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8日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去年20多岁就业人数为344.2万人，同比减少17万人。该年龄段就业人数已连续3年下滑，且降幅持续扩大。 业内普遍认为，人口规模缩小是20多岁就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该年龄段人口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5年减少。不过，从数据对比来看，就业人数的降幅明显高于人口减幅，显示除人口因素外，就业环境等结构性影响正在加重。 数据显示，去年20多岁人口同比减少3.5%，而就业人数降幅达到4.7%。就业率同样呈现下行态势，去年20多岁人群就业率为60.2%，较前一年下降0.8个百分点。这也是自新冠疫情冲击就业市场的2020年以来，该年龄段就业率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对此，韩国加图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梁俊晳指出，尽管20多岁人口持续减少，但就业者数量下滑的速度更快。他表示，过去多数人在20多岁阶段完成就业，而近年来，为寻找更理想岗位而将就业时间推迟至30多岁的趋势正在增强。 与此同时，青年群体中处于“休息”状态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持续扩大。去年，20多岁“休息”人口增至40.8万人，占该年龄段人口的7.1%，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30多岁人群中，“休息”人口也增至30.9万人，同样刷新统计纪录。 这一变化也可从去年8月公布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补充调查中得到印证。调查显示，在回答“休息”的15至29岁人群中，34.1%表示因“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而选择暂时休息，反映出青年群体期望岗位供给不足的问题。30多岁人群中，32%因“身体状况不佳”而处于休息状态，另有27.3%同样因“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而暂停求职。 从就业行政统计来看，对工作经验较少或缺乏经验的青年而言，大企业的就业门槛近年来并未明显放宽。2024年，大企业岗位总数为442.6万个，同比仅增加1.7万个，其中由同一劳动者持续占据的岗位比例上升0.8个百分点，达到84.4%。 相较之下，由离职或退休产生的替代性岗位占大企业岗位总数的11.5%，而因企业扩张或新设所创造的新增岗位仅占4.1%，显示面向青年群体的新增就业空间依然有限。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据业界16日消息，自今年初以来韩国特许经营行业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严峻局面。围绕差额加盟金的司法风险逐步显现，加之《加盟事业法》监管趋严、外卖平台手续费争议持续发酵，业界普遍担忧经营环境将进一步趋紧。 韩国大法院于15日就韩国必胜客加盟店主要求返还2016至2022年期间所缴纳的差额加盟金，向总部提起的不当得利返还诉讼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根据判决结果，韩国必胜客需向94名加盟店主返还共计21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差额加盟金。 业内认为，此次判决可能对整个特许经营行业产生影响。原因在于不少加盟总部在合同中并未明确差额加盟金，而将其视为流通利润或行业正常收益，这一疏忽今后极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同时，上月11日在国会通过的《加盟事业法》修正案被视为加重行业负担的重要因素。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引入加盟店主团体登记制度，并强制加盟总部与已登记团体进行协商。随着加盟店主团体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加盟总部在重要事项上需采取更正式、更持续的协商。 尽管业界普遍认同制度初衷，但对一线执行层面的混乱仍存担忧。业内人士表示：“在协商事项和程序标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仅强化义务要求，核心经营决策可能被迫延后，最终导致决策效率下降，进而削弱企业竞争力。” 此外，外卖平台手续费问题同样影响特许经营行业。去年就外卖平台收费制度讨论不断升温，但随着韩美关税谈判正式启动，相关监管讨论有所减少。不过，近期政府和国会释放出推动“外卖手续费限制”的立法意愿。 也有观点指出，过去，开店和品牌扩张是发展核心动力，但如今已进入仅凭品牌难以成长的阶段。由于需要同时考虑监管环境变化、司法风险和社会要求，在韩国做特许经营并非易事。

韩国江陵原州大学多文化学副教授金圭灿（音）及其研究团队于本月16日在《韩国移民政策学会报》发表题为《留学生居留资格转换与地区定居经验研究》的学术报告并指出，外籍留学生在韩国高校完成学业后，虽尝试通过就业在韩长期定居，但往往因签证转换面临制度性障碍，进而导致居留状态不稳定。 研究团队于2024年9至12月期间，对12名毕业于韩国四年制及以上高等院校，或尝试将留学签证转换为专业人才（E-7）、地区特化（F-2-R）或永久居留（F-5）等类型的外国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者国籍涵盖哥伦比亚、越南、喀麦隆、尼泊尔、蒙古等八个国家。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在毕业后普遍遭遇多重制度性阻碍与较高的不确定性。 其中，面向毕业生求职准备阶段的D-10签证制度受到较多批评。受访者反映，该签证不允许持有者从事兼职或小时制工作，导致在求职期间难以维持基本生计；同时，续签所需账户存款金额亦构成显著经济压力。一名受访者指出，D-10签证有效期仅为六个月，且要求账户中始终持有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6万元）以上的存款，这对于刚步入社会的毕业生而言往往难以承担。 被多数留学生视为目标的专业人才签证（E-7）同样存在较高的申请门槛。该制度对职位与所学专业的相关性要求较为严格，并设置了相对较高的收入标准，收入条件甚至超出许多韩国应届毕业生的薪资水平，且申请过程高度依赖用人单位的主动配合。 此外，研究人员的E-3签证持有者失业时可能立即丧失居留效力，且需每1至2年办理续签，这种短期化的居留安排使得留学生难以进行长远的人生规划。报告指出，当前签证体系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某种程度上向外界传递出韩国移民政策在实质上并不鼓励留学生长期定居的矛盾信号。受此影响，部分留学生并未选择在韩定居，而是将在韩经历作为跳板，转而积极筹划移民至美国、欧洲等第三国。 报告强调，当前亟需建立一套稳定且可预期的居留资格转换体系，地方高校、政府及相关企业应加强协同合作，共同构建支持留学生就业与签证转换的制度化机制。此外，对于在母国仍有家庭的毕业生，若能扩大其家属随行或共同居住的机会，将有助于提升他们在韩国长期定居的意愿。

