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半导体宣布将为全体员工提供普利奥办公按摩椅，以增强员工福利，改善工作环境并支持健康管理。根据4日与按摩器品牌普利奥签署的协议，韩美半导体将为员工提供售价110万韩元的“普利奥Wellwork”按摩椅。该椅子结合了按摩功能，内置3D按摩球，可对背部、腰部、肩膀和颈部进行立体按摩，并支持135度无重力倾斜。它可以通过USB-C充电，支持无线使用，适合办公室环境。在不使用按摩功能时，它也可作为普通办公椅使用。韩美半导体员工期待通过使用按摩椅缓解身体疲劳，提高工作专注度。普利奥成立于2022年，是一家快速发展的高端按摩器和家用护理设备公司。2025年，该公司被评为“2025年千亿企业”，销售额超过1000亿韩元。韩美半导体最近不断扩大员工福利。上月与加川大学吉医院签署协议，为全体员工提供价值100万韩元的免费健康检查，并为直系亲属提供50%折扣。此外，去年与豪华酒店及度假村Ananti签署了价值200亿韩元的会员协议，员工可免费使用全国Ananti度假村及其设施。其他福利包括额外带薪假期、高中和大学生子女的学费支持、免费单人宿舍、与新韩卡合作的福利信用卡，以及生日和生育等各种庆祝活动的支持。公司还设有长期服务奖、贡献奖和知识产权奖等多种奖励制度。韩美半导体计划在今年12月向员工发放价值1342亿韩元的公司股票，以奖励员工对公司发展的贡献。韩美半导体相关人士表示：“为员工创造最佳工作环境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我们将继续支持员工的再充电和提高工作效率。”※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首尔人口加速外流，导致生产、消费、就业等多项指标持续走弱，引发首尔竞争力是否衰退的讨论。但专家认为，这一现象应被视为“首都圈重组”的过程，而非单纯的城市竞争力下降。随着交通网络延伸与新城开发推进，首都经济圈正从传统行政区划上的首尔向更广范围扩展。 国家数据处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首尔工业生产和零售规模分别同比下降7.7%和2.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率也同比下滑0.2个百分点。 首尔市从1990年以来已连续35年人口净流出，去年共有2.6769万人迁出首尔。尤其是三四十岁的生产与消费主力人群不堪高昂房价，持续迁往京畿道与仁川等首都圈外围地区。 韩国房地产院发布的共同住宅实际交易价格指数显示，去年首尔公寓价格同比大涨13.5%。KB不动产资料显示，首尔公寓平均售价从2015年8月的5.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40万元）上涨至2025年8月的14.22亿韩元，涨幅达70.7%，远高于全国平均27.2%的涨幅。 同时，韩国整体人口自然减少趋势持续。去年全国人口自然减少规模达10.89万人，首尔不仅面临自然减少压力，还叠加人口净流出，人口基础负担进一步加重。生育率方面，首尔合计生育率仅为0.63，处于全国最低水平。 青年层虽仍因教育与就业机会持续流入首尔，去年首尔20多岁人群净流入率达2.8%，居全国首位。但整体来看，首尔人口净流出率为1.3%，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光州。 针对这一趋势，专家认为从行政区划角度观察，首尔生产与消费指标下滑似乎显示竞争力下降，但若从更广义的首都圈经济视角来看，产业与人口正发生重新布局。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副研究委员金善涵（音）指出，随着新城建设重心转向京畿道，以及交通网络延伸，首尔地铁1号线已延伸至忠清南道天安，通勤与经济联系范围明显扩大。由于房价上涨与城市拥挤，部分人口外流至京畿道新城。从行政统计看，首尔生产性似乎下降，但若将整个首都圈经济规模纳入考量，集中度与规模反而在扩大。 首尔大学人口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相林（音）称，随着首尔在人口、房价与空间上的高度密集，增长空间受限，忠清圈正逐渐被纳入“准首都圈”范围。这一现象更适合被理解为“首都圈扩张与经济权重再分配”的阶段性表现。

一项调查显示，在产后约一年内的育儿阶段，女性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并非经济负担，而是身心层面的双重疲惫。尽管社会普遍将“经济压力”视为推迟怀孕与生育的主要原因，但对于经历生产不久的女性而言，身体与心理的疲惫感更为突出。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去年8月18日至9月1日，面向2024年有生育经历的1003名女性进行关于育儿困难的问卷调查，并于19日发布结果显示，48.8%的受访者将“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列为首要困难，占近半数。其次依次为养育成本过高（18%）和难以兼顾工作与育儿（17.8%）。 根据是否为首次生育，受访者的回答呈现出一定差异。全体受访者中，生育第一胎的女性为738人，生育第二胎及以上女性为265人。