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韩国经济复苏迹象逐步显现，但青年就业前景持续走弱。韩国银行（央行）调查显示，未来6个月青年群体对就业机会改善的预期已降至所有年龄段中的最低水平。分析认为，青年就业困境已不只是求职周期长等问题，大量放弃求职的“休息“人口快速增加，使青年就业市场面临结构性失衡。 按照央行经济统计系统（ECOS）21日公布数据，上月就业机会展望消费者动向指数（CSI）仅为92。其中，40岁以下青年群体指数为91，与40至59岁人群（101）及50至69岁人群（102）对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形成对比。 这种悲观情绪源于一系列指标。去年青年就业率为45%，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则以30多岁群体为中心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放弃求职活动的“休息”人口迅速攀升。去年，30多岁“休息”人口达到30.9万人，创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对于青年求职中断现象，部分观点将原因归结为青年“眼光过高”，但事实并非如此。韩国银行发布的《BOK议题笔记》显示，“休息”人口所期望的最低年薪平均为3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甚至低于中型企业高中学历职员平均起薪（3200万韩元）。 分析认为，青年并非眼高手低，而是长期处在“预期与现实不符”的状态。数据显示，在“休息”人口中，回答“完全没有就业意愿”的人数已从2019年的28.7万人增至去年的45万人，5年间增长56%。 优质岗位过度集中于大企业与公共部门，将青年推向长期求职或彻底放弃的处境。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与短期就业体验项目相比，更应优先推进劳动市场灵活性与企业投资环境改善。 政府方面严肃看待就业率下滑及“休息”人口相关统计数据，并正着手制定对策。

据业界16日消息，自今年初以来韩国特许经营行业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严峻局面。围绕差额加盟金的司法风险逐步显现，加之《加盟事业法》监管趋严、外卖平台手续费争议持续发酵，业界普遍担忧经营环境将进一步趋紧。 韩国大法院于15日就韩国必胜客加盟店主要求返还2016至2022年期间所缴纳的差额加盟金，向总部提起的不当得利返还诉讼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根据判决结果，韩国必胜客需向94名加盟店主返还共计21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差额加盟金。 业内认为，此次判决可能对整个特许经营行业产生影响。原因在于不少加盟总部在合同中并未明确差额加盟金，而将其视为流通利润或行业正常收益，这一疏忽今后极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同时，上月11日在国会通过的《加盟事业法》修正案被视为加重行业负担的重要因素。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引入加盟店主团体登记制度，并强制加盟总部与已登记团体进行协商。随着加盟店主团体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加盟总部在重要事项上需采取更正式、更持续的协商。 尽管业界普遍认同制度初衷，但对一线执行层面的混乱仍存担忧。业内人士表示：“在协商事项和程序标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仅强化义务要求，核心经营决策可能被迫延后，最终导致决策效率下降，进而削弱企业竞争力。” 此外，外卖平台手续费问题同样影响特许经营行业。去年就外卖平台收费制度讨论不断升温，但随着韩美关税谈判正式启动，相关监管讨论有所减少。不过，近期政府和国会释放出推动“外卖手续费限制”的立法意愿。 也有观点指出，过去，开店和品牌扩张是发展核心动力，但如今已进入仅凭品牌难以成长的阶段。由于需要同时考虑监管环境变化、司法风险和社会要求，在韩国做特许经营并非易事。

13日深夜，因涉嫌带头发动内乱而被起诉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终审中，被独立检察组（独检组）要求法院判处死刑。独检组还要求法院判处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无期徒刑、判处前国军情报司令卢相元（音）有期徒刑30年。韩国检方以发起内乱嫌疑要求法院对前总统判处死刑为1996年全斗焕之后的首次。 在最终辩论环节，独检组检察官助理朴亿洙将“12·3”紧急戒严定义为“由反国家势力实施的严重破坏宪法秩序事件”，在韩国宪政史上难寻先例，强调必须严惩主导者尹锡悦及核心共犯。独检组认定，在不存在战争、事变或等同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尹锡悦仍强行宣布戒严，并调动戒严部队及警察封锁最高立法机构国会、试图阻挠解除戒严的表决程序，甚至计划抓捕国会议长、执政党及主要在野党领袖及选举管理机构人员。