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光化门一带的上班族。 【图片提供 韩联社】 日前一项调查显示，去年韩国人的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较上一年大幅上升。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严重的为进步和保守阵营间的理念冲突，歧视最严重的领域为就业。 韩国行政研究院去年8至9月面向8251名成年人实施面谈调查，于本月6日发布《2024年社会融合现况调查》。 调查显示，去年韩国人的幸福感平均为6.8分（满分10分），较2023年上升0.1分。然而，负面情绪中的焦虑从3.4分上升至4.1分，抑郁从2.8分上升至3.5分。 从各年龄段来看，10-29岁和30-39岁幸福感均为7分，40-49岁和50-59岁下降至6.8分，60岁以上为6.6分，年龄越大幸福感越低。 月收入在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以下的最低收入群体幸福感从6.1分下降至6分，月收入在6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从6.8分上升至7分。 对社会地位的认知方面，各收入群体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去年月收入在100万韩元以下的群体对社会地位的认知为4.9分，基本与2023年持平，月收入600万韩元以上群体从5.7分上升至6.1分，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从0.9分扩大至1.2分。 作为韩国人的自豪感平均为3.1分（满分4分），创下自2013年实施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去年韩国人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满意度分别为5.1分和5.3分，均较2023年上升0.7分。42.5%的受访者称，曾与周边的人讨论过政治社会问题，较2023年大幅下降23.3个百分点。参与签名运动的比重从10.8%上升至12.2%，在博客等网上平台发表过个人意见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1.3%，参与过示威集会的比重从8.1%上升至10.9%。 认为自己属于中立的比重为45.2%，属于保守倾向的比重为30.2%（极为保守5.1%、较为保守25.1%），属于进步倾向的比重为24.6%（极为进步3.2%、较为进步21.4%）。 回答中立的女性和男性比例分别为47.2%和43.2%，年龄越大、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回答保守的倾向越高。 在群体沟通方面，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为3.4分（满分4分），其次依次为职场同事间沟通（2.8分）、邻里之间的沟通（2.4分）和代际之间沟通（2.3分）。政府和国民间的沟通为2.3分，国会和国民间的沟通为2.1分。 韩国社会中，感受到歧视最严重的领域是就业，因就业方式导致的歧视为2.8分（满分4分），其次是因残疾、学历、经济地位导致的歧视均为2.7分，因年龄、国籍、种族导致的歧视均为2.6分。 各类型社会矛盾中，最严重的是保守与进步之间的理念冲突（3.1分），贫困阶层和中上层间的阶级冲突为2.9分，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劳资冲突为2.8分。 调查显示，造成社会冲突的最重要原因是利害关系各方追求自身利益（25.9%）、相互理解不足（24.6%）、个人及集体之间的价值观差异（17.9%）和贫富差距（16.8%）等。 与财政状况不佳导致捉襟见肘相关的全体指标一致上升，为筹集学费而借钱的比重从2.5%上升至4.7%、因房租上涨而搬家的比重从2.3%上升至4.6%，因就医费用过高而未能接受治疗的比重从2%上升至3%。

上月16日，在首尔瑞草区aT中心举行的“2025公共机构招聘博览会”上，应届生们正在参观展位。【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公共机构与大型企业等高质量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呈疲软态势，进一步加剧青年就业困境。随着优质工作岗位持续缩减，青年的求职热情遭受重创，众多青年被迫退出就业市场。 去年由于紧急戒严事态、济州航空坠机事故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同时中美关税大战的炮火即将打响等，对外不缺性因素加剧，导致就业市场放缓。专家分析称，尽管政府出台多项扩大青年就业的相关政策，但优质岗位未能有效增加，政策效果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 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300人以上企业，平均就业人数达314.6万人，同比仅增加5.8万人，增幅创自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300人以上企业的就业者增幅在2022年创18.2万人后，2023年增幅减少至9万人，300人以上企业工作岗位相对稳定，被定义为优质岗位且备受年轻人青睐，但就业者连续三年呈急剧减少趋势。同期，运输、仓库业等相对不稳定的就业岗位却呈激增态势，同比增加5.6万人。此外，公共机构就业人数也呈明显减少趋势，去年399家公共机构新员工人数同比（2.207万人）减少287名，达1.992万人，跌破2万人大关。 