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9日，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及汇率政策》报告，再次将韩国指定为汇率操纵观察对象，称去年底一度逼近1：1500的韩元兑美元汇率不符合韩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需在货币操作和宏观政策上保持审慎关注。除韩国外，美国还将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日本、新加坡、越南、德国、爱尔兰、瑞士和泰国列入观察名单。 韩国曾于2016年4月被列入汇率操纵观察名单，2023年11月在时隔7年多后被移出。但在特朗普上台前夕的2024年11月，韩国再次被纳入观察对象，并在去年6月的报告中维持这一地位。 根据2015年制定的《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执行法案》，美国政府按照三项标准评估双边贸易规模前20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评估标准包括对美贸易顺差达150亿美元以上；经常项目顺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3%以上；最近12个月至少有8个月净买入美元，且其规模占GDP的2%以上。符合其中两项标准的国家和地区将被列为观察对象。 美国财政部指出，韩国被列入观察名单的主要原因是对美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扩大。报告称，韩国在截至2025年6月的4个季度中，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达5.9%，高于上一年度的4.3%，并超过新冠疫情前五年平均水平。顺差增长几乎完全由商品贸易推动，尤其是半导体和其他科技相关产品。 在汇率走势方面，报告指出，2024年第4季度韩国央行降息，加之国内政治动荡，导致韩元面临贬值压力。直至2025年底，汇率仍继续呈现与经济基本面不符的疲软走势。 不过财政部对韩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持相对肯定态度，认为总体上具有对称性（symmetrical），并对韩国自2009年至2016年期间以抑制韩元升值的干预模式转向更为中性的做法表示欢迎。 报告还肯定了韩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延长外汇交易时间、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外汇市场等制度改革举措，评价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外汇市场的韧性与效率。 青瓦台当天对此表示，韩国外汇管理部门正与美国财政部保持密切沟通，今后将持续进行相关磋商。 青瓦台一名相关人士当天表示，韩美双方在外汇和宏观经济问题上一直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此次韩国被重新列入汇率操纵观察对象，据了解是依据美国财政部既定评估标准，较为机械性地作出的决定。

随着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公开提及引入“糖税”的可能性，政府内部相关讨论随之升温。该议题表面上立足于公共健康，但外溢效应可能延伸至税制结构与物价管理层面，引发相关部门高度关注。 据相关部门及政界29日消息，政府就引入糖税法律与政策框架展开初步探讨。这一动向源于李在明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出：“是否可效仿烟草，通过征收糖类负担金抑制糖分使用，并将相关财源投资于强化地区及公共医疗？” 所谓糖税，是指对含糖量高的饮料或加工食品征收的税金或负担金，以抑制消费。在海外多以预防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为政策依据而实施。不过，在韩国该制度对现行税制体系及物价管理可能产生的影响，正成为核心争议点。严格意义上，李在明所提及的“糖税”更接近于“糖负担金”。 财政经济部相关人士表示：“对国民施加的强制性负担大致可分为税金与负担金，若资金用途被限定于特定目的，更符合负担金的定义。”税收通常作为国税纳入一般财政收入，用途不作限定；而负担金则是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征收的制度。类似于目前对香烟征收的健康促进负担金，未来若引入糖负担金，用途可能限定于国民健康促进或地方公共医疗体系强化等领域。 在此背景下，制度制定与执行的主管部门或将由保健福祉部负责，但涉及财源结构与物价影响，则需要财政经济部共同参与审议。 财政经济部尤为关注该制度对物价的连锁反应。分析指出，由于糖几乎用于所有食品中，一旦糖价上涨，很可能刺激加工食品及外食价格上行。 由于糖与食盐一样，属于难以大幅削减的基础原料，一旦征收负担金，企业可能通过价格转嫁，进而引发体感物价上涨。在当前政府集中推出物价稳定政策的背景下，糖负担金或成为新变量。不过，从财政角度看，该制度仍有望带来一定程度的税收效果。 分析认为，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征收多少，而在于资金用于何处。若相关财源明确用于强化地方公共医疗或健康促进项目，政策正当性将得到加强；反之，则难免被质疑为变相增税。因此，负担金政策目的与资金使用方向，将成为制度制定的关键。

本月22日起，韩国正式施行《人工智能发展与信任基础构建基本法》（以下简称《AI基本法》），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全面实施AI监管法律的国家。尽管欧盟在立法层面更早推出《人工智能法案》，但由于选择分阶段实施，全面生效时间被不断推迟，这使得韩国在落地执行层面抢得先机。 欧盟原计划自2024年8月起对“高风险AI”实施核心监管条款，但欧盟委员会在去年底发布包含监管放宽内容的“数字简化方案”后，外界普遍预计相关条款可能延至2027年底才正式适用。在全球各国将AI视为战略性核心资产、竞相加大财政与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韩国此时率先全面实施AI监管法，引发了产业界的广泛争议。 持反对意见者多数认为，过早、过严的监管可能削弱本土AI产业竞争力，支持者则指出，AI技术发展迅猛，而伦理规范与风险治理体系长期滞后，韩国若能全面落实AI基本法，将有机会成为“包容性AI治理”的示范国家。 ▲引入“高影响AI”概念 强调安全与可解释性 根据AI基本法，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需每三年制定一次《AI基本计划》，以系统性提升国家AI竞争力。