这些行为被检方定性为“以扰乱国家宪法秩序为目的的暴动”，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内乱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检方在结案陈词中反复强调这起事件对“严重破坏宪法秩序”。独检组指出，此次戒严并非短暂的行政失误，而是由总统本人主导、心腹幕僚和军警高层协同推进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系统性行为，目标直指立法权、司法权以及选举制度，危害国家根基。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检方认为已不存在任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 然而，案件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法律层面。尹锡悦本人及其辩护团队在庭审中构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他将戒严描述为“对国民的告知与呼吁”，强调这是总统基于宪法赋予的国家紧急权力，为应对政治僵局、国政瘫痪而采取的“警告型戒严”。在长达90分钟的最后陈述中，尹锡悦反复否认存在暴动、否认故意发起内乱，甚至将独检调查形容为“政治清算”“狂乱的猎巫行动”，称在自己过去26年间的调查和审判经历中，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调查。 尹锡悦的辩护团队则进行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辩护，他们将尹锡悦比作伽利略、布鲁诺等国外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是，因坚持真理被定罪甚至被迫害至死。 尹锡悦与独检组的对立叙事恰恰揭示了案件的核心矛盾：总统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民主宪政体制下，紧急权力是否可以被解释为高度主观、几乎不受即时制衡的“总统专属判断”？检方显然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即便宪法赋予总统戒严权，这一权力也必须受到严格的实体与程序限制，一旦被用于破坏宪法本身，即为犯罪行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尹锡悦结案庭审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大法庭正是30年前，检方对因同一嫌疑被起诉的前总统全斗焕提出死刑量刑建议的法庭。全斗焕当年虽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但却在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且在服刑不久后获得特赦。因此尹锡悦最终被判处死刑并实际执行的可能性极低。 外媒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路透社、BBC、美联社等普遍认为，韩国自1997年后再也未执行死刑，近年来法院连宣判死刑也十分罕见，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以无期徒刑作为最高惩罚。相比最终量刑结果，此次死刑求刑更具象征意义：它传递的是司法系统对任何形式军事干预政治、破坏宪政秩序的“零容忍”态度。 尹锡悦内乱案的特殊性在于，他并非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出身的威权统治者，而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所谓“明星检察官”出身总统。正是这种“民主合法性”背景，使得其戒严行为在社会心理层面更具冲击性，它挑战了一个核心共识，在民主制度下，是否仍可能出现以“合法权力”之名破坏民主本身的行为？ 从政治角度看，被要求判处死刑更像是一种“制度宣示”。它向未来的执政者传递明确信号：即便身处总统之位，一旦被认定为破坏宪政秩序，也可能面临最严厉的刑事追责。这种宣示意义，甚至可能比最终判决结果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预见的是，下月19日的一审宣判结果无论是死刑、无期徒刑，亦或是更轻的刑罚，都将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宣判结果不仅是对前总统的法律裁决，更是对未来执政者的警示，这起案件将长期影响韩国最高统治者——总统的权利行使边界、司法在政治风暴中的角色定位，以及韩国社会对“非常权力”的集体记忆。

