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数据显示，去年进入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合称“SKY”）的新生中，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来自首尔。 根据韩国大学信息网23日公布的数据，2025学年度，SKY三校共录取新生1.3475万人，其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4337人，占比32.2%。相比之下，全国四年制大学新生中来自首尔的比例仅为16%，SKY三校的这一比例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从各校来看，首尔大学新生中来自首尔的比例最高，为36.6%，在3775名新生中有1381人来自首尔。延世大学4525名新生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1358人，占比30%；高丽大学5175名新生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1598人，占比30.9%。 三校中，来自首尔的新生比例较前一年均有所上升。尤其是高丽大学，从2024学年度的29.1%升至2025学年度的30.88%，首次突破30%，同比上升1.78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邑面地区的新生比例明显偏低。三校共有中小城市出身学生5817人，占比31.9%；乡村邑面地区学生占比11.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4和2个百分点。 在三校中，延世大学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邑面地区的新生比例最低，中小城市占31.1%，乡村邑面地区占10.4%；首尔大学分别为32.0%和12.1%，高丽大学为32.4%和11.5%。 从毕业高中类型来看，SKY三校新生构成与全国整体情况差异明显。全国四年制大学新生中，73.4%毕业于普通高中，而SKY三校中这一比例仅为58.3%。 在SKY三校的新生中，非普通高中毕业的新生里，自主型私立高中比例最高，为12.1%；其次是外国语高中与国际高中，占10.1%；科学高中占2.2%，英才学校占0.7%。

本月22日起，韩国正式施行《人工智能发展与信任基础构建基本法》（以下简称《AI基本法》），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全面实施AI监管法律的国家。尽管欧盟在立法层面更早推出《人工智能法案》，但由于选择分阶段实施，全面生效时间被不断推迟，这使得韩国在落地执行层面抢得先机。 欧盟原计划自2024年8月起对“高风险AI”实施核心监管条款，但欧盟委员会在去年底发布包含监管放宽内容的“数字简化方案”后，外界普遍预计相关条款可能延至2027年底才正式适用。在全球各国将AI视为战略性核心资产、竞相加大财政与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韩国此时率先全面实施AI监管法，引发了产业界的广泛争议。 持反对意见者多数认为，过早、过严的监管可能削弱本土AI产业竞争力，支持者则指出，AI技术发展迅猛，而伦理规范与风险治理体系长期滞后，韩国若能全面落实AI基本法，将有机会成为“包容性AI治理”的示范国家。 ▲引入“高影响AI”概念 强调安全与可解释性 根据AI基本法，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需每三年制定一次《AI基本计划》，以系统性提升国家AI竞争力。法律还强化了国家人工智能委员会的治理效能，并将AI安全研究机构的设立正式写入法律条文，用于评估和研究AI潜在风险。 政府强调，立法宗旨并非重罚企业，而是通过最低限度监管和更高的政策可预期性，通过AI基本法来振兴产业。然而，鉴于深度伪造内容泛滥、虚假信息操纵舆论，以及AI可能侵蚀生命权与基本权利等风险，法律引入了“高影响AI”概念。 所谓“高影响AI”，是指在医疗、能源、招聘、信贷审核等与国民生命或权利息息相关的领域中使用的AI系统。这类AI将被要求建立人工监督机制，并主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同时需具备一定程度的“可解释性”，即能够说明AI决策所依据的推理过程。 在自动驾驶领域，目前仍需人类驾驶员介入的L3级自动驾驶不被认定为高影响AI，但完全由系统自主行驶的L4级及以上则被纳入严格监管范围。 ▲生成式AI须标识来源 海外巨头须设立本地代理 针对生成式AI，法律规定必须通过可见或不可见水印等方式，明确标识内容为AI生成。法律义务主体主要包括AI模型开发商和AI解决方案或服务提供商，而仅使用AI生成内容的企业或普通用户不在直接监管范围内。 对于海外科技巨头，若满足以下任一条件：上一年度全球营收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4亿元）、韩国AI服务营收超过100亿韩元、韩国日均用户数超过100万人，则必须在韩国设立本地代理。目前，Open AI和谷歌符合相关条件。 违反AI基本法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3000万韩元罚款。不过，政府明确表示，将设置至少一年的“指导与整改期”（过渡期），以减轻法律对相关产业的冲击。 ▲初创企业压力突出 政府强调“AI指南针”定位 对AI基本法实施最为担忧的是AI模型和服务开发领域的初创企业。相较大型科技公司可借助律师事务所或内部法务团队应对合规要求，资金和人力有限的初创企业普遍感到力不从心。 初创企业联盟去年底对101家本土AI初创公司的调查显示，98%的企业表示尚未建立实质性的AI基本法应对体系。尽管政府表示将谨慎行使调查权，并在过渡期内不急于处罚，但“调查权本身”仍可能对挫伤产业创新热情。 