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韩国现代政治史的见证人，亦是韩国进步阵营足以倚重的参天巨木，前国务总理李海瓒于上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因病逝世，享年74岁。他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政治家，更是上世纪70年代投身反独裁斗争的钢铁斗士，是1980年代屹立于民主化运动中心的革命家。进入1990年代以后，他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先后主导了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李在明这四届民主党系政府的诞生，被誉为韩国政坛的顶级战略家（Kingmaker）。 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他毅然以此生最后一份公职——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简称“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的身份，为疏通极度僵化的韩朝关系而东奔西走。正是在这为国操劳的旅途中传来的噩耗，不仅震撼了韩国政坛，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沉的悲痛。本报将回顾这位以“剃刀”般的锐利剖析时代、以“锥子”般的质询刺破不公的政治巨擘长达50年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历程。 ▲青阳之子 从广场书店主人到“革命家”的蜕变 李海瓒1952年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深受曾在“4·19”革命时期担任面长的父亲刚正不阿的公职观影响，自幼便怀揣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在就读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1974年，正值朴正熙政权宣布“十月维新”，企图永久执政的黑暗时期。李海瓒因反抗维新独裁而卷入“民青学联事件”并遭受逮捕入狱，从此踏上了布满荆棘的苦难之路。当时在狱中遭受的长达一年的残酷拷问所留下的后遗症，虽然终身折磨着他的肉体，但这反而成为了他将绝不与独裁权力妥协的钢铁意志铭刻于骨髓的契机。 出狱后，身为受监视对象的他选择了一条为当时窒息的社会开辟“思想解放区”的道路。1978年，他在首尔新林洞开设了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次年又创办了出版社“石枕”。即便在军部独裁政权严酷的审查与监视之下，他仍坚持出版了《全泰壹评传》、《解放前后史的认识》等揭露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时代必读书籍。这里不仅是书籍流通的场所，更成为了当时渴望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交换信息、讨论时局的“革命根据地”，为1980年代波澜壮阔的民主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从“听证会明星”到掌控国政的“实权总理” 1987年“六月抗争”胜利后，他加入和平民主党正式步入政界。在1988年举行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他于首尔冠岳乙选区出马，虽然资金和组织处于劣势，但他以“清算独裁”的口号力克执政党重量级人物掀起当选狂潮。随之而来的“第五共和国听证会”更是让他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明星。他手持光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照片，以缜密的逻辑和犀利的言辞，义正词严地追问全斗焕政权实权人物，那如“锥子”般刺痛当权者痛处的风采，给国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此后，他作为卓越的政策专家与行政家，亲自重新设计了韩国的国家系统。作为金大中政府的首任教育部长官，他推行了缩短教师退休年龄、废除强制晚自习等破格改革。特别是为了打破应试教育弊端，他提出了“只要有一项特长就能上大学”的口号。虽然这一政策初衷良好，但也因引发学生学历下降的争议，诞生了所谓“李海瓒一代”（1983年生人）的社会名词，留下了毁誉参半的评价。 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他作为获得总统全权委托的“责任总理”，展现了惊人的行政掌控力。他不仅圆满解决了历届政府都棘手的核废料处理场选址问题（最终定址庆州），更将因宪法法院裁定违宪而面临搁浅危机的新行政首都建设方案修正为“行政中心复合都市（世宗市）”并最终贯彻落实。世宗市的诞生，是李海瓒追求国土均衡发展政治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20年执政论”与系统政党的完成 李海瓒生前多次强调：“为了纠正被保守既得利益集团倾斜的运动场，进步阵营必须实现长期执政。”这一信念在他2018年当选执政党代表后，具体化为著名的“20年执政论”。他认为政策的生根发芽至少需要20年乃至50年的连续执政。为此，他致力于构建以党员为中心的“平台政党”，并引入了旨在杜绝派系私相授受的透明“系统公推”机制。