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自杀问题日益严峻。根据最新统计，40多岁人群自杀数量超过疾病致死人数，自杀首次成为中年群体第一大死因。 韩国统计厅近日发布的《2024年死亡原因统计结果》显示，去年10至49岁群体排在首位的死因均为自杀。50多岁人群死因自杀则位列癌症之后，位居第二。专家指出，在中年群体中，死亡通常以疾病为主，自杀成为主要死因的现象极为罕见。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国家自杀率统计，韩国每10万人中有24.1人自杀，在会员国中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日本、比利时及匈牙利等国家。韩国与日本的40至59岁中年群体自杀率尤为突出。 OECD成员国中自杀率排名前十的国家中，韩国和日本在过去五年间，40至59岁群体中自杀始终是主要死亡原因。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2023年日本40多岁男性死亡原因首位为自杀。 数据显示，韩国去年40多岁人群自杀占总死亡原因的26%，位居首位；50多岁群体自杀比例为12.2%，居第二位。而日本40至44岁人群死亡原因中，癌症占27%，自杀占22.3%，比例相近；但45至49岁及50多岁群体中，癌症占比持续上升，自杀占比下降至10%以下。由此可见，日本中年之后自杀比例呈缓慢下降趋势，而韩国40至59岁中年自杀率仍居高不下。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2023年34至44岁人群自杀人数为8533人，在全部死亡原因中排第四，约为首位“意外事故”（3.6159万人）的四分之一；45至54岁自杀人数为7653人，也仅为癌症（3.2867万人）的四分之一。 分析指出，韩国中年自杀率高企不仅由于个人心理问题，更是经济不稳定、就业压力和社会孤立等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专家表示，社会各界需正视中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问题。

电子竞技俱乐部T1在英雄联盟S15全球总决赛中实现三连冠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再次强调将推动游戏产业发展。业内普遍期待，这一表态有望为长期停滞的政策议题带来突破，为韩国游戏产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 近日，李在明在脸书发文称：“衷心祝贺T1战队及全体相关人员成功实现英雄联盟历史首个三连冠，这将成为电子竞技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李在明还表示，政府将积极支持包括电子竞技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承诺将提供政策层面的助力。 这已经是李在明自就任以来第二次公开表明扶持游戏产业的立场。上月15日，李在明出席韩国游戏产业座谈会，并强调：“过去政府将游戏与毒品等归类为‘四大成瘾物’，采取压制性政策，导致韩国游戏产业被中国反超。游戏并不是成瘾物，而是韩国重要产业之一” 这一表态后，政府政策方向出现明显转变。据悉，政府正倾向于不再将游戏列为“疾病”类别。上月在国政监察上，主管国家标准疾病分类（KCD）的国家数据处处长安亨埈在回应共同民主党议员赵承来的“应在社会共识达成后推进游戏是否归类为疾病”提问时表示同意。自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游戏使用障碍”正式列入疾病分类以来，韩国社会就此争论不休，而李在明的发言似乎为这一争议画上了句号。 此外，李在明的发言在业界引发强烈反响。游戏业界人士表示：“这表明政府不再将游戏产业视为监管对象，并明确拥有政策支持意愿。这为业界与政府就核心议题展开对话提供了新动力。” 目前，业界期待在“游戏列入疾病分类”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下，进一步推动包括游戏制作税收优惠、扩大弹性工作制度等政策落地。业内普遍认为，若相关制度改革得以落实，韩国游戏产业有望迎来发展契机。 业界指出，在韩国游戏出口自2023年起出现下滑、整体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政策支持已成为当务之急。随着疫情期间的“特需效应”消失，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不少企业连续多个季度出现亏损。预计在釜山BEXCO举办的“G-STAR 2025”游戏展上也将反映出这一趋势，展位规模较去年的3359个略微减少，预计约为3260个。