围绕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期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韩国金融业普遍认为，此行已超越单纯外交层面，有望成为韩国“生产性金融”（Productive Finance）模式向海外拓展的重要转折点。在推动韩中关系全面修复、强化经贸与产业合作的同时，此次访问也被视为助力金融业全球化布局的关键契机。 自文在寅政府时期确立的“生产性金融”基调，在李在明政府执政后进一步强化。“生产性金融”是指通过金融工具和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支持实体经济活动的金融模式，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而非单纯追求短期金融收益或投机性回报。其核心在于构建支持实体经济与创新企业成长的金融体系。 此次李在明访华，韩国金融界核心人士悉数随行，包括新韩金融集团会长晋玉童、KB国民银行行长李桓主、韩亚银行行长李浩成、友利银行行长郑镇完、NH农协银行行长姜泰荣等，均以经济代表团身份同行。上述银行均在中国设有当地法人或分支机构，具备为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基础条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访问为生产性金融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落地提供了现实契机。围绕在华布局的韩国企业，金融支持有望进一步扩大。” 访华期间，李在明出席韩中商务论坛，在韩中企业家及政府人士面前强调了在人工智能（AI）、前沿技术、消费品等新兴产业领域扩大合作的重要性。他同时指出，有必要在贸易与金融层面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推动经济合作走向多元化。论坛吸引了多家韩国大型企业与初创企业负责人参与，双方围绕投资与金融合作展开深入讨论。 金融业普遍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在中国进一步扩大投资与金融服务的空间有望被打开。具体而言，发掘本地合作伙伴、构建结算与贸易金融平台、扩大保险及资金支持服务等方向，均被认为具备现实的推进可能性。特别是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的背景下，韩国保险机构加快布局、扩大在华业务的潜力也受到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此次李在明访华，韩中双方在强化战略性经济合作的同时，再次确认了扩大贸易、投资及金融合作的共同目标。若生产性金融模式成功在中国市场落地，将有助于提升韩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中国仍然存在外汇监管以及资金跨境流动方面的限制，金融合作的深化需要同步推进风险管理与合规应对策略。一位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中国是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市场，但同时也是监管环境较为复杂的国家，这些因素可能成为推动生产性金融在华落地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此外，‘限韩令’尚未完全解除，相关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因此在中国开展业务仍需更加审慎地评估和推进。” 另一位银行相关人士表示，在中国市场推进生产性金融的过程中，政策与监管环境变化较为频繁，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仍存在一定限制，同时资金回收以及汇率风险管理等问题，也是当前需要重点考量的主要挑战。

随着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韩国文化与内容产业的核心人物大规模随行。业界普遍关注，此次访问能否超越象征性交流，推动中断多年的韩中文化产业合作重回正轨。 据财界和娱乐业界7日消息，此次访华经济代表团中，除“四大集团”掌门人外，多家文化内容企业及演艺经纪公司负责人名列其中，包括希杰（CJ）集团会长孙京植、SM娱乐代表理事张哲赫、游戏企业魁匠团（Krafton）首席执行官金昌汉（音），以及Galaxy Corporation代表崔龙浩（音）等。与以往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使团相比，此次内容产业相关人士占比明显提升。 希杰集团和SM娱乐是在相关限制措施出台前便深耕中国市场的代表性企业；魁匠团则凭借游戏《绝地求生》在中国积累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再加上以人工智（AI）等新技术为特色的Galaxy Corporation加入，使代表团整体分量进一步提升。一位演艺界人士分析指出：“过去经济代表团以制造业为中心，而此次内容企业的存在感明显增强。中国当前同样处于需要高品质内容提振内需的阶段，双方利益在这一节点上形成交集。” 其中，最受关注的人物是现年37岁的Galaxy Corporation代表崔龙浩（音）。作为此次代表团中最年轻的首席执行官，他在访华期间提出了有别于既有韩流输出路径的差异化战略，即融合AI与元宇宙技术的“娱乐科技（Enter-tech）”模式。其构想并非单纯推动旗下艺人重返中国舞台，而是尝试将中国近年来在国家层面重点培育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与韩国具备竞争力的创意知识产权（IP）相结合，探索新的合作形态。 