这套系统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助推民主党创纪录地以此获得了180个席位的压倒性胜利，彻底改写了韩国国会版图。 即便经历了2022年大选的失利以及随后的政治激变期，他依然自愿担任非主流出身的李在明总统最坚实的后盾与政治导师。作为一手促成李在明政府诞生的头号功臣，他将人生的最后一份公职留给了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一职。 ▲“中国通”：构筑韩中信任桥梁的外交家 李海瓒不仅是国内政治的高手，更是韩国政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博览历史书籍，崇尚将政治哲学与历史潮流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与中国领导层的理念多有共鸣。除了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个人渊源外，他与中国领导高层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李海瓒曾于2003年作为卢武铉的特使访华，搭建了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沟通桥梁。2017年他再次作为文在寅总统特使访华，为因“萨德”而陷入冰点的韩中关系打开了恢复的突破口。 2020年，他与访韩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深入交谈，被认为是最受中国方面信任的韩国元老政治家。他深知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协作，因此始终强调“均衡外交”的重要性。 ▲留下的课题：开启“后李海瓒”时代 上月25日，李海瓒在出席民主平统亚太地区会议后，准备从越南胡志明市启程回国前夕，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倒下。据悉，他在出国前就已身体不适，但以“不能打破公职约定”为由强行推进了最后一次出访行程，试图通过第三国接触朝鲜方面，寻找半岛和平的线索。越南政府对其给予“特A级”的最高礼遇，中国政府亦表达深切哀悼。 如今，韩国政坛特别是进步阵营，面临着名为“后李海瓒时代”的巨大考验。曾经统摄亲卢、亲文、亲明等各派势力，稳固掌握党内重心的离去，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他毕生心血浇灌的行政首都世宗市的最终完成，以及尚未竟全功的半岛和平体制构建，如今已成为留给后辈政治家们的沉重而神圣的使命。 他在独裁的监狱中度过了苍翠青春，在议事堂的讲坛上呐喊着民主，作为行政部的首长经营了国家。战略家李海瓒，虽然他的肉体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所设计的政策蓝图与系统，依然深深地烙印在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将持续呼吸、跳动。 1952 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 1974 在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期间，因“民青学联事件”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 1978 开设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与出版社“石枕”，传播民主思想。 1988 在第13届国会选举中当选（首尔冠岳乙），在“第五共和国听证会”上大放异彩，获“听证会明星”美誉。 1997 担任金大中总统候选人企划本部引长，促成DJP（金大中-金钟泌）联合，实现首次政权水平交替。 1998 就任第38届教育部长官，推行果断的教育改革（引发“李海瓒一代”争议）。 2004 就任第36届国务总理，行使总统赋予的内政全权，确立“责任总理制”，推进世宗市建设。 2009 担任故卢武铉前总统葬礼执行委员长，后任卢武铉财团理事长，团结亲卢势力。 2012 当选第19届国会议员（世宗特别自治市首任议员）。 2018 当选共同民主党代表，确立不可逆转的“系统公推”制度，提出“20年执政论”。 2020 亲自指挥第21届国会选举取得180席压倒性胜利后，宣布退出政坛一线，致力于培养后进。 2025 就任李在明政府的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首席副议长，致力于改善韩朝关系。 2026 1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执行公务途中逝世，享年74岁。

据韩国政界消息人士透露，总统李在明将任命统一部长官郑东泳为“半岛和平总统特使”，并派其出访中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4月访华之前，此访意在说服中方在推动朝美、韩朝对话重启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据韩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近期已就派遣半岛和平特使访华与中方进行协商。郑东泳的访华计划据悉已获得李在明批准，若韩中协商进展顺利，最快下月郑东泳有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政府判断，由于中国即将于下月中旬迎来春节假期，3月初又将召开全国“两会”，因此下月中旬之前是韩中加强战略沟通的关键窗口期。 分析认为，推进特使访华反映出韩国政府希望在4月之前正式启动“半岛和平共存进程”，通过强化周边外交推动朝鲜态度转变。