法律还强化了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的治理效能，并将AI安全研究机构的设立正式写入法律条文，用于评估和研究AI潜在风险。 政府强调，立法宗旨并非重罚企业，而是通过最低限度监管和更高的政策可预期性，通过AI基本法来振兴产业。然而，鉴于深度伪造内容泛滥、虚假信息操纵舆论，以及AI可能侵蚀生命权与基本权利等风险，法律引入了“高影响AI”概念。 所谓“高影响AI”，是指在医疗、能源、招聘、信贷审核等与国民生命或权利息息相关的领域中使用的AI系统。这类AI将被要求建立人工监督机制，并主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同时需具备一定程度的“可解释性”，即能够说明AI决策所依据的推理过程。 在自动驾驶领域，目前仍需人类驾驶员介入的L3级自动驾驶不被认定为高影响AI，但完全由系统自主行驶的L4级及以上则被纳入严格监管范围。 ▲生成式AI须标识来源 海外巨头须设立本地代理 针对生成式AI，法律规定必须通过可见或不可见水印等方式，明确标识内容为AI生成。法律义务主体主要包括AI模型开发商和AI解决方案或服务提供商，而仅使用AI生成内容的企业或普通用户不在直接监管范围内。 对于海外科技巨头，若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上一年度全球营收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4亿元）、韩国AI服务营收超过100亿韩元、韩国日均用户数超过100万人，则必须在韩国设立本地代理。目前，Open AI和谷歌符合相关条件。 违反AI基本法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3000万韩元罚款。不过，政府明确表示，将设置至少一年的“指导与整改期”（过渡期），以减轻法律对相关产业的冲击。 ▲初创企业压力突出 政府强调“AI指南针”定位 对AI基本法实施最为担忧的是AI模型和服务开发领域的初创企业。相较大型科技公司可借助律师事务所或内部法务团队应对合规要求，资金和人力有限的初创企业普遍感到力不从心。 初创企业联盟去年底对101家本土AI初创公司的调查显示，98%的企业表示尚未建立实质性的AI基本法应对体系。尽管政府表示将谨慎行使调查权，并在过渡期内不急于处罚，但“调查权本身”仍可能对挫伤产业创新热情。 有初创企业人士呼吁，有必要效仿《重大灾害处罚法》对小规模企业设置额外宽限期的做法，对AI初创企业给予更多制度性照顾。对此，科技信息通信部回应称，AI基本法的目标不是“惩罚”，而是为行业提供清晰的合规“路线图”，从长期看有助于产业稳定发展。 ▲透明性与数据安全仍待强化 随着AI在国防、医疗等高敏感领域的应用日益频繁，学界与业界呼吁进一步强化“黑箱式”AI模型的透明度要求。尤其在开源模型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国内数据外流及新型网络安全威胁，被认为在现行法律中体现不足。 有观点认为，若AI基本法过度偏向监管，应通过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网络法》等现行法律的衔接，构建更灵活的治理体系，以防范利用AI工具实施的新型权利侵害行为。 总体而言，AI基本法的实施既是韩国AI治理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对政策平衡能力的重大考验。AI基本法成效如何，不仅将影响本国产业走向，也可能为全球AI监管提供重要参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经济团体对全球经济前景的判断出现变化。尽管整体预期仍偏谨慎，但对经济将出现急剧衰退的担忧较去年下半年明显缓解。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21日发布的OECD商业产业咨询委员会（BIAC）《2025经济政策调查》显示，本次调查覆盖OECD 38个成员国经济团体，其中29个国家参与回应，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OECD总体的93.5%。 调查结果显示，59.6%的受访者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放缓态势将持续，39.8%认为经济将缓慢增长，仅0.6%预计经济将出现急剧萎缩。与去年下半年认为经济将急剧衰退的比例高达49.5%相比，该比例大幅下降，显示市场对全球经济快速下行的担忧明显减弱。 在全球经营环境方面，多数受访者评价为“普通”，占57.3%；认为“良好”的占20.3%，“较差”的占16.4%。韩经协分析指出，这一谨慎判断延续，主要源于贸易、通商及地缘政治冲击正逐步由短期风险转化为中长期成本。 与此同时，投资展望则出现明显反转。去年下半年，多数受访者（74.9%）预计投资将减少，而今年上半年预计“投资增加”的比例升至78.1%。其中，人工智能（AI）、云计算及软件领域的投资预期尤为突出，多达94.2%的受访者看好相关投入增长。不过，仍有超过一半（51.6%）的成员国经济界担忧通胀回升可能对投资形成制约。 韩经协表示，这一走势与OECD的分析基本一致。OECD指出，今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包括通胀压力回升、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以及财政状况恶化；与此同时，AI投资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被视为重要的上行因素。 在企业活动面临的制约因素中，“地缘政治风险”以85%的比例位居首位，其次为“高能源价格及供应不稳定”（81.6%）、“劳动力市场紧张及结构性错配”（78.5%）以及“贸易与投资壁垒”（74.4%）。其中，能源供应和劳动力市场相关因素较上次调查显著上升。 BIAC指出，在外贸和金融环境受限、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全球企业活动受到抑制，低增长态势或将长期化。各国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同时，OECD有必要发挥协调作用，营造有利于贸易与投资的环境，并推动全球监管协调。 韩经协国际本部长金奉万（音）表示：“此次调查显示，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企业尤其是创新领域的投资预期仍明显回升。要将其转化为实际成果，有必要推进监管改善、优化人力供给并确保稳定的能源来源。”

