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投资者大量买盘的推动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6日历史上首次突破4500点大关。半导体“双龙头”盘中双双刷新历史高点，带动KOSPI指数上扬；同时，资金轮动扩散至证券、二次电池、造船等板块，令年初股市行情进一步升温。 6日，KOSPI指数报收4525.48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67.96点，涨幅1.52%，再创收盘历史新高。自本月2日首次突破4300点、前一交易日跨越4400点后，KOSPI仅用一天时间便连续突破至4500点关口。 当天KOSPI指数以4446.08点低开，早盘一度短暂失守4400点，主要受前期快速上涨后的获利回吐以及投资者在三星电子发布初步业绩前的观望情绪影响。但此后市场情绪明显反转，个人资金进场推动指数转涨，并最终在盘中高位收盘。 从资金流向来看，主板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净买入596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8.7亿元），成为拉升指数的重要力量；外资与机构分别净卖出6302亿韩元和664亿韩元。外资在KOSPI200股指期货市场亦净卖出4328亿韩元。首尔外汇市场方面，韩元兑美元汇率报1445.5韩元，较前一交易日走弱1.7韩元。 上涨动力主要来自半导体板块。SK海力士受在CES 2026期间披露下一代高带宽存储器（HBM4）发布计划，以及与英伟达CEO黄仁勋会面的消息提振，盘中一度触及72万韩元，刷新历史高点。三星电子亦在盘中成功转涨，股价站上14万韩元，创下新高。 年初KOSPI指数持续上涨，也带动证券股在业绩改善预期下集体走强。Kiwoom证券、未来资产证券、NH投资证券等均明显上涨。行业层面，证券、医疗精密、IT服务板块领涨；金属、纺织服装板块相对承压。 相较之下，韩国创业板市场指数（KOSDAQ）6日收报955.97点，下跌1.53点（0.16%）。尽管个人投资者净买入3821亿韩元，但外资与机构分别净卖出3448亿韩元和310亿韩元，对指数形成压制。 证券业界普遍认为，若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业绩动能持续释放，KOSPI上行空间仍有望进一步打开。市场上亦有观点指出，若年初行情延续，KOSPI冲击5000点的可能性正被更多投资者讨论。

韩国时尚集团HyungJi借助总统李在明访华经济代表团行程，与中国高科技企业开展交流，加快推进智能可穿戴机器人新业务。集团会长崔炳五近日在北京分别会见宁德时代（CATL）董事长曾毓群和TCL科技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就可穿戴机器人及智能工作服等合作方向交换意见。 HyungJi方面表示，崔炳五还出席了由李在明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共同主持的座谈会，并应邀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办的国宴，与两国主要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交流。 HyungJi将智能可穿戴机器人定位为未来的重要增长动力，重点关注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辅助需求以及产业自动化的发展趋势。在与宁德时代的交流中，双方围绕可穿戴机器人的核心要素电池技术，探讨了提升产品机动性和续航能力的合作可能。宁德时代在电动汽车电池及储能装置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机器人专用电池运营与测试经验。 TCL科技集团持续加码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工厂等领域。HyungJi计划通过与TCL的合作，加快开发以辅助老年人日常活动为核心的智能服装和可穿戴机器人产品。2024年，宁德时代实现销售额约3620亿元人民币，TCL科技集团约为1648亿元人民币。 HyungJi计划在可穿戴机器人实现量产后，首先通过国内约2000家老年人专门门店进行销售，随后逐步拓展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集团相关人负责人表示，此次访华行程为智能可穿戴机器人商业化明确了现实可行的合作路径，今后将把下一代电池解决方案和智能终端基础设施，与HyungJi的人体工学服装设计技术相结合，构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5日，韩中领导人会谈即将在北京举行。这是两国领导人自2024年11月在韩国庆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期间会谈后，时隔两个月的再次会晤。在李在明开启就任总统后首次对华国事访问的背景下，相关板块正重新吸引个人投资者的关注。 据韩国证券业界5日消息，韩中领导人会谈有望直接受益的行业主要包括化妆品、免税店、赌场、旅游和航空等。具体个股方面，市场普遍提及爱茉莉太平洋、韩国科玛、新世界、江原乐园、百乐达斯集团、模都旅游、哈拿多乐等。 此前，市场一度传出李在明即将访华的消息，投资者对所谓“限韩令”可能松动甚至解除的期待随之升温。受此影响，韩国股市娱乐、游戏、化妆品等板块股价曾集体走强。本月2日，娱乐龙头HYBE股价收于34.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73元），较前一交易日上涨4.85%；YG娱乐和JYP娱乐股价分别上涨1.44%和6.75%。 化妆品板块同样表现亮眼，科丝美诗、托尼魅力和爱茉莉太平洋股价分别上涨9.2%、12.75%和6.19%。游戏板块方面，珍艾碧丝上涨6.42%，NCsoft上涨7.44%，Kakao Games上涨3.29%。投资者普遍认为，此访有望推动两国在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对话，为相关行业带来积极影响。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尽管韩中领导人会谈本质上属于外交事件，但在资本市场中往往被解读为政策信号。短期来看，旅游、文化内容等相关板块更容易获得市场关注；而从中长期角度看，二次电池、半导体等产业仍可能形成更具持续性的增长动能。

