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韩国结婚准备的第一关“妆造摄影”费用暴涨，婚纱消费开始进入海淘和二手交易时代。随着结婚成本飙升，“婚礼通胀”一词逐渐流行，MZ世代（1980年代至2000年代生人）顺势掀起一股“性价比婚礼潮”。 流通行业近日消息显示，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上的韩国今年二三季度婚纱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0%以上，头纱、披肩、花束等婚礼配饰在第三季度的交易规模也较前一季度暴增40%以上。 目前，全球速卖通上登记的婚纱款式超过3000种，最低价格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0元）起，畅销价位在6万至8万韩元区间。留下售后评价的用户中，有不少表示“性价比高”“实物比照片好”。 韩国国内二手交易市场同样火热。在二手交易平台“胡萝卜市场”上，“婚纱”关键词的搜索次数在去年较2023年增长15.8%，今年又较去年增加23.8%。除了婚纱以外，发箍、皇冠、头纱等婚礼饰品的交易也十分活跃。实际交易中，“1万韩元婚纱”“免费借出分享”等实用帖文多达数百条。 在MZ世代准新人之间，婚礼准备的核心价值已经完全转向“性价比”。与其高价租借婚纱，不如在网上低价购买，用于拍摄或婚礼当天穿一次后，再通过二手平台转卖，以此节省成本。 消费趋势专家指出，现在的MZ世代追求的是“有限预算内的最大满足”，结婚也不例外。婚礼不再是人生中的一场奢华盛典，而是符合个人价值观的理性消费体验。他还分析称，所谓“婚礼通胀”不仅是物价上涨，更是在质疑传统婚庆产业的惯例，年轻一代试图摆脱高成本打包式结构，开始自主选择。 过去，婚纱是婚礼的象征，也是“家族体面”的象征；现在，婚纱成为展现个性与品味的表达工具。随着“自助婚礼”“迷你婚礼”“小型婚礼”等强调意义胜于规模的婚礼形式兴起，婚纱的“低价·海淘·二手”也逐渐成为自然选择。 婚庆行业相关人士表示，婚纱已经不再是炫耀的工具，而是个人选择的象征；婚礼也从“取悦他人的活动”转变为“表达自我的舞台”。他补充道，经济现实正在让婚礼文化变得更加务实，未来婚庆产业结构可能会全面转向效率导向。 像全球速卖通、胡萝卜市场之类的在线平台，正在降低婚庆产业的门槛，引领“婚礼自主化”。过去由婚礼大厅、婚纱店、影楼主导的“打包市场”格局，现在逐渐由个人自由设计的婚礼模式所取代。 通过线上平台购买婚纱，并不仅是为了省钱。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自主挑选、转卖、分享体验的时代，社交媒体上“婚纱海淘分享”“自助婚礼Vlog”等内容屡见不鲜。专家认为，这就是全球电商动摇传统婚庆产业的典型案例。 此外，二手交易的活跃也是“循环消费”的体现，婚礼这种一次性活动因此转变成为可持续消费。业内普遍认为，“婚礼通胀”并非短暂的流行，而是结构的变化。婚纱价格飙升的背后，不仅是材料成本上升，还包括人工费、服务费、场地费的全面上涨。人们正在其中试图寻找新的平衡点。 业内人士指出，婚礼费用上涨是整体服务价格同步上升造成的结构现象，消费者寻找替代方案是市场的自然反应。现在海淘与二手平台的普及打破传统束缚，婚礼也从奢华表演转向理性选择，“婚礼通胀”正在折射新一代价值观与消费文化的变革。

“Young Forty”是近年来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词汇。该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最初用以形容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20至30岁年轻群体心态与审美取向的中年人。然而，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其语义逐渐发生显著转变，从原先带有积极色彩的“年轻心态”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装嫩中年”。在社交媒体中，“Young Forty”日益成为被讽刺与调侃的标签，甚至进一步衍生出“Sweet Young Forty”等新梗，用以戏谑那些被认为刻意迎合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群体。 面对“Young Forty”这一新兴网络标签，40岁群体难掩困惑与愤懑。他们表示，好不容易摆脱“油腻”等刻板印象，又陷入新一轮的年龄框架束缚。他们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不少人仅仅是延续自己从年轻时便已形成的穿着风格与品牌偏好，却频频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年轻时尚似乎被视为20至30岁世代的专属，任何跨越年龄界限的审美表达都可能招致嘲讽，被解读为“拒绝承认衰老”。 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审美分歧，然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讽刺“Young Forty”的往往是20至30岁的MZ世代，他们的攻击并非单纯源于审美优越感，更多是经济失衡与结构性焦虑的情绪投射。 就40岁一代而言，他们多属于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X世代，曾在外汇危机、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社会波动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在经济趋于稳定时期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数据显示，该年龄层在劳动收入、净资产及消费能力方面均处于社会主力地位。 