去年1月20日，中国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正式发布R1模型震惊全球，转眼已过去一年。中国的“AI崛起”已不再只是一句政治口号，而已转变为现实技术竞争力。过去的一年间，以中美为核心的全球AI竞赛不断升级，围绕技术、资本、算力的较量愈演愈烈。 在AI发展前景得到越来越多关注之际，有观点认为，从长期来看，具备国家主导战略发展能力的中国将在这场“马拉松式”的AI竞争中占上风。 英国《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家泰吉·帕里克（Tej Parikh）日前在题为《中国将赢得AI竞赛》的文章中指出，尽管美国目前在AI大语言模型（LMM）领域中保持领先，但AI竞争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最终中国将占据优势。 文章称，AI竞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模型本身，而在于能否大规模应用并深度融入实体经济，中国长期的国家主导产业战略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中国政府自2016年将AI确立为国家战略产业后，持续在科研、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数据显示，虽然美国在民间AI投资上领先于中国，但若将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援纳入考量范围，两国在实际资本投入上所差无几。 此外，随着AI应用普及，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不断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太阳能、风能等环保清洁能源产业的施压政策，被认为不利于AI基础设施的扩张。中国虽目前在数据中心总量上暂时落后美国，但凭借简化的监管体系和充足的能源供给，具备快速扩大规模的条件。 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指出，在中国数据中心等资本密集型项目通常由国营通信运营商主导，科技企业承担的风险相对较低，有利于AI技术持续发展。 文章还强调，中国在先进制造和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为AI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物理AI领域，中国在机器人、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已形成领先优势，也被视为未来竞争的重要加分项。 不过文章同时指出，自DeepSeek去年1月横空出世后，先后虽进行了7次更新，但整体影响力未能持续放大，主要是由于美国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出口限制。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称，英伟达等高端芯片出口持续受限，中国虽鼓励使用国产芯片，但在开发最前沿AI模型上仍需要大量先进算力资源。 DeepSeek正式发布后一度曾引发市场震荡，英伟达、博通等芯片巨头股价短期内剧跌。但一年后的今天，这些公司股价不仅完全收复失地，甚至创下新高，显示全球AI算力需求依然强劲。

近来，老龄化不再是单纯人口问题，而是拉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一项研究显示，若不存在老龄化问题，过去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当前水平。 据学界14日消息，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研究委员宋京浩（音）于去年6月发布题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龄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与延长退休》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低出生率与高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变化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及人均劳动时间等评估各因素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当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时，人均GRDP将减少约14%。同时，假设60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即不存在老龄化现象，1990至2020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达约6.47%，较实际年均增长率高出1.75个百分点。 此外，若未出现老龄化现象，2020年的人均GRDP有望比目前水平高出约64%至71%。 展望未来，形势更为严峻。数据显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28.2%，预计在2050年达到52.8%。在潜在增长率维持在3%的前提下，考虑到老龄化因素，2020至205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21%。 分因素来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中，约90%源于劳动生产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劳动生产率走低，高龄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却呈上升趋势。报告推测，这可能与公共部门主导的老年就业项目有关。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报告指出，应对老龄化所采取的延长退休年龄政策，不应仅停留在单纯延长工作年限层面，而应转向以生产率和岗位适配性为基础的弹性用工政策。换句话说，政策重点在于提升整体生产效率。 报告还强调，有必要同步推进高龄劳动者的岗位转换与工作内容重设，并扩大面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及新技术教育项目，强化产业内部配置激励机制。