有初创企业人士呼吁，有必要效仿《重大灾害处罚法》对小规模企业设置额外宽限期的做法，对AI初创企业给予更多制度性照顾。对此，科技信息通信部回应称，AI基本法的目标不是“惩罚”，而是为行业提供清晰的合规“路线图”，从长期看有助于产业稳定发展。 ▲透明性与数据安全仍待强化 随着AI在国防、医疗等高敏感领域的应用日益频繁，学界与业界呼吁进一步强化“黑箱式”AI模型的透明度要求。尤其在开源模型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如何防范国内数据外流及新型网络安全威胁，被认为在现行法律中体现不足。 有观点认为，若AI基本法过度偏向监管，应通过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网络法》等现行法律的衔接，构建更灵活的治理体系，以防范利用AI工具实施的新型权利侵害行为。 总体而言，AI基本法的实施既是韩国AI治理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对政策平衡能力的重大考验。AI基本法成效如何，不仅将影响本国产业走向，也可能为全球AI监管提供重要参考。

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与创业振兴院于20日共同发布的《2023年初创企业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韩国初创企业数量达490.2万家，同比增长1.5%。初创企业数量自2021年的454.9万家增至2022年的483万家，2023年首次突破490万家大关。初创企业是指成立未满7年的企业。 截至2023年，初创企业数量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829.9万家）的59.1%。其中，从事技术基础产业的初创企业共计97.9万家，占全体的20%。从行业分布来看，信息通信业（15.9万家，12.5%）、科学与技术服务业（22.2万家，6%）、教育服务业（19.89万家，3.2%）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初创企业数量增长显著。 同时，电力、燃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14.9万家，16.3%）、批发与零售业（141.2万家，4.7%）、农林牧渔业（6.7万家，4.7%）等行业的初创企业数量也均实现稳步增长。 在创业者年龄结构方面，20至39岁的青年创业者成立的企业共计135.2万家，同比增长2.2%，增幅高于初创企业整体水平（1.5%）。初创企业从业人员达833万人，占中小企业从业人员总量（1911.8万人）的43.6%，平均每家企业雇佣1.7人，同比减少2.2%。从事技术基础产业的初创企业从业人员为249.9万人，占全体的30%，平均每家企业员工数为2.6人。 初创企业的总销售额为1134.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万亿元），占中小企业总销售额（3301.3万亿韩元）的34.4%，同比下降4.3%。其中，技术基础产业销售额为320万亿韩元，占28.2%，平均每家企业为3.3亿韩元。 关于创业动机，83.2%的创业者表示主要基于过往职场经验进行创业。曾经历创业失败后再次创业的企业占29%，平均再创业次数为2.2次。在创业准备过程中，资金筹措困难被视为最主要的障碍因素（53.7%），其次分别为对创业失败的担忧（45.9%）以及创业相关知识、能力与经验不足（36.7%）。 此外，64.8%的创业者表示，追求更高经济收入是他们选择创业的重要动因。创业所需启动资金平均为2.06亿韩元，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为主（95.2%），同时也利用银行及非银行机构贷款（28.3%）和个人借款（8.8%）等途径。从经营绩效来看，初创企业平均营业利润率为5.7%，净利润率为4.2%，金融费用占比为2.3%，曾开展海外业务拓展的初创企业占整体比例的2.7%。 中小风险企业部创业政策官赵京元（音）指出，2023年随着新冠疫情趋稳、社会生活逐步回归常态，创业活动规模有所扩大。然而，受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影响，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依然严峻。为此，政府将在今年协同相关部门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创业扶持预算，总额达3.5万亿韩元，并通过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有机结合，助力创业企业实现从复苏到实质性增长的关键跨越。

与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大型企业合作开设的大学“企业合同制专业”，报考人数同比大幅增长，增幅接近40%。 据钟路学院18日消息，在2026学年度大学定期招生中，与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7家大型企业合作设立的16个合同制专业共吸引2478名考生报考，较上一年度的1787人增加38.7%。 随着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的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其竞争也日益激烈。相关专业的定期招生计划人数从2022学年度的78人，增至2023学年度的140人、2024学年度的178人、2025学年度的183人，至2026学年度进一步增至194人。 