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字楼密集的首尔光化门地区，午饭时间后人手一杯咖啡似乎已成职场人的“标配”，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手中奶茶取代了咖啡。在首尔钟阁一家台式奶茶店门口，每到午休时间总是大排长队。中国茶饮品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登陆韩国市场，掀起新一轮的“奶茶中国风”。 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的扩张步伐明显加快。沪上阿姨、喜茶、蜜雪冰城、茶百道等品牌相继在明洞、建大、弘大等年轻人聚集的核心商圈开设门店。在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门店的霸王茶姬也已成立韩国法人加速布局，今年上半年将在韩国开出首店。 这些奶茶品牌在韩国扩张策略各有特色，沪上阿姨去年在建国大学附近试营业后，经过两个月的市场反应测试，正式于11月开出首店。喜茶则采取高端路线，自2024年在江南“寸土寸金”的狎鸥亭商圈开设首店后，已在首尔主要商圈布局六家门店。蜜雪冰城则以大学为中心，开设14家直营店，目前未有开放加盟的计划。茶百道自2024年进军韩国市场后，目前门店已扩展至18家，计划在今年扩张至50家。 去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霸王茶姬韩国法人近期将注册资本从1亿韩元扩大至13亿韩元，人员招聘工作也已全面启动，开店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中国奶茶品牌集体选择韩国作为海外扩张的重要阵地，背后有着深刻的市场逻辑。首先，中国内需市场饱和倒逼品牌出海。 中国茶饮市场已进入高度竞争阶段。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奶茶（现制茶饮）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门店总数超过40万家。一条商业街上聚集十几家奶茶店已是习以为常的景观。一线城市的茶饮门店密度已达饱和状态，新品牌进入门槛极高。 相比之下，韩国茶饮市场仍处于增长期，欧睿国际（Euromonitor）数据显示，韩国茶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1.1万亿韩元增长至2024年的1.58万亿韩元，近4年内约增长44%，被流通业界视为咖啡之后的新“蓝海”。 其次，韩国消费者对流行趋势敏感度高，反应速度快，且对亚洲文化产品的接受度较高。对于中国品牌而言，韩国市场不仅是销售渠道，更是产品和文化输出的实验室。如果能在消费者严格、口味挑剔的韩国市场获得成功，将极大增强品牌进军其他国际市场的信心。 第三，韩中两国消费群体的高度重叠与互补。 中国奶茶品牌的主要目标客群为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与韩国主流消费群体高度重合。此外，韩国每年吸引大量中国游客，今年乐观估计将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中国品牌可以利用既有的品牌认知度，快速打开市场。 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并非简单复制中国的成功模式，而是实施了一系列本土化策略。由于韩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中国品牌主动公开卫生管理流程。喜茶弘大店每日在Instagram账号分享闭店清洁后的店内状况，直观展示卫生现状，甚至推出“口味不满意可更换”政策，这在韩国餐饮业中并不常见，有效提升了品牌可信度。 考虑到韩国消费者与中国消费者在甜度偏好上的差异，大多数品牌都增加了甜度选择范围，并提供更多低糖选项。沪上阿姨特别强调“可根据口味调节甜度”的特点，满足韩国年轻消费者对定制化的需求。 部分品牌尝试将韩国本土元素融入产品。在传统珍珠奶茶中加入韩国有名的济州柑橘、柿子等本地水果，或推出限量版韩国特色口味，平衡了中国品牌特色与本地偏好。 此外，在门店选址上，中国奶茶品牌多选择留学生和中国游客集中的区域开设首店，如建大、明洞等地，再利用这些“桥头堡”向主流商圈扩散，降低了初期拓展市场的难度。 韩国素有“咖啡共和国”之称，欧睿国际提供的数据显示，韩国人均每年消费咖啡405杯，是全球平均水平（152杯）的2.7倍。中国奶茶品牌的进入，为韩国饮品市场提供了差异化选择。将茶饮与年轻人的社交、下午茶、探店打卡等场景深度绑定，扩大了茶饮的消费场景和频次。 但部分韩国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仍存在担忧，近期社交媒体上偶尔出现关于中国品牌卫生标准的质疑声音。如何持续建立信任，仍是中国品牌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在进军韩国市场初期，大部分消费者会抱着“尝鲜”的想法买单，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它们能否超越简单的产品复制，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约六成职场人已在日常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AI）工具，AI正逐步成为职场中的“常态化助手”。 