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大幕已经拉开，备受瞩目的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预赛即将鸣枪开赛，米兰冰上竞技场气氛提前启动紧张模式。短道速滑迷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聚集在两位如“量子纠缠”般的选手身上——中国的林孝埈及韩国的黄大宪。 两人的恩怨可追溯至2019年震惊韩国体坛的镇川运动员村性骚扰事件，黄大宪声称当时自己的裤子被林孝埈在训练中脱下，起诉林孝埈涉嫌对自己进行性骚扰。2020年3月，林孝俊被处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的处罚。2020年6月，林孝埈归化中国，此次将与“宿敌”黄大宪在奥运赛场正面交锋，成为本届冬奥会最大看点之一。 两人曾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项目中共同站上领奖台，然而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剧情发生反转。当时黄大宪夺得男子1500米项目金牌，证明了韩国在短道速滑上的优势。而2020年归化中国的林孝埈因国际奥委会有关归化运动员必须距离代表韩国参赛三年后，才能代表其他国家出战奥运会的规定无缘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之后，镇川运动员村性骚扰事件舆论风向发生变化。随着更多事件细节的曝光，以及黄大宪在国内外赛事中多次引发的犯规行为，公众形象受到负面影响。而与此同时，林孝埈在中国国家队逐渐站稳脚跟，成为队内核心选手。对于林孝埈来说，本届奥运会是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 面对外界的高度关注，两位当事人选择淡化彼此的关系。林孝埈在微博及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多次表示：“我为自己是中国国家队的一员感到非常自豪。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届奥运会，8年来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我坚持了下来，能够代表中国参赛，我感到幸运，也心怀感激。”这些表态被解读为他彻底与在韩国时的辉煌成绩“切割”，以中国队“王牌”身份向奥运荣誉发起冲击的决心。 林孝埈将在本届米兰冬奥会上参加男子500米、1000米和1500米，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和混合2000米接力共5个项目。 黄大宪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林孝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他只是赛场上众多对手中的一位，我将专注于比赛。” 外媒同样高度关注两人的比赛，法新社在赛前报道中写道：“曾在平昌冬奥会并肩站上领奖台的两名选手，如今身披不同国旗再次相遇，成为最残酷的竞争者。” 从技术特点来看，专家普遍认为林孝埈以最后几圈的爆发力和冲刺能力见长，而黄大宪则以强悍的身体对抗和激进的卡位著称。尽管双方都强调“排除情绪”，但在胜负往往于瞬间决定的短道速滑赛场上，任何细微的碰撞都可能引发戏剧性后果。 按照赛程安排，两人的首次同框有可能出现在10日举行的男子1000米预赛。届时，这段横跨数届奥运、牵动中韩两国舆论的对决，将在米兰冰上竞技场揭开新的篇章。

韩国LG化学在与中国正极材料龙头企业容百科技韩国子公司载世能源的专利博弈中取得阶段性胜利。韩国专利审判院已就载世能源提起的三项核心专利无效请求作出裁决，认定LG化学相关专利有效。LG化学进一步向法院申请专利侵权禁止临时禁令，若该禁令获法院支持，载世能源在韩年产7万吨的生产基地或将被迫停摆，预计将对全球三元正极材料供应体系产生连锁影响。 据业界本月3日消息，LG化学于上月16日正式向法院提交对载世能源的禁令申请。载世能源为容百科技在韩国设立的子公司，容百科技目前是全球NCM（镍、钴、锰）正极材料主要生产商之一，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此次法律行动源于双方围绕核心电池材料技术的长期争议。载世能源此前对LG化学三项关键专利提出无效审判请求，其中两项涉及正极材料晶体结构取向性技术，一项涉及材料表面成分比例调控技术，被视为影响电池能量密度与循环寿命的核心环节。韩国专利审判院经审理后驳回其请求，确认LG化学相关专利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后续侵权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自2024年以来，LG化学与载世能源之间的专利交锋持续升级。LG化学于当年8月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专利侵权禁止诉讼，指控对方多款产品落入其专利保护范围。载世能源则坚持“技术自主”立场，通过无效审判和舆论回应展开反制，双方一度陷入僵持。 然而，专利审判院维持LG化学专利有效裁决，并驳回载世能源无效请求，LG化学在此轮法律对抗中取得胜诉。业内分析指出，若临时禁令获法院批准，载世能源相关产品将面临立即停止生产与流通，位于韩国忠州的年产7万吨规模工厂可能陷入实质性停产状态。该产能约可满足70万辆纯电动汽车的电池需求，一旦供应中断，或将波及日韩乃至欧美多家电池与整车企业，进一步加剧全球动力电池材料供应紧张态势。 当前，全球正极材料领域竞争日趋白热化。LG化学在该领域拥有超过2000项相关专利，长期致力于提升锂离子电池性能，并持续投入先进电池材料的研发，以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LG化学表示，其专利是支撑韩国高性能电池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核心技术，公司在依法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将积极探索专利许可等合作模式，推动产业良性发展。 业内专家指出，如何在技术保护与产业协作之间寻求平衡，将成为韩中电池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双方企业的专利争议走向不仅关系到各自商业利益，也可能对全球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稳定性产生深远影响。

