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泰源SK集团会长的次女崔敏静（35岁）领导的美国医疗初创公司Integral Health正在韩国招聘AI工程师。公司成立约两年后，计划在韩国设立分公司及研发中心。据业内人士透露，Integral Health近期发布招聘公告，开始在首尔招聘“AI产品工程师”，主要负责利用最新的大型语言模型（LLM）进行产品开发及UI/UX设计，工作方式为混合办公。崔敏静在招聘公告中表示，推荐合适人选或协助招聘者将获得“人生最佳牛排”款待，显示出她对人才引进的强烈意愿，并展现了与传统财阀子女不同的创业者形象。Integral Health于2024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专注于心理健康平台，核心竞争力是其自主开发的AI护理协调代理“南丁格尔”，帮助分析患者医疗信息并匹配心理咨询师或医疗机构。业内认为，崔敏静在韩招聘的原因是“技术提升”和“成本效益”。在美国开发者薪资高涨的情况下，吸引韩国优秀AI工程师以增强技术竞争力。此外，公司总部从旧金山迁至纽约布鲁克林后，计划在首尔设立研发中心，建立“24小时开发体系”。◆ 脱离SK的“独立”之路，成功与否引人关注崔敏静的举动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与姐姐崔允贞在SK生物制药担任战略本部长、弟弟崔仁根在麦肯锡公司学习管理不同，崔敏静选择了独立的创业道路。她曾是首位自愿入伍的财阀女性海军军官，参与亚丁湾派兵，退役后在中国投资公司和SK海力士积累实务经验，最终选择在美国创业。专家预计，若Integral Health在韩国市场正式展开业务，将对国内数字医疗市场产生影响。尽管韩国在远程医疗方面仍有监管，但AI辅助解决方案市场正在快速增长。崔敏静可能结合美国市场经验和韩国技术，通过监管沙盒等方式进入市场，或扩展全球B2B模式。然而，SK集团的支持可能性较低，因为崔泰源会长强调“放养式”教育，崔敏静也表现出强烈的独立经营意愿。业内人士分析称：“崔敏静的举动为财阀三、四代的经营提供了新模式，此次韩国招聘是Integral Health从初创公司迈向全球企业的重要技术基础。”Integral Health计划未来在美国扩大与保险公司的合作，提升基于AI的行为健康管理模式，加速成为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万亿韩元的未上市公司）。※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韩国高中及大专毕业青年就业者的平均薪资仅为20多岁整体在职人员平均薪资的70%左右，且半数集中于中小规模企业及非正规岗位，就业稳定性较低。 韩国教育开发院2日发布《2025韩国教育纵向研究》报告，研究团队对高中毕业3年的高中及专科毕业就业者643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上述群体的月均税前收入为16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000元）。考虑到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3.4小时，折算后时薪约为1.16万韩元，仅略高于今年韩国最低时薪1.032万韩元。与统计厅公布的韩国20多岁整体就业者月均工资234万韩元相比，仅为71.4%的水平。 从雇佣形态来看，高中及专科毕业青年中，非正规岗位比例高达56.6%，明显高于正规岗位的43.4%。按企业规模划分，27.7%的受访者在员工数为1至4人的微型企业工作，其次是5至9人规模企业（21.8%），以及10至29人规模企业（14.1%）。全职就业者占比46.1%，低于兼职或小时工（53.9%），四大保险参保率仅为60.6%。 在“理想岗位与现实岗位匹配度”调查中，平均得分为2.29分，接近“较不匹配”，明显低于“较为匹配”的3分水平。 此外，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有跳槽意向，主要原因为“薪资偏低”（25.87%）、缺乏发展前景（16.17%）、个人成长空间不明确（10.71%）等。 研究团队指出，高中及专科毕业青年本应作为满足国家对初级技术人才和青年产业人力需求的重要群体，被寄予应对低生育率、课外补习费负担、青年失业及低增长等社会问题的期待。尽管社会重要性不容忽视，与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相比，这一群体仍普遍处于较为不利的就业环境之中。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大部分求职者仍倾向于大企业与高薪资，但随着就业形势持续严峻，越来越多的求职者下调薪资预期，采取更为现实的就业策略。 韩国招聘平台Jinhaksa Catch面向1204名求职者进行“2026年最想入职企业”问卷调查，并于11日公布的结果显示，62%的受访者将“大企业”作为首选就业目标。其后依次为公共企业及公共机构（12%）、中坚企业（12%）、外资企业（6%）和中小企业（5%）。 就业者在选择企业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仍是薪资待遇。调查显示，53%的受访者将“高薪”列为首位，其后依次为工作生活平衡（16%）、福利待遇（12%）、成长空间（8%）、同事关系（6%）、工作环境（4%）和地理位置（1%）。分析认为，企业报酬水平依然是求职者择业的核心衡量标准。 不过，在就业困难长期化的背景下，求职者期望薪资水平出现下降趋势。今年求职者期望平均起薪约为4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5万元），较去年的4700万韩元减少400万韩元。求职者实际最低可接受年薪标准平均为4000万韩元。 业界分析认为，这一水平低于求职者的理想起薪，但已接近中坚企业的起薪区间，显示出求职者已将中坚企业的起薪水平作为标准线。这一变化也在就业选择中得到印证。 在薪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6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先以正式员工进入中小企业”，高于“边打零工边准备进入大企业”的36%。 Jinhaksa Catch本部长金正贤（音）表示，求职者仍向往大企业和高薪岗位，但随着就业困难长期化，薪资期望正逐步调整。越来越多求职者不再将第一份工作视为终身职业，而是希望尽快摆脱失业状态，以提升自身能力。