在生育第一胎的女性中，50.1%认为身心疲惫最为困难，而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的群体中，该比例为45.2%，略低于前者。反之，养育成本高的占比在初产女性中为16.7%，在经产女性中则升至21.6%，显示出多子女家庭对经济压力的感受更为明显。 调查显示，包括产后休假在内，能够维持就业状态的女性仅占52.7%。从就业状态变化来看，因生育而由就业转为失业的职业中断女性占25.1%；持续处于未就业状态者为19%；由未就业转为就业者仅占3.2%。在产后辞职的主要原因中，缺乏值得信赖的托育机构占比最高，达26.3%；其次依次为难以有效利用工作与家庭平衡制度（24.8%）以及相比职场工作，更重视育儿价值（18.3%）。 与女性相比，配偶的就业状况变化较小。数据显示，2024年生育前后，92.4%的丈夫持续保持就业状态。报告指出，这反映出在子女出生这一关键节点上，男女在劳动力市场参与程度上的差异依然显著。

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多套房持有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国家政策应收回给予他们的不当特权，并对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施加责任和负担。李总统16日在社交媒体上指出，房子可以是投资工具，但本质上是居住工具。他批评有人为牟利购买不住的房子，导致住房短缺、房价和租金不合理上涨，进而引发结婚生育减少、产业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对于多套房持有者减少会导致租赁房源减少的观点，李总统认为，减少多套房持有者会相应减少租赁需求，国家应考虑住房问题的公共性，由公共部门提供租赁更为合适。最后，李总统提到国民力量党代表张东赫，质疑该党是否认为不应限制多套房持有者，并继续给予他们金融和税收特权。※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韩国低生育率趋势影响下，幼儿园经营环境持续承压。为应对行业结构性挑战，韩国政府近日启动《构建幼儿园合理供需体系方案研究》课题，预计于今年8月提交最终报告及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完善幼儿园停业支援机制，强化托育服务整体质量监管。 韩国教育部于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影响，幼儿园行业运营压力显著加剧。据韩国保育振兴院统计，全国幼儿园数量自2013年达到4.377万所后，连续12年呈下降趋势。2018年，幼儿园总数降至3.9171万所，首次跌破4万所；2023年进一步减少至2.8954万所，跌破3万所大关；预计到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将缩减至2.6064万所。 在政府强化公共保育服务供给的政策导向下，民办幼儿园及家庭型幼儿园数量减少尤为明显。家庭型幼儿园数量从2013年的2.3632万所下降至2025年的8664所，减少63.3%；民办幼儿园数量则由1.4751万所减至7653所，缩减幅度接近一半。反之，同期公办幼儿园数量从2332所增至6745所，增幅达189.2%。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标包括明确构建幼儿园供需体系的必要性、提高供需管理实效性、通过完善民办幼儿园停业支援机制，以强化整体托育服务质量。研究将基于幼儿园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对政府提供停业支援的必要性及政策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制定停业支持对象的标准与程序，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支持方案。 研究还将重点梳理影响幼儿园选择停业的现实障碍因素，围绕各地区托育需求制定适宜的幼儿园供需指导标准，明确公办幼儿园与其他类型幼儿园之间的合理结构比例、适宜新增数量，研究解决区域性供给过剩或服务空白问题的补充方案，并对强制设立标准进行合理调整。 去年，国会通过《婴幼儿保育法》修正案，允许社会福利法人幼儿园在不解散的情况下变更经营目的，并可获得必要的行政与财政支持。韩国私立幼儿园与托育机构总联合会代表全镐淑（音）表示，多数幼儿园园长多年来凭借教育使命与社会责任感维持运营，部分机构甚至以近乎以公益的方式艰难支撑。他强调，应为那些在现实压力下被迫维系运营的从业者，提供合理的停业路径与制度支持。