从具体专业来看，与三星电子合作的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DGIST）半导体工程系竞争最为激烈，报考竞争率高达89比1；同样与三星电子合作的蔚山科学技术院（UNIST）半导体工程系以59.2比1位居其后。 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的火爆，与医学院、牙医学院、韩医学院等传统医药类专业的“降温”形成鲜明对比。钟路学院此前于本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学年度全国109所大学医药学类专业定期招生报考人数为18297人，较前一年减少24.7%。 钟路学院院长林成浩（音）表示：“随着高校持续推动设立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这类专业正逐渐在自然科学顶尖考生中形成一个独立且特殊的报考领域。未来，随着企业经营表现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理工科高分段学生的关注度可能还会进一步集中于这些专业。”

受房价和居住成本升高，越来越多首尔人口迁往京畿道居住，首都圈人口版图加速重组。由于优质就业岗位仍高度集中于首尔，尤其是江南三区，导致“住在京畿，上班在首尔”的跨区域通勤成为常态，通勤时间持续拉长。 国家数据处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京畿道人口达1372万人，较十年前增加约120万人，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多的地区。同期首尔人口则从1002万人降至930万人，减少70多万人。人口向京畿道外溢，但就业岗位空间布局并未同步调整，结构性矛盾随之加剧。 通勤量变化最为显著。据最新公开的国家交通调查，京畿道日均上班通勤量达623万次，较2010年增长55.4%。相比之下，首尔同期通勤量增幅仅为10%左右。其中，从京畿道流向首尔的通勤量日均116万次，占京畿道全部通勤量的近五分之一，首都圈通勤呈明显向首尔集中的态势。 通勤时间同样不断延长。最新数据显示，京畿道居民前往首尔上班的平均通勤时间近70分钟。前往江南主要商务区平均需90分钟，江北和汝矣岛等核心办公区也普遍接近或超过1个半小时，多数京畿道城市实现1小时内通勤仍较为困难。 从年龄结构看，前往首尔通勤的比例以30多岁（25.2%）和20多岁（23.7%）人群最高，显示出青年和中年群体承担了更高的跨区域通勤成本。与首尔接壤的果川、光明、河南、九里等城市，首尔通勤比例超过40%，通勤时间相对控制在1小时以内。 通勤交通方式方面，京畿道人群仍高度依赖轿车。调查显示，54.1%的受访者选择驾车上班，公共交通利用率为31.4%，其中公交为18.3%，地铁和铁路为13.1%。在京畿道至京畿道通勤中，由于公共交通网络相对薄弱，轿车依赖程度更高；而京畿至首尔区间，轨道交通和干线公交承担了部分通勤需求。 由于就业岗位高度集中于首尔核心区域，跨区域通勤问题愈发严峻。首尔市统计显示，2024年首尔全市21.4%的企业和29.4%的从业人员集中在江南三区。意味着在首尔工作的上班族中，约三分之一任职于江南三区。在1000人以上大型企业及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等高附加值行业中，江南三区的集中度更为突出。就业机会、教育资源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叠加效应，使江南集聚现象持续强化。在首尔整体人口减少的背景下，江南区人口仍保持增长态势，而部分江北地区则面临就业不足与人口外流的压力。 为缓解通勤负担，韩国政府和地方政府推进GTX线路开通、广域公交扩充及交通费用补贴政策。然而，在人口逐步进入下降通道的态势下，大规模新建广域铁路项目面临可行性审查难度上升的问题。预计京畿道通勤量将在2035年前后达到峰值后回落，首尔通勤量也将步入下降通道。 专家指出，单纯依靠交通基础设施扩张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提升京畿道内部的就业自给能力、推动企业和优质岗位合理分散、构建“职住接近”的生活圈结构，才能从根本上缓解首都圈通勤压力。“希望多睡一小时再上班”的呼声，并非个人抱怨，而是首都圈结构性问题的真实写照。京畿通勤族的通勤之路能否缩短，关键不在交通，而在就业布局。

韩国就业人数已连续两年仅增加十余万人，就业增长动能明显放缓。建筑业和制造业岗位持续减少，30多岁“休息”人口规模创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但在高龄群体就业扩大的带动下，整体就业率仍刷新历史纪录。 据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5日发布的《2025年12月及年度就业动向》，2025年全年就业人数为2876.9万人，较上年增加19.3万人。尽管较前一年略有回升，但增幅仍未突破20万人水平。 从年度走势来看，就业增幅在2022年达到81.6万人的阶段性高点后持续回落。2023年增至32.7万人，2024年降至15.9万人，去年虽出现小幅反弹，但整体增长势头依然偏弱。 分行业来看，就业结构分化态势明显。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12.5万人，农林渔业减少10.7万人，制造业减少7.3万人。其中，建筑业降幅创下2013年产业分类调整以来新高，制造业则录得自2019年以来六年最大降幅。 与此相对，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23.7万人，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增加5.4万人，金融及保险业增加4.4万人，相关领域就业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规模达31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按年龄结构来看，20多岁就业人数减少17万人，40多岁减少5万人，50多岁减少2.6万人；而60岁以上就业人数增加34.5万人，30多岁增加10.2万人，高龄层就业扩张趋势持续。 