韩国国家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在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韩国支柱产业半导体领域，竞争力已被中国迎头赶上或反超。虽然韩国仍在内存半导体领域占据优势，但在人工智能（AI）芯片等系统半导体领域，中国在设计能力、产业基础等方面已领先韩国。报告呼吁，以韩国总统李在明新年访华为契机，韩中关系加速回暖，韩国有必要重新构建与中国的产业合作战略。 产业研究院日前发布《中国制造2025主要产业韩中竞争力比较》报告称，韩国在汽车（含电动汽车、电池、自动驾驶）、机器人、半导体等三大主力产业领域竞争力均已落后中国。报告对中国在2015年发表的《中国制造2025》中重点扶持的十大核心产业中，与韩国高度重合的三大产业进行了价值链、技术水平、品质等维度的比较。 结果显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综合竞争力已与韩国并驾齐驱。在半导体产业的8个价值链评估项目中，中国在芯片研发、成品制造、产品服务及本土需求4项上领先韩国，韩国仅在材料、零部件、设备供应链及海外需求方面占上风。在30项细分指标上，中国在19项（63.3%）上占据优势，主要集中在性价比和基础设施方面。 尤其在AI芯片设计领域，中国在技术、价格、生态体系上均优于韩国。报告指出，华为、寒武纪等中国企业已实现AI芯片自给，韩国甚至需要采购中国生产的先进半导体。成均馆大学半导体综合工学专业教授李佑根（音）指出，中国半导体产业潜力巨大，仅本土芯片设计公司数量就已超过3500家，而韩国不足150家。 在机器人、电动车、电池、自动驾驶综合竞争力上，中国已全面超越韩国。在1-7分的评分体系中，中国在自动驾驶（5.3分）、机器人及电动车（5分）、电池（4.8分）上均领先韩国。 具体来看，在自动驾驶领域，中国从研发设计、零部件采购到生产制造及售后服务全链条领先，尤其在核心的人工智能、软件及高精度地图方面，韩国竞争力已大幅落后。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除产品开发设计能力外，韩国在其余环节均落后于中国。 报告警告，韩中主力产业竞争力的差距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目前已完成《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90%以上，正加速推进后续的“中国标准2035”项目，大力培育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中国于上月30日发布全球首个《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标准》草案，抢占下一代电池技术标准制定先机，目前包括韩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尚未实现固态电池商用化。 负责撰写报告的产业研究院中国研究组组长赵恩教（音）表示，两国在机器人领域技术接近，但在基础设施与成本方面中国优势明显，自动驾驶领域则中国明显领先。韩国亟需更现实地评估自身位置，调整对华产业战略。

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明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此访既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也是继去年11月在庆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在短短两个月内再次面对面交流。在经历数年低谷后，韩中关系出现明显回暖迹象，此访因此被视为检验这一回暖势头能否真正走向稳定化与长期化的关键节点。 过去数年间，受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韩美日安全合作强化，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等多重因素影响，韩中关系长期处于低谷，政治互信受损，经贸与民间交流明显降温。李在明政府成立后，提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口号，在坚持韩美同盟与韩美日合作框架的同时，主动修复对华关系，努力防止双边关系继续被卷入大国博弈的结构性对抗之中。 去年11月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被李在明评价为“全面恢复韩中关系的起点”，而此次国事访问则是这一战略的延续与深化。 ▲密集首脑外交释放的政治信号 从出访时间来看，此次访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习近平两个月前刚刚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在明随即在新年伊始进行回访，并将中国定为2026年首个出访国家。在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这种在较短周期内完成的互访安排并不常见，这一“亲密互动”本身就具有稳定双边关系、防止误判的战略意义。 这一安排释放出三重信号：第一，双方都希望避免双边关系再度跌入结构性对立的困局；第二，双方对高层沟通对于稳定关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第三，双方有意将双边关系从“政治修复”推向“制度化管理”。 对韩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是降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中国而言，在中美博弈持续、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稳定周边关系、尤其是与重要经济与技术合作伙伴保持良性互动，同样具有战略价值。 ▲经贸合作仍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突破口 去年11月韩中首脑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七项谅解备忘录（MOU），涵盖2026—2030年经济合作规划、货币互换协议、服务与投资领域自贸谈判、创新创业合作、农产品检疫、共同打击电诈犯罪等多个领域。这些文件为韩中关系恢复提供了制度框架，但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检验。李在明此次访华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推动协议从“文本”进入“执行”阶段。 三星电子、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大企业掌门人此次将陪同李在明出访，预计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池、人工智能与供应链安全领域，两国将探求新的合作可能性。 中方可能释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信号，韩方则希望借此稳定在华韩企信心，防止投资与供应链继续外移。若能促成具体投资合作项目，将有助于将政治互信转化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此外，外界高度关注本次访问是否会成为“限韩令”全面松绑的转折点。若中方在文化交流、演出、文化内容引进等方面释放更明确的积极信号，不仅是文化交流层面的突破，还将具有对韩政策姿态实质性调整的重要象征意义。 ▲在有限空间内寻找半岛议题突破口 与经贸领域相比，安全与半岛问题的突破空间相对较小，但仍是李在明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趋于谨慎，甚至在某些场合被指对朝态度偏于宽容。 李在明提出的半岛和平进程包括跨境交通、旅游、贸易等构想，试图逐步将朝鲜重新纳入地区合作框架。此次访华中，韩方将争取中方对韩国和平构想的原则性支持，在外交表述层面重新提及“半岛无核化”，保持韩中在朝鲜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渠道顺畅。 若在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公开表达对韩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支持，将被视为重要政治信号。 ▲结构性约束依然存在 尽管韩中关系的回暖信号明确，复苏前景被广泛看好，但限制同样客观存在无法被忽视。首先，中美战略博弈仍是最大变量，韩中关系难以脱离这一结构背景。其次，台海局势、中日关系、朝鲜的核开发等等地区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冲击。再次，西海（黄海）构筑物、中国渔船非法越境捕捞等摩擦尚未找到解决途径，随时可能引发新的争议。 前任总统尹锡悦执政的1000多天里，由于奉行价值观外交，完全倒向美国，导致韩中关系严重受挫。李在明的此次访问难以彻底改变结构性矛盾，达成戏剧性的突破，但完全可以将韩中关系从情绪性修复转向制度化稳定。在经济上建立更多共同利益，在政治上恢复高层互信与沟通机制，在安全上维持顺畅的沟通与对话。 若能在这些方面取得虽有限但可视的进展，韩中关系将真正走出过去数年的低谷，进入稳定的新轨道。这正是此次访问最现实、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2026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转折。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十五五”规划（2026至2030年）的起点，不仅明确了今年经济的整体走向，也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政策框架奠定基础。 在此次会议，中国政府精准判断经济矛盾，明确“供强需弱”是当前主要问题，反映出政策认知层面的显著转变。中国不再将经济下行压力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而是将长期积累的供给过剩问题与当前需求偏弱并列为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释放出从侧重需求刺激转向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 今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键词聚焦于“质量”与“效率”。与以往注重规模扩张与高速增长的政策取向不同，新一轮政策框架更强调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及创新能力建设。政策重心由短期的稳增长逐步转向通过结构性改革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炳瑞认为，中国对经济形势判断的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供强需弱”的提出，体现出政策层面对产业领域过度投资、低效供给长期挤压需求空间的清醒认识。未来政策预计将采取“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竞争力。 他指出，此次政策转向至少涵盖四方面深意。首先是问题界定的变化。将供给过剩明确纳入主要矛盾，意味着未来宏观调控不再局限于需求侧刺激，而是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便在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承压，也将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腾出空间。 其次是创新战略由“速度优先”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会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AI）治理体系，显示出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与风险防范，致力于构建稳定、可信的创新生态。 