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大，各大企业及机构在招聘时更倾向于选择有经验的职员，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就业率的下跌。优质工作岗位的不足及企业不愿雇佣新人，成为就业市场中青年流失的主要因素。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报告显示，去年被分类为非经济活动人口的“休息”青年同比增加2.1万人，达42.1万人。韩国青年人口逐年减少，但“休息”青年反增，反映了青年就业动力的严重下降。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政府将今年的就业人数增幅目标下调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2万人），但仍有人认为，受各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实现这一目标难度较大，甚至可能相较于去年进一步恶化。为了应对近年来不工作、不求职的“休息”青年增加的趋势，政府建立了多元化的支援体系，以防止尼特族（指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的青年群体）的增加。 政府借鉴欧盟的青年就业战略，全力推进“青年保障计划（Youth Guarantee）”，该旨在为25岁以下青年在失业或毕业离校后的四个月内，提供包括就业、教育深造及实习实践在内的多元化机会，助力他们顺利踏入职场。同时，政府将着眼于发掘具有潜力的应届毕业生，为他们提供全面支持与指导，并追踪确认其就业情况，针对尚未就业的青年群体，政府将实施更加精准定制的就业援助服务。此外，应届毕业生可在高校就业服务中心享受到一对一的个性化咨询及多样化的职业发展机会。目前，该计划已在建国大学、诚信女子大学及启明大学率先启动，同时大邱天主教大学、全州大学、培材大学以及东义大学也正积极开展示范运营。 从2025年企业经营展望调查来看，回答今年招聘计划与去年持平的企业占比最高，达44.6%，而减少招聘和扩大招聘的企业分别占36.9%和18.4%。雇佣劳动部长官金文洙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经济条件困难且不确定性加剧，预计企业针对青年的招聘规模或将减少。为此，政府将致力于增加青年工作机会，并积极讨论相应对策。 为了扩大青年的工作经验，政府决定对毕业后4个月以上未能就业的青年提供就业培训及国民就业补贴。同时，雇佣劳动部强调，为减少“休息”青年，将与相关机构进行多方位合作。目前，青年就业支援机构数量已大幅增加，从前年的10家增至去年的48家，各大机构将共享人才资源，发掘潜力人才，并向劳动市场输出。 尽管政府通过就业改善方案及2025年经济政策方向等，出台了多个青年就业支援政策。但有人担忧，在优质工作岗位持续减少的态势下，仅凭就业支援政策很难期待明显效果。紧急戒严事态及美国关税政策等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加剧，致使雇佣市场进一步放缓，青年就业前景更加暗淡。

近年来，韩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躺平”。根据韩国统计厅近日发布的《2024年度就业动向》报告，去年没有特定原因而选择“躺平”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达到246.7万人，创下自200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意外，尤其对于在韩国生活多年的我来说，韩国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压力由来已久。高学历、高竞争、低回报的就业环境让许多年轻人感到身心俱疲。 以我身边的朋友为例，许多人毕业后投递了数十份简历，却屡屡碰壁。企业通常倾向于招聘有经验的非正式岗位或高级岗位，而刚毕业的年轻人往往难以满足这些要求。即便找到工作，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和低薪资也让他们感到失望。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现实，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暂时退出职场竞争，进入“躺平”状态。 然而，“躺平”并非单纯的被动选择。在与一些选择“躺平”的年轻人交流后，我发现他们的态度并非消极，而是一种对传统成功标准的反思。在韩国，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往往局限于高薪工作、稳定收入和婚姻家庭。然而，这种单一的价值观念让许多年轻人感到窒息。 在我看来，解决“躺平”现象的关键在于创造平衡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政府需要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并推动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企业也应调整招聘策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成长空间。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尊重年轻人的选择，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躺平”或许源于无奈，但也可能是年轻人重新定义生活方式的起点。与其将其视为一种消极现象，不如看作社会变革的契机。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多元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