继本月初韩中首脑会谈之后再次派遣特使，意在进一步说服中国发挥更积极的调停与斡旋作用。 若郑东泳访华成行，预计将向中方转达李在明关于“实现半岛战争终结、推动朝美对话必须依靠中国积极参与”的信息。此外，李在明此前在与习近平会谈时提出的包括“首尔—平壤—北京铁路”以及通过元山葛麻旅游区推进韩中朝三国旅游合作等构想，也有望进入更具体的讨论阶段。 不过，由于韩中双方在朝鲜重返对话的必要性和时机问题上存在温差，说服中国更加积极介入并非易事。有消息称，习近平在会谈中曾向李在明表示“（解决朝核问题）需要保持耐心”，暗示应等待朝鲜自身具备对话意愿和条件。 此外，朝鲜劳动党即将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可能成为韩国“半岛和平共存进程”时间表中的不确定因素。尽管有观点认为金正恩可能在本次党代会上将“敌对两国论”落实制度化，但也有分析认为其在对美关系上仍可能保留对话空间。金正恩去年10月曾表示，若美国放弃不切实际的无核化执念、真心追求和平共存，双方并非没有对话的可能。

韩国总统李在明13日起对日本奈良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这是李在明自去年6月就任韩国总统后，第二次访问日本，也是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首次访日。本次访问正值李在明刚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因此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同时也被视为检验李在明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的重要试金石。 ▲访日背景：多重外部变量叠加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东北亚局势动荡。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当发言引发中方强烈不满，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公告，决定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外界普遍认为其中可能包括稀土及相关技术，可能重创日本半导体产业。此外，日本媒体普遍担忧，美国在特朗普式国家安全战略下呈现出更明显的孤立主义和“西半球优先”倾向，这使直接暴露于中、俄、朝压力下的韩日两国，更加看重美韩日合作的战略意义。 本月8日，李在明在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回到韩国后，主持召开首席幕僚会议。在会上他表示“在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既定规则的残酷国际秩序中，韩国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自己开创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核心目标是通过灵活外交为韩国争取最大战略回旋空间。 ▲访日目的：管理分歧扩大合作 在启程访日前，李在明在青瓦台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表示，进口日本水产品问题可能成为此次韩日首脑会谈的重要议题。为了获得日方在韩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方面的协助，需对此进行积极讨论。不过他同时指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优先解决韩国民众在情绪和信任上的问题，预计短期内可能难以解决，需要从长计议。 CPTPP是由亚太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于2018年正式生效。目前成员国有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韩国也在推进加入进程。 稳定并改善韩日关系基本面也是此访重要目的之一，去年10月底，高市早苗为出席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曾到访韩国，此次是时隔两个半月再次与李在明举行会谈。也标志着韩日“穿梭外交”逐步走上正轨。李在明在NHK专访中多次强调“直面历史、面向未来”，在不回避历史问题的同时，主张通过管理分歧扩大合作。这种表态既回应韩国国内对历史问题的敏感情绪，也向日方释放改善关系的务实信号。 此外，尽管李在明高举“实用外交”旗帜，但中日两国“拉拢韩国”的动向日益明显。《日本经济新闻》11日撰文称，不同于重视对日关系的前总统尹锡悦，李在明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日本有必要在此次会谈中努力维持与韩国的关系，粉碎中国试图分化韩日关系的意图。 李在明此访有意在中日、中美博弈中降低外溢风险。李在明多次表态不希望深度介入中日对立，强调通过对话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这种“有限介入、保持距离”的立场，体现了韩国希望避免成为大国博弈前沿阵地的战略焦虑。 ▲期待成果：机制化合作与象征意义并重 从可预期成果看，此次会谈更偏向夯实基础而非达成突破性的协议。在政治层面，双方有望重申恢复并深化“穿梭外交”，增强领导人之间的信任。