围绕近期在韩国迅速走红的甜点“迪拜糯糯曲奇”，涉嫌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投诉接连出现，并被陆续举报。 韩国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徐美和于2日公开的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相关资料显示，自去年年底至今年1月，与“迪拜糯糯曲奇”相关的《食品卫生法》违规举报共计19起，均已提交至伪劣食品综合举报中心。 具体来看，首次举报出现在该甜点开始走红的去年11月，截至12月共接到8起举报；进入今年后，仅1月一个月内举报数量便增至11起，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从违规类型来看，卫生管理不当和无证经营问题最为突出，均为7起；其后依次为发现异物和其他违规事项，各2起，标识不规范问题1起。 在卫生管理相关举报中，有消费者反映在咖啡馆购买的产品中难以分辨是否存在霉菌，也有消费者表示食用后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症状，另有消费者称在活动卖场购买并食用产品时，发现产品中混入指甲大小的异物。 无许可经营方面的举报则包括“个人擅自销售产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销售家庭自制食品”等情况。其中，一起涉及个人非法销售产品的案件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此外，在“异物发现”类举报中，还有消费者指出“在食用过程中发现坚硬异物”。而在“其他事项”中，则出现了未标示消费期限、从业人员未佩戴口罩、未进行健康检查等情况，涉及同时违反标识义务与卫生管理规定。 食品医药品安全处表示，除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1起案件外，其余违规行为均已采取行政指导措施。 随着“迪拜糯糯曲奇”热度持续攀升，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宣布，自本月起将对包括外卖餐饮店在内、从事相关甜点制作和销售的约3600处场所开展集中检查。 不过，也有舆论指出，该甜点自去年年底起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明显的消费需求，相关部门理应更早介入，提前开展卫生监管和风险管理。对此，徐美和表示：“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应更加密切掌握不断变化的食品流行趋势，通过精密的卫生检查，营造让国民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接受调查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内外舆论迅速升温。有人将此解读为中国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层“清洗”，也有人将其描绘为与美国相关的重大间谍案件前奏。然而，从长期观察中国政治与军队运行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些解读更多停留在事件层面，对其背后的结构性脉络关注不足。 在中国，军队人事从来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始终嵌入在政治权力运行的时间表之中加以理解的。 首先必须承认，张又侠这一人物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分量。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军队第二号人物，同时又出身革命元老家庭，具有“太子党”身份所赋予的政治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他长期服役于军中，拥有丰富的军旅履历和实战经验，在军内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个人影响力。正因如此，围绕他的调查自然会在国内外引发高度关注。然而，关注本身并不等同于动荡的前兆。中国政治史恰恰反复证明，高层人事调整并不必然意味着体制不稳，很多时候反而是体制自我强化的表现。 部分境外媒体抛出的所谓“美国背景”或“核机密外泄”等说法，确实具有极强的戏剧性和传播力，但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公布的表述仍停留在“严重违纪违法”这一高度概括的政治语言之中。在中国政治语境下，这一表述涵盖的范围极为宽泛，既可能涉及经济腐败，也可能指向组织纪律、用人原则乃至政治立场问题。换言之，外界所热衷讨论的具体指控，尚未被正式纳入中国内部的政治叙事体系之中。中国的军政运行一向在内部判断与外部观察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此次事件亦不例外。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仅从某一具体罪名的真实性出发来理解这一事件，反而容易忽视中国政治真正的运作方式。