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英伟达首席执行官（CEO）黄仁勋访韩期间品尝韩国炸鸡引发关注，韩国炸鸡再次成为社交媒体（SNS）与餐饮行业的热门话题。 韩国国家统计处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全国炸鸡专营店数量为3.9789万家，同比减少4%。炸鸡专营店数量自2020年达到4.2743万家的峰值后，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三年间减少近3000家。 数据显示，炸鸡行业从业者数量为8.4614万人，较两年前减少约2000人。包括炸鸡专营店在内的韩国餐饮及酒吧业整体店铺数量，也从2020年的80.4173万家降至2023年的79.3586万家。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冠疫情后餐饮业尚未完全复苏，整体闭店率偏高，导致餐饮业和炸鸡行业的门店数量持续减少。 然而，炸鸡连锁加盟店数量却持续增长。2023年炸鸡连锁加盟店数量达2.9805万家，较2018年的2.5万家增加近5000家，占全国炸鸡店总数的约75%，成为餐饮行业中连锁化率最高的业态。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国内登记的炸鸡品牌共有647个，较2020年增加170个。韩国加盟连锁协会指出，疫情期间外卖平台使用普及，带动炸鸡连锁品牌迅速增长，形成了市场多元化格局。 尽管品牌数量增加，但多数仍属小规模经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加盟店不足10家的品牌有410个，占比约63%；拥有100家以上门店的品牌仅55个，占比8.5%。截至2023年，加盟店超过2000家的仅有两家——BHC（2291家）与BBQ（2238家），其后依次为校村炸鸡（1377家）、妻家鸡（1233家）和Goobne炸鸡（1118家）。

据比亚迪韩国日前消息，本月8日至9日在首尔江南区国际会展中心（COEX）举行的全球室内健身赛事“HYROX首尔2025”上，比亚迪正式成为官方汽车合作伙伴。通过此次合作，比亚迪将把电动车品牌的核心价值——性能、可持续性与能源理念，与健身运动所倡导的体能、挑战与精神力量相结合，为年轻消费者带来全新的“运动+电动出行”体验。 比亚迪将在展区展示两辆“ATTO 3”（元PLUS）电动车，其中一辆将用于现场体验“Pull-Car Event”项目，参赛者需以人力拉动车辆完成挑战，另一辆将使用V2L外放电功能，为人体成分分析体验提供电力支持。 比亚迪还为现场观众准备了多种互动奖励，参与“Pull-Car Event”的选手可获运动水杯，现场登记的观众可获运动毛巾，参与SNS活动者则可获得环保可重复使用购物袋。 此外，比亚迪韩国还将于本月22日至23日期间举办特别促销活动。HYROX首尔2025参赛者前往首都圈内13家主要展厅并打卡认证，即可领取额外礼品。 HYROX是一项结合跑步与功能性训练的全球室内健身赛事，赛事形式包括1公里跑与波比远跳、农夫行走、负重弓步等8项功能训练，参赛者可选择单人赛、双人赛或四人接力赛。自2017年在德国首度举办以来，HYROX迅速成长为全球知名的健身赛事。今年的首尔赛事报名人数超过6000人，较去年增长50%，创下历史新高。

一项调查显示，上月韩国首都圈（首尔·京畿·仁川）地区，外国人购买房产（公寓、联排及多户住宅、办公型公寓等）的数量创2年8个月以来的最低纪录。 据韩国法院登记信息广场于3日发布的数据，今年10月在首都圈完成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外国人数量为560人，创自2023年2月（427人）以来的最低水平。 进入今年以来，首都圈范围内外国人购房数量从1月的606人增至8月的1051人，连续七个月保持增长。针对这一现象，韩国政府自8月26日起将首尔全境以及京畿道、仁川市的主要区域指定为外国人土地交易许可区，并规定外国人如非出于实际居住目的，不得购买住房。 自韩国政府发布6·27贷款管控措施后，将首都圈住房抵押贷款上限设定为6亿韩元，本地购房需求因监管加强而显著下降。然而，由于外国人不受该限制影响，持续购房行为引发社会争议。为此，政府进一步将外国人土地交易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住宅类不动产，包括公寓、独栋住宅、联排及多户住宅等，但办公型公寓因归类为“非住宅用途”而不在此列。 根据该制度，外籍购房者必须事先获得地方自治团体批准，并在取得许可后的四个月内入住所购住宅，同时须履行购房后连续两年实际居住的义务，意味着以投资为目的的购房行为已被明确禁止。此外，对于外国人在韩国出售房产所获资本利得，如涉及需由海外税务机构追缴税款的情况，韩国国税厅将进行信息通报并转交相关海外税务机构。政府也同步加强了对涉及外国人的住房交易的常态化监督与专项调查。受上述政策影响，首都圈外国人房产交易人数从8月的1051人下降至9月的976人，上月进一步降至560人，连续两个月呈回落态势。 具体来看，10月外国人在首尔的购房人数从9月的174人减少至133人，京畿道从540人降至288人，仁川市则由262人降至139人。建国大学房地产研究生院教授朴合洙（音）指出，首都圈实施的外国人土地交易许可制度效果已逐步显现。于对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国人购置房地产，是维护韩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必要举措。 从国籍分布来看，上月于首都圈购房的外国人中，中国籍购房者人数最多，为438人，其次为美国籍133人，加拿大籍33人。