就业率方面，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2.9%，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创196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新高。按经合组织（OECD）标准（15至64岁）计算，就业率为69.8%，同样刷新历史纪录。 失业人口为83万人，同比增加7000人，其中30多岁失业人口增加6000人，达到15.5万人。总体失业率为2.8%，与上年持平，但20多岁群体失业率升至6.1%，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处于“休息状态”的人数持续增加，达到255.5万人，同比增加8.8万人。其中，30多岁“休息”人口为30.9万人，创2003年相关统计建立以来新高；15至29岁青年“休息”人口为42.8万人，位居历史第二。 国家数据处社会统计局局长彬贤俊（音）表示，30多岁“休息”人口增加，与低生育率和不婚趋势加剧密切相关。过去因结婚或生育而主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人群，如今更多进入“休息”状态。此外，企业招聘方式转向不定期招聘，并更偏向录用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也使部分原本应被归入失业人口的人群被统计为“休息”人口。

演员具惠善方面8日表示，已从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研究生院提前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 具惠善当天在个人社交媒体（SNS）上发布照片，并配文称：“硕士论文通过审核，提前毕业。”随后她还写道：“刚出炉的装订本到了。接下来是博士（？）必胜！”引发关注。 公开的照片中，可见具惠善的硕士学位论文装订本，以及她身着学位服、头戴学位帽的毕业照。 据悉，具惠善自去年秋季学期起就读于KAIST科学新闻学研究生院，仅用三个学期便完成学业，顺利取得工学硕士学位。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当地时间5日上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韩中商务论坛在中国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华苑举行。论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大韩商工会议所共同主办，围绕制造业创新、消费品新市场及服务业合作等核心议题，探讨韩中经贸合作的未来方向。 此次论坛是自2017年12月以来，时隔8年多再次举办的韩中企业家会议。韩国经济代表团由161家企业、共416人组成，中方则有约200余名企业家出席，现场参会人数超过600人，气氛热烈。 从出席阵容来看，韩国“四大集团”掌门人悉数到场，包括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以及LG集团会长具光谟。此外，浦项集团会长张仁和、GS集团会长许兑秀、LS集团会长具滋殷、希杰集团会长孙京植等主要企业集团负责人也出席了活动。 同时，荧址（Hyungji）集团会长崔炳五、SM娱乐代表理事张哲赫、游戏企业魁匠团（Krafton）首席执行官金昌汉（音）等文化与内容产业人士也列席论坛，显示论坛讨论议题已由传统制造业进一步拓展至文化、游戏等新兴领域。 中方参会人员包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鸿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倪真、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等。在制造业领域，TCL科技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以及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CATL）董事长曾毓群也出席了论坛。 此外，朗姿股份董事会秘书王建优、腾讯公司副总裁刘勇、中兴通讯总裁徐子阳等中国企业代表同样出席活动，并围绕通信、消费及数字产业领域的合作展开交流。 在当天举行的开幕式上，崔泰源在致辞中表示，在探讨韩中关系发展方向时，“求同存异”常被反复提及，并期待此次论坛能够推动两国主要企业家超越分歧，共同探索实现良性增长的新契机。 何立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和韩国是密不可分的近邻，应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实现稳定、长远发展。他指出，双方需不断增进相互理解，让友谊的种子持续生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多边合作，期待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汇聚各方力量，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在随后举行的全体会议中，与会嘉宾围绕三大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在“制造业创新与供应链合作”议题下，与会方重点聚焦人工智能（AI）在制造领域的应用前景。韩国科学技术院教授崔辛植就韩中制造业AI合作的发展方向进行发言。