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明年最低时薪的最低薪资委员会启动正式讨论后，韩国餐饮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意见分歧逐渐显现。商界主张，上调人力成本将进一步加重小商贩和个体户的经营负担，因此希望维持最低时薪不变或尽量压低涨幅。劳动者则表示，过去两年薪资涨幅较低，而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不断增加，有必要大幅上调最低时薪。 最低薪资委员会上月22日召开关于明年最低时薪的首次会议，并计划在5月中旬进行实地调研后，本月27日再次召开全体会议。该委员会由劳动者、雇主和公益委员各9人组成，是一个负责审议和决定最低时薪的劳资政三方社会对话机构。 目前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涨幅上。首次全体会议上，双方立场已明显对立。担任劳动者委员的韩国劳总事务总管柳其涉（音）指出，尹锡悦政府执政两年期间最低时薪涨幅仅为2.5%和1.7%，由此造成的损失最终由低收入弱势群体承担。 最低时薪是否上涨，直接影响到人力成本比重最高的餐饮业的生死存亡，对业界而言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对于营业收入恢复缓慢的小规模个体经营者来说，一旦最低时薪上调成为现实，裁员或缩短营业时间等措施将难以避免。 目前餐饮行业处境艰难。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导致运营费用剧增，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随着餐饮物价攀升，“YONO”（You Only Need One，即只买必需品）消费趋势蔓延，餐饮业的整体需求也在大幅萎缩。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连续5个月内餐饮门店的停业数量超过新开店铺。2025年第一季度餐饮门店停业率达到2.85%，为近六年来最高，开业率为2.49%，创下历史最低值。 经济低迷、消费趋势变化以及政治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叠加，令餐饮行业持续承压，消费者支出意愿减弱。收入锐减的餐饮业正通过停业或人员调整等手段积极应对当前困境。尤其是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小本商户，现金流吃紧，经营愈发艰难。部分无力承担高额人力成本的小型业主表示已难以支付最低工资，正在面临违法或被迫停业的两难局面。 一位餐饮业界人士表示：“如果最低时薪真的能发挥其原本的作用当然很好，但对我们这样的小业主来说，它反而成了威胁生存的利刃。现在连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如果继续上调最低时薪标准，不仅要担心罚款，还可能被举报。” 为应对招工难和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餐饮业正在加快引进自助点餐机和送餐机器人等“餐饮科技”。在最低时薪即将上调、原材料价格也不断上涨、经营条件紧张的背景下，额外雇佣兼职员工也成为沉重负担。 与雇佣人工相比，使用机器人和自助设备的成本明显要低。今年最低时薪为1.00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1元），按每日工作时间8小时计算，日薪则为8.024万韩元，月薪约为209.627万韩元。引入“餐饮科技”不仅能节省人工成本，还能提升工作效率、缩短顾客等待时间，并确保服务质量的一致性。因此，业内普遍认为，如果明年最低时薪继续上调，相关技术的普及将进一步加速。 餐饮业内人士指出：“过去引进自助点餐机主要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但现在更多是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他补充说：“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在后台协助工作的机器人已经悄然成为行业日常。”

韩国零售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型超市、免税店及电商平台等主要企业相继申请企业重组，并采取关店、裁员及鼓励自愿退休等措施，以应对经营困境。 据零售业界3日消息，现代免税店计划于今年7月关闭东大门店，并缩减贸易中心店的规模。现有员工将被调整至客户服务岗位，同时推行自愿退休计划，以应对业务持续低迷并维持经营稳定。 免税行业整体形势持续恶化。数据显示，乐天、新罗、新世界及现代四大免税店去年合计亏损277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亿元）。为应对经营困境，新世界免税店已于今年1月关闭釜山店；乐天免税店则采取收缩战略，不仅将首尔乐天世界塔店的经营面积削减30%，更将釜山店的营业范围压缩至单一楼层。 上月，大型超市行业排名第二的Homeplus因流动性危机申请企业重组。近期，在线奢侈品平台Balaan也因结算延迟问题启动重组，导致部分合作商户因货款延迟支付而陷入经营困境。 电商领域同样面临严峻挑战。去年知名电商平台TMon和薇美铺（WeMakePrice）相继进入破产程序。