【图片提供 GettyImageBank】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每10家中小企业中，就有6家为成立不足七年的新兴“创业企业”，创业企业数量和销售额连续三年保持稳健增长‌。 中小风险企业部和创业振兴院于16日共同发表的《创业企业实态调查》报告显示，以2022年为基准，创业企业数量同比激增6.2%，达482.9万家。创业企业从2020年的429.9万家增至2021年的454.91万家，呈逐年增长态势。2022年的482.9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804.3万家）占全体的60.1%。其中，制造业及技术业领域的创业企业数量达96.5万家，占全体的20%。同时，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20.2%）、信息通讯业（14.4%）、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的创业企业均同比有所增加，共同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非技术业领域的创业企业（386.5万家）同样表现不俗，以农业（16.7%）、电力、煤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12.4%）、批发及零售业（11%）等为核心呈持续增加态势。非技术业领域的创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加7%，达到1186.1万亿韩元（平均2.5亿韩元），占全体中小企业销售额（3309万亿韩元）的35.8%。技术业领域的创业企业销售额也达到了331.5万亿韩元，展现了强劲的市场竞争力。 据调查，83.3%的受访创业者表示，基于职场经验，挑战创业。29.6%的受访者则为二次创业，同比（35.4%）有所减少。在创业障碍方面，资金筹措（50.3%）、对失败的担忧（46%）、以及创业知识、能力与经验的不足（34.7%）等因素最多。关于创业动机，追求更大的经济收入（65%）高居榜首，工作适合度（49.9%）、长期发展前景（22.6%）及自由的工作环境（17.1%）等回答紧随其后。 创业企业的在职人员年龄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特点，40多岁人群占比最高，达31.1%，其次依次为20多岁（27%）、30多岁（23.6%）、50多岁（9.3%）及60岁以上（9%）。 中小风险企业部创业政策官赵庆元（音）表示：“报告中整体指标均有所上升，表明创业环境趋于活跃，预计未来创业生态将持续焕发新生机，为更多创业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图片来源 AI】 一项调查显示，入职韩国大型企业的大学毕业生起薪显著增长，300人以上规模企业起薪首超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于12日发表的《韩国大学毕业生起薪分析及韩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比较》报告显示，以2023年为基准，韩国300人以上企业大学毕业生起薪（不含加班费等额外劳动报酬）平均为5001万韩元。该数据基于34岁以下大学毕业生新职员所获得的工资及特殊绩效薪酬（包括定期奖金、绩效奖金）总和计算得出。 数据显示，韩国全体企业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675万韩元，300人以下企业的平均起薪（3238万韩元）仅达300人以上企业起薪的64.7%水平，凸显出企业规模对薪资水平影响‌显著。具体来看，30至299人规模的企业平均起薪为3595万韩元，5至29人规模的企业为3070万韩元，而不满5人的企业则仅为2731万韩元。若将额外绩效纳入薪资，全体企业的总起薪平均为3810万韩元，其中，300人以上企业的总起薪为5302万韩元，30至299人企业为3735万韩元，5至29人企业为3138万韩元，不满5人企业为2750万韩元。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经济调查本部长河尚宇（音）表示：“大企业受工会溢价及高入职标准的影响，整体起薪水平均在高位。大企业有必要适度控制起薪的上调幅度，转而建立基于工作价值和成果进行合理奖励的工资体系。” 此外，500人以上规模的韩国大企业大学毕业生起薪，较日本大企业（1000人以上）高出许多‌。研究团队针对29岁以下大学毕业生进行的分析显示，以购买力评价（PPP）汇率为基准，韩国大企业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为5.7568万美元，较日本大企业的3.6466万美元高出57.9%。从全体企业层面来看，韩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以PPP汇率为基准）为4.5401万美元，同样高于日本（3.4794万美元）。 河尚宇指出：“韩国大企业的起薪不仅远高于日本大企业，且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起薪差距也十分显著。这一状况加剧了劳动市场内工作岗位的不匹配问题，并导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年薪差距日益扩大。”