全球AI协作平台Notion去年9月30日至10月3日期间面向480名具有AI使用经验的职场人及自由职业者实施调查，于本月2日发布结果显示，61.5%的受访者表示已在工作中使用AI工具，这一比例高于AI在日常辅助（46.7%）、学习与自我提升（33.5%）以及休闲娱乐和兴趣爱好（33.1%）等领域的使用率。 具体应用场景方面，AI主要应用于资料检索（25%）、信息摘要（15.4%）、文字润色（13.5%）、报告及文档撰写（9.8%）以及翻译（9.8%）等。 从年龄分布来看，35至39岁群体是AI在工作中使用最为积极的年龄段，使用率高达71.7%。该群体在“AI契合日常工作需求”的认知程度以及“每周使用AI工具6天以上”的比例方面，均高于其他年龄段。 25至29岁群体在工作与日常生活中均广泛使用AI。除工作领域外，该年龄段在日常辅助（53.3%）、日常对话（38.3%）及心理咨询与情绪疏导（28.3%）等方面的AI使用比例尤为突出。 多数受访者对AI辅助工作方式表示满意，并有意今后继续积极使用。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借助AI工具可减少简单、重复性工作的耗时，使其能够更专注于创意性和战略性任务，明显提升了工作效率。 此外，89%的受访者认为，AI工具将为未来的工作方式带来积极变化。 不过，调查也显示，阻碍AI工具在职场中全面普及的主要因素包括对结果可信度的担忧（41.6%）、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顾虑（30.1%），以及AI生成结果缺乏一致性（23.7%）等。因此高达97.5%的受访者表示，会对AI生成的内容进行验证和编辑后再用于工作。 Notion表示，韩国职场人普遍将AI视为协助工作的“同事”，但对于完全依赖自动化仍持审慎态度。Notion韩国代表朴大成（音）表示，工作的未来已经在韩国逐步实现。AI正在承担简单、重复性的任务，而人类则可以更加专注于战略思考、创造力与协作，职场环境的革新已开启。

大韩商工会议所可持续增长倡议（SGI）28日发布题为《生成式人工智能（AI）与企业生产力：现实与课题》的研究报告。该调查以全国3000余名20岁以上在职人员为对象，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已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AI。 生成式AI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在性别、年龄、行业及企业规模等方面呈现明显差异。数据显示，男性、年轻群体、高收入者和白领岗位的生成式AI使用率较高。从行业来看，信息通信业的使用率最高，达77.6%，其次为专业服务及科学技术行业（63%）。按企业规模划分，大型企业（300人以上）的使用率为66.5%，较中小企业（300人以下，52.7%）高出13.8个百分点。 从具体业务领域来看，生成式AI主要用于“文件撰写与摘要整理”，且使用频率越高，在专业性和创造性工作中的应用比例越大。调查显示，生成式AI使用者普遍认为，若没有AI辅助，平均需要额外工作8.4小时。这意味着生成式AI可使工作时间平均节省约17.6%。 另一方面，未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AI的受访者主要原因是“效率不高”和“缺乏使用技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型企业中，选择“公司制度性限制”作为主要原因的比例达25.5%，明显高于中小企业的12.3%。 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李昌根（音）表示：“研究结果表明，生成式AI的生产力效果并不取决于是否引入AI系统，而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他强调，要将生成式AI的生产力提升真正转化为企业增长动力，不能仅停留在硬件或软件投资层面，而应通过政策扶持，提升劳动者的应用能力。 SGI建议，为提升企业生产力，企业和政府需提前推进相关对策，包括构建以提升应用能力为核心的企业支持体系、按职业发展阶段重新设计能力结构并培养人才、营造有利于生成式AI应用的政策环境。 报告指出，个人生产力要转化为组织绩效，必须在加大AI工具投入的同时，加强用户能力培养。报告还指出，企业需以AI应用为前提重新设计组织与人事制度，政府也应考虑不同职业阶段的差异，配套推进能力重塑与人才培养政策，尤其要重视对职场新人的转型教育以及对资深员工的角色拓展支持。 SGI方面表示，虽然生成式AI的应用正以劳动者为主体快速扩散，但企业制度建设仍显滞后，中小企业在安全体系构建和应用指引制定方面尤为受限。因此，推动生成式AI普及不仅需要提升技术竞争力，还需在应用准则标准化、安全与数据治理以及应用生态建设等方面提供综合性政策支持。 SGI院长朴良洙（音）表示：“AI转型将对企业的人力、组织和文化带来结构性变化，并伴随大量投入。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层的战略判断以及中长期视角下的前瞻布局至关重要。”