在中国，军队首先是党的军队，而非单纯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对军队的掌控程度，始终是衡量政治权力稳定性的关键指标。自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军队领域持续推进整顿与反腐，并非针对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出于防止军队形成独立政治行为能力的制度性考量。 因此，理解张又侠事件的关键，与其说是“间谍”或“泄密”，不如说是一次围绕军队的再整合。自2022年第三任期正式开启以来，习近平主席持续对党、政、军各领域的权力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下一阶段的治理需求。这不是应急性的危机处理，而是着眼中长期权力运行的系统布局。军队在这一布局中具有特殊地位——它往往是最后被触及的领域，但同时也是决定性最强的领域。军队若不能保持高度稳定和统一，任何政治设计都难以真正落地。 围绕张又侠展开的调查并非孤立现象，与其相关的一批将领及同一时期晋升的军官同步接受审查，正反映出这种系统性调整的特征。这更像是对既有人事结构和关系网络的一次集中梳理，而非针对某一人的报复性行动。长期以来，中国军队内部形成的非正式网络、地域纽带和期别关系，在日常运行中或许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在权力交替或延续的关键阶段，却容易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当前的整顿，正是试图在问题显现之前加以化解。 也有观点担心，高级将领的接连缺位，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中国军队的指挥体系和作战能力。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拥有实战经验的高级指挥官确实是宝贵资源。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质上是一支高度制度化、强调集体决策和程序运作的军队，其运转并不完全依赖个别将领的个人能力。与其说此次调整削弱了军队，不如说它进一步强化了“组织高于个人”的运行逻辑。习近平主席显然更倾向于塑造一支高度可控、政治忠诚度优先于个人威望的军队。 从这一角度看，将此次事件置于为未来政治周期做准备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并非牵强附会。中国政治中，领导人权力的延续从来不仅仅是任期制度的问题，而是能否在党、政、军各层面持续释放稳定信号的问题。军队在其中扮演着最终背书者的角色。回顾历史，无论是毛泽东的长期执政、邓小平的实际掌权，还是江泽民时期的军权安排，都与军队人事的重新布局密不可分。因此，将当前的军队整顿视为着眼于2028年的前期准备，更符合中国政治一贯的运行逻辑。 归根结底，张又侠事件所传递的核心信息，并不在于某一位高级将领的个人沉浮，而在于一个仍在演进中的权力结构。习近平体制并非静态完成品，而是一个持续调整、不断加固的过程。外界或许会将这一过程解读为不安与震荡，但在中国内部的政治逻辑中，它更多被视为为长期稳定所进行的必要整备。在中国政治语境下，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单一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所指向的结构与方向。而这一方向，正在清晰地指向下一阶段。

本月22日起，韩国正式施行《人工智能发展与信任基础构建基本法》（以下简称《AI基本法》），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全面实施AI监管法律的国家。尽管欧盟在立法层面更早推出《人工智能法案》，但由于选择分阶段实施，全面生效时间被不断推迟，这使得韩国在落地执行层面抢得先机。 欧盟原计划自2024年8月起对“高风险AI”实施核心监管条款，但欧盟委员会在去年底发布包含监管放宽内容的“数字简化方案”后，外界普遍预计相关条款可能延至2027年底才正式适用。在全球各国将AI视为战略性核心资产、竞相加大财政与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韩国此时率先全面实施AI监管法，引发了产业界的广泛争议。 持反对意见者多数认为，过早、过严的监管可能削弱本土AI产业竞争力，支持者则指出，AI技术发展迅猛，而伦理规范与风险治理体系长期滞后，韩国若能全面落实AI基本法，将有机会成为“包容性AI治理”的示范国家。 ▲引入“高影响AI”概念 强调安全与可解释性 根据AI基本法，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需每三年制定一次《AI基本计划》，以系统性提升国家AI竞争力。法律还强化了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的治理效能，并将AI安全研究机构的设立正式写入法律条文，用于评估和研究AI潜在风险。 政府强调，立法宗旨并非重罚企业，而是通过最低限度监管和更高的政策可预期性，通过AI基本法来振兴产业。然而，鉴于深度伪造内容泛滥、虚假信息操纵舆论，以及AI可能侵蚀生命权与基本权利等风险，法律引入了“高影响AI”概念。 所谓“高影响AI”，是指在医疗、能源、招聘、信贷审核等与国民生命或权利息息相关的领域中使用的AI系统。这类AI将被要求建立人工监督机制，并主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同时需具备一定程度的“可解释性”，即能够说明AI决策所依据的推理过程。 在自动驾驶领域，目前仍需人类驾驶员介入的L3级自动驾驶不被认定为高影响AI，但完全由系统自主行驶的L4级及以上则被纳入严格监管范围。 ▲生成式AI须标识来源 海外巨头须设立本地代理 针对生成式AI，法律规定必须通过可见或不可见水印等方式，明确标识内容为AI生成。