中方则由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舜杰介绍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相关情况。 在“消费品新市场”议题中，韩国荧址服装集团本部长金南龙围绕“时装与AI融合型韩中校服市场及教育产业合作战略”发表见解。中方方面，华熙生物副总裁邹松岩则以“生物制造推动消费创新升级”为题，分享了生物科技在消费品领域的应用潜力。 在“服务业合作”议题下，韩中双方重点讨论旅游与金融领域的合作前景。韩国旅游发展局中国地区中心长金成珍就韩中旅游合作新趋势进行介绍。中国银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兼支付清算部总经理张欣园则表示，将通过金融服务创新，为韩中互利合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活动现场，李在镕、郑义宣等韩国企业家与中方企业代表逐一握手交流，互动频繁。随后，李在明与何立峰一同步入会场，并向两国与会嘉宾逐一致意。李在明在见到李在镕时还亲切地表示“您也在这里”，现场气氛轻松而友好。 郑义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和产量出现明显下滑，但集团将以更加谦逊的姿态推进生产与销售的恢复，并期待此次韩中首脑会谈能够改善双边关系，为企业经营环境带来积极变化。

随着新一年开启，韩中两国在产业与经济层面的互动迎来新节点。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韩中两国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与科技竞争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塑合作模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中韩关系走向及产业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在2023年降至0.721的历史低点，2024年虽小幅回升至0.748，但整体趋势仍未扭转。中国亦面临类似挑战，近年生育率持续低于1.5，业内担忧2025年或将跌破1。 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姜昊求所长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韩中两国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与产业供需结构的长期制约因素。尽管韩国自2006年起实施《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中国自2013年起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但单一政策难以扭转结构性趋势。 在此背景下，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构建“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共同框架”。这一框架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间全面实施。业内普遍期待，中国作为2026年APEC会议的主办方，预期为机制运作提供制度支撑。姜昊求所长表示，在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与银发产业的协同作用下，两国将共同探索互利共赢合作路径。 他指出，回顾去年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双方对彼此的经济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着中国制造业与技术领域持续升级，韩中关系有望从过去的垂直分工结构，逐步转向水平竞争与并行发展。这一转变并非短期政治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双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互补性减弱，摩擦反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空间收窄，而是合作重心转向未来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 分析认为，韩中两国在首脑会谈中提出“水平协作”为竞争中的务实选择。姜昊求所长强调，交流仍是缓和摩擦、重建信任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旅游、文化与服务产业等领域。 近期中日关系明显趋紧，可能对韩中关系产生间接影响。分析指出，在东北亚局势复杂化的环境下，中国或将格外重视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外交，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持地区整体平衡。 如果李在明访华行程如期推进，且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将对韩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这不仅有助于修复政治互信，也可能在新能源、制造升级、供应链协作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有望实现落地。 在人工智能领域，业界普遍看好韩中合作前景。