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与创业振兴院于20日共同发布的《2023年初创企业现状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韩国初创企业数量达490.2万家，同比增长1.5%。初创企业数量自2021年的454.9万家增至2022年的483万家，2023年首次突破490万家大关。初创企业是指成立未满7年的企业。 截至2023年，初创企业数量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829.9万家）的59.1%。其中，从事技术基础产业的初创企业共计97.9万家，占全体的20%。从行业分布来看，信息通信业（15.9万家，12.5%）、科学与技术服务业（22.2万家，6%）、教育服务业（19.89万家，3.2%）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初创企业数量增长显著。 同时，电力、燃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14.9万家，16.3%）、批发与零售业（141.2万家，4.7%）、农林牧渔业（6.7万家，4.7%）等行业的初创企业数量也均实现稳步增长。 在创业者年龄结构方面，20至39岁的青年创业者成立的企业共计135.2万家，同比增长2.2%，增幅高于初创企业整体水平（1.5%）。初创企业从业人员达833万人，占中小企业从业人员总量（1911.8万人）的43.6%，平均每家企业雇佣1.7人，同比减少2.2%。从事技术基础产业的初创企业从业人员为249.9万人，占全体的30%，平均每家企业员工数为2.6人。 初创企业的总销售额为1134.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万亿元），占中小企业总销售额（3301.3万亿韩元）的34.4%，同比下降4.3%。其中，技术基础产业销售额为320万亿韩元，占28.2%，平均每家企业为3.3亿韩元。 关于创业动机，83.2%的创业者表示主要基于过往职场经验进行创业。曾经历创业失败后再次创业的企业占29%，平均再创业次数为2.2次。在创业准备过程中，资金筹措困难被视为最主要的障碍因素（53.7%），其次分别为对创业失败的担忧（45.9%）以及创业相关知识、能力与经验不足（36.7%）。 此外，64.8%的创业者表示，追求更高经济收入是他们选择创业的重要动因。创业所需启动资金平均为2.06亿韩元，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为主（95.2%），同时也利用银行及非银行机构贷款（28.3%）和个人借款（8.8%）等途径。从经营绩效来看，初创企业平均营业利润率为5.7%，净利润率为4.2%，金融费用占比为2.3%，曾开展海外业务拓展的初创企业占整体比例的2.7%。 中小风险企业部创业政策官赵京元（音）指出，2023年随着新冠疫情趋稳、社会生活逐步回归常态，创业活动规模有所扩大。然而，受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影响，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依然严峻。为此，政府将在今年协同相关部门投入史上最大规模的创业扶持预算，总额达3.5万亿韩元，并通过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有机结合，助力创业企业实现从复苏到实质性增长的关键跨越。

韩国市民团体“职场霸凌119”18日表示，该团体委托民意调查机构Global Research，于去年10月1日至14日对全国1000名年满19岁的上班族开展“AI技术发展与就业岗位替代”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八成受访上班族担忧，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扩散，劳动市场的不平等和财富两极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 具体来看，77.9%的职场人士表示担心AI扩散会加重劳动市场不平等和财富差距。在AI取代人类工作的可能性方面，每两人中就有一人（48.2%）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其中，20多岁群体的忧虑最为明显，占58.1%；30多岁为49.1%，40多岁为47.3%，50多岁为43.2%。 对于AI可能取代工作的时间，41.1%的受访者预计需要五年以上，36.3%认为为三至五年。 此外，调查显示，83.3%的受访者认为，应强化社会安全网，以应对劳动市场不平等和财富两极化。约七成受访者支持，对因AI获利的企业征收税款，并将其用于公共利益。 调查总结指出，应将保障社会成员权利的讨论与AI技术的扩散同步推进，以防其成为侵犯劳动权益或加剧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因素。

新冠疫情期间，育儿负担高度集中于女性，导致养育婴幼儿的母亲经济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分析指出，尽管双职工家庭趋于普遍，且政府持续推动旨在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政策，但在特殊社会情境下，育儿责任仍主要由母亲承担。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与明知大学教授基于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KICCE）发布的消费实态调查数据，对养育0至7岁子女的家庭进行分析，并于15日联合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婴幼儿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报告显示，每千人中新冠病例每增加一人，母亲参与经济活动的概率便下降2.02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间亦减少2.49%。