组队配对、制定约会路线、午餐与任务挑战、团体游戏、轮换约会、晚餐及最终配对等多个环节，相关费用由各银行全额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 值得一提的是，此类联谊活动在韩国银行业内早已屡见不鲜。韩亚银行去年曾面向单身员工举办联谊活动；新韩银行则运营员工交友项目；地方银行BNK金融集团也曾组织员工与韩国资产管理公司职员安排相亲活动。 在银行业内，银行员工之间结婚被称为“对调”，与其他银行员工结婚则被称为“交换”，同行业结婚早已成为普遍现象。鉴于银行业普遍薪资较高，有分析指出，银行职员夫妻的年收入可高达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据统计，2023年韩国四大商业银行员工人均年薪为1.184亿韩元，较前一年增长约200万韩元。其中，韩亚银行以1.2061亿韩元居首，其次为KB国民银行（1.2亿韩元）、新韩银行（1.19亿韩元）及友利银行（1.14亿韩元）。 当前韩国多家商业银行正积极推出多项鼓励结婚与生育的政策，此类联谊活动亦是希望通过拓宽员工的交友渠道，缓解婚恋难题。业内人士指出，从长期来看，结婚率与出生率持续下滑将对金融业产生负面影响。传统银行盈利模式依赖于存贷利差，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可实现稳定收益，但在人口减少、劳动力缩减的背景下，整体经济增速放缓，银行盈利基础面临挑战。 与此同时，人口减少还将抑制房地产市场需求，对以房地产贷款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商业银行构成更大冲击。以日本为例，其在经历人口老龄化后，金融市场步入长期低增长、低利率、利差收窄及信贷需求下降的阶段。 为应对上述趋势，韩国四大商业银行纷纷推出高利率储蓄产品和优惠贷款，支持多子女家庭。截至目前，据韩国银行联合会数据显示，商业银行已推出近30款应对低出生率的专项金融产品。同时，银行也通过缩短工时、发放生育礼金、结婚奖励金等方式，积极鼓励员工结婚与生育。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低出生率与大龄未婚问题已成为韩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银行业正积极响应，努力承担社会责任。目前，相关各方正协力寻求解决方案，并不断强化支持举措。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

在过马路的一家三口【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在当代社会家庭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韩国单亲家庭普遍面临经济压力与时间匮乏的双重挑战。当前政府支持政策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全面覆盖这一特殊群体需求。 29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29日发布的《单亲家庭的时间与经济资源及政策》报告显示，以2022年为基准，韩国单亲家庭数达149万户，经济状况与双亲家庭形成鲜明对比。由于需独立承担家庭生计与子女养育责任，单亲家庭在收入与资产水平均呈明显劣势。分析显示，以可支配收入为衡量标准，31.4%的单亲家庭处于收入最低的10%区间（第一阶层），另有20%位列收入后20%区间（第二阶层），意味着超过半数的单亲家庭属于低收入群体。 在就业单亲家庭中，经济困境仍未得到有效缓解。数据显示，69%的就业单亲家庭集中在收入第四阶层及以下区间，跻身收入前10%（第十阶层）的仅占3%。反之，双亲家庭在各收入阶层呈均衡分布现象，低收入家庭仅占16.1%，70.8%的双职工家庭集中于收入第五至十阶层。 在时间资源配置方面，单亲家庭同样面临系统性困境。报告指出，由于单亲家长需要同时兼顾工作、子女养育与家务劳动等多重责任，普遍存在严重的时间贫困现象。特别是，有学龄前儿童的单亲家庭，子女照料时间呈持续下降趋势，显示出当前社会支持体系在时间资源配置方面的结构性缺陷。尽管政府为应对低生育率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政策焦点主要集中于双职工家庭，未能充分考虑单亲家庭的特殊需求。具体来看，双职工家庭的日均子女照料时间从2004年的68.9分钟增至2019年的83.1分钟。同期，单亲家庭从126.2分钟锐减至60分钟，降幅超过50%。 报告显示，当前单亲家庭支援政策存在多项问题，包括由于申请流程复杂导致政策可及性低、存在支援盲区； 受不稳定的就业形态制约，单亲家庭难以有效享受时间支持政策；低生育率应对策略缺乏针对单亲家庭的专项措施等。 为此，研究团队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包括放宽制度适用标准，建立渐进式福利体系； 简化行政程序，提升政策执行效率； 完善照护服务体系，扩大非常规时段的支援范围；构建弹性制度框架，建立多样化就业形态；制定符合单亲家庭的时间支持专项政策。 研究团队强调，政府应加强社会认知引导与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实质性政策创新，切实提升单亲家庭的社会融入度与经济稳定性。