Galaxy Corporation去年10月已与中国最大音乐平台腾讯音乐娱乐签署歌手权志龙（G-DRAGON）大中华区世界巡演合约，被视为相关限制背景下少数已实现的实质性成果。据悉，崔龙浩还在前一日于北京举行的韩中商务论坛上，与中国本地合作伙伴就AI虚拟形象（Avatar）技术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政府层面的信号释放同样引发关注。国家安保室长魏圣洛在本月2日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后表示，两国领导人已就逐步、分阶段恢复文化内容交流形成共识，并在表述中明确提及电视剧、电影等内容产业领域。在首脑层面正式将文化内容交流恢复纳入议题，被业内视为较为罕见的动向。 中方亦在原则层面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中双方同意有序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交流，相关表述强调秩序性和阶段性，而非一次性全面开放，显示双方在文化交流问题上均倾向于审慎把控推进节奏。 不过，业界普遍认为，现阶段仍不宜过度乐观。在实际操作层面，诸如K-POP演唱会审批周期较长、内容引进受限等隐性门槛依然存在。韩国总统室秘书室长姜勋植5日在一档广播节目中表示，相关限制不可能因一次访问而立即消除，仍需通过时间积累互信。他指出，此次访华将成为建立信任的起点，随着互信不断加深，长期来看，“那扇大门”才有望真正打开。 内容产业界与专家普遍认为，此次访华的真正意义，在于促使韩国重新审视对华内容战略。有分析指出，过去以单向输出成品内容、获取版权收益为主的模式已难以持续。张哲赫在访华期间探讨设立中国合资法人的可能性，魁匠团则通过加强与腾讯的技术合作以应对当地监管环境，这些动向均显示出韩国内容企业正加快向本地化、合作型模式转变。 若中国市场重新开放，韩国文化内容有望获得新的出口通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全球在线视频服务（OTT）平台的依赖。不过，也有审慎观点指出，随着近年来中国本土内容产业的快速成长，韩国文化内容在当地市场的相对吸引力已难与过去同日而语。 对此，大众文化评论家郑德贤（音）指出，关键并不在于交流是否恢复，而在于合作方式的转变。他表示，过去以输出完成品内容为主的模式已难以延续，今后有必要在相互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推进联合制作、联合投资，或面向中国市场进行定制化创作，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共赢合作模式。

在消费市场中，兼具人口规模与购买力的40多岁群体往往率先播下潮流的种子，将其推向主流市场、完成规模化落地。 Coupang、KakaoTalk、NAVER、二手交易平台胡萝卜市场等头部品牌的共同点在于，40多岁用户占比最高。以Coupang为例，2021年之前，30多岁用户占比最高，但自次年起，40多岁用户跃居首位，并在2023年实现历史首次盈利。 奢侈品市场同样面临类似局面。曾以20至30岁用户占比过半的Trenbe，如今40多岁用户占比高达42%，20多岁则降至15%左右。在Balans与Mustit等其他高端消费平台中，40多岁同样为最大用户群体。即便20至30多岁的年轻核心消费群体持续增长，若缺乏购买力更为强劲的40多岁群体参与，相关市场规模与成绩几乎难以达成。 以20多岁年轻人为主要客群起家的时尚电商平台Musinsa，初期专注于线上业务，如今正加速向百货渠道及线下实体空间拓展，旨在吸引40多岁消费群体。近期在首尔龙山开设的超大型时尚集合店Musinsa Mega Store，除服务年轻客群外，特别设立了面向40多岁消费者的Musinsa Work & Formal专属区域，瞄准具备高消费能力的“主力客群”，逐步向更高年龄层渗透。数据显示，2022年，40多岁用户在Musinsa应用月活跃用户中的占比为14.6%，此后逐年提升，截至今年1至11月，该比例上升至18.1%。同时，二十多岁用户占比则从39.4%降至36%。 在社交媒体（SNS）领域，长期以来，40多岁群体最常用的社交平台一直是NAVER Band。然而随着该年龄段用户逐渐迁移，Instagram跃升为该群体使用率最高的社交媒体平台。意味着40多岁人群逐步融入由年轻世代主导的线上社交环境。檀国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任明浩（音）分析指出，年轻世代擅长引领文化潮流并自由表达个性；相比之下，40多岁群体的灵活性可能相对较弱，但他们倾向于结合自身生活方式与现实条件，选择性地接受20至30多岁群体所创造的文化。 尽管社会普遍认为流行趋势往往发端于20多岁群体，但这一观点仅部分成立。实际上，也存在由40多岁群体率先引领、随后吸引20多岁年轻世代加入并共同形成潮流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强调“高性价比”的消费领域中尤为明显。 跨境电商平台Temu进入韩国市场后，最早形成稳定消费基础的正是40多岁人群。2022年，Temu在20多岁与40多岁群体中的月活跃用户（MAU）数分别为35万人和46万人；而截至今年11月，这两组数字已分别增长至180万人和200万人。两者之间的差距从最初约30%，收窄至目前约10%。 主打高性价比的生活用品店大创（Daiso）亦呈类似趋势。