第三是改革重点从“应急管理”转向“制度建设”。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升为改革重点，被视为对光伏、动力电池、钢铁等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与价格战问题的直接回应。政策明确将低价恶性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视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结构性顽疾，力图通过法治化手段予以根治。通过制度约束规范市场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虽在短期可能带来调整阵痛，但有助于中长期产业秩序与盈利能力的恢复。 第四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由“规模扩张”向“精准提效”转型。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严控债务风险、协同货币政策三大抓手，为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意味着政策资源将更多向国家战略领域与新质生产力方向集聚，从而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 全炳瑞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6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扩大内需”“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居于优先，体现出中国政府意图以强大内需市场为基础，以科技创新培育为新动能，通过制度改革优化产业生态的战略布局。 在扩大内需方面，政策重点从短期消费刺激转向夯实长期内需基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结构更为稳健的消费体系。消费品、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望成为重点受益行业。 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为支点，推动先进经验全国推广，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基础。AI芯片、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有望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全炳瑞分析指出，随着政策方向逐步明晰，中国资本市场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创新驱动、内需扩张与反内卷改革构成三大政策主线，有助于重塑市场投资逻辑。货币政策由“稳健审慎”转向“灵活有效”，增强了市场对流动性环境改善的预期。同时，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进入A股市场，也被视为提升市场稳定性的重要举措。然而，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市场风险仍是需要关注的潜在变量，叠加全球经济放缓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市场波动风险仍然存在。 今年的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行稳致远，而非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清晰传递出中国经济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导向的发展新阶段。强调供需平衡、创新与制度协同、内需与开放并举的政策框架，标志着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全炳瑞表示，这一转型有望推动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逐步摆脱短期投机倾向，朝着以技术实力和长期价值为核心的成熟发展模式演进。在此过程中，韩中两国经济发展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韩国亟需制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长期战略规划，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大幅落后。

韩国总统李在明计划于明年1月率领约200名韩国经济界人士访问中国。这一消息，已超越了普通外交日程的意义，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长期处于低谷的韩中关系正在重启。 就在几年前，韩中关系仍可被形容为“虽不舒服但互相需要”。政治互信减弱，经贸合作更多依赖惯性运转，民间交流明显降温。两国关系虽未中断，却逐渐陷入一种“相互关联却缺乏对话”的状态。 然而，去年，中国对韩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访问韩国，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虽然尚难断言坚冰已经完全解冻，但可以确认的是，中韩关系已步入一个谨慎试探的“融冰期”。 外交从来都是时机的艺术，韩国此时推进总统访华，显然是对这一时机的把握与回应。 中国依然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无论是进出口、投资与产业链，还是旅游、留学生交流，两国经济结构早已深度交织。即便政治氛围趋冷，经济合作也难以简单切割。