在安全层面，预计将就朝鲜问题、地区局势及美日韩合作进行协调，但韩国仍会避免表态支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在经贸与科技领域，双方可能在保护知识产权、人工智能、共同打击跨国电诈、加强人员交流等“低敏感度”议题上取得共识，以增强民生合作的可视成果。 在较为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双方或以人道主义合作为切入口，例如推进韩半岛强征劳工遗骸发掘与DNA鉴定问题，为长期棘手议题寻找缓冲路径。 李在明访日消息公开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这是韩日之间的事情，我不作评论。我想说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当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从中国立场上来看看，李在明访日并不意味着“倒向日本”。李在明在访华期间充分展现出对华合作诚意，并在访日前后反复强调不会介入中日对立，体现出明确的中立及平衡立场。中国更关注的是，韩日关系的改善是否会被纳入遏制中国的战略框架。若韩日合作聚焦经济、科技与民生，而非军事同盟与意识形态对抗，中方对其警惕性相对有限。反之，若借机强化以美日韩为轴心的排他性安全机制，势必引发中方战略疑虑。 总体而言，李在明此次访日是一次“止损稳定”的外交行动，其核心不是选边，而是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为韩国争取更广阔的外交空间。从中国角度看，韩国的实用外交是否真正“去对抗化”，将取决于其后续在台湾问题、美日韩安全合作及对华经贸政策上的具体选择。

在外交实践中，地点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有时，一次会晤的举办地，比联合声明更具象征意义；一处空间的选择，往往比领导人的发言更能透露真实意图。正因如此，此次韩日首脑会谈选择在日本奈良县举行，值得认真解读。 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行程安排，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韩日双方正在思考，应当把双边关系放置在怎样的历史坐标与时间维度之中。 奈良并非日本普通的地方城市。它是日本作为国家形态初步成型的起点，同时也是韩、中、日尚未走向激烈对立之前，东亚文明与制度高度交流、彼此借鉴的历史空间。如何理解奈良，也就决定了如何理解这次会谈的深层意义。 ▲日本国家形成的起点 东亚文明的交汇之地 奈良是8世纪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的都城所在地——平城京。正是在这里，日本首次系统性地建立起律令制度，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基本框架。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起点”并非完全源自日本内部的自发演进，而是主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结果。平城京在城市规划、宫城布局、官僚体系乃至法律结构上，几乎完整借鉴了唐代长安城的模式。这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尚未将自身视为独立的文明中心，而是自觉置身于以中华文明为轴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之中。 因此，奈良的意义不仅在于“日本的开始”，更在于它是日本学习东亚秩序、理解区域规则并将其制度化的历史现场。此次首脑会谈选择在此举行，本身就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日本亦试图将视线从近代冲突的历史，延伸回更早的文明交流阶段。 ▲被刻意淡化却无法抹去的半岛记忆 从韩国的视角看，奈良还承载着另一层更为复杂的历史含义。 在奈良及其周边地区，至今仍保留着“高丽”“百济”等地名。日本古代文献中亦多次记载，来自韩半岛的移民群体——包括百济、新罗、高句丽系人士——在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的传入、木构建筑技术、土木工程、医学、天文历法乃至金属冶炼等，日本古代国家的核心能力，大多经由韩半岛而来。这并非情绪化的历史解读，而是文献与考古共同支撑的事实。 换言之，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若脱离与韩半岛的交流与互动，几乎无法完整说明。奈良不仅是日本的起点，也是半岛文明深度参与日本国家建构的历史见证。 ▲为什么是奈良，而不是东京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韩日首脑会谈的地点选择并非偶然。 东京，是近代政治与殖民记忆高度集中的空间；广岛，则叠加着战争、加害与受害的多重象征。而奈良，更多保留的是近代之前、冲突之前的历史记忆。 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或回避历史问题，而是调整处理历史的顺序——先唤起交流的记忆，再讨论冲突的创伤；先回到共同设计的历史阶段，再面对分歧与矛盾。 从外交层面看，奈良也是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空间。这里没有军事基地，也缺乏现代权力象征，因而更容易让“场景”本身成为外交语言。在这样的地方，沉默往往比宣言更有分量，布局往往比措辞更具象征意义。 ▲韩日关系应当被放置在何处 当前的韩日关系面临诸多现实议题：历史问题、经济合作、安全环境等等。然而，奈良这一地点的选择，将所有问题重新引向一个更根本的提问——应当从哪里开始解题。 