法律义务主体主要包括AI模型开发商和AI解决方案或服务提供商，而仅使用AI生成内容的企业或普通用户不在直接监管范围内。 对于海外科技巨头，若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上一年度全球营收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4亿元）、韩国AI服务营收超过100亿韩元、韩国日均用户数超过100万人，则必须在韩国设立本地代理。目前，Open AI和谷歌符合相关条件。 违反AI基本法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3000万韩元罚款。不过，政府明确表示，将设置至少一年的“指导与整改期”（过渡期），以减轻法律对相关产业的冲击。 ▲初创企业压力突出 政府强调“AI指南针”定位 对AI基本法实施最为担忧的是AI模型和服务开发领域的初创企业。相较大型科技公司可借助律师事务所或内部法务团队应对合规要求，资金和人力有限的初创企业普遍感到力不从心。 初创企业联盟去年底对101家本土AI初创公司的调查显示，98%的企业表示尚未建立实质性的AI基本法应对体系。尽管政府表示将谨慎行使调查权，并在过渡期内不急于处罚，但“调查权本身”仍可能对挫伤产业创新热情。 有初创企业人士呼吁，有必要效仿《重大灾害处罚法》对小规模企业设置额外宽限期的做法，对AI初创企业给予更多制度性照顾。对此，科技信息通信部回应称，AI基本法的目标不是“惩罚”，而是为行业提供清晰的合规“路线图”，从长期看有助于产业稳定发展。 ▲透明性与数据安全仍待强化 随着AI在国防、医疗等高敏感领域的应用日益频繁，学界与业界呼吁进一步强化“黑箱式”AI模型的透明度要求。尤其在开源模型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国内数据外流及新型网络安全威胁，被认为在现行法律中体现不足。 有观点认为，若AI基本法过度偏向监管，应通过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网络法》等现行法律的衔接，构建更灵活的治理体系，以防范利用AI工具实施的新型权利侵害行为。 总体而言，AI基本法的实施既是韩国AI治理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对政策平衡能力的重大考验。AI基本法成效如何，不仅将影响本国产业走向，也可能为全球AI监管提供重要参考。

近期，韩国经济复苏迹象逐步显现，但青年就业前景持续走弱。韩国银行（央行）调查显示，未来6个月青年群体对就业机会改善的预期已降至所有年龄段中的最低水平。分析认为，青年就业困境已不只是求职周期长等问题，大量放弃求职的“休息“人口快速增加，使青年就业市场面临结构性失衡。 按照央行经济统计系统（ECOS）21日公布数据，上月就业机会展望消费者动向指数（CSI）仅为92。其中，40岁以下青年群体指数为91，与40至59岁人群（101）及50至69岁人群（102）对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形成对比。 这种悲观情绪源于一系列指标。去年青年就业率为45%，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则以30多岁群体为中心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放弃求职活动的“休息”人口迅速攀升。去年，30多岁“休息”人口达到30.9万人，创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对于青年求职中断现象，部分观点将原因归结为青年“眼光过高”，但事实并非如此。韩国银行发布的《BOK议题笔记》显示，“休息”人口所期望的最低年薪平均为3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甚至低于中型企业高中学历职员平均起薪（3200万韩元）。 分析认为，青年并非眼高手低，而是长期处在“预期与现实不符”的状态。数据显示，在“休息”人口中，回答“完全没有就业意愿”的人数已从2019年的28.7万人增至去年的45万人，5年间增长56%。 优质岗位过度集中于大企业与公共部门，将青年推向长期求职或彻底放弃的处境。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与短期就业体验项目相比，更应优先推进劳动市场灵活性与企业投资环境改善。 政府方面严肃看待就业率下滑及“休息”人口相关统计数据，并正着手制定对策。

随着韩国非首都圈人口持续减少，地方人口衰减问题日益凸显，已逐步演变为全国性的结构性危机。 非首都圈地方政府中，超过七成认为当地面临较高的人口减少与地方消亡风险。其中，就业岗位不足与产业基础薄弱被视为人口长期外流的主要原因。尽管各地持续推进旨在改善定居条件的多样化政策，但实际成效有限。舆论普遍认为，仅依靠人口政策已难以应对当前危机，亟需转向以强化产业基础和扩大就业为核心的综合治理路径。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19日发布一项针对非首都圈地方自治团体的调查报告，题为“人口减少及地方消亡现状与课题”。结果显示，77%的受访地方政府认为当前本地面临的人口减少和地方消亡风险处于较高水平。多数地方政府对未来人口形势持悲观态度，预计相关危机将进一步加剧，社会整体的危机意识持续上升。 在导致地方消亡的各项因素中，“就业岗位不足”被提及频率最高，其次依次为教育条件欠缺、居住环境落后，以及医疗与福利基础设施不足。同时，产业基础弱化与青年人口持续外流相互叠加，加速人口减少。多数地方政府表示已着手实施应对地方消亡的相关政策，其中97%的受访政府称正在推进吸引人口流入或改善定居环境的各类项目。 然而，对于政策成效的评价存在明显分歧。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应对措施的效果仅处于“中等或以下”水平，反映出政策实际落地成果与体感成果之间仍存在差距。在应对策略方面，引导婴儿潮一代在地方实现再就业与长期定居被视为可行路径之一。超半数地方政府认为，引进中老年劳动力有助于缓解人口减少压力，并促进地方经济活力提升。 韩经协强调，地方消亡属于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结构性难题，有必要在延续现行人口政策的同时，同步推进产业与就业扶持政策。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尚浩（音）指出，因产业与就业机会的区域失衡，地方消亡危机正进一步深化。加强地方产业基础建设、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及推动首都圈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在非首都圈再就业，将成为激活地方经济和扩大内需市场的重要举措。