相比之下，20至30岁年轻一代正面临高房价、高失业率与低增长环境的多重压力。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前景日益模糊。此外，随着结婚年龄普遍推迟，40岁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无形中成为年轻一代的竞争者。 当年轻一代感到希望被剥夺，便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射至那些“稍早一步获得机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40岁一代是“在机遇之门关闭前幸运挤入的幸存者”，不仅享有相对优渥的经济红利，还试图在文化话语权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心理落差使得他们对“Young Forty”产生强烈反感。然而，将整个四十岁群体一概视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不公允。他们同样承受着子女教育、养老压力与职业竞争等多重负担，实则是夹在代际与结构之间的“被挤压的一代”。 年龄歧视并非新鲜议题。过去诸如“老顽固”“老古董”等标签的流行，曾不断激化代际隔阂；而在性别议题中，“绿茶”“直男癌”等歧视性用语也在无形中撕裂公共舆论空间。标签化的恶意最终将侵蚀社会信任，使理性对话陷入疲惫与对立。 要缓解当前争议，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就业不足、财富分配失衡、房价持续高企，才是“代际怨怼”的真正根源。数据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已连续六个月低于老年群体。今年八月，青年就业率仅为45%，低于60岁以上群体的48%。在难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年轻人转向创业，然而去年30岁以下创业者中，超过20%在一年内倒闭，这一比例是40岁创业者的两倍。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但青年议题在政策实践中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缩短工时等偏向中老年群体的议题。同时，房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世代的剥夺感。几十年前仅需数千万韩元即可购置的住宅，如今动辄上亿韩元。养老金改革亦呈“多缴多得”的结构性倾向，使年轻一代再次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红利之外。 那些以“玩笑”形式传播的网络梗，若长期缺乏引导与疏解，可能不断发酵，可演变为激烈的“世代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割裂。当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社会情绪容易转化为群体敌意。若不及时缓解青年的焦虑与不公感，“Young Forty”现象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韩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激烈对立，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正在以党论推进一项所谓“禁止中国人三大购物法”，声称中国人利用韩国医保、选举权及房地产交易制度的漏洞，导致韩国人遭受“逆向歧视”。然而，本报对国民力量党所指的“逆向歧视”逐一进行了求证，结果发现多数主张与政府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或现行制度相去甚远，实为通过煽动反华情绪换取政治利益的做法。 ▲中国人“白嫖”韩国医保？ 有关中国人“白嫖”医保的争议在韩国时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在提出的《国民健康保险法修正案》说明中称，以2023年数据为准，中国人在韩缴纳健康保险总额8103亿韩元，使用保险支出为8743亿韩元，出现约640亿韩元的赤字。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保健福祉部长官郑银敬日前在出席国政监查时亲自辟谣，根据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的统计，去年中国人在韩缴纳医保盈余为55亿韩元。虽然2023年前确有赤字，但自去年4月《健康保险法》修订实施后，身份验证与被抚养人资格审查标准加强，财政状况大幅趋稳。且2023年的统计存在误差，中国人医保收支当年赤字实际为27亿韩元，远低于公开的640亿韩元。 从总体上来看，外国人健康保险收支自2016年后连续8年保持盈余，截至2024年总体盈余为9439亿韩元。 ▲外籍居民投票干涉韩国内政？ 另一争论焦点是外籍居民的投票权，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恩慧在国政监查会议上表示，哪怕是外国国籍，只要取得韩国永久居住权3年以上，即使不在韩国居住也可以进行投票。但根据《出入境管理法》规定，持有永居权的外国人若在两年重新入境期间未回国，外国人登记信息将被注销，因此长居海外者无法进行投票，且地方选举本不适用海外投票制度。 