上月15日，New Jeans成员Hanni以证人身份出席国政监查。【图片提供 韩联社】 20日，韩国雇佣劳动部对人气女团New Jeans成员Hanni疑似遭遇职场霸凌的举报做出结论，认为难以将Hanni视为《劳动基准法》中规定的劳动者，不构成职场霸凌，对此予以结案。 今年9月，Hanni在优兔（Youtube）进行直播时透露，自己在HYBE公司大楼走廊中与其他艺人和经纪人打招呼时，遭到对方无视。此番爆料被New Jeans的粉丝认为Hanni遭到了排挤，要求查明真相，并通过信访网站“国民申闻鼓”向劳动部进行举报。 负责调查这起举报的首尔地方雇佣劳动厅称，Hanni Pham签订的经纪合同无论是在内容、性质，还是在从属关系上，很难视为是《劳动基准法》上规定的以工资为目的提供劳动的劳动者。仅为相互对等的合同当事人地位上履行各自义务的关系，视为有资方的指挥和监督较为牵强。不适用于普通员工适用的职场就业规则等内部规定、制度及系统，无规定的工作时间或场所，无法量化上下班时间，演艺活动所需费用由经纪公司和Hanni Pham共同承担。支付的金额具有收益分配的性质，各自负担税金缴纳事业所得税而非劳动所得税。 此前类似案例中，大部分意见认为艺人并不适用禁止被排挤等职场霸凌内容的《劳动基准法》中规定的劳动者定义。 《劳动基准法》第76条第2项规定，利用职场内地位或关系等优势，越过业务合理范围，对其他劳动者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工作环境恶化的行为被视为“职场内霸凌”，并严禁这一行为。适用这一规定的前提是必须满足《劳动基准法》中的“劳动者”定义。2010年，韩国政府做出判断，和普通劳动者相比，艺人与企划经纪公司签署合同，属于“例外对象”。 Hanni日前以证人身份出席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的国政监查，引发朝野对于艺人无法以“劳动者”身份受法律保障的讨论，今后是否会完善劳动法“死角”备受关注。

据首尔观光财团“Visit Seoul”日前消息，由韩中合拍的网剧《重生之我给爱豆当经纪人》上月25日至27日在中国社交网站上线后，点击量已超过1007万次。《重生之我给爱豆当经纪人》以首尔为背景，中国演员出演，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播出。 《重生之我给爱豆当经纪人》讲述了一位热爱K-POP文化的中国少女，“意外”成为在韩出道的中国偶像临时经纪人，两人在共同经历挑战与成长的过程中，展开了一段既甜蜜又励志的故事，每集剧长为3分钟。 该剧巧妙融合了青春浪漫与职场元素，通过主角的故事发展，带领观众穿梭于首尔现代百货店、'2024 旅行者评选最豪华酒店'首尔大使费尔蒙酒店及风景如画的汝矣岛公园，还有成为旅游新打卡地的“首尔之月”等标志性景点，让观众在享受剧情的同时，也能领略到首尔独特的城市魅力。 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的陈建宇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拍剧结束后，独自在首尔旅游的Vlog，以盘浦汉江公园月光彩虹喷泉为背景，漫步在夜晚的首尔街头，在实弹射击场体验室内射击，向观众们展示了浪漫美丽的首尔。 《重生之我给爱豆当经纪人》播出后，收获了观众大量好评，认为该剧富有创意题材新颖，纷纷在留言里分享来首尔旅游的回忆。 在中国旅游信息网站“马蜂窝”去年发布的旅游大数据报告中，韩国在“十大热门境外国家”中位居第6位，热度不减。 首尔观光财团表示，《重生之我给爱豆当经纪人》是展示首尔年轻时尚形象的重要一步，专为中国观众定制，首次携手中国演员及中国制作团队，力求呈现出更加真诚、亲切的感觉，让中国游客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首尔的魅力。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短剧，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特别活动，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前来首尔，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活力与温暖。 网剧《重生之我给爱豆当经纪人》海报 【图片来源 网络】

【图片提供 GettyImageBank】 自韩国实施《职场内禁止霸凌法》以来，因职场霸凌所诱发的精神疾病案例已被正式界定为产业灾害范畴。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间，被正式认定为产业灾害的精神疾病案例数量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 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李庸宇于22日从劳动福利公团和雇佣劳动部收到的资料显示，自2019年至今年8月为止，因职场霸凌而被认定为工伤的案例累计达675件。按年度来看，从2019年的20件激增至2020年的72件、2021年进一步攀升至131件、2022年为138件、2023年为185件、今年1至8月为129件。 自2019年7月16日韩国《劳动标准法》首次明确禁止职场霸凌，并在《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中新增条款，规定因职场霸凌、客户言语侮辱等导致业务上精神压力过大而引发的疾病亦可申请工伤保险以来，因职场霸凌而申请精神疾病工伤保险的劳动者数量持续攀升。具体来看，2019年为25件、2020年为104件、2021年173件、2022年210件、2023年262件、今年1至8月达207件，年均批准率保持在60%至80%的高位区间。 职场霸凌造成的精神疾病主要包括抑郁症、适应障碍、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等。此外，部分劳动者因无法承受职场霸凌的重压而选择轻生。因职场霸凌而死亡的劳动者工伤申请件数达29件，其中16件获得正式批准。 劳动部受理的职场霸凌举报件数亦呈逐年攀升趋势。从2019年的2130件增至2023年的11038件，今年1至8月已达到7720件。从霸凌类型来看，恶言（无端指责谩骂、言语上的威胁、当众侮辱等）最多，达322件。其次依次为不正当人事调动128件、孤立或排挤46件、指示超出工作范围的业务41件、未赋予任何业务32件等。 对此，李庸宇指出，当前多数企业在发生职场霸凌事件后，倾向于采取内部调查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往往会加剧受害人的痛苦。为了保护受害者免受二次伤害，计划于11月中旬初步提出禁止进行内部调查的《劳动标准法》修订案，旨在确保受害者受到公正、合理的对待，同时促进职场环境的和谐与稳定。