这两家曾位列行业交易额第六、七位的平台企业，最终因未能化解持续恶化的流动性危机而被迫终止运营。 零售业界普遍担忧，无论线上或线下，整个行业或将迎来大规模调整。在经济低迷、高物价、高利率及消费疲软等多重因素交织下，零售企业的盈利结构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 根据大韩商工会议所最新预测数据，今年韩国零售市场增长率预计将降至0.4%，这一数值创下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分析指出，若当前市场低迷态势持续，资金链脆弱的中小企业恐将首当其冲面临淘汰风险，行业集中度或将进一步提升，市场主导权可能加速向具备规模优势的大型企业集团及其子公司转移。 零售业界人士分析指出：“当前市场环境较以往更具复杂性，经济下行压力、消费需求萎缩与中国电商企业加速扩张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行业竞争进入全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不仅经营状况欠佳的企业面临风险，即便是运营良好的企业也可能在这场行业洗牌中遭遇生存危机。” 现代免税店东大门店【图片来源 现代免税店】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主要企业集团正积极推进以业务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结构调整。据悉，30强集团高管人数减少，员工反增，以业务为中心的人力重组尤为突出。 企业分析研究所Leaders Index对30强集团中，提交事业报告的235个子公司雇佣情况进行分析，并于1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以去年为基准，上述集团全体员工为98.3517万名，同比增加1.7%（1.6361万名），而高管人数则为9746名，减少0.7%（71名）。Leaders Index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大型企业通过优化管理层、扩充业务团队的方式实现降本增效。 新世界集团的人力结构调整最为显著。集团员工规模同比增长4.2%（1379名），高管人数则缩减10.2%（17名），使得高管与员工比例从1比197调整为1比228.5。现代汽车集团也呈现类似趋势，员工总数增长1.7%至16.21万名，高管人数下降5.3%至1087名，高管员工比扩大10.3个点位。 流通和建设行业普遍出现双降趋势，但高管减幅更大。以DL集团为例，员工减少3.9%（323名），高管骤减21.2%（25名），导致高管员工比扩大15.5个点位。乐天集团虽然员工微降0.1%，但高管人数锐减9.6%，使得高管员工比从1比102.5升至1比113.2。 然而，也有部分集团高管员工比呈负增长态势。HDC集团员工增长3.2%（246名），高管人数激增51.2%（21名），高管员工比锐减59.7个点位。KT去年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员工规模缩减6.7%（2581名）的情况下，高管人数反增8.9%（18名），高管员工比减少27.3个点位。此外，互联网巨头Kakao的员工数增长2.9%（246名），而高管人数增幅高达35.9%（51名），高管员工比减少14.5个点位。

【图片来源 韩联社】 受消费市场疲软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流通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为应对收益性大幅下滑的困境，多家大型流通企业纷纷采取裁员降本措施，其中高管成为重点调整对象。 23日，据最新发布的流通业综合事业报告显示，去年，韩国三大流通巨头易买得、新世界和乐天购物共裁减21名高管。同时，易买得和乐天购物两家企业还裁减了2309名普通职员，反映出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企业对高管业绩和经营成果的考核日趋严格。 具体数据显示，以去年年末为基准，易买得高管人数达32名，同比（42名）减少10名（23.8%）；高管年薪总额同比下降22.4%，从283.3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亿元）降至220.3亿韩元；人均年薪也从6.75亿韩元降至5.98亿韩元，减少11.4%。新世界集团高管人数从43名降至38名，减少11.6%，高管年薪总额下降14.7%，从297.2亿韩元降至253.39亿韩元。 乐天购物高管人数也从81名减少至75名，减少7.4%，但年薪总额却出现小幅增长，从273.49亿韩元增至278.8亿韩元。乐天购物表示，这一增长主要源于退休高管退休金发放及业绩奖金的计提。此外，现代百货高管人数与去年持平，为37名，但年薪总额下降14%，从169.2亿韩元减少至145.48亿韩元。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由于当前流通界低迷态势持续，以线下业务为主的传统流通企业普遍采取高管裁员和降薪措施。内需市场疲软长期化、线上零售快速崛起等因素导致传统流通企业经营业绩持续承压，通过精简组织架构、控制人力成本来维持运营已成为行业普遍选择。某不流通企业相关人士表示："在盈利能力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企业对经营成果的考核日趋严峻，高管任期呈明显缩短趋势。" 此外，主要流通企业的员工总数也呈缩减态势。数据显示，以去年为基准，易买得员工总数较上年减少5.6%，从2.613万人降至2.4548万人；乐天购物员工总数下降4.3%，从1.9676万人减少至1.832万人。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易买得于去年首次实施全公司范围的自愿退休计划。Gmarket、SSG.com等跨境电商也同步推进了相关计划，乐天购物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乐天ON更是实施了两次自愿退休申请。

