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生活、工作或学习的外国人，往往在租房过程中面临语言不通、合同条款复杂、押金风险等现实难题。为帮助外籍居民安全、顺利完成房产交易，首尔市政府特别推出“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制度，通过指定具备专业能力与外语服务能力的房地产经纪人，为外国人提供更加透明、可靠的租赁咨询服务。 作为韩国合法注册的房地产经纪人，“国际房地产经纪人”由首尔市直接审核与指定，在专业资质与服务能力方面均符合相关标准。与普通中介不同的是，他们不仅熟悉韩国房地产交易流程，还能以英语、中文、日语、越南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提供咨询，帮助外籍居民理解合同条款与权利义务，从源头降低交易风险。目前，在所有指定的国际房地产经纪人中，能够提供中文咨询服务的经纪人共有18人，活跃在首尔各区一线。 首尔市表示，该制度旨在支持外籍居民进行安全的房产交易。随着在韩外籍人口持续增加，租赁纠纷、押金纠纷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语言差异和制度差异，使部分外国人难以充分理解韩国特有的全租房制度以及复杂的登记与权利关系结构。因此，首尔市通过制度化方式，筛选并指定具备专业性与服务能力的国际房地产经纪人，打造专门面向外国人的咨询平台。 近期，本报记者走访两家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采访了正在一线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房地产经纪人，倾听他们在租赁咨询、合同审核与风险防范中的真实故事，记录他们奔走于社区与客户之间、为外籍居民筑起“安全居住防线”的一线实践。 ▲不只签合同 更管入住后 外籍租客身边的全程中介 在首尔弘大入口站附近经营“弘大入口不动产中介事务所”的代表金俊洙，便是其中之一。与传统房地产经纪人不同，他进入这一行业的时间并不算长。金俊洙坦言，自己正式开业还不到一年，此前曾在制造企业从事海外销售工作，后来又经营过民宿和共享住宅。在寻找房源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如果同时掌握房地产中介业务，将更有利于资源整合，于是考取资格证并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金俊洙表示，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外国人市场。弘大一带本就是外籍留学生集中的区域，他认为，与其在本地市场与众多中介竞争，不如率先深耕外籍客户群体。凭借中文和英语能力，他主动开设面向华语圈的线上渠道，通过中国社交平台发布房源信息，吸引外籍客户咨询。目前，他的事务所配有一名台湾籍员工和一名日本籍员工，未来还计划分别拓展日语与英语市场渠道，逐步形成多语种服务体系。 谈及成为“国际房地产经纪人”的契机，金俊洙表示：“主要是为了提升专业认可度。外籍客户在咨询时，如果看到我是首尔市指定的国际房地产经纪人，会更安心一些。”他直言，这一认证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客源，但能在沟通中增强信任感。 据他介绍，申请成为国际房地产经纪人需要通过书面考试与面试。书面考试以外语进行，内容围绕房地产交易实务展开；面试则包括专业问题与外语口语测试。 金俊洙感受到外籍租客与韩国本地租客在需求上的明显差异。例如，大多数外籍客户更倾向于月租模式，押金通常控制在500万至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至9.6万元）之间，很少选择高额押金的全租模式。他说：“韩国的押金制度在国际上算是比较高的，很多外籍租客一开始都会觉得压力很大。” 此外，跨境汇款问题也是外籍租客常遇到的难题。尚未办理外国人登录证、无法开设本地银行账户的客户，往往需要通过海外银行或第三方机构转账，手续繁琐且存在时间差风险。他表示：“我通常会提前提醒他们尽早解决汇款问题，避免在签约当天资金不到位。” 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手机不断响起。签约后的客户也经常向他咨询汇款、水电费或与房东沟通等问题。尽管按行业惯例，中介服务在签约完成后已基本结束，但他仍会尽量协助解决。 对于未来政策，他认为，外籍租客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是短期租赁市场的完善。金俊洙指出：“很多留学生只需要租四个月到半年，但目前选择不多，只能住考试院或共享住宅。如果政府能对愿意提供短租的房东给予一定激励，或许能改善这种供需错配。” 从海外销售到民宿经营，再到专注服务外籍客户的房地产中介，金俊洙的路径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出首尔多元化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制度支持与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国际房地产经纪人正活跃在首尔各区，为不断增长的外籍居民提供更具专业性与安全感的居住服务。 ▲国际房地产经纪人为外籍租客撑起‘安全伞’ 在采访完主打外籍留学生市场的年轻经纪人后，记者来到位于大林洞的“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见到了另一位中文国际房地产经纪人朴善化。 与弘大以留学生为主的市场不同，朴善化所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在韩国长期务工、生活的华人群体。