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SNS）通常被视为年轻世代的专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老年群体正活跃于线上平台，频繁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网络浏览与社交互动。 韩国智能信息社会振兴院（NIA）日前发布的《2024年互联网使用实态调查》报告显示，老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时长均呈持续上升趋势。60岁及以上人群的互联网使用率（过去1个月内至少使用过一次互联网的比例）已达83.1%，较前年提升2个百分点。2020年，这一比例仅为68%，随后在2021年升至74.4%，2022年76.2%，2023年81.1%，增长速度十分迅速。尤其是70岁及以上人群的使用率同比提升3.6个百分点，增幅在所有年龄段中居首。 互联网使用时长方面，老年群体同样呈增加趋势。60多岁人群的周均上网时长由2023年的13.1小时增至去年的14.6小时，增加1.5小时。70岁及以上人群则从7.6小时增至9.5小时，增长近2小时。反之，整体人群的周均时长从2023年的20.8小时降至2024年的20.5小时。40岁以下人群的上网时长普遍减少，而50岁及以上群体则有所增加。 同时，智能手机过度依赖问题在老年群体中也逐渐浮现。报告显示，60多岁人群的高度依赖风险比例为3.7%，虽低于整体平均水平，但已连续三年上升（2022年3.%，2023年3.1%）。相比之下，整体高度风险比例自2022年以来连续三年维持在4.2%不变。调查对象覆盖3至69岁人群，在所有年龄段中，仅60多岁人群的高风险比例出现增长。 所谓“过度依赖”，主要通过三项指标衡量包括缺乏使用时间自我控制；智能手机使用成为生活中最重要部分；尽管带来身体、心理和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仍持续使用。综合上述指标，最终划分为“高风险群”和“潜在风险群”。NIA相关人士表示：“调查中发现，60岁人群对短视频的使用增加，导致高风险群随之扩大。” 据调查，老年群体偏好的智能手机应用包括通讯（99.4%）、影视视频（93.2%）、新闻阅读（92.8%）、兴趣搜索（82.5%）、音乐（79.2%）、照片与绘画（77.3%）、健康管理（74.5%）。与整体相比，老年群体在即时通讯、新闻和健康管理方面的使用率更高。 视频平台方面，老年群体中，优兔（YouTube）、博客等个人社交媒体的使用率最高，60多岁为68%，70岁以上为59.3%，其次是短视频平台，60多岁为30%，70岁以上为21.6%。其中，TikTok的使用尤为突出。应用与支付数据分析机构WiseApp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60岁及以上人群使用时间最长的SNS应用是“Tiktok Lite”，总使用时长达2244万小时。其后依次为“Tiktok”（1281万小时）、“Instagram”（566万小时）、“BAND”（288万小时）、“Facebook”（233万小时）。20岁至40多岁人群中，使用时间最长的均为Instagram。 专家分析认为，TikTok的在老年群体中快速普及与“经济激励机制”密切相关。TikTok Lite作为轻量化版本，推出了“观看视频、签到即可获取可兑现积分”的奖励政策，导致越来越多老年人成为高风险群。 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时间增长的原因还包括数字可及性的提升和时间上的宽裕。新闻振兴基金会研究委员金昌淑指（音）出：“如今的老年群体，不仅时间充裕，且对优兔和短视频等数字平台持开放态度，同时也将其作为社交网络工具，因此使用程度并不逊于年轻人。”此外，部分老年人还将数字媒体作为接触新鲜事物、增强自我效能感的方式。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应关注老年人的孤独感和社会隔离。过去老年人在家庭中受到尊敬和支持，但随着核心家庭化和社会对老人的忽视，他们逐渐成为孤立群体。此时，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数字媒体成为摆脱孤独的唯一工具。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23日宣布，将基于婴儿潮一代、地方中小城市与地方中小企业的“三方联动”机制，启动“婴儿潮一代带动地方经济振兴项目”（Boom-up Project）。该项目旨在推动首都圈婴儿潮一代（指出生于1955年至1974年的人群）向地方中小企业转移就业，从而构建能够“保障婴儿潮一代晚年生活、缓解地方人力短缺、促进地方经济活化”的良性循环体系。 当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地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人力资源紧张局面。