韩国广义货币（M2）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重明显高于主要国家，由此引发市场对货币供应是否偏多的关注。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广义货币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不仅显著高于美国，甚至超过其两倍。 据韩国银行（央行）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提交的资料显示，截至去年第三季度，韩国M2对GDP的比率为153.8%。该数据基于调整后的统计口径计算，在剔除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等收益证券后得出。即便如此，该指标仍处于历史高位；若按此前统计标准计算，比率则高达167.5%。 从长期走势来看，韩国M2对GDP比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新冠疫情期间首次突破150%，并于2023年第一季度升至157.8%的高点。此后虽一度回落，但去年再度反弹，显示货币规模扩张趋势尚未出现明显逆转。 与主要国家相比，韩国的货币比重明显偏高。美国截至去年第三季度的M2对GDP比率为71.4%，不足韩国的一半；欧元区（以M3计）和英国（以M4计）分别为108.5%和105.8%，均显著低于韩国。日本同期该比率虽高达243.3%，但其长期低增长与超低利率的经济环境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殊性。 从货币增速来看，韩国同样高于主要国家水平。去年10月，韩国M2同比增长率为5.2%，高于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若按旧统计口径计算，该增速甚至达到8.7%。 在此背景下，部分专家指出，政府发放消费补贴以及央行长期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偏多，进而推高汇率和房价水平，并对韩元价值形成下行压力。近期围绕M2等货币与流动性统计口径调整的讨论，也被部分舆论解读为政府与央行试图淡化相关政策责任。 对此，央行表示，近期汇率波动主要源于个人投资者扩大海外股票投资，导致外汇市场供需失衡，并非货币过度扩张所致。央行同时强调，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供给并未出现异常增加，单纯以货币规模变化难以解释韩元走弱或资产价格上涨。

受低经济增长与高汇率双重压力影响，去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年来首次下滑，勉强维持在3.6万美元区间。而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实现高速发展的中国台湾，时隔22年首次反超韩国，人均GDP今年突破4万美元大关几乎已成定局。 11日，根据财政经济部、韩国银行、国家大数据处等发布的数据推算，去年韩国人均GDP为3.6107万美元，同比下滑0.3%，自2022年后人均GDP首次下滑。 去年韩国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为1.8662万亿美元，同比下滑0.5%，同样为2022年后首次减少。 韩国人均GDP于2016年首次突破3万美元大关，2018年增至3.5359万美元，但受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连续两年负增长，2020年缩水至3.3652万美元。2021年在扩张性经济政策、疫情限制放宽、出口向好等多重利好影响下，人均GDP反弹至3.7503万美元，但2022年在物价通胀压力和加息的压力下，再次减少至3.481万美元。 去年韩国实际GDP增长率预计仅为1%，为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同时韩元兑美元汇率较前一年上升4.3%，直接压缩了以美元计算的GDP规模。 今年经济若按政府预测恢复增长，人均GDP有望时隔5年回升至3.7万美元以上。若汇率维持在去年水平，人均GDP有望回升至3.7932万美元，若汇率回落至1400韩元，则有望升至3.8532万美元。 中国台湾表现强劲，台湾统计部门去年11月28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显示，去年台湾人均GDP预测为3.8748万美元，明显高于韩国。主要是由于台湾去年将实际GDP增长预期从4.45%大幅上调至7.37%，此外，新台币兑美元保持强势。 这是韩国自2003年人均GDP超过台湾后，时隔22年被反超。台湾的快速增长被普遍认为得益于人工智能（AI）浪潮推动半导体出口向好，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向英伟达等企业供货，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占据核心地位。 野村证券在本月9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2024年AI相关商品占台湾整体商品出口规模的65%以上。预计台湾今年也将延续高增长态势，8家主要国际投行上月底预测台湾今年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4%。其中摩根大通、汇丰、高盛、野村等给出了高出平均值的预测。 台湾统计部门预测今年人均GDP有望达4.0921万美元，率先迈入4万美元时代，并连续4年实现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10月预测，韩国人均GDP全球排名将从2024年的第34位跌至去年的第37位，而台湾则将从第38位跃升至第35位领先韩国。日本去年人均GDP为3.4713万美元，排名全球第40位。 列支敦士登人均GDP排名全球首位，为23.1071万美元，其次依次为卢森堡（14.6818万美元）、爱尔兰（12.9132万美元）和瑞士（11.1047万美元）等。

韩国银行（央行）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累计净利润达11.419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0亿元），同比增加逾5万亿韩元。这一规模已超过此前创下纪录的2021年全年净利润（7.8638万亿韩元）。 数据显示，去年央行净利润逐月增加，9月便达到8.5984万亿韩元，超过2024年全年净利润规模（7.8189万亿韩元）。10月进一步增至10.5325万亿韩元，11月再增逾8000亿韩元。按当前趋势，包含12月在内的2024年全年净利润预计将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分析认为，去年央行的收益主要来自外汇有价证券等资产运营产生的利息收入。去年韩元兑美元年均汇率超过1420韩元，处于高位，外汇有价证券收益因此大幅增加，成为推动净利润扩大的主要因素。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净利润增加主要得益于外汇有价证券买卖收益和有价证券利息收入为主的总收益增长。该负责人指出，央行持有的外汇资产中外汇有价证券占比较高，随着美元汇率上升，以美元计价的外汇有价证券在折算为韩元时产生了更高收益。 此前，央行在2024年也因有价证券收益增长，录得7.8189万亿韩元净利润，为当时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1年。根据相关规定，央行每年将净利润的30%计入法定准备金，并提取部分任意准备金后，其余上缴政府作为财政收入。据此，央行已将2024年净利润中的5.4491万亿韩元上缴政府。