她2002年来到韩国，最初在餐饮行业打拼多年，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子女。孩子独立后，她在2019年通过网络课程系统备考，成功取得韩国房地产经纪人资格，并于2020年正式开业。 谈及创业契机，朴善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签署全租房合同的情景。当时，她对“韩国登记证明书”“抵押权”等专业概念一无所知，只能请熟人陪同，帮忙确认合同是否存在潜在风险。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意识到，语言与制度壁垒会让外国人在交易中处于信息弱势。“如果当时有人能用中文完整解释合同内容，我会安心很多。”她说。 目前，她的客户中约九成以上为中国籍。对不少语言能力有限的租客而言，能用母语沟通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朴善化说表示：“只要一听到可以用中文交流，客户表情立刻就放松下来。”除了签约本身，她还经常在合同履行期间协助沟通水电费和维修问题，甚至在租客与房东发生分歧时充当协调者。 在她看来，外籍租客面临的现实难题远不止语言障碍。合同期限、押金风险、提前解约责任、房东对语言沟通的顾虑，都是常见问题。尤其在全租房诈骗事件之后，部分老旧住宅难以办理保证保险，保证金安全成为许多租客最担忧的环节。 她还提到，一些中国客户在选房时会关注风水因素，例如忌讳门口正对卫生间、电线杆靠近住宅、户型不规则等，这与韩国本地买家更重视交通、学区和景观条件的习惯有所不同。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偏好差异，也让她在实际带看过程中更加细致地解释。 对于首尔市“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制度，朴善化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信任背书”。虽然主动因该称号前来咨询的客户并不多，但在沟通中提及获得首尔市指定资格，往往能提升客户信任度。不过，她也坦言，该制度整体宣传仍然不足，许多外籍人士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官方认证渠道。 “做中介不只是签合同，更像是在听每个人的人生故事。”朴善化说。有人为子女教育奔波，有人因工作变动频繁搬迁，也有人因押金难以退回而焦虑无助。在她看来，站在中间协调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正是“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存在的现实意义。

具光谟LG集团会长在与母亲及妹妹们的继承恢复诉讼中一审胜诉，成功捍卫了管理权。法院认为继承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支持了具会长的立场。经过三年的LG家族继承争议暂告一段落，具会长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将更加稳固。据法律界和企业界消息，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民事合议11部（审判长具光贤）驳回了已故具本茂前会长的妻子金英植女士及其两位女儿具妍京和具妍秀对具会长提起的继承恢复请求诉讼。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2018年具本茂去世后，继承财产分割协商过程中是否存在具会长一方的“欺诈”。原告三母女声称，以为具会长会继承所有股份而达成协议，后来才发现被骗，要求按法定继承比例重新分割。然而，法院未采纳原告的主张。法院指出，原告多次从财务管理团队获得继承情况报告，并直接参与了协商过程，财产分割协议合法有效。特别是根据金女士的要求，原本由具会长继承的部分股份分配给了两位女儿，反映了原告的意愿。关于“遗嘱存在与否”的欺诈主张也未被认可。法院解释称，即使没有遗嘱，仍有记录显示故人希望将经营财产传给具会长。即便存在欺诈，原告通过具体意愿表示达成协议，因此因果关系不成立。◆ 管理权稳固，“长子继承”原则再确认此次判决后，具光谟会长的集团控制力将保持不变。具会长目前持有LG公司15.95%的股份，是最大股东。如果按原告主张的法定继承比例（配偶1.5倍于子女）重新分割，具会长的股份将降至9.7%，三母女的股份总和将超过14%，可能威胁管理权。法院支持具会长，LG集团特有的“长子继承”原则和为管理权稳定进行的股份继承的正当性得到了法律认可。企业界人士评价称：“LG集团70多年来一直保持无争议的继承传统，此次判决间接确认了管理权稳定符合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原告可能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由于诉讼金额高达1万亿韩元，这场历史性的继承争议可能会持续到三审。然而，法律界认为一审法院已明确事实，原告参与协商的证据明显，判决难以推翻。具会长可能借此机会加速推进“新LG”的建设。他上任后，将AI、生物、清洁技术等“ABC”领域作为新增长动力，进行了积极投资。随着继承税缴纳接近尾声，具会长有望摆脱管理不确定性，专注于未来业务发展。有观点认为，此次诉讼对LG的“和谐”精神造成了损害，恢复这一精神仍是具会长面临的任务。家族间的法律争斗公开进行，积累的情感裂痕需要弥合，促进家庭和睦是具会长的剩余挑战。