韩国总统李在明13日起对日本奈良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这是李在明自去年6月就任韩国总统后，第二次访问日本，也是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首次访日。本次访问正值李在明刚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因此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同时也被视为检验李在明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的重要试金石。 ▲访日背景：多重外部变量叠加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东北亚局势动荡。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当发言引发中方强烈不满，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公告，决定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外界普遍认为其中可能包括稀土及相关技术，可能重创日本半导体产业。此外，日本媒体普遍担忧，美国在特朗普式国家安全战略下呈现出更明显的孤立主义和“西半球优先”倾向，这使直接暴露于中、俄、朝压力下的韩日两国，更加看重美韩日合作的战略意义。 本月8日，李在明在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回到韩国后，主持召开首席幕僚会议。在会上他表示“在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既定规则的残酷国际秩序中，韩国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自己开创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核心目标是通过灵活外交为韩国争取最大战略回旋空间。 ▲访日目的：管理分歧扩大合作 在启程访日前，李在明在青瓦台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表示，进口日本水产品问题可能成为此次韩日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为了获得日方在韩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方面的协助，需对此进行积极讨论。不过他同时指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优先解决韩国民众在情绪和信任上的问题，预计短期内可能难以解决，需要从长计议。 CPTPP是由亚太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于2018年正式生效。目前成员国有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韩国也在推进加入进程。 稳定并改善韩日关系基本面也是此访重要目的之一，去年10月底，高市早苗为出席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曾到访韩国，此次是时隔两个半月再次与李在明举行会谈。也标志着韩日“穿梭外交”逐步走上正轨。李在明在NHK专访中多次强调“直面历史、面向未来”，在不回避历史问题的同时，主张通过管理分歧扩大合作。这种表态既回应韩国国内对历史问题的敏感情绪，也向日方释放改善关系的务实信号。 此外，尽管李在明高举“实用外交”旗帜，但中日两国“拉拢韩国”的动向日益明显。《日本经济新闻》11日撰文称，不同于重视对日关系的前总统尹锡悦，李在明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日本有必要在此次会谈中努力维持与韩国的关系，粉碎中国试图分化韩日关系的意图。 李在明此访有意在中日、中美博弈中降低外溢风险。李在明多次表态不希望深度介入中日对立，强调通过对话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这种“有限介入、保持距离”的立场，体现了韩国希望避免成为大国博弈前沿阵地的战略焦虑。 ▲期待成果：机制化合作与象征意义并重 从可预期成果看，此次会谈更偏向夯实基础而非达成突破性的协议。在政治层面，双方有望重申恢复并深化“穿梭外交”，增强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在安全层面，预计将就朝鲜问题、地区局势及美日韩合作进行协调，但韩国仍会避免表态支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在经贸与科技领域，双方可能在保护知识产权、人工智能、共同打击跨国电诈、加强人员交流等“低敏感度”议题上取得共识，以增强民生合作的可视成果。 在较为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双方或以人道主义合作为切入口，例如推进韩半岛强征劳工遗骸发掘与DNA鉴定问题，为长期棘手议题寻找缓冲路径。 