该项目鼓励已退休或临近退休的首都圈婴儿潮一代迁居地方，并在当地中小企业实现再就业，以期缓解首都圈因人口过度集中引发的房地产价格攀升问题，同时应对退休群体的养老压力以及地方企业的人力资源困境等多重社会课题。 韩经协于上月面向全国除首都圈及济州地区以外的500家中小企业展开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的结果显示，257家企业（51.4%）表示目前正面临人力短缺问题，其中制造业情况尤为严峻，约60.8%的企业反映存在用工困难。在人才缺口方面，技术生产岗位（35.3%）、服务业（27.7%）、办公管理类（12.1%）以及研发领域（10%）用工短缺较为集中。 关于用工困难原因，地方中小企业普遍归因于薪资及福利待遇偏低（32.9%），其次为行业及岗位特性（16.6%）、地方人口减少及人才外流（12.4%），以及求职者偏好选择首都圈及大城市就业（11.1%）等因素。超过半数的企业（52.2%）表示愿意招聘50岁以上的中高龄人才，而在已面临人力短缺的企业中，该比例高达60.7%。 企业认为中高龄员工的主要优势包括丰富的工作经验与专业素养（31%）、较强的责任感与勤奋态度（29.9%）、长期任职意愿高且离职率低（18.2%），以及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6.2%）等。在薪酬方面，企业预计为中高龄员工提供的月薪水平平均约为26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万元）。 针对“婴儿潮一代带动地方经济振兴项目”，45.8%的地方中小企业认为将有助于缓解人力短缺问题，43.2%的企业持中立态度，仅11%的企业认为效果有限。为推动该模式有效落地，企业建议优先推行“为雇佣返乡中高龄人才的企业提供激励措施”（23.5%），其次是“提供稳定的租赁住宅等居住支持”（21%），以及“开展定制化职能培训及再就业项目”（13.8%）等政策。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当前因地方人口持续减少，地方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用工困难，经营活动受阻。若能引导首都圈婴儿潮一代返乡并在地方企业实现再就业，将有助于缓解地方人力趋紧局面，进一步激发地区经济活力并促进内需市场发展。

韩国统计厅29日公布《2024年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登记普查方式）显示，去年在韩外国人首次突破200万，但本国人口持续减少，韩国总人口实际上处于增长停滞状态。 去年韩国本国人口共计4976.3万，在总人口中占比96.1%，较前一年减少7.7万，已连续四年下降。相反，在韩外国人去年增加10.8万，达到204.3万（3.9%），首次突破200万大关，成为人口增长的关键。外籍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就业许可制度扩展、地方留学生引进等政策。 在韩外籍人士中，韩裔中国籍占比最高（26.3%），其后依次为越南（14%）和非韩裔中国籍（10.9%）。去年增幅最大的国籍是越南（3.8万人），缅甸和尼泊尔也显著上升。 韩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去年进一步加剧，65岁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占比高达19.5%，也就是说每五名韩国人中就有一名老年人。15至64岁生产年龄人口为3626.3万，减少28.3万；0至14岁少年人口542.1万，也减少近20万。韩国中位年龄达46.2岁，较前一年增加0.6岁。 显示老年与少年人口数量比率的老龄化指数为186.7，较2019年增加64.4。老年人口抚养比（生产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比率）为27.9，也有所上升。 从地区来看，首都地区人口为2630.8万，占全国的50.8%，自2019年以来持续增长。京畿道人口最多，其次为首尔和庆尚南道。首尔、釜山等特别市和广域市人口则持续减少。 家庭结构方面，全国总户数为2299.7万户，其中单人家庭达804.5万户，占比36.1%，较前一年增加21.6万户。亲属家庭减少，而非亲属家庭增长6.5%。受单人家庭增加影响，平均每户家庭人口降至2.19人。 此外，在全国229个市郡区中，有216个地区65岁以上人口多于15岁以下少年，占比高达94.3%。18岁以上人口中，未婚占比29.6%，较前一年增加6.1万人；已婚则减少1.3万人。 本次调查以去年11月1日0时为基准，根据居民登记、外国人登记和建筑物分类账等多项行政资料进行统计。