随着新一年开启，韩中两国在产业与经济层面的互动迎来新节点。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韩中两国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与科技竞争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塑合作模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中韩关系走向及产业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在2023年降至0.721的历史低点，2024年虽小幅回升至0.748，但整体趋势仍未扭转。中国亦面临类似挑战，近年生育率持续低于1.5，业内担忧2025年或将跌破1。 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姜昊求所长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韩中两国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与产业供需结构的长期制约因素。尽管韩国自2006年起实施《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中国自2013年起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但单一政策难以扭转结构性趋势。 在此背景下，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构建“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共同框架”。这一框架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间全面实施。业内普遍期待，中国作为2026年APEC会议的主办方，预期为机制运作提供制度支撑。姜昊求所长表示，在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与银发产业的协同作用下，两国将共同探索互利共赢合作路径。 他指出，回顾去年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双方对彼此的经济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着中国制造业与技术领域持续升级，韩中关系有望从过去的垂直分工结构，逐步转向水平竞争与并行发展。这一转变并非短期政治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双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互补性减弱，摩擦反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空间收窄，而是合作重心转向未来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 分析认为，韩中两国在首脑会谈中提出“水平协作”为竞争中的务实选择。姜昊求所长强调，交流仍是缓和摩擦、重建信任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旅游、文化与服务产业等领域。 近期中日关系明显趋紧，可能对韩中关系产生间接影响。分析指出，在东北亚局势复杂化的环境下，中国或将格外重视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外交，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持地区整体平衡。 如果李在明访华行程如期推进，且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将对韩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这不仅有助于修复政治互信，也可能在新能源、制造升级、供应链协作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有望实现落地。 在人工智能领域，业界普遍看好韩中合作前景。姜昊求所长指出，韩国在高端半导体、HBM存储器等关键硬件上具备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应用场景、算力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AI产业对能源、数据中心与电力网络的依赖不断增强，两国在电力基础设施、新能源、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领域存在协作空间。如果在技术标准、应用场景与产业链分工上互补，AI合作有望成为水平协作的范例。 在企业层面，韩中企业相互进入对方市场的趋势日益明显。从中国电商平台、智能硬件品牌进入韩国市场，到韩国企业在中国深耕高端制造与内容产业，双方企业正基于市场环境与技术比较优势展开新一轮布局。姜昊求所长指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技术与市场规模做出的理性选择。只要规则透明、竞争有序，水平竞争与合作并行将有助于两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在就业方面，低增长环境叠加AI技术飞速发展，对两国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AI仍以辅助生产为主，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技术应用能力将成为决定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两国应加强技能培训与产业转型的政策协调，以缓冲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 总体来看，姜昊求所长坦言，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但在清醒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沟通与务实合作，仍可构建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关系结构。 新的一年里，韩中两国站在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双方在竞争中能否实现互利共赢，不仅影响韩中关系走向，也将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