在中国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或已跌破“1”。同时，中国新生儿数量或已倒退至清朝时期水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总人口同比减少339万人，降至14.0489亿人，创下自2022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从结构来看，死亡人口由2024年的1093万人增至去年的1131万人；而新生儿数量则由954万人骤降至792万人。此外，出生率降至5.63%，创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结合历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变化，以及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数据，专家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已降至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常见指标——总和生育率也可能大幅下滑。总和生育率指假设一批同时出生的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且无一死亡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妇女所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需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稳定。若低于该水平，人口将出现减少。 数据还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曾在1971年高达5.5，但仅时隔20年时间便降至2.1。相比之下，全球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3历时58年，即便仅以东亚地区为例，也需要30年才能降至2.1，可见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具体来看，2022年中国生育率已降至1.07；2023年以后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约为0.97至0.98。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陆杰华同样表示，去年中国生育率很可能已跌破1，水平或略高于韩国（2024年为0.75），与新加坡（0.97）相差不大。 中国政府亦已正视人口下降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叠加影响，导致人口出现下降趋势。报告预测，由于初婚年龄上升、生育意愿减弱、育龄女性规模缩小以及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等四大因素，中国生育率今后仍可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规模每年将减少约286万人，其中20至40岁核心育龄女性年均减少约191万人。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为23.8317万人，时隔九年首次回升，同比增加约8000人。去年截至11月，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6.2%，创下十八年来最高增幅。 尽管整体出生率呈现触底回升态势，但30至34岁女性生育率依然低迷，而37至49岁人群的生育率持续上升，反映出婚育年龄整体后移的结构性趋势。 数据显示，35至39岁女性的生育率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上升。这一年龄层女性的生育率自去年1月起持续呈现上升趋势，当月同比增加8.7人，保持稳步增长态势。4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连续11个月实现增长或持平，未出现下滑。 然而，30至34岁女性的生育率出现放缓迹象。尽管上半年保持较为稳固的上升势头，但去年10月和11月已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20多岁人群的生育率则呈现反复波动走势。其中，25至29岁女性生育率在9月至10月出现小幅回升，但11月再次转为下降；24岁及以下人群整体呈现小幅下滑或持平态势。 随着结婚年龄整体推迟，首次生育的时间也不断延后。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从2015年的30岁上升至2024年的31.6岁，9年间提高了1.6岁。 在韩国社会，求学、就业、结婚、生育等的人生阶段顺序变动明显。研究指出，若求职与初期资产积累周期被拉长，婚姻与生育等组建家庭将随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分析强调，应在促进青年群体顺利进入劳动市场的同时，加强对住房保障与初期职业发展的支持。 分析指出，韩中两国20至34岁“年轻人口”规模缩小、初婚与初产年龄上移、育儿成本上升以及经济与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均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崔泰源SK集团会长的次女崔敏静（35岁）领导的美国医疗初创公司Integral Health正在韩国招聘AI工程师。公司成立约两年后，计划在韩国设立分公司及研发中心。