日前，韩国时尚杂志W Korea在首尔五星级四季酒店高调举办“Love Your W”乳腺癌防治慈善晚宴。活动本欲传递关怀与希望，却因娱乐化氛围引发公众争议。部分舆论指出，艺人饮酒欢庆、品牌借势营销等，与防治乳腺癌的严肃主题相悖，缺乏对患者应有的尊重。 据悉，当晚出席嘉宾包括金泰亨、张员瑛、高贤廷、李英爱等多位知名艺人。歌手朴宰范登台演唱《身材》，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不少观众表示，此类娱乐表演与乳腺癌认知宣传的基调不符，可能对正在于疾病抗争的患者造成情感不适。此外，鉴于乳腺癌患者通常不宜饮酒，活动现场却香槟频举、觥筹交错，被批缺乏对受助群体处境的基本体察。 在舆论持续发酵三日后，W Korea发布官方致歉声明，承诺今后将对活动流程进行全面审视与改进。然而，其回应未能完全平息公众质疑，尤其关于慈善捐款的具体去向成为新一轮争议焦点。 韩国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公开的资料显示，自2007年至2024年11月期间，W Korea向韩国乳腺健康财团累计捐款3.156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7.2万元），其中2017年至2023年间捐款记录为空白，仅2023年有1.253亿韩元的捐款。据悉，在本次活动中，该杂志向参与的部分时尚品牌收取约3000万韩元费用，珠宝品牌约500万韩元，而出席艺人未收取酬劳。 笔者认为，当企业以公益之名吸纳商业赞助，却未能同步实现资金流向的充分透明，慈善行为的纯粹性与公信力将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公益活动主办方，理应怀有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困境的共情，确保每一环节的设计都体现对受助群体的尊重与关怀。 当“乳腺癌”这一承载无数苦痛与勇气的词汇，与香槟、派对和闪光灯并列呈现时，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究竟是对生命的致敬，还是流于形式的商业展演。公益不应沦为吸引眼球的噱头，而应成为媒体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传递人文关怀的真诚实践。

韩国抗生素使用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居高不下，专家呼吁应尽快制定系统化管理对策。 据韩国疾病管理厅及OECD于13日公布的卫生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抗生素使用量达到每千人每天31.8DID，在有公开数据的OECD成员国中位列第二。相比2022年的25.7DID，使用量明显增加。 抗生素耐药问题已成为现实威胁。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2019年便将其列为威胁人类生命的十大健康风险之一。感染耐药菌后，治疗难度显著增加，可能导致住院时间延长、治疗费用上升，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对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儿童而言，风险尤为突出。 为应对这一挑战，疾病管理厅于去年11月启动“抗生素合理使用管理（ASP）”试点项目。该项目在医院配备专业人员，对抗生素的处方、剂量和疗程进行系统化管理，仅在确有必要时才开具处方，旨在减少不必要的使用，遏制耐药菌扩散，并提升治疗效果。 目前项目在一线的成效已初步显现。疾病管理厅委托汉阳大学产学合作团进行的实地调查显示，参与医院的抗生素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所有参与医院均实施特定抗生素处方管理制度，而未参与医院的实施比例仅为56.6%。 在依据微生物检测结果调整抗生素种类的干预措施上，参与医院的实施比例为59.2%，远高于未参与医院的不足10%。这一数据显示，项目能够有效帮助医院快速建立管理体系。 然而，“专业人力不足”仍是项目推进的主要限制因素。调查显示，在床位数超过300张的医疗机构中，有超过一半（53.6%）因人手不足而未能参与项目。 基于当前成效，疾病管理厅计划近期启动第二年度试点项目的机构招募。疾病管理厅厅长林承宽表示，正确使用抗生素是守护老年人和儿童生命的重要措施，并强调将推动ASP在医疗文化中落地，逐步扩展至中小医院及疗养院。 政府还计划与学界合作，开设专业人才培养课程，制定可直接应用于临床的一线指南，持续完善抗生素管理支持体系。

韩国迎来中秋节，全国各地洋溢着节日气氛。过节方式因时代、地域不同而各异。有人返乡与家人亲友团聚叙旧，也有人选择外出旅行，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欢度佳节。然而，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的韩国民众，假期过后往往感到身心疲惫、提不起精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节后综合征”——指节日前后出现的身体和心理不适症状。 过去，“节后综合征”被认为是需要操持家务、准备年节饭菜的主妇才会面临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过节方式日趋多样化，不同年龄层都以各自的形式遭遇“节后综合征”。 每逢节日返乡探亲，中年群体不得不面对长时间驾驶和高速公路拥堵，假期大半时间消耗在路上。长时间驾驶导致肩颈和腰部疼痛。颈肩部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或固定姿势，容易出现慢性收缩并逐渐僵硬，导致血液循环不畅，乳酸等代谢废物堆积，引发疲劳感与疼痛。 尤其对主妇而言，长时间弯腰或伏案准备节日餐食，同样会对肩颈和腰部造成负担。若长时间蹲坐，还会使血液循环不畅，出现双脚发麻症状，同时加重肩关节或膝关节压力，甚至诱发或加剧关节疼痛。 中秋长假期间，10至20多岁的年轻人往往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头部不自觉前倾，原本呈C形的颈椎可能因此变直，甚至出现反向C形变形。这种姿势易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增加颈椎负担，使年轻人面临颈椎病风险。 同时，亲友在节日期间对学业成绩或就业情况的关切询问，也常给年轻人带来心理压力。为预防这类“节后综合征”，建议适当控制手机使用时间，每隔两小时进行颈部伸展运动。通过合理休息与适度运动缓解学业压力，也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 30多岁群体同样深受困扰。繁重的家务劳动、节日期间增加的经济支出，以及催促婚姻，都可能成为这一代人的身心负担。节日期间，还常见一种“空巢”现象。长辈与子女、家人热闹共度假期后，当子女返城离开时，容易陷入孤独感，出现情绪低落、食欲不振、失眠等症状。这类情绪波动不仅影响心理状态，也可能对整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中秋节本是家人、亲友团圆的喜庆时刻，但其中夹杂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不仅是MZ世代（1980年至2000年出生者），几乎所有年龄层在节日期间都可能面临身心压力。如果未能及时疏解，甚至可能引发疾病。 庆熙大学韩方医院神经精神科教授金允娜（音）指出：“过去，节后综合征主要集中在中年女性身上，但近年来10至30多岁群体也出现节后综合征。加上升学与就业压力、经济负担、婚姻催促及各种社会问题，节日前后各年龄层的'火病'患者都呈增加趋势。” 她还提醒：“火病不会随节日结束而迅速好转，治疗难度较大，因此预防尤为重要。预防的关键在于培养情绪和压力管理能力，改善引发火病的环境，增强自我调适能力，才能有效降低风险。”

