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选举结束，代际冲突便成为热议话题。年轻人指责老一辈“享受了美好时代却踢掉了梯子”，而老一辈则批评年轻人“抱怨多于努力”。在房价、养老金、福利和税收等问题上，双方互相指责。政治界也常常利用这种冲突来获取选票，而非进行调解。
然而，我们忽视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前的代际冲突并不仅仅是年轻人与老一辈之间的对立，背后隐藏着韩国社会长期被忽视的更大问题，那就是首尔的集中化和共同体意识的崩溃。
韩国已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难以找到类似的高度集中于首都圈的国家。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圈，主要大企业总部、政府机构、顶尖大学和文化基础设施都集中在首尔及其周边。地方的年轻人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纷纷涌向首尔，而企业也在寻找人才时再次聚集于首尔。首尔不断扩大，地方则愈发萎缩，这一结构不断重复。
问题在于，竞争的强度已经提高到难以承受的水平。如果无法进入首尔，就会感到落后；即使进入首尔，由于房价和生活成本的压力，未来的规划也变得困难。从大学入学考试到就业、晋升、购房，所有事情都变成了生存竞争。人们不再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相互看待，而是以竞争者的身份。
养老金问题同样如此。年轻人担心自己将承担更多的负担，而老年人则主张自己对辛苦缴纳的保险费拥有合理的权利。福利政策也是如此。支持某些人时，另一些人则会谈论逆向歧视。社会讨论逐渐集中在“谁获得的更多”而非“什么对整个共同体有益”。
在这个过程中，公平的价值观也在变质。公平原本是缩小起跑线差距、保障每个人机会的概念，但现在常常被用作捍卫自身利益的逻辑。人们声称自己获得的利益是合理的，而对他人的支持则被视为特权。区域均衡发展政策被视为逆向歧视，青年支持政策被指责为民粹主义，而老年福利则被批评为对未来世代的剥削。
当然，各自的主张都有其理由。问题在于，大家都在谈论自己的公平。为了维持共同体，某种程度的让步和团结是必要的。然而，现在的韩国社会却倾向于强调权利而非让步，强调利益而非责任。
首尔的集中化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为了寻找更好的教育环境而迁移到首都圈是合理的选择；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将总部设在人才聚集的首尔也是经济上的判断；而拥有房产的人希望房价上涨也是自然的事情。然而，个人的合理性如果汇聚在一起，社会整体可能会走向不理性的结果。地方消亡，首尔过度拥挤，居住成本和教育成本飙升，出生率降至全球最低水平。
实际上，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地方大学无法招满学生，地方中小城市的生存受到威胁。年轻人放弃结婚和生育，中老年人专注于资产防御，老年人则担心退休生活的不安。尽管每个人都感到不安，但却相互指责。大家同坐一条船，却认为对方在摇晃船身。
如今，谈论“公平”的人很多，但谈论“共同体”的人却很少。每个人都在主张自己的份额，但关于某人为了下一代和地方社会应该做出什么贡献的讨论却寥寥无几。从某个时候起，我们希望享受共同体带来的好处，却不愿承担维持共同体的成本。希望首尔的房价上涨的同时又担忧出生率下降，感叹地方的消亡，却选择了首都圈的集中化。这正是当今韩国社会的矛盾。
首尔的集中化与代际冲突并不是不同的问题。随着机会向首尔集中，资产差距加大，代际冲突也愈加加深。而冲突加深，人们对自身利益的执着也愈发强烈。如果无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韩国将难以作为一个共同体继续运作下去。
只有公平而没有共同体的社会是无法长久存在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竞争，而是更大的团结。当首尔与地方、年轻人与老年人能够彼此视为共同命运体而非竞争者时，韩国的未来才能重新被讨论。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