据业内人士透露，Integral Health近期发布招聘公告，开始在首尔招聘“AI产品工程师”，主要负责利用最新的大型语言模型（LLM）进行产品开发及UI/UX设计，工作方式为混合办公。崔敏静在招聘公告中表示，推荐合适人选或协助招聘者将获得“人生最佳牛排”款待，显示出她对人才引进的强烈意愿，并展现了与传统财阀子女不同的创业者形象。Integral Health于2024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专注于心理健康平台，核心竞争力是其自主开发的AI护理协调代理“南丁格尔”，帮助分析患者医疗信息并匹配心理咨询师或医疗机构。业内认为，崔敏静在韩招聘的原因是“技术提升”和“成本效益”。在美国开发者薪资高涨的情况下，吸引韩国优秀AI工程师以增强技术竞争力。此外，公司总部从旧金山迁至纽约布鲁克林后，计划在首尔设立研发中心，建立“24小时开发体系”。◆ 脱离SK的“独立”之路，成功与否引人关注崔敏静的举动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与姐姐崔允贞在SK生物制药担任战略本部长、弟弟崔仁根在麦肯锡公司学习管理不同，崔敏静选择了独立的创业道路。她曾是首位自愿入伍的财阀女性海军军官，参与亚丁湾派兵，退役后在中国投资公司和SK海力士积累实务经验，最终选择在美国创业。专家预计，若Integral Health在韩国市场正式展开业务，将对国内数字医疗市场产生影响。尽管韩国在远程医疗方面仍有监管，但AI辅助解决方案市场正在快速增长。崔敏静可能结合美国市场经验和韩国技术，通过监管沙盒等方式进入市场，或扩展全球B2B模式。然而，SK集团的支持可能性较低，因为崔泰源会长强调“放养式”教育，崔敏静也表现出强烈的独立经营意愿。业内人士分析称：“崔敏静的举动为财阀三、四代的经营提供了新模式，此次韩国招聘是Integral Health从初创公司迈向全球企业的重要技术基础。”Integral Health计划未来在美国扩大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提升基于AI的行为健康管理模式，加速成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万亿韩元的未上市公司）。※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富荣集团去年向36名生育员工发放了总计36亿韩元的生育奖励金，比前年增加了约29%。自2024年实施每名员工1亿韩元的奖励制度以来，发放金额逐年增加。 富荣集团表示，自2024年引入该制度后，多子女家庭的数量也在增加。去年有11名员工因多子女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获得了2亿韩元的奖励。截至目前，累计发放金额已达134亿韩元。 该制度由富荣集团会长李重根发起，旨在通过企业力量解决低出生率问题。2024年首次实施时，包括2021至2023年的生育案例，共发放了70亿韩元。 富荣集团认为，这一制度不仅是企业福利，还改变了国家低出生率政策的范式，并在推动“生育支持金全额免税”立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重根会长表示：“在低出生率危机中，企业应成为推动力。我们的生育奖励金制度已取得显著成效，希望能像国债偿还运动一样引发更多企业参与。” 此外，李会长在新年仪式上再次呼吁将联合国日（10月24日）重新设为国家假日，以改善与参战60国的外交关系，并提高国家形象。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他对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表示，市场应根据供需原则稳定，而非依赖行政指导或金融、税收等冲击疗法。 关于建筑业低迷，他强调需降低成本以建造高质量住房。李会长还透露，今年将启动首尔龙山区二村洞亚洲公寓和城东区纛岛富荣酒店用地的开发计划。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韩国青少年健康相关指标随年级升高呈恶化趋势，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高二女生液态电子烟使用率首次超过普通香烟，显示青少年吸烟形态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亟需有关部门制定应对措施。 疾病管理厅29日发布《2025青少年健康调查最终结果报告》，报告中对同一群体进行长期追踪调查显示，吸烟、饮酒、不良饮食及体育活动不足等问题随年级升高日益突出。本次调查以2019年时就读小学六年级的5051名学生为样本，计划追踪调查至高中毕业后3年，共计10年，目前已完成第6年（2024年就读高二）的数据分析。 报告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吸烟行为的变化，至少吸过一次烟的比重从小学六年级时的0.35%上升至初三的3.93%和高一的6.83%，高二进一步攀升至9.59%。其中高二女生的香烟使用率中，液态电子烟（1.54%）首次超过普通香烟（1.33%），反映出在青少年、尤其是女生中，电子烟的接受程度更高。 饮酒经历同样呈直线上升趋势，以“至少喝过一两口”为标准的饮酒经验高达60.8%，意味着每10名学生中有6名接触过酒类。以“至少喝过一杯以上”为标准的饮酒经验为33.7%。调查发现，饮酒经验在升入初一时最高，达15.6%，显示从小学到初中的环境转变期是青少年最容易接触酒精等有害物质的阶段。 身体健康各项指标也不容乐观。每周5天以上不吃早餐的比例为33%，较上一年上升4个百分点。水果、蔬菜、牛奶等乳制品的摄入率全面下降，营养失衡问题加剧。每天进行60分钟以上体育活动的比例仅为13.5%，学习时间增加、运动时间减少的现象在高年级学生中尤为明显。 此外，过度依赖智能手机的比重为35.1%，中度以上焦虑障碍比例达8%，青少年心理健康亮起红灯。 