受高汇率与供给过剩影响，韩国航空业去年第四季度业绩预计表现黯淡。业界预测，韩国六家上市航空公司中有五家营业亏损。 据航空业界16日消息，大韩航空去年第四季度营收为4.551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15亿元），同比增加13.5%；但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1%。 据金融信息服务机构FnGuide数据，韩亚航空第四季度营业利润预期亏损1220亿韩元，按季度计算连续三个季度陷入赤字。分析认为，2024年货运业务收入占公司总营收的24.4%，去年8月起出售11架货机导致货运业务空缺，对整体收益造成影响。 四家上市低成本航空公司（LCC）同样未能在第四季度摆脱亏损。其中，情况最为严峻的是德威航空，第四季度营业亏损预期为319亿韩元，有望连续七个季度亏损。分析指出，公司2024年新开通欧洲航线，这一航线与中国及中东航空公司展开低价竞争，导致盈利能力下降。为改善财务状况，德威航空计划于今年3月通过增资筹集1912亿韩元，用于提升财务安全性以及引进中型远程新机。 济州航空同样表现低迷，第四季度营业亏损预计为216亿韩元，预计连续五个季度陷入赤字。大韩航空旗下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也未能幸免，真航空和釜山航空第四季度营业亏损预期分别为72亿韩元和140亿韩元，均已连续三个季度亏损。 航空公司业绩集体下滑，主要源于第四季度客运需求恢复缓慢，而供给却显著增加。韩国国土交通部航空信息门户系统数据显示，第四季度韩国11家本土航空公司的座位供给量约为3892万席，同比增加8.5%；同期旅客运输量约为3339万人次，仅增长5.5%，整体客座率降至85.8%，同比下滑2.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汇率上升影响航空公司的盈利压力。由于航空公司以美元结算的燃油费用占营业成本的约30%，汇率上升直接降低盈利能力。 业内普遍认为，为改善今年航空业盈利，需首先解决供给过剩问题，并同时迎来汇率回落。

新冠疫情期间，育儿负担高度集中于女性，导致养育婴幼儿的母亲经济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分析指出，尽管双职工家庭趋于普遍，且政府持续推动旨在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政策，但在特殊社会情境下，育儿责任仍主要由母亲承担。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与明知大学教授基于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KICCE）发布的消费实态调查数据，对养育0至7岁子女的家庭进行分析，并于15日联合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婴幼儿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报告显示，每千人中新冠病例每增加一人，母亲参与经济活动的概率便下降2.02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间亦减少2.49%。相比之下，父亲在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劳动时间方面均未出现显著变化，就业率仅微降0.66个百分点。 在传染病危机的冲击下，照护责任与生计维持的角色分工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所承受的就业冲击，因岗位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形态。具体而言，从事可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劳动时间仅减少2.46%；而从事难以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就业率则双双下降约3.2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可远程办公的母亲主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弥补照护空缺，而在缺乏灵活工作条件的情况下，照护需求的激增则直接导致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 报告分析称，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育儿负担不均衡。随着新冠疫情导致托儿所、幼儿园等保育设施使用受限，照护责任更多地转移至母亲而非父亲。据调查，在确诊病例较多的地区，父亲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水平，而母亲的相应参与率和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滑。母亲相比暂时休职或处于求职状态，更多地直接转为不参与经济活动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凸显出育儿负担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报告指出，育儿责任仍是制约女性持续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在系统性地缓解母亲过度集中的照护负担的同时，着力构建能够实质性扩大父亲育儿参与度的政策与社会基础。