数据显示，2023年以前，大创月活跃用户结构中，40多岁用户占30.3%，30多岁占27.1%，20多岁占20.9%；然而截至去年，20多岁用户以29%的比例反超40多岁用户（23.2%）。今年1至11月，20多岁用户占比进一步上升至31.8%。 在高物价成为常态的初期，对性价比最为敏感、率先转向“生存型消费”的是40多岁群体，而20多岁群体则将这些消费行为转化为数字内容，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使其演变为新的文化现象。年轻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分享在大创购物的体验与商品，推动大创在去年实现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42%，达到3712亿韩元（约人民币17.8亿元）。 对此，淑明女子大学消费者经济学系教授李洪柱（音）指出，40至50多岁群体对流行趋势进行“过滤”，他们更注重产品的品质与功能性，而20至30多岁群体则更关注外观设计与价格因素。这一消费行为的分化趋势，正逐渐固化成为当前市场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随着休闲时间增加、收入水平提高，韩国民众出境游需求持续增长。与此同时，韩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温，访韩外籍游客人数稳步上升，韩国入境旅游市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然而，2025年以来旅游业面临多重挑战，包括韩国政治议题、柬埔寨诈骗案、地震与战争等内外部因素。高汇率、长期经济低迷等宏观不利因素叠加，导致出境游需求有所放缓，整体旅游消费心理趋于谨慎。 即便如此，韩国人的“中国游”却持续升温。自中国对韩国实施免签政策以来，赴华旅游需求持续保持显著增长势头。2024年11月8日起，中国将韩国纳入免签国家名单，2025年又宣布将该政策延长至2026年年底。与此同时，中国全面启用线上外国人入境卡，进一步简化了韩国游客赴华手续。入境流程优化与免签政策延长的叠加效应，推动中国迅速成为韩国出境市场的主要增长引擎。 根据模德旅游（Modetour）的数据，2025年前三个季度接待的赴华游客达13.89万人次，同比增长8.1%。哈拿多乐（Hanatour）负责人表示，尽管大部分目的地游客数量减少，但中国是唯一呈增长趋势的目的地。哈拿多乐数据显示，在整体旅游产品中，中国旅游产品占比2025年第一季度为10.7%、第二季度为19.9%、第三季度为18.8%，较去年同期（第一季度6.7%、第二季度14.3%、第三季度16.6%）均有明显上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航空方面，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数据显示，免签实施满一年期间（2024年11月至2025年10月），仁川机场往返中国大陆的航班量达7.91万架次，较前一年增长10.9%。同期游客数量达1193.4万人次，同比增长24.3%。主要航线中，上海、北京、青岛分别增长18.3%、18.1%、22.9%。 ▲韩国游客访华热度攀升 免签政策成关键推手 免签政策实施一年来，韩国赴华旅游及航线客运量均实现明显增长，成为推动韩中两国旅游市场复苏的关键动力。为回顾2025年赴华旅游需求变化并展望2026年走势，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韩国两大主要旅行社——哈拿多乐与模德旅游的中国业务负责人。 对于2025年韩国游客的赴华旅游需求，两大旅行社均表示整体呈现“从自然景观转向城市旅游”的趋势。哈拿多乐中国业务负责人表示，过去韩国游客赴华旅游主要集中在张家界、长白山等自然风光目的地，2025年则呈现出向上海、青岛等大城市转移的明显趋势。模德旅游持相似观点。公司中国业务负责人指出，尽管张家界、长白山等传统目的地依旧保持稳固人气，但与以往相比，上海、北京、青岛等交通便利的大城市正成为短途旅行的主要目的地。负责人进一步分析，这一变化与游客更偏好“核心景点+自由时间”相结合、在较短行程内获得更高旅行满意度的消费趋势密切相关。 对于2025年韩国游客的热门目的地，两大旅行社给出了较为一致的回答。哈拿多乐负责人表示，以2025年第三季度为基准，张家界和长白山仍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而上海和青岛成为新兴热门目的地。尤其在免签政策实施后，这两座城市迅速崛起为年轻游客最关注的目的地。模德旅游方面指出，得益于上海、厦门、青岛、澳门等适合2至4日短途旅行的目的地航班便利，旅游需求显著增加。 两家公司分析认为，城市目的地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地标景点为中心的高效旅游路线、丰富的美食、购物和夜景等体验活动，以及便于安排自由时间，能够让游客获得高满意度的旅行体验，因此深受韩国游客青睐。 ▲从性价比到价值竞争 旅行社2026年推进“双轨并进”发展 随着中国对韩国游客免签政策延长，“免签效应”有望在2026年进一步激活韩中旅游市场，业界普遍认为其影响将更加深远。哈拿多乐负责人表示，中国政府宣布将免签入境政策延长至2026年年底，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改善韩国游客对赴华旅游的整体印象，并带动相关需求持续增加。 