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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中自由贸易协定’新闻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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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在北京启动据韩国产业通商部31日消息，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当天在北京启动，将持续至下月4日。 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室室长权慧珍和中国商务部司长陈超将作为两国首席代表出席，两国代表团共30余人与会。 韩中两国2015年签署自贸协定，之后于2018年3月启动第二阶段谈判，就服务与投资市场开放进行磋商，至今共进行了15轮谈判。韩国产业通商部计划加快与中方的谈判速度，为推进服务、投资市场进一步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
2026-08-31 20:07:02 -
韩中自贸协定二阶段谈判：方向比速度更重要今年1月，李在明总统访华，并在两国首脑的共识下达成了“年内取得重要进展”的协议，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二阶段谈判正式重新启动。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3次服务与投资后续谈判开启，4月在首尔举行第14次，6月在北京举行第15次谈判，双月谈判持续进行中。 2015年生效的韩中FTA，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商品贸易，而第二阶段则涉及服务、投资和金融等更为敏感和结构性的领域。考虑到两国经济交流的规模，这被视为两国经济合作的自然演变。实际上，韩中商品贸易在2021年至2024年间年均超过3000亿美元，而同一时期两国服务贸易仅为301亿美元，不到整体贸易的9%。这种极端的不平衡既是未开发潜力的体现，也是结构性瓶颈的证明，因此谈判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事实上，两国自2018年3月起便开始了服务与投资领域的后续谈判，但由于萨德（THAAD）冲突、限韩令以及美中战略竞争加剧，谈判一直处于实质性冻结状态。经过近8年的谈判重启备受关注，既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管理紧张的双边关系，以及在美中竞争中加强经济联系的现实考量。在这一点上，韩中FTA二阶段谈判不仅是简单的贸易问题，更是新韩中关系调整的试金石。 然而，两国的立场显然存在温差。对于中国而言，在经济放缓和对外投资萎缩的背景下，需要恢复“开放中国”的形象，强调其服务市场已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而充分开放。对此，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直接提出了“四大合作提案”，希望韩国在扩大服务开放的同时，能在人工智能（AI）、生物制药、绿色产业、人民币跨境支付及数字货币合作方面提供更多便利。这表明中国希望改善对韩投资环境，并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制约及关税风险。 韩国则希望在出口结构不稳定和产业多元化的挑战下，通过扩大服务、内容、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的原则性开放和例外限制的负面清单方式，制度性保障对中国市场的进入，寻找新的出路。此外，虽然在2015年时并不存在，但如今在人工智能（AI）、教育科技、医疗保健等新兴产业领域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韩国企业，希望能够优先进入，并设立沟通渠道以管理如尿素溶液事件等供应链风险。文化和内容领域的限韩令解除、游戏版号发放正常化以及K-内容流通监管放宽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点上，两国的立场有所不同。中国方面虽然一再强调“促进实质合作”，但中国所说的开放是否真正转化为制度变革仍然是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负面清单上的市场准入等核心议题上，仍然不愿意脱离保护和控制本国产业的基本框架。相反，我国政府则在此次谈判中提出了自由、开放的服务贸易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的目标。虽然关税降低等措施并不明显，但我们更关注如何实质性提高企业在当地业务的可预测性。 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开放”而非“开放什么”。在这一点上，韩国对中国的积极立场的担忧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中国是42个主要国家中，仅次于印度的服务领域外资进入限制最高的国家。即使FTA协议中明确规定了开放，但在实际操作阶段，如果出现“看不见的监管”，实质开放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此外，经济安全风险的加剧也令人担忧。根据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的规定，以“国家安全”为由，随时可能进行控制，这可能使我们的企业成为任意法律执行的对象。此外，随着美中冲突加剧，存在明显的“夹心”风险，因为敏感问题可能与美国的对华制约框架发生冲突。 韩中FTA二阶段谈判是两国关系恢复的试金石，也是我们服务产业开辟新出路的机会，但同时也伴随着威胁。特别是在经济、安全、产业和外交交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在改善关系的大背景下忽视谈判的实质内容，成果可能仅停留在象征层面，而风险则会依然存在。若仅被市场开放的诱惑所驱动，谈判可能会朝着象征重于实利、安全重于速度的方向发展。匆忙达成的政治成果可能短暂辉煌，但一旦设计不当的规范将长期对企业和产业造成负担，这一点必须明确考虑。 因此，韩国的谈判策略应聚焦于实质开放内容及其伴随风险的精细规范化。 首先，核心在于开放水平的扩大与开放方式的精细化。首先，即使协议中允许市场准入，也必须在协议中包含保障“实质开放”的程序性机制。其次，供应链和经济安全应成为谈判议题的中心。对于如尿素溶液和稀土等可能反复出现突发性出口管制的品类，建立事先通知、协商义务和常设热线等制度性安全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投资者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提升，以及在文化内容和数据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流动的可预测性和任意法律执行的抑制也应成为核心谈判目标。 最终，韩中FTA二阶段谈判的成败在于市场的实际运作可能性，而在这一过程中，保护我们的企业和产业的安全机制设计的周密程度至关重要。现在需要的是在冷静的现实认知基础上，关注方向而非速度，关注达成时点而非达成内容的谈判能力。这次二阶段谈判不仅可能影响未来的韩中经济关系，也可能对韩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未来韩中关系总体方向设定的试金石。 强俊英 作者主要经历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政治经济学博士 ▷韩中社会科学学会名誉会长 ▷HK+国家战略事业团团长