问题在于，过去数年间，韩中关系更多停留在“相互依存而缺乏沟通”的层面。 免签政策率先在民间层面打破了这一僵局。韩国公民赴华人数回升，经贸展会、商务洽谈、学术交流逐步恢复活力。某种意义上，并非外交率先开路，而是民间往来为关系修复撬开了一道缝隙。习近平主席的访韩，则将这一缝隙拓展为更具制度性和外交意义的空间。 李在明此次访华将有200余名经济界人士随行，也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这不是一场以宣示立场为目的的访问，而是强调在一线、在具体项目中寻求成果。半导体、电池、电动汽车、生物医药、文化内容、绿色产业等领域，既是竞争前沿，也是合作交汇点。对韩国而言，既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照单全收。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亦关注此次访问中，除经贸合作外，是否涉及防务与安全领域的沟通。这表明，首尔正尝试以更立体的方式管理中韩关系，而不仅限于经济层面。 但正是在此刻，更需要保持冷静。“融冰期”意味着解冻在即，但也意味着风险。冰层最薄之时，恰恰最容易失足。对中国释放的友好信号作过度乐观解读并不理性。中国确实在释放善意，但这更像是战术层面的调整，而非战略方向的根本转变。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韩国，但并不意味着会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作出让步，或给予无条件信任。 经贸合作同样如此。中国的开放具有选择性。在需要合作的领域，强调互利共赢，而在涉及技术主权与安全的关键领域，门槛依旧存在。防务层面的交流，短期内更可能停留在象征与沟通层面，而非实质性突破。 历史经验值得警惕。韩国曾在双边关系升，过度依赖政治层面的乐观预期，最终遭遇现实冲击。这一经历留下的教训是：与中国的关系越是在改善之时，越需要保持理性与谨慎。 李在明此访中国，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与其任由关系僵化，不如主动管理，与其放任误解，不如保持沟通。考虑到韩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主动压缩对华合作空间并非理性选择。 但此次访问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共同声明的措辞是否华丽，也不在于签署合同的数量是否可观。真正重要的是关系运作的方式本身。以利益而非情绪为基础，以执行而非口号为核心，以可持续而非短期成果为目标——这应成为当前韩中关系重新校准的基本原则。 融冰期终将过去，河流要么重新奔流，要么再次封冻。走向何方，取决于双方的判断与姿态。此刻再次相互凝视的韩中两国，不应回到过去，而应迈向更加成熟、理性的关系。克制期待，保持警惕，同时敞开对话之门——这既是韩中关系所需的常识，也是国家外交应坚守的基本平衡。

据业界30日消息，三星电子向宝马集团供应车载芯片Exynos Auto，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由高性能电池领域进一步拓展至半导体领域。此前，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将汽车电子业务确立为未来核心增长引擎，并给予全面支持。业界分析称，三星电子在原有电池与显示器业务的基础上，有望在半导体领域与整车制造企业达成更具实质性的合作成果。 据悉，三星电子与宝马自2009年共同启动电动汽车联合研发项目以来，至今保持持续紧密的合作关系。以2013年首款纯电动车型宝马i3推出为起点，后续上市的i8（2015年）、iX与i4（2021年）、以及全新i7（2022年）等电动车型，均搭载三星SDI提供的高性能电池。 三星电子将未来出行（Mobility）市场视为集团核心增长动力之一，通过旗下多家子公司协同推进相关业务布局。代表性业务包括三星SDI的电动汽车电池、三星显示车载面板、哈曼车载音响与数字座舱解决方案，以及三星电子的车用半导体等。此次供应给宝马“新iX3”的Exynos Auto芯片是三星电子自主研发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IVI）处理器。 负责Exynos Auto业务的三星电子LSI事业部近期新设定制化系统级芯片（SoC）开发团队，旨在不仅面向大型科技企业，也积极开拓针对整车制造商的定制芯片业务。此外，三星电子近期通过子公司哈曼收购德国采埃孚集团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业务，进一步增强在汽车电子解决方案领域的整体竞争力。 未来出行业务是李在镕着力推进合作的重点领域。今年3月，李在镕访问全球领先电动车企比亚迪总部，与核心高管就汽车电子领域合作进行交流；随后亦到访三星电子重要客户之一的小米北京汽车工厂，与小米董事长雷军举行会谈。 今年11月，奔驰集团董事长康林松访韩期间，于三星集团迎宾馆与李在镕会晤。三星SDI社长崔周善、哈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索博特卡（Christian Sobottka）等汽车电子业务相关高管共同参与会谈，进一步巩固双方合作关系。李在镕亦与宝马集团董事长奥利弗·齐普策（Oliver Zipse）保持定期交流，包括2022年在仁川永宗岛宝马驾驶中心的会面，以及今年年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的会谈。 汽车电子业务亦与三星电子首次大规模收购的哈曼公司紧密关联。2016年，三星以80亿美元完成对哈曼的收购。此后，哈曼的业务范围从音响与汽车电子产品，逐步扩展至数字座舱、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等领域。去年，哈曼实现营业利润约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3.5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累计营业利润超过1.2万亿韩元，预计全年业绩将再创新高。 三星电子相关人士表示，随着软件定义汽车（SDV）与电动汽车的普及，车用半导体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未来，三星电子不仅将宝马作为重点客户，还将面向欧洲、中国等地区的多家整车制造商，持续扩大系统半导体业务的客户基础。