模德旅游负责人指出，免签政策的意义不仅在于降低旅游门槛，更重要的是将短途旅行的“旅行计划及预订门槛”保持在低位，这将成为未来赴华旅游需求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负责人还表示，尤其在入境手续流程简化后，周末旅游、连休短假等需求将持续扩大；若未来韩中航班运力逐步恢复，机票价格波动也有望趋于稳定，推动旅游市场形成更为健康的供需结构。此外，免签政策降低了首次访华韩国游客的心理负担，只要游客初体验良好，未来城市旅游、主题旅游等多元化需求将显著提升。 在被问及2026年韩国赴华旅游需求走向及市场策略时，哈拿多乐负责人表示，中国实施免签政策以来，韩国游客对赴华旅游的整体认知正在向积极方向转变，预计需求将持续上升。尤其是上海、青岛、厦门、大连等交通便利、城市内容丰富的目的地，将在2026年迎来更明显的增长。为应对不断增长的赴华旅游需求，哈拿多乐将强化自营产品开发、加强当地服务培训、提升住宿与车辆服务质量，持续扩充中国线路产品，提高整体满意度，以推动中国旅游市场进一步活跃。 模德旅游预测，2026年韩国游客赴华旅游将呈现“双轨并进”的结构性变化：城市线快速扩张，短途城市目的地需求将持续稳步扩大。上海、厦门、青岛、澳门等航班便利、行程紧凑的城市，在“短而频”的旅行趋势带动下，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类目的地以地标观光、美食、购物、夜景等城市体验为核心，2至4天即可完成高满意度行程，因而愈发受到年轻游客和职场人士青睐。 模德旅游方面还表示，以张家界为代表的自然风景区将迎来更加明显的高端化需求。此类目的地的主要客群愈加重视行程质量、住宿等级与服务水平，追求高品质旅程。风景区产品竞争将从单纯价格比拼，逐步转向行程完成度、住宿餐饮配置、专业服务等“价值竞争”。 基于上述趋势判断，模德旅游正同步推进“城市线+风景线”的双线扩张战略。城市线路方面，公司将强化“核心观光+自由时间”的产品模式，提高短期行程效率，同时通过稳定机票、酒店与交通等关键资源配置，扩充可选行程，满足不同年龄层与旅行目的的个性化需求。风景区线路方面，模德旅游将以“Signature”与“Signature Black”为核心产品体系，全面提升旅游产品质量，强化专业导览服务，尽量减少购物与自费项目，以巩固其在高端化旅游市场中的竞争力。公司希望通过新的产品体系，将赴华旅游从“性价比竞争”逐步引导至“内容与服务价值竞争”，推动市场向更加成熟、健康的方向发展。

1.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 尹锡悦1060天执政落幕 去年12月3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被指违反宪法和法律，检察机关以“内乱罪”对其提出指控。宪法法院今年4月4日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并将其罢免，在执政1060天后提前终结。尹锡悦及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等主要涉案人员，以及夫人金建希已被提起公诉，目前审判正在进行，有望于明年初宣判。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严重破坏韩国宪政基础，即将面临法律制裁。 2.李在明赢得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 得票创历届大选之最 第21届韩国总统李在明于6月4日在国会宣誓就任，在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下台后直接接掌国政，并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执政。他在就职致辞中强调“国民大团结”和务实主义，将恢复民生、振兴经济列为施政重点，宣布启动紧急经济安全战略。在外交与安保方面，李在明表示将在巩固韩美同盟与韩美日合作的基础上，推行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实用外交，同时通过产业扶持和改革举措，推动韩国重回增长与稳定轨道。 3.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来韩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州举行元首会谈，这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地区稳定、对朝沟通及中韩战略合作深化等议题交换意见，李在明强调加强战略沟通、推动经济合作向互惠共赢升级，习近平则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对韩关系，愿与韩方携手应对挑战、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另据青瓦台30日消息，应习近平邀请，李在明将于明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自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此行将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4.