近年来，韩国人不吃早餐的比例持续上升，20多岁女性中仅有三分之一会按时吃早餐。 韩国疾病管理厅5日发布《2024年国民健康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去年，1岁以上国民的早餐缺餐率为35.3%，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吃早餐。 与2015年的26.2%相比，韩国人不吃早餐的比例在过去十年间逐年增加，总体上升9.1个百分点。 从年龄来看，20多岁人群不吃早餐的比例最高，达62.1%。其中，20多岁女性的比例更高，超过三分之二（67.5%）不吃早餐。其次是30多岁（46.8%）、40多岁（39.1%）、10多岁（35.5%）、50多岁（25.3%）。最重视早餐的群体是70岁以上人群，仅有4.9%不吃早餐。 长期以来，国内外多项研究均表明，不吃早餐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等健康风险。三星首尔医院研究团队去年也对进餐缺失模式对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吃早餐的人群心脏代谢疾病的患病风险最高，其次是不吃午餐和晚餐的人群。 研究还发现，与三餐规律的人相比，不吃早餐人群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LDL）、中性脂肪、空腹血糖和血压等指标均显著偏高。

本月11日凌晨3点多，在仁川市瓮津郡灵兴面一岛屿附近，一名70多岁的中国籍男子在捕捞贝壳的途中因涨潮而被困滩涂，仁川海警署第一时间出动警员前往救援，年仅34岁的警长李宰硕将救生衣和手套让给被困男子，自己却在营救过程中不幸牺牲。 就在两个多月前，张家界旅游客车司机肖波驾驶车辆搭载11名韩国游客和1名导游返回张家界时突发疾病，在完全昏迷失去意识的最后时刻，凭借顽强毅力完成了熄火、拉手刹等关键操作，确保了全车人员的安全，自己却因脑干出血，经3天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两起令人感到无比痛心的事件在韩中两国得到了官方与民间一致的哀悼和敬意，这两个故事如此相似，都是平凡人在非常时刻做出的非凡抉择，都选择了将他人的生命置于自身之上，且救助的对象都是素昧平生的外国人。尽管韩中两国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以及许多理念上截然不同，但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天然、深厚切坚韧的友好情感，对于彼此的善意源自人性最光辉的部分，足以超越国籍与语言的隔阂，是两国友好关系最真实的缓冲带和稳定器。 在生死关头，李宰硕和肖波展现出的勇气与善意，比任何宏大叙事及口号更能打动人心。来自民间的真实善举也让我们对韩中关系充满信心，当无数个体善意的溪流汇聚成河，便能冲散迷雾迎接阳光。愿这份以生命铸就的友好，能够照亮更多相遇的瞬间，唤醒更多跨越国界的理解与尊重，向两位伟大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近五年来，韩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数量显著增加，增长率超过70%，总人数达8.6万余人，这一现象引发了许多年幼子女家长的深切担忧。青少年抑郁症因其症状常被误认为青春期情绪波动，往往造成诊治延误。 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于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4.9983人万人（男性1.8834万人，女性3.1149万人），截至去年增至8.6254万人（男性3.1055万人，女性5.5199万人），增幅达72.6%。其中，10至19岁的青少年患者人数从2020年的4.8645万人（男性1.8012人、女性3.0633万人）增至去年的8.352万人（男性2.9262万人、女性5.4258万人），增加71.7%。 10岁以下儿童患者增幅更为显著，从2020年的1338人（男性822人，女性516人）增至去年的2734人（男性1,793人，女性941人），增幅高达104.3%。相比之下，同期全国抑郁症患者总数从83.7808万人增至110.93万人，增幅为32.4%，儿童与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发病率增长尤为突出。 专家分析指出，青少年抑郁症以往并不常见，然而近年来因学业压力持续加大等因素，该群体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显著增加，导致相关病例数量逐步攀升。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与成人抑郁症相似，包括情绪持续低落、意志力减退，并常伴有食欲下降、失眠及注意力不集中等表现。许多孩子会主动抱怨“难以集中精力学习”，或对以往热衷的活动失去兴趣。与成人不同的是青少年抑郁症常伴随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或焦虑障碍。部分患儿甚至无法自觉情绪异常，而表现为易怒或对小事过度敏感，这类行为容易被误解为青春期的正常反应。 专家强调，青春期情绪波动虽属正常，但若情绪变化持续影响日常生活，则需警惕抑郁症的可能，并应及时寻求专业治疗。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是否出现对既往爱好兴趣减退、体验快乐的能力下降，以及睡眠和饮食模式发生显著改变、社交回避等行为。 首尔大学医院小儿青少年精神科教授金在元（音）指出，部分孩子在小学阶段成绩优异，进入初中后却出现成绩急剧下滑。家长往往首先考虑ADHD，但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因抑郁症引发的注意力下降。 为预防青少年抑郁症，应为孩子营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减少对电子游戏和手机的过度依赖，鼓励适量参与体育活动，并确保享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与空间。金在元强调：“许多患儿和家长倾向于将抑郁症归因于个人过失，然而抑郁症是任何人都可能罹患的疾病，重点不应在于追究原因，而应着眼于当前与未来的应对。父母最重要的是避免自责，而是与孩子共同面对，携手走向康复与健康的未来。”