韩国最大的多厅影院（Multiplex）运营商希杰（CJ）CGV正面临业绩困境，被迫收紧开支。继上月实施80人自愿离职计划后，本月计划关闭4家影院。在疫情后在线视频服务（OTT）时代全面到来、电影观众数量未能恢复的情况下，CGV不得不加快经营调整步伐。其股价从曾经的1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93元）暴跌至5000韩元以下。 据业界消息，CGV计划于本月23日关闭首尔松坡店和仁川延寿店，并于31日关闭昌原店和光州客运站店。至此，CGV在韩国的影院总数将减少至192家。 这一决定是在上月实施的自愿离职计划后作出的。CGV于2月面向工作7年以上的代理级员工推行了自愿离职方案，最终约80人选择离开公司。这是自疫情高峰期的2021年2月以来，时隔四年再次实施大规模人员调整。 业内分析认为，这是电影观众减少带来的无奈之举。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数据，2024年韩国影院总观众数为1.2313亿人次，较前一年减少1.6%。相较于疫情前（2017至2019年）平均2.2098亿人次的水平，仅恢复到56%左右。 2024年，CGV的合并销售额为1.957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7%；同期营业利润增长54%至759亿韩元。然而，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去年6月并入子公司希杰OliveNetworks所带来的效应。若单独计算CGV本部的业绩，公司实际营业亏损达76亿韩元。CGV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韩国电影市场整体萎缩，形势不容乐观。公司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市场自行复苏，而是需要通过体质改善和效率优化来增强竞争力。” 投资者对CGV的未来前景感到担忧，股价持续下跌。2016年1月，CGV股价曾飙升至14万韩元，但随后一路下滑，本月首次跌破5000韩元。截至3月19日，CGV股价收于4875韩元，较前一日微涨5韩元。 不仅是CGV，整个韩国影院行业都面临困境。竞争对手Megabox去年录得134亿韩元营业亏损，已连续五年亏损。由乐天文化财团（Lotte Cultureworks）运营的乐天影院（Lotte Cinema）虽然实现3亿韩元营业利润，但主要得益于越南市场增长，韩国本土业务依然低迷。业内普遍认为，OTT平台的快速崛起以及缺乏票房大作，是韩国电影市场低迷的主要原因。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电影及视频产业市场规模为3.3322万亿韩元，其中影院占比35.9%，而OTT平台已攀升至61.6%。相比之下，2019年影院市场份额仍占52.5%，OTT仅为42.7%。短短五年内，OTT市场份额便实现反超，成为行业主导。影院市场的萎缩进一步削弱了电影投资动力，导致优质作品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尽管影院经营困难，影院方却不能轻易关店。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影院的租赁合同通常为15至20年，即使业绩不佳，经营方也难以立即关闭影院。” 面对市场低迷，影院行业正尝试多元化发展，CGV也在积极寻找突破口。 CGV近日与韩国职业棒球联赛（KBO）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在影院内直播棒球比赛。从3月22日开幕战开始，每周日将播放两场比赛，并直播常规赛、全明星赛及季后赛。 此前，CGV曾成功推出BTS、IU、任英雄等艺人的演唱会实况电影，吸引大量粉丝观影。这次，公司同样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的忠实粉丝群体，吸引更多观众进入影院。 此外，CGV还计划通过技术升级提升观影体验，例如推广四面屏幕的“ScreenX”特殊影厅。3月17日，CGV已与三星电子及其子公司哈曼（Harman）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打造未来影院。同时，CGV也将加大在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的投资，以弥补韩国本土市场的颓势。 CGV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后，消费者的娱乐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我们将围绕‘影院技术升级’和‘内容多样化’这两个核心方向，探索新的增长点。” 位于首尔的一家CGV影院【图片来源 韩联社】