一项调查显示，因怀孕、生育及家庭照护责任而中断职业生涯后再次就业的女性中，每10人中就有4人的薪资水平低于中断之前。此外，女性在职业中断后重新求职的平均时间长达四年以上。 首尔市女性家庭基金会面向居住在首尔的2754名19至64岁上班族（女性2045人，男性709人）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1日发布的《首尔市性别平等就业政策研究》报告显示，因怀孕、生育或照护家庭而经历职业中断后，成功再就业的女性中，有42.5%的受访者表示薪资水平较中断前有所下降。在全体受访者中，565人表示曾因上述原因经历职业中断，其中女性为513人，男性为52人。 关于职业中断后复职薪资水平，表示基本持平的男性比例达53.8%，高于女性的35.9%。在薪资有所上升的比例上，女性为21.6%，男性为21.2%，差距较小。职业中断后再就业的女性中，32.2%的受访者认为新岗位有助于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显著高于男性的15.4%。报告分析称，女性在承担照护责任的情况下，即使薪资有所降低，也倾向于选择更有利于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职位。 从职业中断到重新就业所需时间来看，女性平均需48.4个月，男性为20.4个月，显示出因怀孕、生育及家庭照护导致的职业中断对女性就业连续性的影响更持久。 整体就业结构方面，受访者中正式员工的比例在女性中为65.3%，低于男性的73.6%。女性日均工作时间为7.8小时，也短于男性的8.3小时。在规模小于50人的小型企业就业的比例，女性为56.3%，高于男性的46.4%。女性月平均工资为287.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7万元），低于男性的388.5万韩元。此外，女性因使用育儿假或缩短工时而遭受负面评价的比例达25.9%，同样高于男性的14.8%。 报告强调，许多女性在生育与育儿阶段经历职业中断，即使重新就业仍面临诸多困难。为此，首尔市有必要从缩小性别差距、消除结构性不平等的角度出发，对现有就业政策进行系统性重塑与优化。

韩国劳动研究院于28日发布的《第27年度韩国家庭与个人经济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韩国国民在工作日的就业时间减少约20%，而与亲友的社交活动时长则增加2至3倍。 调查显示，韩国国民的日常生活主要由睡眠、劳动和休闲三大类活动构成。在工作日，包括就业与通勤在内的工作相关活动占据每日相当比重，平均时长为4.85小时；而在周末，休闲及社交活动时间则显著增加。周日平均休闲时间达333.7分钟（约5.6小时），反映出民众倾向于在周末弥补工作日的休闲不足。睡眠方面，周末平均睡眠时间较工作日多出20至40分钟，体现出劳动者在周末集中恢复因工作日累积疲劳的生活模式。 过去十年间，劳动时间缩短、休闲与社交活动时间延长，成为最显著的变化趋势。以工作日为基准，主要劳动时间从320.2分钟（约5.3小时）减少至259.5分钟（约4.8小时），下降约1小时，降幅达20%。分析认为，这是劳动时间缩短政策逐步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普及，以及社会整体“工作与生活平衡”意识不断增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社交活动时间大幅增加。工作日社交时间从35分钟增至102.2分钟，周日则从79.1分钟增至167.1分钟。然而，子女照护与家务劳动时间在过去十年间未发生明显变化，显示出家庭内部无偿劳动负担仍未得到有效缓解。从性别角度观察，女性仍在家务与育儿活动中投入更多时间，而男性在劳动中所占比重更高。不过，与十年前相比，男性参与家务与照护的程度有所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度也显著上升，显示出性别角色分工结构呈缓慢变化趋势。 按年龄段分析结果显示，青年群体以休闲与人际交往为中心，中年群体以兼顾工作与家庭为主，高龄群体则转向以休息与家庭为核心，体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分析指出，韩国国民的生活模式正逐步从以往的“劳动中心结构”向“休闲与家庭中心结构”过渡。 此外，对家庭经济状况及薪资劳动者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24年家庭年均总收入为611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6万元），月均约510万韩元；月均生活支出为277万韩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万韩元；月均储蓄额为77.3万韩元。薪资劳动者的月均工资为319.6万韩元，其中女性为241.9万韩元，相当于男性（369.6万韩元）的66.1%。