2026-07-30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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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在北京启动
据韩国产业通商部31日消息，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第二阶段第16轮谈判当天在北京启动，将持续至下月4日。 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室室长权慧珍和中国商务部司长陈超将作为两国首席代表出席，两国代表团共30余人与会。 韩中两国2015年签署自贸协定，之后于2018年3月启动第二阶段谈判，就服务与投资市场开放进行磋商，至今共进行了15轮谈判。韩国产业通商部计划加快与中方的谈判速度，为推进服务、投资市场进一步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
2026-08-31 20:07:02 -
韩中自贸协定二阶段谈判：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今年1月，李在明总统访华，并在两国首脑的共识下达成了“年内取得重要进展”的协议，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二阶段谈判正式重新启动。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3次服务与投资后续谈判开启，4月在首尔举行第14次，6月在北京举行第15次谈判，双月谈判持续进行中。 2015年生效的韩中FTA，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商品贸易，而第二阶段则涉及服务、投资和金融等更为敏感和结构性的领域。考虑到两国经济交流的规模，这被视为两国经济合作的自然演变。实际上，韩中商品贸易在2021年至2024年间年均超过3000亿美元，而同一时期两国服务贸易仅为301亿美元，不到整体贸易的9%。这种极端的不平衡既是未开发潜力的体现，也是结构性瓶颈的证明，因此谈判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事实上，两国自2018年3月起便开始了服务与投资领域的后续谈判，但由于萨德（THAAD）冲突、限韩令以及美中战略竞争加剧，谈判一直处于实质性冻结状态。经过近8年的谈判重启备受关注，既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管理紧张的双边关系，以及在美中竞争中加强经济联系的现实考量。在这一点上，韩中FTA二阶段谈判不仅是简单的贸易问题，更是新韩中关系调整的试金石。 然而，两国的立场显然存在温差。对于中国而言，在经济放缓和对外投资萎缩的背景下，需要恢复“开放中国”的形象，强调其服务市场已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而充分开放。对此，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直接提出了“四大合作提案”，希望韩国在扩大服务开放的同时，能在人工智能（AI）、生物制药、绿色产业、人民币跨境支付及数字货币合作方面提供更多便利。这表明中国希望改善对韩投资环境，并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制约及关税风险。 韩国则希望在出口结构不稳定和产业多元化的挑战下，通过扩大服务、内容、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的原则性开放和例外限制的负面清单方式，制度性保障对中国市场的进入，寻找新的出路。此外，虽然在2015年时并不存在，但如今在人工智能（AI）、教育科技、医疗保健等新兴产业领域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韩国企业，希望能够优先进入，并设立沟通渠道以管理如尿素溶液事件等供应链风险。文化和内容领域的限韩令解除、游戏版号发放正常化以及K-内容流通监管放宽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点上，两国的立场有所不同。中国方面虽然一再强调“促进实质合作”，但中国所说的开放是否真正转化为制度变革仍然是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负面清单上的市场准入等核心议题上，仍然不愿意脱离保护和控制本国产业的基本框架。相反，我国政府则在此次谈判中提出了自由、开放的服务贸易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的目标。虽然关税降低等措施并不明显，但我们更关注如何实质性提高企业在当地业务的可预测性。 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开放”而非“开放什么”。在这一点上，韩国对中国的积极立场的担忧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中国是42个主要国家中，仅次于印度的服务领域外资进入限制最高的国家。即使FTA协议中明确规定了开放，但在实际操作阶段，如果出现“看不见的监管”，实质开放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此外，经济安全风险的加剧也令人担忧。根据反间谍法和数据安全法的规定，以“国家安全”为由，随时可能进行控制，这可能使我们的企业成为任意法律执行的对象。此外，随着美中冲突加剧，存在明显的“夹心”风险，因为敏感问题可能与美国的对华制约框架发生冲突。 韩中FTA二阶段谈判是两国关系恢复的试金石，也是我们服务产业开辟新出路的机会，但同时也伴随着威胁。特别是在经济、安全、产业和外交交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在改善关系的大背景下忽视谈判的实质内容，成果可能仅停留在象征层面，而风险则会依然存在。若仅被市场开放的诱惑所驱动，谈判可能会朝着象征重于实利、安全重于速度的方向发展。匆忙达成的政治成果可能短暂辉煌，但一旦设计不当的规范将长期对企业和产业造成负担，这一点必须明确考虑。 因此，韩国的谈判策略应聚焦于实质开放内容及其伴随风险的精细规范化。 首先，核心在于开放水平的扩大与开放方式的精细化。首先，即使协议中允许市场准入，也必须在协议中包含保障“实质开放”的程序性机制。其次，供应链和经济安全应成为谈判议题的中心。对于如尿素溶液和稀土等可能反复出现突发性出口管制的品类，建立事先通知、协商义务和常设热线等制度性安全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投资者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提升，以及在文化内容和数据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流动的可预测性和任意法律执行的抑制也应成为核心谈判目标。 最终，韩中FTA二阶段谈判的成败在于市场的实际运作可能性，而在这一过程中，保护我们的企业和产业的安全机制设计的周密程度至关重要。现在需要的是在冷静的现实认知基础上，关注方向而非速度，关注达成时点而非达成内容的谈判能力。这次二阶段谈判不仅可能影响未来的韩中经济关系，也可能对韩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未来韩中关系总体方向设定的试金石。 强俊英 作者主要经历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政治经济学博士 ▷韩中社会科学学会名誉会长 ▷HK+国家战略事业团团长
2026-07-30 16: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