第29届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BIFAN）于本月初开幕，凭借人工智能（AI）影像、扩展现实（XR）等前沿技术，再次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然而，当人们聚焦于技术如何拓展叙事边界、改变创作逻辑时，笔者却在电影节开幕次日的一场市民露天放映中，看见了这场节日更为本质的意义。 4日傍晚，富川市厅前的广场上，一块巨型荧幕放映着音乐电影《爱乐之城》。随着夜幕降临，市民三三两两前来，有人带着炸鸡与啤酒，有人支起帐篷与躺椅，孩子在银幕前奔跑，老人静静观影。没有红毯、闪光灯，也没有明星登场，却呈现出另一种动人画面：影像在公共空间中悄然落地，与日常生活自然交汇，电影节真正走进了人群，也融入了城市肌理。 自提出“保持独特（Stay Strange）”口号以来，BIFAN始终致力于支持类型电影与技术实验。今年展映的217部作品来自41个国家，其中包括11部AI创作影片和26部XR影像作品。开幕片《About a Hero》由AI生成剧本，围绕人类创作的边界展开伦理探讨，体现出电影节在技术革新上的持续探索。 然而，若说技术是电影节通往未来的钥匙，那么市民的参与和共鸣，则是其扎根现实的基石。笔者认为，一场真正有生命力的电影节，不应止步于作品数量或技术话题，更应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被市民自然接纳，唤起人们对影像的热情与记忆。 在全球诸多电影节日趋平台化、产业化的当下，富川用一场广场上的露天电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电影，不只是技术的集合体，更是一种情感媒介，是社会之间建立连接的方式。从志愿者的笑脸、街头巷尾的手绘海报，到夏夜广场上的一场观影，BIFAN正用自己的方式提醒我们，一场真正成功的电影节，不应止步于展映规模或前沿概念，而应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韩国政府拟上调基础养老金（年金）领取年龄以缓解财政压力，相关政策影响引发社会关注。一项研究显示，该政策或加剧老年家庭经济风险，对低收入群体影响尤为显著。尽管继承税等财产转移政策可部分缓解财政负担，但其作用有限。目前政府正审慎评估政策方案，寻求财政可持续与民生保障的平衡。 据国民年金公团26日消息，湖西大学在近期召开的第10届国民老年保障学术大会上发表的《上调基础养老金领取年龄与老年家庭经济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报告指出，若将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1年，66岁以上老年家庭的经济不稳定性（按经常性收入计算）将上升16.9%；若推迟4年，将飙升至64.3%。研究认为，政策调整将直接冲击老年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或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政策调整对不同收入群体影响差异显著，弱势群体将首当其冲承受负面效应。数据显示，收入后20%家庭在领取年龄上调4年的情况下，经济不稳定性将上升约46%，而收入前20%的家庭几乎不受影响，凸显出基础养老金改革对弱势群体的不均衡影响，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问题。 研究还指出，政策调整或加剧老年人非自愿就业。由于养老金减少，部分老年人可能被迫重返劳动市场，但受限于年龄和技能水平，就业机会多集中于低薪、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政策调整不仅难以保障老年人的职业自主选择权，更可能迫使其在晚年阶段陷入“为生存而工作”的困境。此外，传统家庭赡养模式难以有效弥补政策调整带来的保障缺口。数据显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仅能部分缓解养老金缺口，但补偿效果明显不足。 报告强调，基础养老金领取年龄上调不仅是单纯的财政优化问题，更涉及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会公平。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建立多维评估框架，综合考虑财政可持续性、代际矛盾、劳动力市场变化等衍生问题，并配套建立针对弱势老年群体的保障机制，包括就业支持计划、生活补助措施等，以缓冲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确保改革平稳过渡。