因劳资双方谈判破裂，现代制铁日前关闭唐津制铁所内燃工厂部分生产线，图为空空荡荡的生产车间。【图片提供 韩联社】 中国廉价钢铁来势汹汹，令韩国钢铁产业元气大伤。祸不单行，美国对进口钢铝征收25%关税的措施于本月12日起正式生效，再加上工会罢工，现代制铁14日宣布将启动紧急经营状态，全体高管薪酬削减20%，并考虑面向全体员工实施自愿退休。 现代制铁表示，在国内外严峻形势下，若不采取高强度自救措施，经营难以得到改善，因此不得已实施特殊举措。还计划最大程度减少海外出差，从多方面努力削减成本。 这从侧面反映出韩国钢铁业界最近面临的严峻形势。受建筑业不景气的影响，钢铁需求持续萎缩，近来缩减浦项第二工厂的开工量，并接受浦项工厂技术工的自愿退休申请，以及唐津制铁所和仁川工厂的转岗申请。 上月28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贸易委员会（贸易委）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日本的热轧碳素钢板、热轧合金钢板进行反倾销调查。 特朗普政府成立后，不断提高的贸易壁垒也加重了现代制铁的危机。根据特朗普上月10日签署的行政命令，本月12日将对进口钢铝征收25%关税，韩国此前享受的对美出口钢铁免税配额（每年236万吨）也被取消，严重打击韩国钢铁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内忧外患下，工会罢工更是雪上加霜，现代制铁与工会的工资谈判从去年9月起陷入僵局。双方就绩效奖金等问题互不相让，工会近日持续进行罢工，正常生产亮起红灯。尽管公司对唐津制铁所冷轧工厂的部分生产线实施了部分关闭措施，但谈判在重启和破裂之间反复，工会宣布从13日晚7点起进行部分罢工，持续至20日。 现代制铁方面提出了人均2650万韩元（4.5倍基本工资+1000万韩元）的绩效奖金方案，但工会拒绝了这一提议，要求达到集团子公司现代汽车的“5倍基本工资+1800万韩元”。 现代制铁表示，劳资双方13日虽重新开始交涉，但未能缩小意见分歧协商破裂。预计劳资纠纷今后仍将持续，不可避免地对韩国钢铁产业界造成负面影响。

今年，受人工智能（AI）PC需求增长的推动，笔记本电脑市场原本有望强势反弹。然而，美国突如其来的关税政策让PC企业不得不下调业务预期。面对关税冲击导致的盈利能力下降风险，全球PC企业正在加快应对措施，包括将生产工厂迁往美国或提高美国市场产品售价。 据市场研究机构Digitimes Research于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笔记本电脑出货量预计同比下降7.9%。2024年第四季度，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PC经销商提前大量囤货，导致今年以来订单减少。与此同时，市场寄予厚望的设备更换需求增长迟缓，PC经销商在追加订单方面保持谨慎。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给刚露出复苏迹象的笔记本市场泼了一盆冷水。美国政府自2月4日起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征收10%关税，3月3日进一步加征10%，使总税率达到20%。中国是全球笔记本电脑的主要生产地，全球约89%的笔记本电脑产自中国。 市场原本预计，受Windows 10停止服务及AI PC需求增长的双重推动，2025年笔记本电脑市场将同比增长4%以上。然而，随着关税负担加重，PC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行业乐观情绪降温。 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惠普（HP）已表示，关税对公司业绩将产生负面影响。在2月27日（当地时间）发布的2025财年第二季度（2至4月）财报展望中，惠普给出了低于市场预期的盈利指引，并指出：“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及零部件成本上升正在压缩利润空间。” 全球PC市场排名第一的联想（Lenovo）也受到了关税影响。由于其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司在2024年第四季度大幅增加库存，以应对新关税政策。分析师预计，这一库存调整将导致2025年第一季度联想PC出货量大幅下降。 面对关税冲击，PC企业正加速调整生产布局。一些企业计划将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国家，或直接提高美国市场产品价格。 惠普正考虑将部分制造工厂迁至美国，以符合特朗普的“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政策。公司CEO恩里克·洛雷斯表示：“到2025财年末（10月31日），惠普将在北美市场销售的中国制造产品比例减少至10%以下，并考虑在美国进行生产。”不过，他也强调：“如果将制造基地迁往美国，不仅需要调整组装流程，还需重新建立零部件供应链，因此这一评估将需要较长时间。” 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仍在持续扩大，其潜在影响不容忽视。目前，美国政府已三度推迟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实施25%关税，而墨西哥也是PC行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联想在墨西哥运营着大规模服务器组装工厂，惠普近年来也在墨西哥扩大PC生产，并逐步将部分笔记本电脑制造从中国转移到墨西哥。