一项调查显示，近5万名韩国老年人每月领取超过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949元）的国民年金（养老金），生活节奏相对悠闲。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于11日发布的《国民年金统计报告》显示，以去年11月末为基准，月领取超过200万韩元的高额养老金领取者达4.9374万人，占全体（699.5544万人）领取者的0.7%。反映出国民年金制度逐年完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高福利受益群体。 从性别分布来看，高额养老金领取者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性占比高达98.2%（4.8489万人），而女性仅占1.8%（885人）。据分析，这是由于过去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比例较低，且多从事薪资水平较低的岗位，加之婚姻、生育等因素影响，导致符合高额养老金领取条件的女性人数相对较少。 自1988年国民年金制度首次实施以来，高额养老金领取者数量呈显著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18年首次出现月领取额超过200万韩元的领取者（10人）后，逐年递增，2019年为98人，2020年437人，2021年1355人，2022年5410人，2023年激增至1.781万人。 这一增长趋势与国民年金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参保年限的累积以及基础年金金额随物价指数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以2022年标准为例，参保269个月可领取70万至80万韩元，285个月为80万至90万韩元，300个月为90万至100万韩元，341个月为100万至150万韩元，385个月可达150万至200万韩元。随着参保年限累积，养老金待遇也随之提高。 所属于国民年金公团的国民年金研究院日前面向8736名全国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并于去年12月公开的《第10次国民养老保障小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健康状态下，单人养老所需最低生活费为月均136.1万韩元，适当生活费为192.1万韩元。 以去年11月末为基准，国民年金最高领取金额达289.355万韩元，月领取额超过100万韩元的领取者达86.4398万人，但全体领取者的平均月领取额仅为65.6494万韩元，仍难以满足基本养老生活需求。

26日，在仁川某医院产房，医护人员正在照顾新生儿。【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得益于韩国人口相对较多的30多岁人群的积极推动，总和生育率时隔9年小幅回升。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对结婚和生育的观念发生了积极变化。但有观测认为，在未来两年内，由于30岁女性人口下滑，生育率的增长势头或将遭遇阻滞。有人指出，应尽快着手建立专门应对人口危机的人口战略企划部门。 统计厅于27日发布的《2024年出生死亡统计》报告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即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从2023年的0.72上升到2024年的0.75，同比增加0.03。去年新生儿数为23.83万人，同比增加8300人（3.6%）。合计生育率和新生儿数自2015年以后时隔9年转为增加。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8个成员国中，仍处于最低水平，不到OECD平均总和生育率（1.51）的一半（0.76）。 政府方面预测，新生儿数与出生率的增长趋势将在短期内得以延续。预计今年总和生育率将继去年之后增加0.04人，达到0.79。同时，新生儿数量有望增加逾1万人，达约25万人。这一积极变化主要归因于出生人口激增的1991年至1995年间出生者步入29岁至33岁的生育黄金期。具体而言，每千名女性人口中，30多岁女性的比例达到70.4，同比增加3.7人。受此影响，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比重也时隔37年首次出现下降。 近期，结婚件数也呈增加趋势。去年结婚件数为22.2422万件，创自2019年以来5年来的最高值。与前一年相比，增加14.9%，是自1970年开始年度统计以来的新高。然而，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发布的数据显示，1991年至1995年出生人口年均达70万人，而1996年开始剧减至60万人。 此外，结婚数量的增加也为出生率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去年，韩国结婚总数达到22.2422万件，同比增加14.9%，创自2019年以来的新高。然而，1991年至1995年间出生的人口年均达70万人，而自1996年起则急剧下降至60万人。统计厅人口推算结果显示，2年后，30多岁女性人口将逐年减少，或将导致生育率增势再遭遇阻滞。 有人指出，为了维持生育率持续增加，有必要成立能够保障支援的人口战略企划部门，旨在强化政策效果。在政局动荡之前，朝野一直就新设人口部门的必要性达成共识。但是紧急戒严事态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有专家指出，为了维持生育率的持续增长，必须尽快成立专门的人口战略企划部门，以确保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支援。此前，在政局稳定时期，朝野双方已就新设人口部门的必要性达成共识。然而，自紧急戒严事态发生后，该计划的推进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对此，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周亨焕（音）在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国会增加的预算为零，当前几乎无预算可用，因此对于能否继续实施人口政策表示怀疑。