韩国雇佣信息院通过分析就业保险资格取得与丧失数据库，对老年及育儿相关群体的劳动现状进行探讨，并于22日发布报告显示，韩国老年群体中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依旧显著。报告指出，截至2024年6月，1963年之前出生的工资劳动者共计272.9万人。其中，75%在60岁之后重新就业，75%在中小企业工作，53.9%为钟点工。 老年劳动群体主要集中在生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领域，当前工作的初始月薪为18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619元），其中男性为226万韩元，女性为133万韩元，女性工资仅为男性的59%。整体而言，老年群体的工作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不稳定，工资水平也逐渐降低，老年群体内的性别工资差距也十分显著。 此外，1963年之前出生且依旧在职的劳动者中，从原单位正常退休的比例仅为9.5%，即约26万人。正常退休后重新在原单位工作的“再雇佣率”仅为37.5%，约9.4万人。报告分析指出，在制造业等部分行业中，延长退休年龄主要以再雇佣形式实现，而并非持续雇佣。 另一方面，针对育儿相关的就业保险数据分析显示，就业保险加入者在生育后也没有领取产假工资或育儿假工资等补助的比例为男性40.9%，女性3.2%。也就是说，出于职业发展等原因，大量已婚已育男性选择不休育儿假。与女性不同，男性在拥有较高工资和稳定工作的情况下，反而更倾向于不领取育儿补助。 报告指出，女性如果在劳动市场上处于稳定地位，通常会加入就业保险并领取相关补助；而男性因育儿而放弃工作的成本较高，因此工作稳定也往往选择不领取补助。生育后的男女劳动者收入模式也出现差异。育儿男性的年薪总额逐年稳步上升，而育儿女性的年薪不仅原本低于男性，更在生育当年及次年大幅下降，三年后才开始恢复。 从生育劳动者的职业类型来看，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及相关从业者、普通白领所占比例较高。与统计厅经济活动人口调查中就业者的平均职业分布相比，选择生育的父母职业集中于上述三类较为稳定的职业。报告推测，由此可见当前在韩国主要拥有相对稳定工作的群体才倾向于选择生育。

韩国银行（央行）于18日发布的《高龄个体工商户增加的原因及应对方案》报告显示，出生于1964至1974年的第二波婴儿潮一代共954万人，正式步入退休阶段。 据报告，2023年韩国个体工商户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3.2%，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位列第七。除墨西哥外，个体工商户占比高于韩国的国家普遍经济规模较小。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能够创造更多元化的薪资就业岗位，因此个体工商户占比相对较低。而韩国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个体工商户在就业结构中的占比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 统计数据显示，2000至2014年期间，个体工商户占就业人口比例年均下降0.4个百分点，而2015至2024年期间，这一降幅放缓至年均0.23个百分点。报告分析，随着第一波婴儿潮一代（1955至1963年出生者）陆续退休，60岁以上高龄个体工商户数量从2015年的142万人大幅增至2024年的210万人。鉴于面向退休人员的常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预计第二波婴儿潮一代退休人员中将有相当比例选择从事个体经营。报告预测，截至2032年，60岁以上个体工商户数量将较2015年增加约106万人，达248万人，约占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9%。 据悉，高龄个体工商户多数进入住宿餐饮、零售批发、建筑等极为不稳定的行业，导致从业者面临市场竞争激烈、盈利能力薄弱、负债率高等多重挑战。数据显示，60岁新晋个体工商户的累计负债率高达140%，为所有年龄层中最高水平。 报告分析认为，高龄人群在退休后选择个体经营的主要原因是相较于依靠养老金生活，他们更倾向于继续从事经济活动。因此，有必要为老年群体创造更加稳定的就业环境。报告建议指出，应通过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发展来提升行业生产力，同时加强地方中小企业与高龄劳动者之间的就业对接机制建设。

韩国60岁以上老年就业人口首次突破700万大关，但其中三成以上属于合同期限不足一年的临时工。由此可见，老年人口在退休后也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但从事工作的质量令人担忧。 据韩国统计厅16日公开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微观数据，今年5月60岁以上临时工数量达到198.6万人，是自1989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60岁以上就业总人口为704.9万人，首次突破700万大关，其中约28%是合同期限在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临时工。 与其他年龄相比，高龄临时工的增长尤为显著。5月60岁以上临时工较去年同期增加19.7万人，而其他年龄则普遍减少。