洛雷斯表示：“如果（墨西哥等地）被加征额外关税，我们会像调整中国供应链一样进行风险管理，并根据需要采取成本优化及价格调整措施。”此外，惠普计划在2025年内裁员最多2000人以降低运营成本。 中国台湾PC制造商宏碁（Acer） 也宣布，将在美国市场上调笔记本电脑售价10%，若关税进一步上升，价格可能继续上涨。业内人士表示：“今年的明星产品AI PC本身成本已经较高，如今再叠加关税，企业必须尽快制定应对方案。可以预见，美国市场的PC价格上涨只是时间问题。” 3月3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联想Yoga太阳能笔记本电脑亮相。【图片来源 AFP/韩联社】

11月28日下午7时许，由于暴雪导致航班延误，记者在仁川机场免税店内观察到，偌大的商场几乎空荡荡，难觅超过五人的团体游客，大多数顾客都是两三人结伴而行。曾经高度依赖中国团体游客的韩国免税店行业，如今因自由行趋势的崛起和中国经济低迷，正面临产业崩溃的危机。乐天、新罗、新世界、现代等“四大”免税店集体陷入经营赤字，尽管通过削减成本等方式试图自救，但效果有限，行业内部已开始讨论关闭门店、调整业务结构等深层次变革措施。 根据免税店行业1日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三季度，乐天免税店亏损46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362亿元），新罗免税店亏损387亿韩元，新世界DF亏损162亿韩元，现代免税店亏损80亿韩元。尽管访韩外国游客数量已经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但免税店实际消费人数却未能同步回升。韩国免税店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在韩国免税店购物的外国人仅有602万人次，与2019年的2002万人次相比，减少了整整三分之二。 “一直以来，我们依赖中国游客的大规模团体购物，这种模式能带来持续且高额的销售额。现在，随着自由行成为主流，免税店的吸引力明显下降。”某大型免税店的市场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还提到，中国游客的消费习惯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再集中到免税店购物，而是更偏向于个性化的分散式消费体验。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正在挑选奢侈品牌包袋的中国游客张鑫（化名）。张女士表示，自由行让她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行程，而免税店如今仅仅是旅行中“顺路”的一个选择。“用英语完全没问题，也没必要跟团。奢侈品只能在免税店或者百货商场买到，所以我来了这里，但护肤品、化妆品我已经在街边的商店买了很多。”她还补充道，她的朋友更倾向于购买本地品牌，而不是传统的国际奢侈品。 即便是在暴雪天气导致大量游客滞留机场的情况下，免税店内的大部分店铺仍显得冷冷清清。仅有少数中国游客表示“为朋友代购”才会到免税店购物。一位游客坦言：“现在经济状况不好，周围朋友去韩国旅游的少了。我自己也没什么特别想买的。”记者注意到，在免税店的一些传统热门区域，如化妆品和高端手表专柜，工作人员的数量甚至超过了顾客。“我们的主要客源是自由行游客，但他们的消费金额普遍较低，很难与过去团体购物的规模相比。”一位专柜销售员无奈地说道。 面对持续的亏损压力，韩国免税店企业不得不通过缩减规模和筹措资金来寻求突围。乐天免税店于今年8月率先推出了自愿退休政策，新世界DF则在11月29日首次接受员工自愿退休申请。此外，酒店新罗也在今年下半年首次发行了1328亿韩元的可转换债券，用于缓解资金流动性压力。 为了吸引自由行游客，各免税店也在尝试多元化的营销策略。例如，新世界免税店与国泰航空合作推出购物累积航空里程的活动，初步取得了一定成效。乐天免税店则开发了一款将东大门时尚品牌与海外买家对接的在线平台，目前正在日本试运行。记者还了解到，乐天近期推出了与知名舞蹈工作室“1MILLION”合作的服装品牌“SINGULAR”，正式进军服装行业。 然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些努力仅仅是“杯水车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直言：“虽然我们正在尽力通过裁员、财务优化等方式维持经营，但面对中国经济低迷和游客消费模式的转变，我们感到束手无策。” 分析人士指出，韩国免税店行业的困境并不仅仅源于中国游客减少，更与消费模式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免税店未来需要更多创新举措和业务转型，例如提升线上销售占比、加强与本地旅游资源的整合等。 尽管如此，业内对于未来仍然保持谨慎乐观。一位行业观察家表示：“全球经济复苏尚存变数，但如果韩国免税店能够抓住转型契机，未来依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11月28日晚，因暴雪天气滞留在仁川机场的游客。【摄影 记者 崔锦宁】