迎来生效10周年的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正面临新的转折点，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的韩中FTA，在签署之初，被认为是韩国抢占14亿人口巨大市场的绝佳机会，此后多年韩中FTA确实为韩国带来了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顺差， 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10年后的今天，韩中FTA面临全新的挑战。双边贸易规模自2022年达到峰值后开始走下坡路，中国技术实力的迅速提升导致韩国对华贸易收支已连续3年赤字。 据产业通商部28日公布的数据，韩中双边贸易额从2015年的2274亿美元增长至去年的2729亿美元。韩国对华出口结构趋于多样化，涵盖半导体、汽车、生物医药、钢铁及化妆品等，同时价格低廉且种类丰富的中国产品进入韩国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者的便利。 但从2015年起持续增长的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3103亿美元的峰值后，自2023年起开始下降。今年截至上月双边贸易额为2426亿美元，同比缩水2.4%。 韩国对华贸易顺差格局已被打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在2018年曾达到556亿美元，2023年出现自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的首次逆差，今年预计将连续3年录得赤字。 分析认为，出现这一变化并非FTA自身问题，而是中国技术实力迅速提升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所致。 中国自2015年制定“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后，通过政府巨额支持和投资，在高端零部件和中间产品领域的自给水平显著提高。在半导体、电池、显示面板等韩国传统优势产业中，中国逐步掌握核心技术，打破了过去“进口韩国中间产品、在中国组装成品”的产业分工模式。市场普遍担忧，对华贸易逆差可能呈现结构性固化趋势。 面对这一新形势，韩国政府认为仅靠货物贸易已难以在中国市场保持竞争力，转而将目光投向潜力巨大的服务和投资领域。上月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快推进停滞已久的韩中FTA第二阶段（服务与投资）谈判，并加强供应链稳定方面的合作。 首脑会谈后，有关部门行动明显加速。本月12日，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在北京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商定加快FTA第二阶段谈判进程，并就稀土等关键供应链物资保持持续沟通。产业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翰九也将于本月29日至30日访华，与中方官员会面。 随着韩中FTA第二阶段谈判的展开，有关服务市场的开放讨论升温，外界对“限韩令”的松绑期待上升。中国自2016年因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对韩国文化、旅游等产业采取反制措施，虽然中国政府始终否认“限韩令”的存在，但相关限制长期影响韩国有关产业。 不过中方近期态度有所转变，韩国贸易协会通商研究室长赵成大（音）称，中方对开放服务市场显示出明显意愿，希望李在明总统明年初对中国的访问可以成为两国FTA全面升级的决定性契机。尤其在美国相继退出国际贸易秩序的局面下，中国若想成为新的领导者，必须向我国企业展现保护支持产权的决心，以及制度透明度及可预测性。”

近年来，公司年终聚会的景象悄然发生变化。过去“必须参加”“必须喝酒”的年终聚会，正在被工作时间内的简餐、现金礼金，或自愿参与的聚会模式所取代。对年轻职场人来说，这不是对传统方式的否定，而是对“真正意义的同事情谊”的重新定义。 韩国求职网站Incruit的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变化。20多岁至30多岁的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一希望年终聚会能在“工作时间内”举行，并倾向于“只吃饭不喝酒”的简单聚会；而40岁以上的职场人仍普遍偏好在“晚上”聚餐，且不少人认为饮酒聚会更能增进感情。两种态度的背后，折射出不同世代对职场文化、个人时间与休息权利的不同理解。 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应对方式也引发关注。某大型电池企业选择在下午四点举办年会，让员工能在下班前结束行程；另一家公司则选择不举办年会，而是将相关预算直接分发给员工，由个人自由支配。然而，仍有近六成职场人认为年终聚会“有必要”。其中，40岁以上受访者的认同比例高达六到七成。这表明，尽管形式偏好不同，各世代职场人仍普遍认同“情感连接”与“年度收官仪式”在组织中的重要性。 对年轻一代来说，“必须参加”的聚会常被视为“工作的延长”。他们希望的是被理解、被感谢，而不是被强制参与应酬。若领导层仍固守“喝一杯才是真感情”的逻辑，势必加深职场的代际矛盾。组织文化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正视这种观念的转变，并重新定义“归属感”的内涵。 年终聚会的价值，终究不在酒桌上，而在于“心意”。无论是通过一顿简单的午餐、一封感谢信，还是一次共享的温暖时刻，核心都在于相互尊重与鼓励。当公司愿意用更人性化、更真诚的方式表达“这一年大家辛苦了”，那一刻的团聚才真正有意义。 年末的聚会形式可以改变，但“认同与共鸣”的温度不应消失。当组织把“人”而非“形式”放在核心位置，年终聚会才能真正成为企业文化进步的标志——一场不再以酒精维系的团圆，而是用理解与感激连接彼此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