进入今年以来，高龄临时工数量已连续5个月出现10万人以上增长趋势。目前，每10名临时工中就有4名是60岁以上高龄。 此外，70岁以上临时工数量也接近100万。5月70岁以上临时工数量达到97.6万人，同比增加13.9万人，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值。统计厅相关人士指出，5月60岁以上临时工主要集中在保健和社会福利服务行业，而政府直接提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该行业，并且大多合同期限不到一年。政府此前表示，今年第一季度计划创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提供岗位的历史最高纪录。 60岁以上人口中近一半还在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但获得稳定就业的机会有限。5月60岁以上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为49.4%，达到1999年6月开始该项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经济活动参与率是指某一年龄人口中就业者与失业者所占比例。 近五年来，60岁以上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上升4.6个百分点，几乎是15岁以上人口总增幅（2.6个百分点）的两倍。值得注意的是，高龄群体的参与率仅比处于下降趋势的15至29岁青年群体（49.5%）低0.1个百分点。在全国17个市道中，10个地区60岁以上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高于青年群体。 专家指出，不能仅为老年人口提供临时短期岗位，还需制定更加长期的对策。加图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梁俊晳表示，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和老人贫困现状，政府有必要提供相关就业岗位，但从中长期来看，还需推进提高老人收入的养老金改革等结构性举措。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40岁以上成年人中，约四成表示在年老或患病时，将依赖护理员提供照护服务。与此同时，认为届时将由配偶照料的比例也达三至四成，而表示将依赖子女的受访者则寥寥无几。 上述结果来自韩国调研机构Hankook Research于4月25日至30日面向全国1000名40岁以上男女实施，并于本月21日发布的《社区照护认知与需求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选择“由护理员照顾”的受访者占比最高，为39%，其次为“由配偶照顾”（35%）和“由自己照顾”（21%），而表示“由子女照顾”的比例仅为4%。 在“配偶是否会承担照护责任”的看法上，男女之间呈现出明显差异。49%的男性认为“若我生病，妻子会照顾我”，而持相同观点的女性仅为22%，显示女性对配偶承担照护责任的信任度远低于男性，差距超过一倍。 另一方面，对于“孤独死”的担忧也不容忽视。整体来看，有58%的受访者认为自身存在孤独死的可能性，其中已婚者占52%，未婚者则高达87%；另有10%表示该风险“非常高”。与此同时，40%的受访者坦言，若遇紧急情况，除家人外“无他人可求助”。 在照护场所的偏好方面，倾向居家照护的受访者比例接近八成。其中，47%希望在“目前居住的家”接受照护，32%选择“居住地附近、适合照护的住宅”。相比之下，选择入住养老福利住宅或护理机构的仅为7%。 在临终地点的偏好方面，选择“家中”的受访者最多，占比达48%，其后依次为综合医院（31%）和护理医院（12%）。不过，在实际预期的临终地点中，综合医院位居首位（29%），护理医院则以25%紧随其后。 对于护理设施的看法，58%的受访者持积极态度。多数人期待在设施内“结交朋友”（74%），但也有53%担忧“虐待等负面事件的发生”。 对于现行照护服务的评价，64%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对老年人及残障人士的照护仍显不足”，仅有36%认为“本地区照护服务提供得较好”。在多项可复选的服务需求中，“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被选为“最需要支持”的项目（61%），而“上门照护”则被视为“最优先配备”的服务（71%）。 在老年照护政策方面，42%的受访者将“减轻个人经济负担”视为首要课题。高达85%的受访者认为“国家应承担老年照护的主要责任”，而在政策核心价值中，“公共性”获得最多认可（51%）。同样有85%的受访者支持通过增加税收来强化照护体系。 此外，41%的受访者表示在居住地使用医院时曾遇到不便。在改善老年照护相关居住环境方面，36%的受访者认为“医院”是最需加强的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