根据檀国大学202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拥有地方选举投票权的外籍居民中，83%为结婚移民者或旅韩同胞，即所谓的与韩国“特殊关系人”，包括持有F4签证、F5永居权，以及结婚移民，上述人员与韩国公民有家庭或血缘关系，或通过法务部规定的资格审查与居住年限，具有长期定居意愿，享受准国民待遇。 ▲“包租婆”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根据金恩慧的说法，中国人是在韩外国人中持有土地和住宅最多的群体，是房地产投机的最大玩家，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根据国土交通部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外国人住宅持有规模确实以中国人居首，但若按照土地面积计算，美国人占比52.5%以绝对优势居首，中国人仅占7.9%。 93.4%的外国人仅拥有一处不动产，拥有三处以上者仅占比1.3%，且江南三区等地的豪宅购房者中，美国和加拿大国籍占比更高。 金恩慧还声称，中国人不受韩国贷款规定限制，靠投机倒把成为“包租婆”，从韩国人手中收房租。这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说法，外国人在韩国境内申请购房贷款时，与本国人一样适用LTV、DSR、DTI等金融监管标准。 还有说法称中国人可在本国银行贷款避规，但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中国人每年境外汇款上限为5万美元，几乎不可能获得境外购房贷款。 ▲对华免签将导致间谍及犯罪激增？ 国民力量党议员朱晋佑主张，韩国政府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入境无疑是为间谍发放活动通行证。 上月29日起至明年6月30日，韩国政府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临时性入境免签政策，但政府同时强调，这一免签制度实行严格的事前审查与管控。免签政策仅适用于经法务部批准的韩国旅行社组织的中国团队游客，在入境韩国前须完成电子入境申报与高风险群体筛查等流程。 同时，旅行社必须在出发前24小时通过法务部HiKorea网站登记团队名单、住宿、护照信息等。法务部会据此自动筛查高风险与潜在非法滞留者，若被归类为风险群体将直接被拒绝入境。 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国民力量党主导的这一法案表示出担忧，国民力量党试图以煽动反华情绪换取政治利益的做法，不仅会严重损害韩国的国际声誉，还可能加剧其国内种族歧视问题，加之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当前两国双边关系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此类法案最终或将百害无一利影响韩国自身利益。

过去十年间，韩国选择结婚但暂不办理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妇显著增加。专家指出，这一现象与住房贷款、购房申请机会等制度带来的不利因素密切相关。 韩国统计厅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郑日永提交的资料显示，过去十年间，举办婚礼后延迟一年以上办理婚姻登记的比例，从2014年的10.9%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9%。也就是说，截至去年，平均每五对新人中就有一对选择推迟一年以上登记结婚。 与此同时，婚外出生比例也创下新高。去年，韩国婚外出生婴儿占全部出生人数的5.8%（13827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与婚姻登记后住房相关福利减少密切相关。结婚象征两个个人与家庭的结合，但在现实中，办理婚姻登记反而可能导致在购房贷款、住房申请及税收方面遭遇不利。 在韩国住宅金融公社的“购房支援贷款”制度下，未婚人士年收入在6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下时，最多可贷款2亿韩元；但如果是新婚夫妇，则夫妻合计年收入须低于8500万韩元才有资格申请贷款。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婚时两人可分别申请，但一旦进行婚姻登记，则仅能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一次。 此外，在不动产取得税方面，如果未婚状态下各自持有一套住房，仅适用1%至3%的普通税率；婚姻登记后则成为“一户两房”，如果住房位于调控地区，则适用高达8%的重税税率。也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看，“法律上的婚姻”可能在置业方面成为不利条件。 郑日永议员表示：“婚姻登记延迟与收入两极化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年轻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他同时指出：“为了让结婚不再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自愿的选择，企划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该重新设计住房、税制及金融制度。”