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正在面临多项挑战，第三季度业绩“跳水”的同时，又将蝉联四年的“全球最佳雇主”桂冠拱手让出。 美国经济杂志《福布斯》10日公布的“全球最佳雇主”榜单，此次《福布斯》与德国权威数据分析公司斯塔蒂斯塔（Statista）合作，面向全球50多个国家（地区）的30万名以上任职于跨国公司的员工进行调查，筛选出850家企业进行排名。三星电子排名微软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之后，位居第三位。 调查内容涉及所属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环境、人才开发、是否有向家人或朋友推荐入职的意向等。企业不得干预调查，受访者均以匿名形式作答。 三星电子从2020年起曾连续四年蝉联“全球最佳雇主”，被公认为名副其实的“神仙职场”。但受全球经济景气低迷影响，三星电子去年半导体业务亏损逼近1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90亿元）。今年7月，因员工对奖金发放不满，三星电子最大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劳动组合发起大规模罢工，这是三星电子自1969年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罢工。 今年5月，三星电子器兴工厂两名工人在对分析硅片的设备进行维护时，发生暴露在远高于年度限值辐射下的事故。三星电子印度坦米尔那都邦家电厂工人因拒绝加薪方案，已罢工超过一个月，劳资矛盾不断激化。 三星电子日前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利润和营收均显著低于市场预期。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暴增1458.2%的蜜月期刚过，三星电子就不得不面对业绩“跳水”的暴击，芯片业务负责人全永铉首次就业绩表现公开致歉。 三星电子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正在传统芯片和先进芯片领域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在攸关集团未来发展的HBM芯片开发上落后于对手SK海力士和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又在代工领域落后于台积电。 因被质疑“踏空”人工智能热潮，市场开始看空三星电子。截至本月9日，三星电子股价较今年7月最高点下跌约30.7%，第三季度市值缩水约120万亿韩元。巨大压力下，三星电子计划在海外进行裁员，某些部门精简人员达30%。 但在《福布斯》本次发布的“全球最佳雇主”榜单中，三星电子仍是唯一入围前10位的亚洲企业。欧美企业几乎包揽了榜单的前几位，美国软件设计企业Adobe、宝马、达美航空、空中客车、宜家、乐高和IBM排名第4至第10位。 今年共有24家韩国企业入围“全球最佳雇主”榜单，较去年增加一家。KB金融集团排名从去年的第48位大幅跃升至第11位，新韩金融集团、起亚、IBK企业银行、现代汽车、Naver、SK集团、LG分别排名第92位、108位、123位、137位、148位、153位和171位。 位于首尔瑞草区的三星电子总部。【图片提供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韩语教师收入水平不足以维持生计，且去年没有使用过年假。 韩国市民团体“职场霸凌119”在线工会促进委员会与韩语教师协会于10月9日公布了一项针对在大学语言中心、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和家庭中心等机构工作的韩语教师的劳动实态调查结果。 这项调查于8月26日至9月13日进行，共有524名教师参与。结果显示，95.2%的受访者表示目前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 具体来看，15.7%的受访者月收入低于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260元）；39.7%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00万至200万韩元之间；由于收入低，53.4%的受访者表示需要依靠家庭收入；39.2%的受访者表示需要从事其他经济活动。此外，93.4%的受访者表示去年没有使用过年假，83.8%表示在生病时无法使用带薪病假。 调查中，只有23.3%的受访者为正式员工或无固定期限合同工，超过一半（59.9%）的受访者为有固定期限的合同工，14.5%为委托、承包、外包或派遣等间接雇佣形式。 此外，88.1%的受访者表示不会推荐他人从事韩语教师工作，理由包括“难以维持生计，可能成为高学历低收入的劳动者”和“无法享受育儿假、国民年金等劳动者权利”。 负责此次调查的大学工会延世大学韩国语学堂前支部长崔洙根（音）表示：“在‘韩语全球化’这一华而不实的政府政策阴影下，韩语教育工作者正面临低工资和就业不稳定的困扰。” 8日，首尔龙山区国立韩文博物馆展出的韩文辅音和元音活字展品。【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