南阳乳业柬埔寨当地户外广告。【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韩国奶粉出口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在东南亚市场，出口额在过去十年内实现了显著增长。随着该地区消费者对韩国奶粉的需求不断增加，韩国奶粉在东南亚的出口额已激增约3倍。 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aT）于18日公布的农食品出口信息显示，去年向东盟（ASEAN）10个国家的奶粉出口额达3070万美元，创历史新高，彰显出韩国奶粉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力。对东盟国家的奶粉出口额在2014年为1050万美元，10年内增加3倍。同时，奶粉出口量也从932吨增至去年的2465吨，激增2.6倍。 奶粉业界相关人士指出，尽管韩国因低生育率现象持续，导致奶粉等婴幼儿相关产业的销售额有所减少，但东南亚市场却为韩国奶粉产业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在这一态势下，韩国奶粉企业纷纷加大布局东南亚市场，通过推出针对性产品和加强市场营销等手段，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在东盟国家中，柬埔寨成为韩国奶粉出口最多的国家。去年，韩国向柬埔寨出口的奶粉出口额达1560万美元，十年间增长14倍。其中，南阳乳业的“林贝儿XO”和“星贝儿”品牌产品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占据了韩国向柬埔寨出口奶粉的80%至90%份额。这些产品不仅针对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了优化，还通过加强市场营销，进一步巩固了韩国奶粉在柬埔寨的市场地位。 此外，越南市场也成为韩国奶粉出口的核心增长点。去年，韩国向越南出口的奶粉出口额达1500万美元，十年间增长1.6倍。乐天沃食品等韩国奶粉企业在越南市场表现出色，其推出的Newborn等特色奶粉销售表现强劲。乐天沃食品还计划将Newborn的流通范围扩大至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进一步拓展全球业务。同时，日东福德食（Ildong Foodis）同样将目光投向越南市场，专注于出口儿童均衡营养食品，不仅持续加大产品出口力度，还还致力于研发针对出口市场的新产品，以加速在越南市场的战略布局，抢占市场份额。

韩国低生育率危机持续发酵，高额教育支出成家庭生育"拦路虎"。统计显示，2023年韩国K12阶段学生人均课外教育支出突破历史峰值，教育投入与生育意愿形成强烈倒挂。 韩国统计厅2日发布《中小学教育费调查》显示，2023年全国79%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辅导，较2015年增长近五成，总规模达2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44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同期在学龄人口从690万人减少至521万人，减少15%的背景下，教育市场规模却逆向扩张：人均月均课外支出从2017年的38万韩元跃升至55万韩元，教育开支占四口之家消费比重攀升4个百分点。 “教育高地”首尔现象尤为突出，2023年人均课外教育支出为每月74万韩元。江南区大峙洞等传统学区，2023年人均月支出达185万韩元，若完成K12阶段教育，家庭需承担约2.7亿韩元。中小学课外教育支出被称为让父母掏空腰包的“吸髓虫”，原因就在于此。 庆熙大学教授金泰勋（音）研究揭示：课外支出每增加1%，总和生育率即下降0.192至0.262%，2007年至2023年生育率下降率（42.9%）中的20%，即7.01至9.56%可以用课外教育支出的增加来解释。课外教育支出每增加1%，会使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减少0.303至0.451%，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减少0.522至0.809%。 面对2023年第四季度生育率首破0.6的“超低生育陷阱”，BBC近期专题报道指出，韩国社会“从4岁开始的天价数学英语课”，折射出“绝不能让孩子失败”的集体焦虑，这种独特的教育军备竞赛正在形成比“中世纪黑死病”更严峻的人口危机。 