分析称，周围环境对青少年健康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若朋友对吸烟、饮酒持宽容态度，或身边有吸烟的同伴，青少年开始不良行为的概率显著提高，家庭中若存在吸烟或饮酒者，且父母对孩子饮酒持宽松态度，子女更容易较早接触烟酒。 疾病管理厅表示，将在剩下的3年内继续对该调查群体进行精密追踪。尽管是长期项目，调查维持率仍高达80.7%，将为研究青少年时期生活习惯与成年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重要依据。此次调查结果将成为制定政策和完善制度的重要基础资料，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健康习惯直接影响终身健康，学校、家庭及社区需要开展协同合作，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一项调查显示，随着韩国大型企业集团进入第三代及第四代继承阶段，企业创始人家族成员中持有外国国籍的比例显著上升，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国国籍，部分人士已实质参与国内企业经营。 企业数据分析机构CEO Score于本月7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去年底，在62家持有上市子公司股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582名总裁家族成员中，共有41人持有外国国籍，占全体的7%。在包括创业者在内的第一代及第二代总裁家族成员中，外国国籍持有者比例仅为1.7%（3人）。而在作为继承人的第三代及第四代家族成员中，该比例大幅上升至9.4%（38人）。 在上述41名外国国籍持有者中，39人为美国国籍，占据绝大多数；另各有1人持有日本及新加坡国籍。调查进一步显示，其中11人目前担任企业高管职务，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决策。 从集团分布来看，高丽锌业（Korea Zinc）家族成员中持有外国国籍的人数最多。在持有公司股份的47名崔氏家族成员中，共有13人持有美国国籍。除副社长崔周元外，其余人员均未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其次分别为SK集团5人、LS集团4人、晓星集团3人，希杰集团与世亚集团各2人。此外，包括LG、乐天、GS、韩进、现代百货、爱敬、爱茉莉太平洋、HDC在内的10家企业集团各有1名外国国籍家族成员。 CEO Score相关人士指出，本次调查仅涵盖持有上市子公司股份且国籍信息已公开的总裁家族成员，实际持有外国国籍的家族人数可能更多。在拥有美国国籍的Coupang董事长金范锡持续面临“黑发外国人”质疑的背景下，未来有关外国国籍经营者的身份界定与信息披露等问题，或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期间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承受的冲突，即便在社会逐步恢复日常生活后，仍持续对处于青春期的子女产生负面影响。 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5日在其学术期刊《育儿政策研究》最新一期刊登的报告《新冠疫情时期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子女社交媒体成瘾的纵向影响》指出，职场妈妈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会通过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状况，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产生间接影响。 该研究基于《韩国儿童面板调查》第13至15轮（2020年至2022年）数据展开，分析对象为在第13轮调查中子女年满12岁、且母亲处于就业状态的726户家庭。研究在衡量工作与家庭冲突时，采用包括“工作时担心孩子安全”等在内的15项指标，并将其区分为“工作—家庭生活冲突”和“工作—子女养育冲突”两类。 研究团队指出，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常态化、照料空缺等因素叠加，使职场妈妈在兼顾工作与家庭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心理负担随之加重。 在社交媒体成瘾评估方面，研究采用包含15个问题的青少年互联网成瘾量表，对电脑和智能手机使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考察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初期职场妈妈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其子女在日常生活恢复阶段表现出的社交媒体成瘾程度也越高。工作家庭冲突通过提升育儿压力，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相反，家庭沟通越为活跃，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风险则越低。不过，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家庭沟通本身并未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研究团队表示，为有效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问题，有必要从家庭系统层面改善育儿环境，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提升家庭沟通质量。