受长期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趋势影响，韩国20多岁人口持续减少，规模首次被70岁以上老年群体超越。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2日发布的《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20多岁人口为630.2万人，同比减少19.3万人，降幅为各年龄层中最大。同期，10岁以下人口减少19.2万人，40多岁人口减少16.9万人。自2020年创下703万峰值以来，20多岁人口已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 尽管每年减少幅度因外国人数量变动略有波动，但整体降幅仍维持在14万至21万人之间。受此影响，去年20多岁人口规模首次低于70岁以上群体（654.3万人）。 从各年龄层分布来看，50多岁人口最多（871.3万人），其次为40多岁（780.9万人）和60多岁（779.1万人）。与30年前20多岁人口曾位居首位的时期相比，如今韩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20多岁群体并未因人口减少而获得更多机会，反而面临就业困难和岗位不足的压力。数据显示，今年8月，20多岁就业率为60.5%，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自去年8月（61.7%）以来已连续12个月保持低位。同期，失业率达到5%，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创下自2022年（5.4%）以来三年新高。 专家指出，大企业倾向优先录用有经验的员工，同时公开招聘减少，而更多岗位通过非固定或合同形式招聘，使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更难在职场站稳脚跟。韩国经济人协会对销售额排名前5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去年新录用的大学毕业生中有28.1%具备工作经验，较上年（25.8%）上升2.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关税政策导致制造业低迷，加之建筑业持续不景气等外部因素，优质岗位供给也出现紧张。 随着20多岁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感逐渐削弱，外界对韩国经济活力下降的担忧也不断加剧。若这一群体难以在社会立足，结婚人数和生育意愿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加剧人口结构恶化的风险。 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经济研究室室长金光石（音）表示：“20多岁人口减少及就业困难，正直接影响韩国经济活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将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韩国近期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均呈增长趋势。今年7月，新生儿与结婚登记数量分别创近4年及近9年来的最高水平。然而，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区域差距仍然显著。 韩国统计厅于24日发布的《7月人口动向》数据显示，7月新生儿数量为2.1803万人，同比增加1223人（5.9%）。以7月为基准，创自2021年（2.2364万人）以来的最高值，但若以1981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数据为基准，仍处于历史第四低的水平。 据统计，今年1至7月累计新生儿数量为14.7804万人，同比增加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出现正增长，同时创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自去年7月起，韩国新生儿数量已连续13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结婚登记数量亦呈回升态势。7月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加1583件（8.4%），为2016年7月（2.1154万件）以来的最高水平。自去年4月起，结婚登记数量已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统计厅分析指出，结婚与出生人口的增长受到婚姻总量回升、政府多项生育育儿支持政策以及30多岁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 然而，从地区分布来看，新生儿数量的增长存在明显不均衡。首都圈的新生儿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其中，首尔市增长9.7%，仁川市增长11.9%，京畿道增长7.8%，均超过全国均值。相比之下，多数非首都圈地区未能达到全国平均增幅。蔚山、光州、全南等地的增长率介于5%至6%之间，全北、忠南、庆南及大田等地则低于5%。世宗、庆北、济州的增幅维持在1%至2%之间，而江原道更是出现0.5%的负增长。 在非首都圈地区中，仅大邱（9.8%）、忠北（9.7%）和釜山（7.7%）等少数地区的新生儿增幅接近首都圈水平。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各地区年轻人口规模的不同以及地方生育支持政策的差异。数据显示，截至去年，韩国20至39岁人口共计1325万人，其中超过半数的55%（729万人）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因此，婚姻与生育呈向首都圈集中的结构性特征。 