江南区大峙洞课外教育机构林立【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行政安全部2024年12月24日发布居民登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024.455万，在全国总人口5122.1286万中占比20%。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1人为老年人，韩国就此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 联合国（UN）把老龄化社会分为三个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为“老龄化社会”，14%为“老龄社会”，20%为“超老龄社会”。韩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迈入“老龄社会”，随后时隔仅7年就成为“超老龄社会”。韩国原本预计在2026年进入“超老龄社会”阶段，但实际提前两年。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的过渡时间要长得多，法国用时115年，美国73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韩国如此快速的老龄化进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适应压力。 据韩国统计厅2019年的预测，截至2067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升至46.5%，接近全国人口的一半，而全球平均水平仅为18.6%。换句话说，韩国的老龄化速度预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可能成为全球“最老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尤为显著。韩国2024年第三季度总和生育率为0.76，创下全球最低纪录。随着15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社会生产能力下降，税收缩减，而老龄人口的社会福利需求不断增加。这种失衡直接加剧政府的财政压力。 尤其是养老金制度正在面临严峻考验。近年来，围绕“养老金改革”的争议不断，不少专家呼吁通过提高缴费率或延迟领取年龄来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对此，韩国政府去年提出把养老金缴费率从目前的9%逐步提高到19%。 伴随医疗技术的进步，韩国国民的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6岁增至2023年的83.6岁，许多65岁以上老人依旧具备劳动能力，对此有专家提出把“老年人”的定义从65岁逐步提高至75岁。 针对延迟退休的问题，韩国国会已提出多项法案建议，包括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至65岁，并分阶段实施。目前有提案建议从2027年开始逐步延长退休年龄，2032年后统一成65岁。 同时，韩国人权委员会也呼吁政府上调法定退休年龄至65岁，认为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掘老年人力资源潜力的必要措施。实际上，这一举措可能增加企业负担，因此需要实施税收优惠、金融支援以及灵活的政策实施方式等配套措施。 日本的《老年人雇用安定法》或许值得韩国借鉴。日本把法定退休年龄定为60岁，但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延长雇用，并鼓励65岁以上老人的灵活就业。通过调整薪资水平与岗位职责，日本成功实现高龄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目前，99%的日本企业已经延长员工的实际退休年龄至65岁。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但也有专家认为，这同时为韩国提供产业转型的契机。前芬兰总理埃斯科·阿霍指出，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是危机，而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他认为，通过延长劳动年龄、激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韩国完全可以把老龄化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 韩国也已经迈入需要像日本一样认真思考延长退休年龄的阶段，但在实施相关政策时，可能产生的边缘冲突与副作用等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讨论。如何在提前进入的“超老龄社会”挑战中寻找机遇，科学应对老龄化问题，直接决定韩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去年12月，在位于首尔汝矣岛的国会议事堂前，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成员正在举行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的国会立法敦促记者会。【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