国会立法调查处日前发布《2025大韩民国不平等综合报告》显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相较于其他国家，韩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出生时便因机会差异而注定。报告同时指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对贫富差距严重性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持进步倾向的民众视其为严重问题的比例是保守倾向者的两倍以上。 该报告引用了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初对36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关于不平等与歧视的民意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调查国家中，有31个国家的民众将“富人拥有过多政治影响力”列为经济不平等的首要因素。然而，韩国受访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高达43%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特定人群自出生起就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机会”。 这种对机会起点不平等的强烈感知，进一步影响了国民对未来的预期。66%的韩国人预测，子女一代的经济状况将比父母一代更为困难，而认为会改善的受访者比例仅为27%。报告分析指出，这反映了社会普遍弥漫着对未来深感不安以及对经济停滞的忧虑。 当被问及“本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时，除哥伦比亚外的其他35个国家（地区）均将贫富差距列为首要问题。近半数（47%）的韩国民众将贫富差距视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后依次是性别不平等（24%）、种族歧视（17%）和基于宗教的歧视（15%）。 尽管贫富差距被最多人提及，但若按意识形态划分，观点则呈现巨大鸿沟。在韩国受访者中，自认为属进步倾向的群体有66%认为贫富差距是严重问题，而保守倾向人群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仅为31%，两者相差超过一倍。

在韩国经济结构中，40多岁群体长期承担着就业与消费的中坚角色。然而，最新数据显示，这一代人的就业状况持续走弱，对内需的影响不容忽视。 国家数据处统计门户网站（KOSIS）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40多岁就业人数为615.4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9000人，自2022年7月起已连续41个月下降。在整体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仅为21.2%，不仅创下自1995年以来11月基准的最低水平，也被50多岁群体反超，且差距仍在拉大。 专家分析指出，40多岁就业人口的减少与人口总量下降密切相关。自2015年5月以来，这一年龄段人口已连续减少逾十年，自2022年12月起每月流失人数均超过10万。同时，作为制造业一线的中坚力量，40多岁劳动者还受到行业结构调整和人工智能（AI）技术引入的冲击，制造业优质岗位已连续17个月减少，就业稳定性明显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40多岁群体正处于收入与支出双高峰期。《2023年国民转移账户》显示，这一代人在45岁时年均收入可达443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1万元），家庭盈余最高可达1748万韩元，房产购置、子女教育和耐用品消费集中。然而，随着就业持续萎缩，上季度40多岁户主家庭的人均消费增幅仅为1.4%，创近九个季度新低。 西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许俊荣（音）指出，40多岁群体的家庭债务负担沉重，尤其在疫情前后房价上涨期间，贷款购房者负担更大。加图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杨俊锡（音）也提醒，由于年功序列工资体系与退休安排的影响，50多岁群体难以完全替代40多岁的消费支撑作用。 业内普遍认为，稳定40多岁群体的就业，是保障韩国家庭消费、维持内需稳定的关键。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与人口老龄化交织的背景下，如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提升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将直接影响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5日，在首尔麻浦区首尔西部就业福利Plus中心，求职者正在查看招聘信息。【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