专家指出，当前数据尚不足以认定低出生率趋势已发生根本性扭转，此次增长更可能是经济回暖、适婚年龄人口增加以及政策推动共同作用下的短期反弹。尽管如此，在经历了长期下降之后，韩国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时隔10年首次出现回升，显示出相关政策已初步显现效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结婚登记数量增加、政府出台各项生育补贴政策推动韩国单月新生儿数量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势头。今年7月新生儿数量创下近4年来新高，结婚登记数量则达到近9年高峰。 韩国统计厅24日发布的人口动向显示，7月新生儿总计2.1803万人，同比增长5.9%。单月新生儿数从今年1月起维持在2万多人以上，虽然6月略有回落，但7月迅速实现反弹。今年前7个月，累计新生儿人数达14.7804万人，同比增长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实现增长，增幅创下实施此项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自去年7月起，韩国单月新生儿人数已连续13个月增长。统计厅分析称，这一趋势与整体婚姻数量增长、政府各项生育鼓励政策，以及30岁出头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有关。 7月的总和生育率为0.8，较1年前增长0.04，总和生育率反映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从地区来看，首尔、釜山等13座城市的新生儿数量增长，光州、世宗等4座城市减少。 7月婚姻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长8.4%。创下自2016年7月（2.1154万件）后近9年最低水平，自去年4月后连续1年4个月增长。 7月死亡人数为2.7979万人，同比下降0.7%。离婚数量为7862件，同比减少1.4%。

随着秋风渐起，韩国婚礼的季节再次来临。近几年，一种名为“请柬聚餐”的婚前惯例在年轻一代之间盛行，并在网上引发激烈讨论。所谓“请柬聚餐”，就是新人在婚礼前请客吃饭并亲手交付请柬。原本这一做法是出于礼貌考量，而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为几乎不可或缺的社会条约。 调查显示，八成未婚男女表示结婚时会进行“请柬聚餐”，其中大多数人认为亲手递交才算礼貌，这也正是不少人回忆称没见过不进行“请柬聚餐”就办婚礼的原因。然而，这份“礼数”背后，却是不小的经济压力。网上常见新人为“请柬聚餐”花费上百万甚至数百万韩元的案例。在物价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一惯例无疑是婚礼筹备中的一大沉重开支。 更尴尬的是，参加聚餐的亲友也对此感到负担。不少人表示，如果新人事先请吃饭，则自己在婚礼当天给出的礼金也必须相应提高。因此，一场原本温馨的见面，反而演变成为双方的“人情债”。 “请柬聚餐”的流行，折射出韩国社会对礼仪与人情的重视，但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就会丧失本质。有专家指出，这并非全新习俗，却在年轻一代的社交文化中逐渐成为“规范”，甚至是必做之事。 我们不能否认“请柬聚餐”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毕竟亲手递交要比一键群发的电子请柬更具有人情味。然而，任何习俗如果变成强制，就可能成为形式主义。新人花费巨大，宾客也倍感压力，这明显已经偏离表达祝福的初衷。 韩国社会需要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新人应该拥有更多选择，可以是电子请柬，也可以是小型聚会，而不是动辄数十人、花费数百万的宴席。公众心态也需要转变，不应该以是否进行请柬聚餐来判断礼貌与否。更重要的是，政府和社会机构在推动婚姻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如何营造出减少新人结婚额外经济负担的社会氛围。 婚姻的价值在于承诺与结合，而不是繁琐的礼节与支出。“请柬聚餐”是温情还是负担，最终取决于社会能否让这一习俗回归“选择”而非“强制”。唯有如此，“请柬聚餐”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祝福，而不是沉重的包袱。

首尔市基于统计厅人口普查、人口动向调查等统计数据，对婚姻与离婚趋势、家庭价值观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进行系统分析，并于15日发布的《首尔市民婚姻与家庭形态变化》报告显示，自2023年新冠疫情趋缓以来，首尔市民结婚数量连续两年呈增长态势，而离婚数量则持续下降。 自2000年（7.8745万件）以来，结婚数量长期处于下行通道，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急剧减少，从2020年的4.4746万件下降至2022年的3.5752万件。然而，这一趋势自2023年起出现逆转。尽管2022年结婚数量创下历史新低，但2024年回升至4.2471万件，较2023年（3.5324万件）增长16.9%，实现连续两年正增长。同时，初婚平均年龄进一步推迟，男性为34.3岁，女性为32.4岁。 国际婚姻在整体婚姻中占比约10%。2024年首尔市登记的国际婚姻共计4006件，其中韩国丈夫与外籍妻子的组合为2633件，外籍丈夫与韩国妻子的组合为1373件。目前，多元文化家庭总数约7.8万户，家庭成员人数超过20万。