韩国启动中国团体游客免签 旅游市场热度迅速回升 9月29日，韩国正式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临时免签入境政策，立即带动中国游客回流，爱宝乐园、主要免税店等人气景点客流明显回升。分析认为，该政策是疫后中韩旅游交流重启的重要信号，有望在中国国庆假期及APEC峰会等因素叠加下，进一步扩大访韩中国游客规模，并通过拉动旅游、免税、酒店等相关产业，促进韩国国内消费和经济复苏。 5.韩国青瓦台时代回归 李在明重塑施政沟通模式 韩国总统李在明于12月29日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标志自前总统尹锡悦将总统府迁至龙山以来时隔3年7个月“青瓦台时代”重新开启。这一举措不仅象征与“龙山时代”的政治切割，也意在强化总统与各部门、民众的即时沟通，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总统室同时完成青瓦台安全检查，并对办公空间布局进行优化，以降低权力象征和历史争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此次回迁为施政新阶段奠定基础，但青瓦台未来能持续作为总统办公地点仍存在不确定性。 6.韩首枚民间主导自研火箭"世界"号发射成功 11月27日，韩国首枚由民间主导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Nuri）”号成功发射并将多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韩国自主太空运输能力再获验证，也成为航天事业由政府主导向民官协作、企业主导转型的重要里程碑。韩国政府表示，将以此次成功为起点，进一步推进新一代火箭与深空探测计划，朝“跻身全球五大太空强国”的目标迈进。 7.特朗普宣布征收对等关税 韩美FTA面临新考验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进“对等关税”并同步加征钢铝等高关税措施，使全球贸易摩擦再度升温，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所依托的关税互惠与原产地规则正面临新的考验。关税不确定性冲击金融市场并加剧中美贸易对立的同时，也使高度嵌入中美供应链的韩国企业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警惕被卷入“借道出口”与原产地审查风险，影响FTA关税优惠适用；另一方面，若中美贸易战长期化，机械、电子及关键矿产相关产业链或遭受更大冲击。 8.黄仁勋"带货"炸鸡烧啤 APEC峰会成韩国软实力秀场 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韩国以美食与美妆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集中“亮相”，成为展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窗口。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峰会期间多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品尝炸鸡与“烧啤”，并与韩国商界领袖共享这一饮食场景，相关画面迅速在全球传播，被视为一次极具象征性的“带货”效应，进一步强化了“炸鸡烧啤”作为韩国代表性文化符号的国际认知。 9.韩政府向全民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 韩国政府启动“民生恢复消费券”政策，自7月21日起分阶段向居民发放15万至55万韩元消费补贴，部分长期居留外籍人员亦被纳入对象，涉及永居者、结婚移民者及获认可难民等约35.8万人。政府称此举旨在提振内需、扶持小商户，但有观点认为，政策仍应进一步扩大至同样缴纳居民税的外籍群体，以提升刺激地方经济的效果。 10.韩元兑美元年均汇率创纪录新高 今年按周计算的韩元兑美元的平均收盘价为1422.16韩元，创外汇危机以来新高，最高达4月9日的1484.1韩元，最低为6月30日的1350韩元，呈先跌后回升的趋势。汇率高位运行推动进口物价持续上涨，尤其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波动明显，增加了年末及明年初的物价压力。尽管政府通过口头干预和相关政策在短期内稳定汇率，但结构性因素仍未消除，高汇率对消费支出和整体经济造成持续压力，引发对滞后通胀的关注。

近来，韩国企业黑客攻击案例急剧增加，但产业界对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视并不高。业界指出，近期发生的多起企业遭遇黑客攻击案例，黑客并没有采用先进技术，而是源于员工权限管理等基础安全管理措施不足所致。如果企业对信息安全投入持续不足，将导致数字服务信任减弱，人工智能（AI）转型等国家战略课题也受到影响。 据韩国信息安全界2日消息，近期黑客攻击事件频发，但信息安全专员聘用不足。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与韩国信息保护产业协会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内信息保护产业现状调查》显示，信息保护企业计划招聘的信息安全人才仅为2029人，较去年减少35.77%（3159人）。 