相比之下，父亲在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劳动时间方面均未出现显著变化，就业率仅微降0.66个百分点。 在传染病危机的冲击下，照护责任与生计维持的角色分工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所承受的就业冲击，因岗位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形态。具体而言，从事可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劳动时间仅减少2.46%；而从事难以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就业率则双双下降约3.2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可远程办公的母亲主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弥补照护空缺，而在缺乏灵活工作条件的情况下，照护需求的激增则直接导致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 报告分析称，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育儿负担不均衡。随着新冠疫情导致托儿所、幼儿园等保育设施使用受限，照护责任更多地转移至母亲而非父亲。据调查，在确诊病例较多的地区，父亲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水平，而母亲的相应参与率和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滑。母亲相比暂时休职或处于求职状态，更多地直接转为不参与经济活动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凸显出育儿负担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报告指出，育儿责任仍是制约女性持续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在系统性地缓解母亲过度集中的照护负担的同时，着力构建能够实质性扩大父亲育儿参与度的政策与社会基础。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期间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承受的冲突，即便在社会逐步恢复日常生活后，仍持续对处于青春期的子女产生负面影响。 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5日在其学术期刊《育儿政策研究》最新一期刊登的报告《新冠疫情时期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子女社交媒体成瘾的纵向影响》指出，职场妈妈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会通过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状况，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产生间接影响。 该研究基于《韩国儿童面板调查》第13至15轮（2020年至2022年）数据展开，分析对象为在第13轮调查中子女年满12岁、且母亲处于就业状态的726户家庭。研究在衡量工作与家庭冲突时，采用包括“工作时担心孩子安全”等在内的15项指标，并将其区分为“工作—家庭生活冲突”和“工作—子女养育冲突”两类。 研究团队指出，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常态化、照料空缺等因素叠加，使职场妈妈在兼顾工作与家庭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心理负担随之加重。 在社交媒体成瘾评估方面，研究采用包含15个问题的青少年互联网成瘾量表，对电脑和智能手机使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考察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初期职场妈妈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其子女在日常生活恢复阶段表现出的社交媒体成瘾程度也越高。工作家庭冲突通过提升育儿压力，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相反，家庭沟通越为活跃，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风险则越低。不过，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家庭沟通本身并未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研究团队表示，为有效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问题，有必要从家庭系统层面改善育儿环境，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提升家庭沟通质量。

2025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期而至，图为31日早晨，首尔光化门一带的市民走在上班路上。