据《News1》24日消息，访韩外籍游客数量已恢复至五年前的94%，全国客房数量增幅却仅为7%。因此，主要旅游胜地已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 韩国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去年访韩外籍游客达1637万人次，同比增长48.4%，恢复至新冠疫情前2019年（1750万人次）的94%，今年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 韩国政府宣布将在2030年迈入“年3000万游客时代”，但住宿供给却明显滞后。文化体育观光部数据显示，全国登记的旅游住宿从2019年的2454家（20.6万间客房）仅增至去年的2731家（22万间客房）。具体来看，首尔客房数量较五年前仅增加约1700间（2.9%），济州增加约2000间（6%），釜山则仅增长9.5%。以当前外籍游客的回升速度来看，住宿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更严重的问题是地区间的不平衡现象。江原道（–3.7%）、仁川（–3.9%）、庆北（–3.3%）、全北（–5.8%）等主要内陆旅游区的客房数反而出现下降趋势。 实际上，政府早已意识到扩充住宿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共享住宿制度的讨论可追溯至2014年，当时政府推出“外国人旅游城市民宿业”制度，但过去十年，韩国人仍无法合法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共享住宿市场已形成合法与非法并存的畸形结构。登记在册的外国人旅游城市民宿业仅约1.7万处，而未登记、无法监管的非法住宿数量估计远超这一规模。这些“黑民宿”多通过共享住宿平台运营，政府无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 根据现行制度，申请外民宿须获得同一建筑内住户的书面同意，且经营者必须登记为该地址的实际居住者。然而，在多为多户住宅的都市地区，居民普遍反对。 此外，要求房东与外国客人同住、以便传递韩国文化的法律前提也被批评与现实脱节。业内人士表示，多数外籍游客反而不希望与房东同住。 韩国目前实施的登记义务、实际居住和居民同意三重限制，是全球最严格的共享住宿监管体系之一。正因如此，制度准入门槛极高，合法住宿点仅维持在约1.7万处，而未登记民宿却占据市场主导地位，造成结构性扭曲。 专家指出，共享住宿制度化不应仅被视为“放宽监管”的问题，而应作为迎接“3000万游客时代”的住宿基础设施重构起点，从根本上重塑韩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增长结构。

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正在以党论推进一项所谓“禁止中国人三大购物法”，声称中国人利用韩国医保、选举权及房地产交易制度的漏洞，导致韩国人遭受“逆向歧视”。然而，本报对国民力量党所指的“逆向歧视”逐一进行了求证，结果发现多数主张与政府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或现行制度相去甚远，实为通过煽动反华情绪换取政治利益的做法。 ▲中国人“白嫖”韩国医保？ 有关中国人“白嫖”医保的争议在韩国时常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在提出的《国民健康保险法修正案》说明中称，以2023年数据为准，中国人在韩缴纳健康保险总额8103亿韩元，使用保险支出为8743亿韩元，出现约640亿韩元的赤字。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保健福祉部长官郑银敬日前在出席国政监查时亲自辟谣，根据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的统计，去年中国人在韩缴纳医保盈余为55亿韩元。虽然2023年前确有赤字，但自去年4月《健康保险法》修订实施后，身份验证与被抚养人资格审查标准加强，财政状况大幅趋稳。且2023年的统计存在误差，中国人医保收支当年赤字实际为27亿韩元，远低于公开的640亿韩元。 从总体上来看，外国人健康保险收支自2016年后连续8年保持盈余，截至2024年总体盈余为9439亿韩元。 ▲外籍居民投票干涉韩国内政？ 另一争论焦点是外籍居民的投票权，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恩慧在国政监查会议上表示，哪怕是外国国籍，只要取得韩国永久居住权3年以上，即使不在韩国居住也可以进行投票。但根据《出入境管理法》规定，持有永居权的外国人若在两年重新入境期间未回国，外国人登记信息将被注销，因此长居海外者无法进行投票，且地方选举本不适用海外投票制度。 根据檀国大学202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拥有地方选举投票权的外籍居民中，83%为结婚移民者或旅韩同胞，即所谓的与韩国“特殊关系人”，包括持有F4签证、F5永居权，以及结婚移民，上述人员与韩国公民有家庭或血缘关系，或通过法务部规定的资格审查与居住年限，具有长期定居意愿，享受准国民待遇。 ▲“包租婆”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根据金恩慧的说法，中国人是在韩外国人中持有土地和住宅最多的群体，是房地产投机的最大玩家，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根据国土交通部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外国人住宅持有规模确实以中国人居首，但若按照土地面积计算，美国人占比52.5%以绝对优势居首，中国人仅占7.9%。 93.4%的外国人仅拥有一处不动产，拥有三处以上者仅占比1.3%，且江南三区等地的豪宅购房者中，美国和加拿大国籍占比更高。 金恩慧还声称，中国人不受韩国贷款规定限制，靠投机倒把成为“包租婆”，从韩国人手中收房租。这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说法，外国人在韩国境内申请购房贷款时，与本国人一样适用LTV、DSR、DTI等金融监管标准。 还有说法称中国人可在本国银行贷款避规，但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中国人每年境外汇款上限为5万美元，几乎不可能获得境外购房贷款。 ▲对华免签将导致间谍及犯罪激增？ 国民力量党议员朱晋佑主张，韩国政府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入境无疑是为间谍发放活动通行证。 上月29日起至明年6月30日，韩国政府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临时性入境免签政策，但政府同时强调，这一免签制度实行严格的事前审查与管控。免签政策仅适用于经法务部批准的韩国旅行社组织的中国团队游客，在入境韩国前须完成电子入境申报与高风险群体筛查等流程。 同时，旅行社必须在出发前24小时通过法务部HiKorea网站登记团队名单、住宿、护照信息等。法务部会据此自动筛查高风险与潜在非法滞留者，若被归类为风险群体将直接被拒绝入境。 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国民力量党主导的这一法案表示出担忧，国民力量党试图以煽动反华情绪换取政治利益的做法，不仅会严重损害韩国的国际声誉，还可能加剧其国内种族歧视问题，加之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当前两国双边关系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此类法案最终或将百害无一利影响韩国自身利益。

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与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在历经十年婚姻纠葛后，正式确定离婚。目前财产分割问题尚待法院最终判决，但这段1988年结婚并维持37年婚姻的夫妻关系，最终画上句号。 随着两人离婚尘埃落定，韩国财界的目光也随之转向崔泰源的事实婚姻对象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崔泰源在法律上已经可以重新办理婚姻登记，因此外界预测两人之间的关系与角色也可能出现变化。 据韩国财界20日消息，大法院（最高法院）本月16日就崔泰源与卢素英的离婚诉讼上诉案作出判决，除卢素英提出的财产分割请求部分外，其余部分维持原判并予以确定。 两人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十年前。2015年12月，崔泰源公开承认与正在同居的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之间育有一名婚外子，并表示与卢素英的婚姻已经破裂，希望离婚。 对此，卢素英回应称要坚定守护家庭，拒绝协议离婚。2017年7月，崔泰源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法律攻防由此展开。2019年12月，卢素英反诉，要求分割包括SK集团股票在内的财产。 诉讼过程中，金熙英在长达十年期间一直被世人称为“同居人”。由于崔泰源与卢素英的法律婚姻关系尚未解除，她的社会地位与活动范围难免受到限制。 两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被拍到同框，还是在2023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场晚宴上。随后，金熙英在去年7月，即离婚案二审宣判后不久，辞去T&C基金会理事长职务。 韩国财界普遍认为，金熙英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会保持“低调”行事。目前财产分割案件尚在发回重审阶段，加上舆论关注度高，她短期内不会急于以“SK女主人”的身份亮相。 金熙英本月6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欣赏法国艺术家巴尔蒂斯与美国摄影师曼·雷作品的照片后，再未更新任何动态。 崔泰源与金熙英共同创立的T&C基金会，在今年4月把办公室迁入SK集团旗下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大楼，但金熙英目前仅担任非专职理事，并不需要定期到岗。 财界相关人士分析称，即使外界期待总裁配偶承担一定角色，但崔泰源与金熙英也暂时不会立即办理结婚登记或公开同台亮相。他们可能会在权衡时机与顺序后，谨慎推进接下来的安排。