在中国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或已跌破“1”。同时，中国新生儿数量或已倒退至清朝时期水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总人口同比减少339万人，降至14.0489亿人，创下自2022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从结构来看，死亡人口由2024年的1093万人增至去年的1131万人；而新生儿数量则由954万人骤降至792万人。此外，出生率降至5.63%，创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结合历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变化，以及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数据，专家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已降至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常见指标——总和生育率也可能大幅下滑。总和生育率指假设一批同时出生的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且无一死亡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妇女所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需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稳定。若低于该水平，人口将出现减少。 数据还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曾在1971年高达5.5，但仅时隔20年时间便降至2.1。相比之下，全球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3历时58年，即便仅以东亚地区为例，也需要30年才能降至2.1，可见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具体来看，2022年中国生育率已降至1.07；2023年以后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约为0.97至0.98。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陆杰华同样表示，去年中国生育率很可能已跌破1，水平或略高于韩国（2024年为0.75），与新加坡（0.97）相差不大。 中国政府亦已正视人口下降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叠加影响，导致人口出现下降趋势。报告预测，由于初婚年龄上升、生育意愿减弱、育龄女性规模缩小以及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等四大因素，中国生育率今后仍可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规模每年将减少约286万人，其中20至40岁核心育龄女性年均减少约191万人。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为23.8317万人，时隔九年首次回升，同比增加约8000人。去年截至11月，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6.2%，创下十八年来最高增幅。 尽管整体出生率呈现触底回升态势，但30至34岁女性生育率依然低迷，而37至49岁人群的生育率持续上升，反映出婚育年龄整体后移的结构性趋势。 数据显示，35至39岁女性的生育率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上升。这一年龄层女性的生育率自去年1月起持续呈现上升趋势，当月同比增加8.7人，保持稳步增长态势。4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连续11个月实现增长或持平，未出现下滑。 然而，30至34岁女性的生育率出现放缓迹象。尽管上半年保持较为稳固的上升势头，但去年10月和11月已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20多岁人群的生育率则呈现反复波动走势。其中，25至29岁女性生育率在9月至10月出现小幅回升，但11月再次转为下降；24岁及以下人群整体呈现小幅下滑或持平态势。 随着结婚年龄整体推迟，首次生育的时间也不断延后。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从2015年的30岁上升至2024年的31.6岁，9年间提高了1.6岁。 在韩国社会，求学、就业、结婚、生育等的人生阶段顺序变动明显。研究指出，若求职与初期资产积累周期被拉长，婚姻与生育等组建家庭将随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分析强调，应在促进青年群体顺利进入劳动市场的同时，加强对住房保障与初期职业发展的支持。 分析指出，韩中两国20至34岁“年轻人口”规模缩小、初婚与初产年龄上移、育儿成本上升以及经济与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均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在韩国整体生育率呈触底回升的态势下，各年龄段生育走势出现明显分化。其中，30至34岁年龄段的生育增势趋于缓和，而35至39岁年龄段的生育率则持续上行，反映出韩国社会婚育年龄普遍推迟、生育主力年龄段逐步后移的结构性趋势。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35至39岁女性的平均生育率从2024年的46.6‰提高至2025年的51.7‰，已连续11个月实现同比增长，呈稳定上升态势。