随着中国汽车企业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加上电动汽车需求增速放缓现象持续，传统汽车强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汽车行业正在加速结构调整。据业内24日消息，这一危机不仅冲击全球整车厂商，还引发零部件企业的大规模裁员潮。 日本车企正在大幅缩减东南亚业务，在“日本传统优势市场”泰国尤为明显。据《共同社》报道，日产计划在2025年秋季前裁减泰国工厂1000多名员工，并把部分业务转移至其他地区。同时，本田和铃木也宣布明年关闭位于泰国的大城府和罗勇府工厂。日本品牌长期占据泰国汽车市场90%的份额，中国车企的竞争导致日企市场份额降至80%左右。今年7月，比亚迪和广汽埃安分别在泰国设厂投产，竞争进一步加剧。 欧洲市场方面，德国和美国的汽车企业正在面临巨大压力。德国最大汽车企业大众集团近日宣布，关闭境内三家工厂并裁减数万名员工，引发德国金属工会威胁12月初开始罢工。美国福特公司也宣布削减14%的欧洲员工，并计划关闭德国科隆和萨尔路易工厂的部分生产设施。欧盟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45.3%的关税，但市场份额仅从9月的8.5%略微下滑2至3个百分点。 德国汽车行业危机还受到“德国病”的拖累。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数据显示，德国工人去年平均病假天数为19.4天，远高于瑞士的9.2天。部分企业甚至采取非常手段，特斯拉德国工厂人事部门此前突袭员工住处检查病假是否属实。此外，德国政府去年底停止对电动汽车的补贴，进一步加剧行业困境。 随着整车厂商的调整，零部件企业也难免遭受冲击。全球最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博世宣布裁员5500人，德国舍弗勒和采埃孚分别计划裁员4700人和1.4万人。此外，法国轮胎公司米其林也计划在2026年前关闭法国两家工厂，并在2025年前关闭德国两家工厂。 目前现代汽车和起亚在美国、印度及东南亚市场表现强劲，但在欧洲市场却略显疲软。今年1至10月，两家企业在欧洲的销量同比下降3.8%，为90.49万辆。专家认为，德国和日本车企在中国销量骤减，又在欧洲和东南亚市场遭中国抢占，受到的冲击更大。韩国车企也需要尽快采取对策，避免市场份额遭遇类似蚕食。 【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劳动研究院19日发布《新冠疫情对企业就业的影响》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6个月内，韩国企业的就业率相比2019年底下降1.9%，新冠疫情对就业的冲击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暴发后，所有规模的企业就业人数均有所减少，但大型企业和员工500人以上的企业较其他规模企业就业减少程度较小。 疫情发生两年半后，整体就业率增长1.2%并超过疫前水平，但不同规模企业的就业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大型企业就业增长率为0.7%，恢复至疫前水平；而中小企业就业增长率为-1.2%，不及疫前。从企业常雇员工数量来看，500人以下企业的就业增长率为负值，而500人以上企业为2%，高于疫前水平。 从就业形式来看，疫情暴发后的6个月内，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就业人数均有所下降，但两年半后正式员工就业人数恢复至疫前水平，而非正式员工就业人数则较疫情初期进一步减少。也就是说，新冠疫情带来的就业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缓解，但恢复趋势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500人以上企业和正式员工群体。 报告进一步指出，按企业年度就业增长率把企业划分为就业减少（-5%以下）、就业持平（-5%至5%）和就业增加（5%以上）三类来看时，疫前就业减少的企业占比25.3%，疫后则增至48.9%，几乎翻倍。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就业减少的企业占比40.5%，而新冠疫情期间这一比例较前者高出8.4个百分点。年度就业负增长超过20%的企业比例在疫后达到28.7%，也高于金融危机时期的22.9%。 疫情扩散期间，约40%的企业通过灵活工作制度、停工等措施应对疫情，而且企业规模越大，采取上述应对措施的比例也越高。公共机构中约有70%至80%采取措施灵活应对疫情，而私营企业这一比例仅为约40%。 调查还显示，疫情发生两年半后，采取疫情应对措施的企业就业增长率高于未采取措施的企业，但选择“裁员”作为应对方式的企业未能恢复至疫前就业水平。此外，申请或获得“就业稳定资金”或“就业维持补贴”的企业占比在2020年为17.9%，2022年为17.5%，均不到全体企业的五分之一。 报告总结称，新冠疫情导致企业就业减少，但随着企业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在大约两年后就业水平逐步恢复，但恢复主要集中在规模较大的企业和正式员工群体。对此，未来还需要针对中小企业制定更多支援政策，并进一步扩大保障弱势群体生活与就业稳定的制度体系。 18日，在首尔一处就业中心内，求职者们正在查看招聘信息。【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