最新调查显示，韩国薪资水平已大幅超越日本与中国台湾。尤其在制造业高出20%以上。 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23日发布的相关报告，去年韩国正式员工年平均总薪酬为6.5267万美元。这一数字较日本（5.2782万美元）高出23.7%，较中国台湾（5.3605万美元）高出16.2%。 2011年韩国、日本与中国台湾的薪资水平相近，但此后差距显著拉大。在此期间，韩国正式员工的薪酬增长64.4%，而日本仅增长34.2%。 尤其在大企薪资差距更为突出。韩国大企员工平均薪酬为9.6258万美元，较日本大企业员工（6.0574万美元）高出58.9%。韩国中小企业为5.5138万美元，较日本（4.5218万美元）高出21.9%。 在11个主要行业中，韩国在10个领域的薪资水平超越日本。其中，金融保险业薪资为日本的161.8%，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行业为130.1%，制造业为127.8%，差距显著。相比之下，保健与社会福利业（100.6%）和教育服务业（94.7%）的薪资水平则与日本相近或略低。 在制造业领域，韩国正式员工的年平均总薪酬为6.7491万美元，较日本（5.2802万美元）高出27.8%。而在2011年，韩国薪资（3.6897万美元）低于日本（3.9114万美元）。 与中国台湾相比差距也明显。2011年韩国正式员工平均薪酬（3.6471万美元）较中国台湾（3.4709万美元）仅高出5.1%，去年这一差距已扩大至16.2%。这主要由于同期韩国薪资增长70.8%，而中国台湾增幅为54.4%。 在可比较的17个行业中，韩国在14个行业的薪资水平高于中国台湾。尤其教育服务业是中国台湾的183.5%，供水、污水处理及废弃物处理业（160.3%）以及专业、科学与技术服务行业（143.3%）等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差距。相反，在不动产业（96.4%）、住宿餐饮业（96.2%）以及保健与社会福利业（81.2%）等领域，中国台湾的薪资水平更高。 在制造业领域，韩国劳动者的薪资为4.0837万美元，较中国台湾（3.3682万美元）高出21.2%。

自明年起，政府面向韩国职场准妈妈发放的“产前产后休假津贴”每月上限将提升至2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5万元）。此次调整旨在应对明年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可能出现的津贴下限高于上限的“倒挂”问题。这是政府三年来首次提高该津贴上限标准。 韩国雇佣劳动部于10日公布《产前产后休假津贴上限公告》修订案。根据制度，加入雇佣保险的劳动者可享受产前产后共计90天的休假，早产情况可延长至100天，多胎则可休120天。其中，至少60天（多胎为75天）为带薪休假，期间劳动者可获得100%薪资。同时，为尽可能缓解因生育和育儿导致的收入下降，政府还将对休假其余期间提供一定的津贴支持。 具体来看，大企员工在带薪休假期间由企业支付全额工资，剩余30天则由政府发放补助；中小企业员工则在全部90天休假期间均可领取政府提供的津贴。政府承担部分的津贴上限由雇佣劳动部根据劳动者正常工资水平及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综合确定，目前为每月210万韩元。 由于津贴下限与最低工资水平直接挂钩，随着明年最低工资上调至每小时1.032万韩元，相应的津贴下限将升至每月215.688万韩元，从而导致下限超出既定的上限。为此，雇佣劳动部决定从明年起将产假津贴上限提高至每月220万韩元。这也是自2023年该津贴上限从200万韩元提高至210万韩元后，时隔三年再次进行调整。 尽管政府此次上调津贴上限是为应对最低工资上涨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但社会舆论指出，这一措施并非根本解决之道。由于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整，津贴上限与下限再度出现倒挂的现象可能在未来一至两年内重新浮现，使得相关制度的系统性改革议题再度受到关注。