韩国保健福祉部委托社会保障信息院于5日发布的《基于“孤独死”案例的原因剖析与预防体系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孤独死案例中有44.3%为基本生活保障受益人群（低保人群）。这表明，即便处于社会安全网之中，仍有人难以避免孤独死。 “孤独死”是指一个人独自生活、与家人或亲戚断绝联系、因自杀或疾病死亡，且尸体在一定时间后才被发现的情况。 研究显示，孤独死并不限于特定年龄段，其中50至60岁的中壮年男性占比超过半数。这类群体多因失业、创业失败或离婚等突发生活危机而与社会隔绝，习惯自我孤立，不轻易寻求帮助。专家认为，这一现象已超出个体脆弱的范畴，反映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报告还指出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潜在孤独死”现象。即便与家人同住，如果失能老人因照护者意外去世而无人照料，也可能孤独死去。福利制度的盲区，使这些本可避免的悲剧仍在上演。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群体的孤独死问题也日益严峻。学业和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以及精神健康问题交织，使部分青年在困境中选择自我孤立，甚至采取极端行为。如何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稳固的社会融入渠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报告通过对特定地区的“社会性尸检”发现，居住环境也是关键因素。廉价单间和考研住宿密集区人口流动性高，邻里关系疏远，匿名性强，这加剧了社会孤立，使居民在危机来临时难以获得援助。 专家呼吁，应超越零散应对，尽快建立系统化的孤独死预防机制，包括整合福利、医疗、就业、住房等信息，提前识别风险并主动干预；完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避免引发家庭关系紧张；同时重建紧密的社区联系，修复社会关系网络。 报告最后强调：“孤独死并非个人过错，而是全社会的责任。倾听邻居的无声呼救，建设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是韩国社会亟需面对的重要课题。”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日召开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内乱头目”庭审，尹锡悦连续第四次缺席。对此，法院决定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缺席审判。 开庭前，法院转述首尔看守所的意见称，把被告人从看守所带至法庭存在困难。法院表示：“目前无法确认尹锡悦是否行动不便，客观资料难以成为本人主张的合理依据。看守所报告称，根据《医疗法》无法透露当事人的疾病情况。” 看守所回复称，强制带出在押被告存在明显困难，如果动用武力可能引发事故，从人权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考虑也均不宜实施。 内乱特别检察组的朴亿洙特别检察官助理在庭上指出，被告已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出庭义务，并再次敦促法院审议签发拘传令以强制出庭。 尹锡悦方面辩称，从另一特别检察组执行逮捕令的结果来看，如果动用物理强制手段带人，可能存在事故风险。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强制带出存在明显困难的情况下，可以缺席审理，因此尹锡悦方面请求在缺席状态下进行审判。 法院最终裁定：“鉴于被告拒绝出庭，决定在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并指出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由被告自行承担。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第2项，如果被羁押的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并且经认定看守所无法或难以强制带出时，法院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公判程序。 不过，庭审中如果被告在场，证人证言与证据调查等环节可以直接反驳或不同意证据采纳，而缺席审判可能限制被告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尹锡悦自上月10日再次被收押至看守所以来，已连续四次缺席内乱案件庭审，并拒绝配合内乱特检组及金建希特检组的调查。此前，尹锡悦拒绝响应内乱特检组的出庭要求，金建希特检组则两次试图执行逮捕令，但均在强烈反抗下告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