对韩国而言，这同样涉及外交主体性的重建。奈良提醒人们，韩国并非只能被置于“不断解释历史的受害者”位置，也曾是东亚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与共同设计者。 而对日本而言，这一地点同样构成某种压力。奈良所唤起的，正是日本通过吸收外来文明而成长的历史记忆。在这里举行会谈，意味着日本必须正视自身历史形成的真实过程，而非选择性叙述。 韩日关系无法仅由冲突史来定义；东亚曾经是一个相互学习、共同建构的秩序体系。这种秩序不可能简单复原，但至少，人们仍可以选择从何处重新开始对话。 此次在奈良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其价值不在于即时成果，而在于方向的选择。而这一方向，早已由地点本身作出了提示——在冲突的历史之外，东亚曾是一段共同书写的文明经验。 奈良，正站在那段记忆之上。

在5日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中，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韩半岛和平及地区局势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国家安保室室长魏圣洛在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再次确认了重启与朝对话的重要性，习近平在会谈上明确表示中方将继续在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意志。 就中方在西海（黄海）设结构物等敏感问题，鉴于海域边界尚未最终划定，两国商定自今年起启动副部长级会议，就海域划界问题展开磋商。魏圣洛对此表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仍需慎重，但已看到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在文化交流领域，两国领导人商定从围棋、足球等领域逐步扩大交流，并通过工作层磋商，探索电视剧、电影等文化内容领域合作发展。对于备受关注的“限韩令”问题，魏圣洛坦言，因中方未承认这一政策的存在，相关讨论仍处于较为谨慎的阶段，未来走向尚难预测。 此外，双方还对两国存在的民间消极情绪达成共识，表示有必要通过共同努力改善民意环境。双方也同意在工作层面就继续租借象征两国友好的大熊猫事宜展开协商。 在历史与人文议题上，双方决定以今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设立100周年为契机，加强对中国境内韩国独立运动史迹的保护合作。 当天的首脑会谈时长90分钟，较原计划延长30分钟。包括欢迎仪式、首脑会谈、谅解备忘录（MOU）签署仪式和国宴在内，李在明和习近平共计交流超过4小时。习近平在会谈结尾表示，李在明此访意义深远，为中韩开辟新时代奠定了牢固基础。 双方还就顺应中韩关系全面恢复的趋势，今后实现年度首脑会晤达成共识，并同意扩大外交、安全及国防部门间的沟通与交流，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韩国总统李在明携夫人金惠景于当地时间4日下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开启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行程。中国科技部部长阴和俊、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等人士前往机场迎接。中方仪仗人员列队敬礼，欢迎李在明夫妇的到来。 李在明此次访华的首项公开日程是出席在北京市内酒店举行的在华韩侨晚餐座谈会。李在明在座谈会上致辞表示：“此次我对中国进行回访，是以过去30多年韩中建交的历史为基石，规划两国未来新的30年的重要里程碑。” 他表示：“去年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我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双方就恢复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达成了共识。” 李在明在致辞中称：“在短短两个月内，韩中两国领导人实现国事互访，这在以往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体现了两国政府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推动双边关系恢复正常、迈向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的共同认识和意志。” 他还表示：“希望今天能够成为韩中关系弥补不足、重回正轨，并朝着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发展的新起点。” 李在明在讲话中提到了环境问题与技术发展。他说：“韩中建交已超过30年。常言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中国在这期间实现了巨大变化和改革，例如将支付宝等金融科技融入日常生活，并通过环保政策大幅扩大电动汽车的普及。” 他指出：“我们记得，过去每到1月，‘中国沙尘和雾霾会不会影响韩国’曾是韩国社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但如今几乎不再为此担忧，这说明改善已在不知不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李在明还提到：“在韩中关系经历困难的时期，在座的各位旅华韩侨想必也感到诸多不便，甚至承受了不小的损失。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延续当前的积极氛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避免类似困难再次发生。” 他最后表示：“虽然韩中在世界市场上存在竞争，但基于各自的优势，在新能源、生物产业、银发产业等领域，未来仍拥有无限的合作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进程中，也是韩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