近来，部分遭遇海外诈骗陷阱的韩国年轻人被骗至柬埔寨，成为“债务免除”或“高薪工作”骗局的受害者，这一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青年经济困境的关注。数据显示，韩国20多岁群体不仅贷款逾期率在各年龄段中最高，甚至有不少人被迫转向非法高利贷等“灰色金融”领域，成为所谓的“边缘青年”。 据韩国五大银行（KB国民、新韩、韩亚、友利、NH农协）17日公布的《各年龄段家庭贷款现况》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20多岁借款者的家庭贷款余额达34.56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35.94亿元）。这一规模低于30多岁（195.4933万亿韩元）、40多岁（221.1409万亿韩元）、50多岁（172.2824万亿韩元）及60岁以上（132.1934万亿韩元）群体，但贷款质量最为脆弱。 20多岁群体的平均贷款逾期率（逾期1个月以上）为0.41%，在所有年龄段中位居第一，其后依次为50多岁（0.37%）、40多岁（0.35%）、60岁以上（0.32%）及30多岁（0.23%）。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数值较去年同期（0.39%）上升0.02个百分点。 一家商业银行相关人士指出，生活成本与房租保证金持续上涨，导致年轻人信用贷款和房贷规模扩大，而还款能力却难以同步提升。另据某银行数据，截至今年7月，29岁以下客户的信用贷款逾期率达0.8%，远高于30至60岁群体的0.37%，也高于60岁以上的0.62%。 失业、收入不稳定或信用受限导致越来越多年轻人被迫求助二级金融机构甚至非法高利贷。据韩国庶民金融振兴院去年6月发布的《低信用者问卷调查分析报告》，在1538名信用等级6至10级的低信用者中，20至30多岁受访者中有10%表示有非法金融借贷经验，这一比例较2022年的7.5%和2023年的9.8%持续上升。 国会共同民主党议员李康一从金融监督院获取的《各金融业信用注意者现况》数据显示，截至去年7月底，登记在韩国信用信息院的20多岁信用注意者为6.5887万人，较2021年底（5.258万人）激增25.3%。同期全国信用注意者总数从54.873万人增至59.2567万人，增幅仅约8%，可见20多岁群体的信用风险上升速度远超整体平均水平。 韩国银行（央行）相关人士分析称，2013年至2019年间，30岁以下借款者在家庭贷款中的占比为29.6%；但在2020年至2021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8.3%。该年龄段收入基础薄弱，预计2020年以后发放的贷款中，30岁以下群体的违约率可能出现预期以上的上升。金融委员会表示，扩大青年就业与收入是缓解债务负担的根本对策，政府正在研究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经济与金融教育及理财咨询的方案。

过去十年间，韩国选择结婚但暂不办理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妇显著增加。专家指出，这一现象与住房贷款、购房申请机会等制度带来的不利因素密切相关。 韩国统计厅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郑日永提交的资料显示，过去十年间，举办婚礼后延迟一年以上办理婚姻登记的比例，从2014年的10.9%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9%。也就是说，截至去年，平均每五对新人中就有一对选择推迟一年以上登记结婚。 与此同时，婚外出生比例也创下新高。去年，韩国婚外出生婴儿占全部出生人数的5.8%（13827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与婚姻登记后住房相关福利减少密切相关。结婚象征两个个人与家庭的结合，但在现实中，办理婚姻登记反而可能导致在购房贷款、住房申请及税收方面遭遇不利。 在韩国住宅金融公社的“购房支援贷款”制度下，未婚人士年收入在6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下时，最多可贷款2亿韩元；但如果是新婚夫妇，则夫妻合计年收入须低于8500万韩元才有资格申请贷款。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婚时两人可分别申请，但一旦进行婚姻登记，则仅能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一次。 此外，在不动产取得税方面，如果未婚状态下各自持有一套住房，仅适用1%至3%的普通税率；婚姻登记后则成为“一户两房”，如果住房位于调控地区，则适用高达8%的重税税率。也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看，“法律上的婚姻”可能在置业方面成为不利条件。 郑日永议员表示：“婚姻登记延迟与收入两极化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年轻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他同时指出：“为了让结婚不再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自愿的选择，企划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该重新设计住房、税制及金融制度。”