15日，韩国银行（央行）行长李昌镛在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维持基准利率2.5%不变，他表示汇率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但央行不会以调整利率的方式直接干预。 李昌镛表示，尽管去年底韩元汇率一度回落40韩元以上，但今年以来再次升至1美元兑1400美元中后段水平，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年初以来汇率升幅中的四分之三源于美元走强、日元走弱及地缘政治风险，其余约四分之一来自韩国自身的资金供需因素。国民年金（养老金）持续进行外汇对冲，海外投资资金回流，大企业也将部分海外持有外汇汇回国内。但同时，个人投资者在汇率回落时集中买入美元、持续向海外投资，令外汇需求居高不下。 除汇市风险外，物价走高也成为央行决定冻息的考量因素。去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3%，继9月（2.1%）、10月（2.4%）、11月（2.4%）之后，连续第四个月保持2%以上的涨幅。其中，成品油价格上涨6.1%、进口牛肉上涨8%，涨幅尤为明显，被解读为低汇率影响逐步显现。 李昌镛否定应通过加息来降低汇率的意见，他表示若依靠利率抑制汇率，需上调2至3个百分点，这将给大量家庭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央行的利率政策关注的是汇率对通胀的影响，而非汇率本身。 针对高汇率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担忧，李昌镛表示，韩国目前是对外净债权国，外汇储备充足，与过去因外债负担引发危机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他同时反驳“经济崩溃、汇率持续暴涨”的说法，称这是过度悲观的判断。 在经济前景方面，李昌镛对韩国半导体产业持乐观看法，称无论谁将成为人工智能（AI）领域的赢家，未来至少一年内韩国半导体产业前景仍向好。 李昌镛还否认货币过度宽松导致汇率上升的说法，指出央行近年一直致力于抑制家庭负债，广义货币（M2）增速已明显放缓，央行滥发货币推高汇率的说法并不属实。 当天货币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通过冻结利率，央行去年2月和5月两度降息，延续宽松基调。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先后于7月、8月、10月、11月和今年1月连续五次冻结基准利率。 此外，政府稳楼市政策、银行对居民贷款实施总量管控的作用下，首都圈地区房价上涨势头及贷款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在当前阶段央行仍有必要将基准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并继续观察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13日深夜，因涉嫌带头发动内乱而被起诉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终审中，被独立检察组（独检组）要求法院判处死刑。独检组还要求法院判处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无期徒刑、判处前国军情报司令卢相元（音）有期徒刑30年。韩国检方以发起内乱嫌疑要求法院对前总统判处死刑为1996年全斗焕之后的首次。 在最终辩论环节，独检组检察官助理朴亿洙将“12·3”紧急戒严定义为“由反国家势力实施的严重破坏宪法秩序事件”，在韩国宪政史上难寻先例，强调必须严惩主导者尹锡悦及核心共犯。独检组认定，在不存在战争、事变或等同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尹锡悦仍强行宣布戒严，并调动戒严部队及警察封锁最高立法机构国会、试图阻挠解除戒严的表决程序，甚至计划抓捕国会议长、执政党及主要在野党领袖及选举管理机构人员。这些行为被检方定性为“以扰乱国家宪法秩序为目的的暴动”，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内乱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检方在结案陈词中反复强调这起事件对“严重破坏宪法秩序”。独检组指出，此次戒严并非短暂的行政失误，而是由总统本人主导、心腹幕僚和军警高层协同推进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系统性行为，目标直指立法权、司法权以及选举制度，危害国家根基。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检方认为已不存在任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 然而，案件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法律层面。尹锡悦本人及其辩护团队在庭审中构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他将戒严描述为“对国民的告知与呼吁”，强调这是总统基于宪法赋予的国家紧急权力，为应对政治僵局、国政瘫痪而采取的“警告型戒严”。在长达90分钟的最后陈述中，尹锡悦反复否认存在暴动、否认故意发起内乱，甚至将独检调查形容为“政治清算”“狂乱的猎巫行动”，称在自己过去26年间的调查和审判经历中，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调查。 尹锡悦的辩护团队则进行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辩护，他们将尹锡悦比作伽利略、布鲁诺等国外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是，因坚持真理被定罪甚至被迫害至死。 尹锡悦与独检组的对立叙事恰恰揭示了案件的核心矛盾：总统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民主宪政体制下，紧急权力是否可以被解释为高度主观、几乎不受即时制衡的“总统专属判断”？检方显然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即便宪法赋予总统戒严权，这一权力也必须受到严格的实体与程序限制，一旦被用于破坏宪法本身，即为犯罪行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尹锡悦结案庭审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大法庭正是30年前，检方对因同一嫌疑被起诉的前总统全斗焕提出死刑量刑建议的法庭。全斗焕当年虽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但却在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且在服刑不久后获得特赦。因此尹锡悦最终被判处死刑并实际执行的可能性极低。 外媒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路透社、BBC、美联社等普遍认为，韩国自1997年后再也未执行死刑，近年来法院连宣判死刑也十分罕见，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以无期徒刑作为最高惩罚。相比最终量刑结果，此次死刑求刑更具象征意义：它传递的是司法系统对任何形式军事干预政治、破坏宪政秩序的“零容忍”态度。 尹锡悦内乱案的特殊性在于，他并非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出身的威权统治者，而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所谓“明星检察官”出身总统。正是这种“民主合法性”背景，使得其戒严行为在社会心理层面更具冲击性，它挑战了一个核心共识，在民主制度下，是否仍可能出现以“合法权力”之名破坏民主本身的行为？ 从政治角度看，被要求判处死刑更像是一种“制度宣示”。它向未来的执政者传递明确信号：即便身处总统之位，一旦被认定为破坏宪政秩序，也可能面临最严厉的刑事追责。这种宣示意义，甚至可能比最终判决结果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预见的是，下月19日的一审宣判结果无论是死刑、无期徒刑，亦或是更轻的刑罚，都将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宣判结果不仅是对前总统的法律裁决，更是对未来执政者的警示，这起案件将长期影响韩国最高统治者——总统的权利行使边界、司法在政治风暴中的角色定位，以及韩国社会对“非常权力”的集体记忆。