一项调查显示，正在准备就业的人群中，每10人中有6人虽在进行求职活动，但对就业不抱太大期望，处于“消极求职”状态。 韩国经济人协会10月至11月面向2492名全国四年制大学在校生及毕业生实施就业认知调查，自称正在找工作的受访者中，有60.5%属于消极求职者。其中无实质性就业准备及计划，只是浏览招聘信息的“象征性求职者”占比32.2%，几乎不进行求职活动者占比21.5%，处于休息状态占比6.8%。 当被问及求职态度消极的原因时，超过半数（51.8%）的受访者归因于岗位不足，随后依次为即使积极求职也无法就业（22%）、专业对口或感兴趣领域岗位不足（16.2%）、符合期望的薪资水平及工作条件岗位不足（13.6%）等。另有37.5%的受访者表示因自身能力、技术和知识不足，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 37.1%的受访者认为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较去年更为严峻，仅5.1%认为今年情况将好于去年，但仍在所有选项中占比最低，表明求职准备者对就业形势的负面认知仍在持续。 调查显示，积极进行求职活动的就业准备者今年平均投递13.4次入职申请书，但平均通过简历筛选的次数仅为2.6次。相比去年调查中平均投递6.3份申请、通过1.4次筛选的结果，今年的平均申请次数增加了1倍以上，简历平均通过率为19.4%，较去年调查的通过率（22.2%）下降了2.8个百分点。, 每10名受访者中，有6人预测求职准备期将超过6个月，预计将超过一年的比重为32.5%。根据国家数据处的调查，以今年5月数据为准，20-34岁的未就业人员中，失业一年以上的占比为55.2%，较3年前上升2个百分点。 对于解决青年就业难题的政策方向，29.9%的受访者中选择通过放宽管制等改善企业雇佣环境。其次还有加强职业指导、扩大实习支持等解决人岗不匹配问题（18.1%），以及扩大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新产业、新技术领域的职业培训机会（14.9%）等。 经济人协会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在高汇率、高物价、贸易秩序重组等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背景下，韩国劳动力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导致企业的招聘能力下降。政府和国会需要通过放宽管制、提供税制及投资支持来提振企业活力，同时对于可能如延长退休年龄等挤压青年就业空间政策的推进，有必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

韩国最大电商平台Coupang大规模用户个人信息遭泄露，嫌疑人被指向一名已离职的中国籍员工，引发韩国社会强烈关注。尽管Coupang表示确实聘用来自多国的人才，但不便公开员工国籍分布情况。 中国职场社交平台“脉脉”上公开的信息显示，过去数年间有经Coupang员工认证的账号频繁发布招聘信息，猎头及业内人士也发帖表示可“推荐进入 Coupang”。相关内容集中于 2023 年，岗位涵盖后端工程师、数据科学家、高级产品经理、口译员等，工作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及首尔。 Coupang在招聘网站上口碑较好，部分认证账号称，Coupang上海办公室位于浦东新区的长泰广场，薪资水平接近阿里巴巴，有不少网络大厂出身员工加入，“无加班文化”是最大的吸引力。推荐帖普遍提及Coupang实施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高底薪、稳定奖金、商业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优势。尤其与中国互联网行业盛行的“996工作制”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招聘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内部竞争也被曝光。有脉脉用户发帖称，Coupang内部存在每年淘汰“底部10%”的制度，年龄偏大而经验不足者淘汰概率更高，这被认为是持续招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业内分析认为，Coupang大量招聘中国籍开发人员并非仅出于人力成本的考量，更源于其技术体系与阿里巴巴、京东等中国电商企业结构高度相似。不同于亚马逊的平台型结构，Coupang采用自营直采、仓储管理与物流配送一体化模式，需要复杂的供应链系统支撑，而中国在大规模物流自动化方面经验丰富，因此相关人才更容易胜任。 随着调查继续推进，Coupang海外技术团队的规模、管理方式与安全体系，预计将成为韩国舆论与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

韩国大型企业与中坚、中小企业之间年轻职场人士的薪资差距持续扩大，中小企业40多岁员工的年薪不仅低于大型企业30多岁员工，而且差距逐年加大。 职场信息平台JobPlanet 26日数据显示，今年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年薪中位数为897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3.56万元），平均年薪9519万韩元；中坚企业40多岁分别为7017万、7614万；中小企业40多岁仅为5718万、6190万。 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年薪每年上涨约400万韩元，中小企业则仅200万左右。近年来，大型企业40多岁员工中位年薪从2023年的8072万增至今年的8973万，中小企业同期仅从5184万增至5718万。中坚企业保持大型企业同龄群体薪资的约80%。 企业规模差距对年轻职场人士的薪资也造成影响。大型企业30多岁中位年薪今年为6556万，较中小企业40多岁还要高出838万韩元，而两年前这一差距仅为116万。20多岁员工差距同样进一步扩大，大型企业20多岁中位年薪今年为4603万，中小企业仅3260万，相差1343万。 此外，企业规模差异在绩效奖金上更加明显。300人以上企业今年上半年含绩效奖金的特别工资增幅为12.8%，300人以下企业仅3%。月均特别工资分别为159万与31.8万韩元，相差约5倍。 薪资差距扩大可能加剧就业错配。国家数据处统计显示，截至上月，有工作能力但放弃求职的二三十多岁年轻群体达73.6万人，其中仅30多岁就有3.4万人，创下历年10月新高。中小风险企业研究院指出，46.7%的中小企业遭到核心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经济低迷下的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加剧人才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