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韩外籍儿童接受国家婴幼儿健康检查比例不足五成。同时，韩国籍儿童的受检率也仅达到约60%，引发社会对加强婴幼儿健康检查管理体系的呼声。 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国民力量党议员徐明玉于29日从保健福祉部和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获取的资料显示，截至上月，符合国家婴幼儿健康检查条件的外籍婴幼儿共计3.9520万人，其中实际接受检查的仅为1.5859万人，整体受检率为40.1%。 从国籍分布来看，在韩中国籍婴幼儿数量居首，达1.5163万人；其次分别为乌兹别克斯坦籍（5377人）及越南籍（3087人）。在受检率方面，中国籍儿童以59%的比例最高，日本籍（37.3%）与蒙古籍（37%）紧随其后，而乌兹别克斯坦籍（27%）和越南籍（29.1%）的受检率相对偏低。在纳入统计的前14个国家中，泰国籍婴幼儿的受检率最低，仅为23.9%。 数据显示，韩国籍婴幼儿的健康检查覆盖率亦不理想，未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二。截至上月，韩国籍婴幼儿中应接受健康检查的对象为180.1739万人，实际完成检查的仅为109.1979万人，整体受检率为60.6%。在韩国籍儿童受检率本就不高的背景下，外籍儿童的受检比例更显偏低。 此外，为防止因出生登记遗漏导致婴儿遭遗弃或成为“幽灵儿童”，韩国自去年开始实施医疗机构出生自动通报制度。然而，由于该制度未涵盖外籍及无国籍儿童，这些婴幼儿仍处于未登记状态，既未被纳入官方统计，也无法获得健康检查引导与后续跟踪服务。 对此，徐明玉强调：“婴幼儿早期健康状况事关生命安危，然而目前有近半数外籍儿童未能接受健康检查，‘幽灵儿童’亦被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政府亟需构建覆盖外籍及未登记儿童的普惠型婴幼儿健康检查管理体系。”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韩国近期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均呈增长趋势。今年7月，新生儿与结婚登记数量分别创近4年及近9年来的最高水平。然而，首都圈与非首都圈之间的区域差距仍然显著。 韩国统计厅于24日发布的《7月人口动向》数据显示，7月新生儿数量为2.1803万人，同比增加1223人（5.9%）。以7月为基准，创自2021年（2.2364万人）以来的最高值，但若以1981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数据为基准，仍处于历史第四低的水平。 据统计，今年1至7月累计新生儿数量为14.7804万人，同比增加7.2%。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出现正增长，同时创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自去年7月起，韩国新生儿数量已连续13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结婚登记数量亦呈回升态势。7月全国结婚登记数量为2.0394万件，同比增加1583件（8.4%），为2016年7月（2.1154万件）以来的最高水平。自去年4月起，结婚登记数量已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统计厅分析指出，结婚与出生人口的增长受到婚姻总量回升、政府多项生育育儿支持政策以及30多岁女性人口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 然而，从地区分布来看，新生儿数量的增长存在明显不均衡。首都圈的新生儿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2%）。其中，首尔市增长9.7%，仁川市增长11.9%，京畿道增长7.8%，均超过全国均值。相比之下，多数非首都圈地区未能达到全国平均增幅。蔚山、光州、全南等地的增长率介于5%至6%之间，全北、忠南、庆南及大田等地则低于5%。世宗、庆北、济州的增幅维持在1%至2%之间，而江原道更是出现0.5%的负增长。 在非首都圈地区中，仅大邱（9.8%）、忠北（9.7%）和釜山（7.7%）等少数地区的新生儿增幅接近首都圈水平。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各地区年轻人口规模的不同以及地方生育支持政策的差异。数据显示，截至去年，韩国20至39岁人口共计1325万人，其中超过半数的55%（729万人）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因此，婚姻与生育呈向首都圈集中的结构性特征。 专家指出，当前数据尚不足以认定低出生率趋势已发生根本性扭转，此次增长更可能是经济回暖、适婚年龄人口增加以及政策推动共同作用下的短期反弹。尽管如此，在经历了长期下降之后，韩国出生人口与结婚登记数量时隔10年首次出现回升，显示出相关政策已初步显现效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