韩国总统李在明1日发表2026年新年致辞表示，希望将今年打造为韩国实现“大腾跃”的起点，并强调政府将倾尽一切力量，让国民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比去年更为积极的变化。 李在明在致辞中指出，2026年政府施政的核心，在于通过结构性转型推动国家整体跃升。为此，政府明确提出地方主导增长、成果共享型增长、安全基础型增长、文化引领型增长以及以和平支撑的稳定增长等五大转型方向。 回顾过去一年，李在明表示，2025年是在克服政治动荡、修复民生经济与民主秩序过程中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年。他指出，在追加更正预算和民生恢复消费券等政策推动下，消费信心在时隔7年7个月后回升至高位，经济增长走势趋稳，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一度站上4000点。 他表示，政府在确保26万张图形处理器（GPU）资源、设立规模达15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275亿元）的国民成长基金，并在朝野共识基础上编制人工智能（AI）时代首份预算案等方面取得进展，为尖端产业、中小企业及风险企业发展夯实了基础。 在外交与安保领域，李在明指出，以国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正在拓展韩国的成长空间。与美国达成关税谈判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韩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围绕核动力潜艇建造、铀浓缩及乏核燃料再处理权限扩展等议题，韩美同盟正进入深化阶段，被视为支撑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他还表示，国民主权理念正逐步制度化。通过国民推荐制、国民信箱、市政厅会议，以及国务会议和工作报告直播等方式，政府持续扩大国民参与国政沟通的渠道，提升施政透明度。 在展望2026年施政方向时，李在明强调，韩国有必要摆脱以首都圈和少数大企业为中心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向更加包容的结构性转型路径。 在地方主导增长方面，政府将通过产业、能源、AI和可再生能源集群建设，并结合教育、交通、文化、旅游等综合投资，夯实地方发展基础。 在成果共享型增长方面，李在明表示，将通过国民成长基金等制度安排，使国家增长成果惠及中小企业、新创企业及普通国民，并推动社会由就业中心型向创业中心型转型，营造失败后仍可重新出发的创业环境。 在可持续增长方面，政府将把生命与安全置于增长政策的前提，通过增派劳动监察人员、引入工作安保员制度等措施，减少产业现场事故，改变以牺牲安全换取增长的发展惯性。 在文化方面，李在明指出，K-文化已成为韩国核心竞争力之一。政府将以9.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3亿元）预算为基础，系统培育从基础艺术到大众文化的整体生态，推动文化与产业形成良性循环。 在稳定增长方面，李在明表示，政府将持续推动缓解朝鲜半岛军事紧张，支持美朝对话，探索南北关系恢复路径，并通过以国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将所谓“韩国风险”转化为“韩国溢价”。 李在明强调，上述五大转型并非理念宣示，而是韩国摆脱低增长困境的现实选择，并表示已没有继续犹豫的空间，现在正是付诸行动与实践的时刻。他表示，2026年有望被铭记为通过大转型实现大腾跃的元年，并重申国家竞争力的最终源泉在于国民本身。当5200万国民都拥有尊严、希望与幸福，韩国的国力才能真正持续增强。 李在明最后表示，将以全体国民的总统身份，更加谦逊地履行职责，与国民一道推动韩国迈向新的成长阶段。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明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此访既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也是继去年11月在庆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在短短两个月内再次面对面交流。在经历数年低谷后，韩中关系出现明显回暖迹象，此访因此被视为检验这一回暖势头能否真正走向稳定化与长期化的关键节点。 过去数年间，受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韩美日安全合作强化，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等多重因素影响，韩中关系长期处于低谷，政治互信受损，经贸与民间交流明显降温。