近来，老龄化不再是单纯人口问题，而是拉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一项研究显示，若不存在老龄化问题，过去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当前水平。 据学界14日消息，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研究委员宋京浩（音）于去年6月发布题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龄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与延长退休》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低出生率与高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变化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及人均劳动时间等评估各因素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当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时，人均GRDP将减少约14%。同时，假设60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即不存在老龄化现象，1990至2020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达约6.47%，较实际年均增长率高出1.75个百分点。 此外，若未出现老龄化现象，2020年的人均GRDP有望比目前水平高出约64%至71%。 展望未来，形势更为严峻。数据显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28.2%，预计在2050年达到52.8%。在潜在增长率维持在3%的前提下，考虑到老龄化因素，2020至205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21%。 分因素来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中，约90%源于劳动生产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劳动生产率走低，高龄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却呈上升趋势。报告推测，这可能与公共部门主导的老年就业项目有关。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报告指出，应对老龄化所采取的延长退休年龄政策，不应仅停留在单纯延长工作年限层面，而应转向以生产率和岗位适配性为基础的弹性用工政策。换句话说，政策重点在于提升整体生产效率。 报告还强调，有必要同步推进高龄劳动者的岗位转换与工作内容重设，并扩大面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及新技术教育项目，强化产业内部配置激励机制。

受韩国低生育率影响，今年小学入学新生人数预计将跌破30万人。 韩国教育部基于韩国教育开发院教育基础统计、国家数据处人口预测以及行政安全部居民登记人口统计数据综合测算，并于13日公布的《2025年中小学在校生人数报告》显示，今年全国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预计为29.8178万人。 此前，教育部在去年1月的预测中表示，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将于2027年降至30万人以下。然而，在对居民登记人口、入学率等多重变量重新评估后，该时间点被提前至今年。 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的变化，反映出学龄人口的快速萎缩。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统计，受低生育率等因素影响，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71.35万人下降至2000年的69.9032万人，首次跌破70万。此后，该数值在2008年为53.4816万人，2009年骤降至46.8233万人，在40万区间徘徊一段时间后，近年降幅明显加快，2023年为40.1752万人，2024年降至35.3713万人，去年进一步减少至32.404万人。与2023年相比，今年的预测值在仅三年内减少约25.8%，减少人数达10.3574万人。 教育部指出，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预计将持续下降，2027年将降至27.7674万人，2028年为26.2309万人，2029年为24.7591万人，2030年为23.2268万人，2031年预计仅为22.0481万人。2031年的预测规模同比将减少约32%。 从整体来看，全国中小学在校生总数预计将从去年的501.531万人降至今年的483.689万人，正式跌破500万大关。此后将继续下降，预计2027年为466.1385万人，2028年为448.8023万人，2029年为428.0164万人，2030年为405.6402万人，2031年将进一步降至381.1087万人，或跌破400万人。 学龄人口的急剧减少成为韩国教育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受学生人数不足影响，各地中小学相继出现关停现象，非首都圈地区部分大学在招生方面也面临困难。此外，围绕教育部推进的教师编制缩减计划，教师团体提出反对，称其“无异于放弃公立教育”，相关矛盾与冲突持续存在。教育界相关人士表示，低生育率导致的学龄人口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教育界在尽量降低冲击的同时，也应努力减少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与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