姜昊求所长指出，韩国在高端半导体、HBM存储器等关键硬件上具备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应用场景、算力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AI产业对能源、数据中心与电力网络的依赖不断增强，两国在电力基础设施、新能源、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领域存在协作空间。如果在技术标准、应用场景与产业链分工上互补，AI合作有望成为水平协作的范例。 在企业层面，韩中企业相互进入对方市场的趋势日益明显。从中国电商平台、智能硬件品牌进入韩国市场，到韩国企业在中国深耕高端制造与内容产业，双方企业正基于市场环境与技术比较优势展开新一轮布局。姜昊求所长指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技术与市场规模做出的理性选择。只要规则透明、竞争有序，水平竞争与合作并行将有助于两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在就业方面，低增长环境叠加AI技术飞速发展，对两国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AI仍以辅助生产为主，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技术应用能力将成为决定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两国应加强技能培训与产业转型的政策协调，以缓冲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 总体来看，姜昊求所长坦言，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但在清醒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沟通与务实合作，仍可构建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关系结构。 新的一年里，韩中两国站在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双方在竞争中能否实现互利共赢，不仅影响韩中关系走向，也将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

今年，韩国在信息保护领域预算投入规模最大的五家企业中，有四家相继发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即便在安全系统与设备方面投入大量资源，若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未能有效运行，相关投资亦可能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于31日发布的《2025年信息保护披露现状分析报告》，今年信息保护投资额排名前五的企业依次为三星电子（347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8亿元）、KT（1250亿韩元）、Coupang（890亿韩元）、LG Uplus（828亿韩元）及SK电信（652亿韩元）。除三星电子外，其余四家企业今年均遭遇不同程度的网络安全侵害。 具体来看，今年8月，KT约2.22万名用户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其中368人因未授权小额支付蒙受损失，规模约达2.4亿韩元。尽管KT在安全系统方面投入显著，但通信运营管理体系相对薄弱。SK电信则于今年4月发生涉及约2696万名用户的数据泄露事件，泄露信息涵盖25项个人数据，包括用户识别码（IMSI）与终端识别码（IMEI）等可直接识别个人身份的核心信息。此外，LG Uplus内部服务器中存储的服务器清单、账户信息及员工姓名等资料亦遭外泄。 上月，电商平台Coupang发生涉及约3370万用户的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事故。调查显示，事件直接原因在于未能及时注销离职员工账户，内部账户管理存在疏漏，属于基础性安全管理失误。据悉，Coupang今年在信息保护方面的投入达890亿韩元，同比（660亿韩元）增加230亿韩元，增幅仅次于三星电子。同时，该公司亦扩大了信息保护专业团队规模，但仍未能避免本次大规模数据泄露。 在信息保护专业人员增幅方面，Coupang位列第九，今年相关人力规模为211.6人，同比增加20.7人。然而，尽管投资与人力持续扩充，在账户管理、访问控制及内部管控体系等方面的基础运营仍未能有效落实，最终导致安全事故发生。 LG Uplus在信息保护投资增幅方面排名第三，专业人员增幅则位居第一。LG Uplus本年度信息保护投入达828亿韩元，同比增加197亿韩元；专业人员增加135.4人。尽管如此，LG Uplus同样未能避免网络安全事件，反映出内部管理体系存在明显不足。 从行业整体来看，信息通信业在平均信息保护投资额方面位居第二（62亿韩元），在相关员工数量方面位列第一（25.4人）。由于该行业处理海量用户数据，且安全事故可能引发重大经济与社会影响，因此在监管与市场双重压力下，相关企业持续加大资源投入。 尤其在信息通信领域，SK电信、KT与LG Uplus三大移动运营商在信息保护方面投入了相对更多的预算与人力。在投资额排名中，KT、LG Uplus与SK电信包揽前三；在人员规模方面，LG Uplus（292.9人）排名第二，KT（290.2人）位列第三，SK电信（219.2人）位居第五。然而，尽管投入力度显著，三大运营商在本年度仍未能有效防范重大网络安全事故的发生。 此外，今年韩国企业整体信息保护投资总额达2.423万亿韩元，信息保护人员总数增至8506.1人，同比分别增长14.3%与10.7%。但业界普遍指出，关键不在于投资规模与人员数量本身，而在于运营与管控体系是否真正具备事故预防与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