外籍配偶主要来自中国、越南、日本等，来自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比例亦呈上升趋势。 离婚方面，整体数量呈下降趋势。2000年离婚件数达3.2499万件，自2010年代中期起降至2万件以下，2024年进一步减少至1.2154万件。此外，离婚平均年龄显著提高。2024年男性离婚平均年龄为51.9岁，女性为49.4岁，较2000年（男性40.8岁，女性37.4岁）上升超过10岁。60岁以上“黄昏离婚”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3%上升至2024年的25%左右。 截至2024年，在首尔所有家庭类型中，单人家庭数量约166万户，占39.9%，成为最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两人家庭占26.2%，四人家庭占12.3%）。随着首尔于今年7月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20.02%），老年人家庭比例也突破30%。 “非亲属家庭”数量从2016年的6万余户增至2024年的12万余户，增幅超过一倍，反映出由朋友、同事、生活伴侣等非婚姻、非血缘关系构成的共同居住模式正逐渐普及，尤其在20至30岁年龄段人群中增长显著。 同时，有婴幼儿的家庭及单亲家庭数量呈减少趋势。有婴幼儿的家庭从2016年的35万余户下降至2024年的20万余户，八年间减少超过40%。同期婴幼儿人数也从44万余人降至24万余人，体现出持续的低出生率态势。单亲家庭数量从2016年的32万余户减少至2024年的28万余户，其中“母亲与子女”家庭占比达68%，“父亲与子女”家庭占比达16%。 首尔市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针对单人家庭和老年家庭的定制化照护、居住与福利政策，并积极研究将多元文化家庭与非亲属家庭纳入制度保障范围的方案。在政策方向上，将为青年群体提供住房与就业支持，推动中年群体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并强化老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首尔市数字都市局局长姜玉贤（音）表示：“通过此次分析，我们确认了新冠疫情后家庭结构与价值观正在发生迅速变化。首尔市将积极推动防止社会孤立与孤独、保障青年住房稳定、营造育儿友好环境等一系列政策，确保所有市民均不被边缘化。”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贫困经历与低学历会延缓青年就业、独立和结婚进程，并加剧相关负面影响及抑郁情绪。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1日发布《青年转型路径变化的影响及人口社会政策含义》报告，并于2日公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韩国福祉面板调查（KoWePS）2005年至2022年的数据，对约1200名年龄在24至39岁的青年进行分析，将人生阶段划分为20多岁、30岁前期和30岁后期，并通过时序分析测算其40岁时的生活质量指标。 研究结果显示，有贫困经历的青年在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这四类人生事件上的实现情况明显低于未经历贫困的群体。具体来看，39岁时未经历贫困的青年中，完成四项人生事件的比例为48.69%，而有贫困经历者仅为35.26%，整体平均水平为47.04%。 即便已经毕业并就业，但仍未能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在贫困群体中为16.03%，非贫困群体则为12.33%，差距依然明显。更为突出的是，25岁时，贫困青年中毕业后仍未就业、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高达25.64%，至39岁时仍有10.9%；而非贫困青年在25岁时仅为8.1%，至39岁则降至不足4%。 研究团队分析指出，贫困群体从毕业到就业的转型较为迟缓，即便顺利就业，他们在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 学历水平同样影响青年的人生进程，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完成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四类人生事件的比例明显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进一步分析显示，四类人生事件的发生时间与40岁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就业越迟，抑郁情绪越强，自尊水平越低。研究团队指出：“失业不仅导致生活不稳定，同时还会受到因选择全职家庭主妇角色而产生的影响。” 婚姻因素亦不容忽视。未婚或晚婚群体的抑郁情绪明显高于已婚群体，且结婚时间越晚，情感满足度和生活满意度越低。 研究团队建议：“教育、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等人生阶段若停滞，其负面影响会不断累积。因此，应在青年早期介入，通过政策干预，防止贫困成为转型障碍。” 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涵盖金融支持、社会服务与职业培训的“青年成长账户”，以及推行“参与收入型岗位保障制”，由政府提供如照护服务、气候变化应对等社会必要岗位，帮助青年获得稳定就业并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