近年来，公司年终聚会的景象悄然发生变化。过去“必须参加”“必须喝酒”的年终聚会，正在被工作时间内的简餐、现金礼金，或自愿参与的聚会模式所取代。对年轻职场人来说，这不是对传统方式的否定，而是对“真正意义的同事情谊”的重新定义。 韩国求职网站Incruit的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变化。20多岁至30多岁的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一希望年终聚会能在“工作时间内”举行，并倾向于“只吃饭不喝酒”的简单聚会；而40岁以上的职场人仍普遍偏好在“晚上”聚餐，且不少人认为饮酒聚会更能增进感情。两种态度的背后，折射出不同世代对职场文化、个人时间与休息权利的不同理解。 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应对方式也引发关注。某大型电池企业选择在下午四点举办年会，让员工能在下班前结束行程；另一家公司则选择不举办年会，而是将相关预算直接分发给员工，由个人自由支配。然而，仍有近六成职场人认为年终聚会“有必要”。其中，40岁以上受访者的认同比例高达六到七成。这表明，尽管形式偏好不同，各世代职场人仍普遍认同“情感连接”与“年度收官仪式”在组织中的重要性。 对年轻一代来说，“必须参加”的聚会常被视为“工作的延长”。他们希望的是被理解、被感谢，而不是被强制参与应酬。若领导层仍固守“喝一杯才是真感情”的逻辑，势必加深职场的代际矛盾。组织文化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正视这种观念的转变，并重新定义“归属感”的内涵。 年终聚会的价值，终究不在酒桌上，而在于“心意”。无论是通过一顿简单的午餐、一封感谢信，还是一次共享的温暖时刻，核心都在于相互尊重与鼓励。当公司愿意用更人性化、更真诚的方式表达“这一年大家辛苦了”，那一刻的团聚才真正有意义。 年末的聚会形式可以改变，但“认同与共鸣”的温度不应消失。当组织把“人”而非“形式”放在核心位置，年终聚会才能真正成为企业文化进步的标志——一场不再以酒精维系的团圆，而是用理解与感激连接彼此的仪式。

持续的景气低迷和物价飙涨导致消费萎缩，加上近年来韩国的年末聚餐文化已悄然发生转变，曾经被视为“黄金旺季”的年末商机正在逐渐消失。尽管部分旅游商圈因游客增长迎来短暂繁荣，但多数个体商户面临连续两年的年底旺季落空。激烈的价格内卷、不断上涨的成本，以及年轻一代消费习惯的结构性变化，正重塑着韩国的年末经济版图。 ▲数据印证萧条：景气指数持续下滑 中小风险企业部日前发布的《11月小工商业者市场景气动向（BSI）调查报告》显示，以釜山为例，小工商业者体感BSI在上月为74.7，环比下降了2.1个点。BSI是反映企业对当前及未来状况主观判断的指标，低于100意味着景气恶化。 大邱地区的展望同样黯淡。根据小工商业者振兴公团发布的调查，大邱地区个体户本月展望BSI为87.3，较上月下降了7.4个点。这意味着许多大邱地区的个体户在上个月就已预感到年末景气不佳。 一位在大邱中区商业区经营了十年酒馆的个体户表示：“今年年末氛围尤其冷清，与去年相比，团体预约减少了50%左右，预计销售额至少将缩水三成。” 年末聚餐氛围的大幅降温，迫使个体户们含泪展开竞争。首尔近郊某新城餐厅甚至出现了为招揽顾客而推出的“10韩元烧酒”活动，以均价10韩元（约合人民币0.05元）的价格销售烧酒。 ▲MZ世代整顿“酒桌文化” 年底旺季的消失，除了经济不景气外，还与年末聚餐文化的降温密切相关。过去以公司为单位、把酒言欢至深夜的饮酒式聚餐，正逐渐被更简单、更短小的聚会取代。调查显示，虽然仍有近六成职场人士认为年末聚餐“有必要”，但偏好已明显转向“同部门小规模”“以用餐为主”“不饮酒或少饮酒”的形式。尤其是20至30多岁的年轻世代，更倾向于在工作时间或下班后简单聚餐，避免长时间应酬。 专家认为，除了人力成本、原材料等物价上涨，对饮酒的负面形象固化也是送年会和聚餐减少的原因之一。大邱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李珍和（音）称，以新冠疫情为转折点，送年会和聚餐的概念发生巨大变化。加上最近艺人、网红等饮酒负面新闻不断曝光，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对饮酒持宽容态度。 个体户应逐步摆脱对“团体聚餐旺季”的依赖，探索差异化经营，例如白天与夜间分时段经营、融合餐饮与空间体验、开发特色菜单或轻酒精产品，以适应新的消费习惯。 ▲居家派对与“女孩之夜”成新趋势 年末聚会的形式也在改变，比起去嘈杂的餐厅和酒馆，在家中度过的“女孩之夜”（Girl's Night）趋势扩散，带动了睡衣等居家派对用品的需求。 根据Kakao Style运营的时尚电商平台ZigZag数据，年末以10-39岁女性为中心，家居服及居家派对商品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激增最高6倍。 具体来看，最近一个月内，睡衣套装交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50%以上，保温性强的加厚保暖家居服增长超过6倍（514%），圣诞睡衣增长114%。用于居家派对的桌游用品交易额暴增507%，“洗脸发带”增长99%，烘托氛围的“高脚杯”和“玻璃笔”交易额也有所增加，显示消费者更重视性价比与私密、轻松的体验 整体来看，在经济不确定性持续、消费心理趋于保守的背景下，韩国传统意义上的“年末繁荣”正在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分散、理性且多样化的消费模式。这一转变，既给个体户带来阵痛，也迫使整个服务业重新思考生存与转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