李在明政府成立后，提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口号，在坚持韩美同盟与韩美日合作框架的同时，主动修复对华关系，努力防止双边关系继续被卷入大国博弈的结构性对抗之中。 去年11月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被李在明评价为“全面恢复韩中关系的起点”，而此次国事访问则是这一战略的延续与深化。 ▲密集首脑外交释放的政治信号 从出访时间来看，此次访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习近平两个月前刚刚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在明随即在新年伊始进行回访，并将中国定为2026年首个出访国家。在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这种在较短周期内完成的互访安排并不常见，这一“亲密互动”本身就具有稳定双边关系、防止误判的战略意义。 这一安排释放出三重信号：第一，双方都希望避免双边关系再度跌入结构性对立的困局；第二，双方对高层沟通对于稳定关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第三，双方有意将双边关系从“政治修复”推向“制度化管理”。 对韩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是降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中国而言，在中美博弈持续、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稳定周边关系、尤其是与重要经济与技术合作伙伴保持良性互动，同样具有战略价值。 ▲经贸合作仍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突破口 去年11月韩中首脑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七项谅解备忘录（MOU），涵盖2026—2030年经济合作规划、货币互换协议、服务与投资领域自贸谈判、创新创业合作、农产品检疫、共同打击电诈犯罪等多个领域。这些文件为韩中关系恢复提供了制度框架，但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检验。李在明此次访华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推动协议从“文本”进入“执行”阶段。 三星电子、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大企业掌门人此次将陪同李在明出访，预计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池、人工智能与供应链安全领域，两国将探求新的合作可能性。 中方可能释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信号，韩方则希望借此稳定在华韩企信心，防止投资与供应链继续外移。若能促成具体投资合作项目，将有助于将政治互信转化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此外，外界高度关注本次访问是否会成为“限韩令”全面松绑的转折点。若中方在文化交流、演出、文化内容引进等方面释放更明确的积极信号，不仅是文化交流层面的突破，还将具有对韩政策姿态实质性调整的重要象征意义。 ▲在有限空间内寻找半岛议题突破口 与经贸领域相比，安全与半岛问题的突破空间相对较小，但仍是李在明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趋于谨慎，甚至在某些场合被指对朝态度偏于宽容。 李在明提出的半岛和平进程包括跨境交通、旅游、贸易等构想，试图逐步将朝鲜重新纳入地区合作框架。此次访华中，韩方将争取中方对韩国和平构想的原则性支持，在外交表述层面重新提及“半岛无核化”，保持韩中在朝鲜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渠道顺畅。 若在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公开表达对韩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支持，将被视为重要政治信号。 ▲结构性约束依然存在 尽管韩中关系的回暖信号明确，复苏前景被广泛看好，但限制同样客观存在无法被忽视。首先，中美战略博弈仍是最大变量，韩中关系难以脱离这一结构背景。其次，台海局势、中日关系、朝鲜的核开发等等地区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冲击。再次，西海（黄海）构筑物、中国渔船非法越境捕捞等摩擦尚未找到解决途径，随时可能引发新的争议。 前任总统尹锡悦执政的1000多天里，由于奉行价值观外交，完全倒向美国，导致韩中关系严重受挫。李在明的此次访问难以彻底改变结构性矛盾，达成戏剧性的突破，但完全可以将韩中关系从情绪性修复转向制度化稳定。在经济上建立更多共同利益，在政治上恢复高层互信与沟通机制，在安全上维持顺畅的沟通与对话。 若能在这些方面取得虽有限但可视的进展，韩中关系将真正走出过去数年的低谷，进入稳定的新轨道。这正是此次访问最现实、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新年伊始，去年韩中关系出现多重回暖信号。从外交互动到文化交流，再到经贸合作，双方经历数年低温期后，逐步释放出“恢复沟通、稳定关系”的信号。韩中关系能否步入“可控竞争下的务实合作”新阶段，成为区域外交的重要议题。 