业内人士表示：“公共机构并未将安保相关系统维修管理费合理化，企业也将网络安全视为削减成本的领域。实际上，网络安全高度依赖人为管理，但目前韩国的信息安全人才生态系统并不成熟。” 一项调查显示，配备网络安全专职人员的韩国企业仅占28.6%，每10家企业只有3家设有信息安全相关人员。此外，企业即便设有安全岗位，但这类员工同时兼任其他工作，专业性并不强。数据显示，63.6%的企业让员工兼任安全业务，仅有7.8%的企业借助外部专业机构管理信息安全。此外，相较于普通开发人员，网络安全专业人才的薪酬待遇偏低，也成制约人才增长的重要因素。科技信息通信部数据显示，2023年安全从业人员中，年薪低于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4.2万元）的比例高达55.3%；年薪在5000万至1亿韩元之间的占40.1%，年薪超过1亿韩元者仅为4.5%。 业界普遍认为，构建良好网络安全环境需长期投入，而短期投入效果有限，因此多数企业并不重视。目前，在尚未配备网络安全人员的企业中，多达97.2%的企业认为“未来也不需要相关人员”。在网络安全领域投入的企业中，投入超过1亿韩元的企业仅占0.6%，而75.8%的企业年度预算不足500万韩元。业内人士指出：“这种轻视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知最终导致信息安全专员薪资过低，进而加剧人才流失，使网络安全陷入不断恶化的恶性循环。” 专家强调，随着AI转型（AX）的推进以及黑客攻击日益专业化，未来安全事故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业界在加速数字化转型（DX）和AX过程中，网络攻击面持续扩大，但企业的应对能力未能同步提升，这为黑客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机。加之近期朝鲜支持的黑客组织Kimsuky活动频繁，网络攻击风险进一步提升。顺天乡大学信息保护系教授廉兴烈指出：“当前韩国许多信息暴露于网络，在尚未具备良好网络安全环境的背景下，企业与政府需正视网络变化，以应对日益专业化的黑客攻击。”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此前泄漏的大量个人信息可能被黑客作为进一步渗透的工具。一旦大规模黑客事件再次发生，产业受损程度进一步加深。廉兴烈表示：“如果再次发生重大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支撑社会与经济运转的互联网信任度将急剧下降，这等同于动摇AI等电子信息产业的根基。如今正是从业人员、企业等改善政策的关键时刻。

国会立法调查处日前发布《2025大韩民国不平等综合报告》显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相较于其他国家，韩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出生时便因机会差异而注定。报告同时指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对贫富差距严重性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持进步倾向的民众视其为严重问题的比例是保守倾向者的两倍以上。 该报告引用了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初对36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关于不平等与歧视的民意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调查国家中，有31个国家的民众将“富人拥有过多政治影响力”列为经济不平等的首要因素。然而，韩国受访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高达43%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特定人群自出生起就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机会”。 这种对机会起点不平等的强烈感知，进一步影响了国民对未来的预期。66%的韩国人预测，子女一代的经济状况将比父母一代更为困难，而认为会改善的受访者比例仅为27%。报告分析指出，这反映了社会普遍弥漫着对未来深感不安以及对经济停滞的忧虑。 当被问及“本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时，除哥伦比亚外的其他35个国家（地区）均将贫富差距列为首要问题。近半数（47%）的韩国民众将贫富差距视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后依次是性别不平等（24%）、种族歧视（17%）和基于宗教的歧视（15%）。 尽管贫富差距被最多人提及，但若按意识形态划分，观点则呈现巨大鸿沟。在韩国受访者中，自认为属进步倾向的群体有66%认为贫富差距是严重问题，而保守倾向人群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仅为31%，两者相差超过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