同期，40岁以上女性的生育率同样保持稳中有升，连续11个月未出现同比下降，平均增加4.4‰。 相比之下，30至34岁年龄段的生育率则出现阶段性放缓。该群体在2024年上半年仍保持较为明显的增长，但在10月、11月连续两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尽管1至11月的累计平均生育率仍达到73.3‰，略高于前一年的71‰，但进入下半年后连续三个月呈走弱趋势，增长动能有所减弱。此外，20多岁群体的生育率呈波动格局。25至29岁年龄段生育率在9至10月间出现小幅回升后，于11月再度转为下降；24岁及以下年龄段的生育率总体则维持小幅下滑或持平状态。 国家数据处分析指出，受社会整体婚龄推迟的影响，当前韩国的生育活动主要集中在30岁及以上年龄段，并呈现出进一步向更高年龄段转移的趋势。首次生育年龄普遍推迟至30岁中后期，这一结构性变化正在逐步重塑韩国的人口出生格局。

富荣集团去年向36名生育员工发放了总计36亿韩元的生育奖励金，比前年增加了约29%。自2024年实施每名员工1亿韩元的奖励制度以来，发放金额逐年增加。 富荣集团表示，自2024年引入该制度后，多子女家庭的数量也在增加。去年有11名员工因多子女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获得了2亿韩元的奖励。截至目前，累计发放金额已达134亿韩元。 该制度由富荣集团会长李重根发起，旨在通过企业力量解决低出生率问题。2024年首次实施时，包括2021至2023年的生育案例，共发放了70亿韩元。 富荣集团认为，这一制度不仅是企业福利，还改变了国家低出生率政策的范式，并在推动“生育支持金全额免税”立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重根会长表示：“在低出生率危机中，企业应成为推动力。我们的生育奖励金制度已取得显著成效，希望能像国债偿还运动一样引发更多企业参与。” 此外，李会长在新年仪式上再次呼吁将联合国日（10月24日）重新设为国家假日，以改善与参战60国的外交关系，并提高国家形象。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他对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表示，市场应根据供需原则稳定，而非依赖行政指导或金融、税收等冲击疗法。 关于建筑业低迷，他强调需降低成本以建造高质量住房。李会长还透露，今年将启动首尔龙山区二村洞亚洲公寓和城东区纛岛富荣酒店用地的开发计划。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韩国经济人协会与保健社会研究院于本月5日联合发布的《宅青决定因素及社会经济成本估算》研究报告指出，以2024年为基准，宅青引发的社会经济成本约达5.28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1.1亿元）。宅青是指除怀孕、分娩和残障等特殊原因外，长期近乎足不出户的19至34岁宅家青年群体。 数据显示，2024年宅青规模约为53.79万人，占全体青年人口的5.2%。报告估算，平均每名宅青每年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本约为983万韩元，其中主要包括生产率损失947.2万韩元及政策相关支出35.8万韩元。生产率损失主要源于宅青在生育意愿、经济活动参与度及工作绩效等方面显著低于普通青年，从而造成的潜在经济产出缺口；政策支出则涵盖就业保险相关费用19.17万韩元（包括失业补贴与求职促进津贴）以及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支出16.62万韩元（涉及生活、医疗、住房和教育补助等）。 据调查，休息青年转变为宅青的概率高达17.8%，是就业青年的6.6倍。休息青年指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对近期活动状态描述为“休息”的群体。此外，失业青年求职时间的长短与成为宅青的风险呈正相关。求职超过一个月成为宅青的概率为15.1%；若求职时间延长至14个月，该概率上升至24.1%；若持续失业达42个月以上，成为宅青的概率接近50%。 报告指出，相关政策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层面，而应向前延伸至休息阶段，从源头上阻断青年向孤立和宅家状态演变的风险。在提升对休息青年及宅青支援水平的基础上，应以青年实际需求为导向，推动不同阶段政策措施的系统衔接，构建全周期干预机制。 报告强调，针对休息青年阶段，相关部门应重点优化青年挑战支援项目、拓展就业导向型实践岗位、加强职场适应指导等举措；对于宅青群体，则需完善个案管理体系、扩大专业服务机构覆盖范围，并通过共同生活支持与社会参与项目，促进作息规律重建与社会交往能力恢复。 韩国经济人协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应依托青年未来中心等现有服务平台提升精细化服务能力，同时增加针对青年求职与实践机会的政策供给，以构建更具协同性与实效性的制度支持体系。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