李在明访日消息公开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这是韩日之间的事情，我不作评论。我想说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当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从中国立场上来看看，李在明访日并不意味着“倒向日本”。李在明在访华期间充分展现出对华合作诚意，并在访日前后反复强调不会介入中日对立，体现出明确的中立及平衡立场。中国更关注的是，韩日关系的改善是否会被纳入遏制中国的战略框架。若韩日合作聚焦经济、科技与民生，而非军事同盟与意识形态对抗，中方对其警惕性相对有限。反之，若借机强化以美日韩为轴心的排他性安全机制，势必引发中方战略疑虑。 总体而言，李在明此次访日是一次“止损稳定”的外交行动，其核心不是选边，而是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为韩国争取更广阔的外交空间。从中国角度看，韩国的实用外交是否真正“去对抗化”，将取决于其后续在台湾问题、美日韩安全合作及对华经贸政策上的具体选择。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带头发动内乱一案审判进入关键节点，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3日重新启动结案陈述程序，预计将在当天听取独立检察组（以下简称独检组）的最终法律意见及量刑建议，并完成包括尹锡悦在内全部被告的最后陈述。 若审理按计划进行，这将是自2024年12月3日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以来时隔406天，司法机关首次就其涉嫌带头发动内乱指控正式提出明确的法律意见和量刑判断。 尽管当天在最终辩论等环节时间安排上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审判庭已明确表示将于13日完成全部结案程序，因此在无重大变数的情况下，检方量刑请求和被告最终陈述结束后，本案审理将正式画上句号。 舆论最为关注的是独检组对尹锡悦的量刑建议，根据韩国现行《刑法》，内乱头目的法定量刑仅有死刑、无期徒刑和无期禁锢三种。 参照30年前以同一罪名站上审判庭的前总统全斗焕，当时被检方请求判处死刑。全斗焕因涉嫌发动“12·22军事政变”、“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等相关内乱被起诉。 本月8日，独检组就量刑问题举行长达6小时的内部会议，围绕死刑与无期徒刑展开激烈讨论。考虑到社会影响及对其他相关案件的连锁效应，特检组最终由特别检察官赵垠奭决定。 检方指控，尹锡悦与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等人共谋，在不存在战争、事变或类似国家紧急状态征兆的情况下，宣布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意图通过动用武力扰乱宪政秩序，构成内乱行为。具体指控包括调动戒严军与警方封锁国会，阻止解除戒严决议；企图拘捕并非法关押时任国会议长禹元植、当时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前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以及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相关人员等。

据朝中社11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当天发表谈话称，韩国无人机入侵朝鲜领空是明确无误的事实，要求韩方务必就此事做出具体说明。 金与正表示，这起事件的本质不在于行为主体是军方还是民间。她提及韩国国防部前日的表态，称韩方表示无意挑衅或刺激朝鲜，但依个人所见这不过只是韩国为维持生存而做出的明智选择。若韩国今后将继续挑衅，恐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可怕后果。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韩国无人机于去年9月和本月4日入侵朝鲜境内。韩国国防部对此予以否认，称军方未在相关日期操作无人机，韩方无意挑衅或刺激朝鲜，将对是否为民用无人机进行彻底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指示成立军警联合侦查组彻查此事。 金与正强调，入侵朝鲜领空的无人机目的为收集情报。她表示无人机内存有拍摄朝方铀矿、国境哨所等设施的视频资料，即使是民间团体或个人所为，作为国家安全主体的韩国政府也难咎其责。 金与正还表示，韩国现政府无资格以评说他人之事评判前政府炮制的无人机入侵朝鲜事件，无论是哪一任政权所为，这是韩方内部讨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韩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侵犯主权的严重挑衅。韩国政府绝不可能逃脱对严重侵犯主权行为的责任，应当认真思考将要付出的代价。 金与正的这一谈话已通过《劳动新闻》等朝鲜内宣媒体进行报道。外界分析，朝方可能借此进一步强化“敌对两国”路线，为即将召开的第九次劳动党代表大会将敌对韩国方针制度化、明确化进行舆论铺垫。 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林乙出（音）表示，朝方意在强调无论韩国政权如何更迭，始终是敌对国家的这一立场，并借此将韩国政府的和平共存努力描绘为“欺骗”进行施压。 金与正在当天的谈话中还使用了“流氓”“垃圾集团”等激烈措辞指责韩国政府，这类表述在批评李在明政府的谈话中首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