上月18日，韩中双方在北京举行第十一次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双边关系、地区及国际形势、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应在韩中首脑会谈成果基础上，通过两国外交部门的密切沟通，切实推进“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 这一战略对话机制始于2008年中韩两国国家元首实现互访，是双方最高层级的常设外交沟通平台。本次对话距去年7月在首尔举行时隔近一年，也是两国重启首脑外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双方进行的首次高层战略沟通，象征意义尤为突出。 ▲K-POP演唱会重回议程 文化交流迎来“试金石” 从文化交流层面来看，韩中两国政治外交氛围呈现回暖迹象。据多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韩方已就下月在华举办演唱会事宜与中方展开协商，并向HYBE、SM、YG和JYP等四大娱乐公司询问旗下主要艺人的行程安排。韩国总统室对此持谨慎态度，称尚未敲定任何事项。但执政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中方立场，我方不宜率先公开日程，但中方对举办演唱会提议持积极态度。 分析认为，目前尚未有官方明确消息，但这一动向自2016年“萨德”事件导致韩流在华活动受限以来，双方首次探讨政府主导的规模化文化交流项目，显示出两国在人文交流合作的积极态度。 在去年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晚宴上，习近平主席对韩方提出的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唱会表示出兴趣，并当场对外交部长王毅做出指示。分析认为，如果韩国总统李在明新年访华行程最终敲定，韩中首脑会谈与文化交流活动有望呈现联动效果。 不过，分析指出，“限韩令”背后不仅涉及双边政治因素，也与中方近年来强化文化产业管理的政策方向有关。因此，即便K-POP演唱会顺利举行，“限韩令”能否全面解除仍不确定。但随着中日关系趋紧、日本籍艺人在中国的演出接连取消，如果韩国艺人率先重返中国市场，象征意义不容小觑。 ▲经贸合作同步升温 五大集团掌门人有望七年来首次访华 在经济领域，韩中互动日益密切。据韩国经济界消息，大韩商工会议所将于下月率领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是自2019年后，大韩商工会议所时隔7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 据悉，此次访华经济代表团规模空前。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LG集团会长具光谟等韩国主要企业集团的掌门人有望悉数随行。较2019年以主要经营层员工为主的访问不同，此次“掌门人外交”被视为韩国经济界重新布局中国市场、深化对华合作的重要信号。 访问期间，代表团计划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在北京共同举办商务论坛，并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双方将重点围绕制造业创新、供应链稳定、服务与内容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与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双方将致力于构建“互补互惠、水平协作”的新型经贸合作关系。 ▲李在明本月访华在望 首脑外交成关键变量 在外交日程方面，李在明有望于今年年初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韩中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极大。此次访问若顺利进行，可视为就去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正式回访。 韩中全球协会会长禹秀根（音）表示，中方已就此展开积极沟通，并期待李在明能成为新年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他提出，希望双方在会谈中优先聚焦“分歧较小、共识度较高”的议题，从而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力量。分析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中日关系趋紧、朝中与朝俄关系趋近的复杂格局下，韩国试图通过务实外交拓展自身战略回旋空间。 ▲韩中关系站在十字路口 稳定机制亟需构建 多位外交分析人士指出，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安全、技术与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竞争预计长存。然而，在竞争中建立沟通机制、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面，成为双方面临的挑战。 今年或将成为韩中关系走向稳定的关键一年。K-POP能否促使双方关系趋稳，经济代表团访华能否转化为合作成果，韩中首脑会谈能否构建中长期稳定框架，均需时间考验。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如何选择将影响地区格局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