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bit的运营公司Dunamu（代表吴庆锡）公开了帮助自立准备青年的就业支持项目成果。该项目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建立了就业和创业的自立生态系统，被认为是虚拟资产行业的ESG管理标准。Dunamu于7日与社会连带银行共同举办了“Upbit Next Job”返乡日活动。今年是该项目的第三年，共有1421人参与。成果分析显示，参与者在工作能力提升方面的满意度为4.53分（满分5分），在经济帮助（4.71分）和未来准备贡献度（4.59分）方面的满意度也很高。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与解决地方消亡问题相结合。Dunamu与大田、光州和釜山等地方据点机构合作，与101家地方企业建立了实习伙伴关系，使自立准备青年无需离开熟悉的居住地即可积累实务经验并定居。参与者赵正贤在演讲中表示，通过Next Job项目，他意识到与其空想，不如通过小的实践来寻找生活的具体方向。Dunamu代表吴庆锡强调，将继续巩固可持续的支持体系，帮助青年在全球化时代发挥才能。这一成果与虚拟资产行业面临的社会责任要求密切相关。每年约有2000名自立准备青年离开保育设施进入社会，但由于就业不足和经济贫困，许多人陷入孤立。Dunamu正如全球大科技公司对弱势群体的数字素养和职业培训投入巨资一样，集中其资本和网络于青年就业创造，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未来，Dunamu的青年支持项目将进一步发展为技术人才培养。目前正在运营的数字金融教育“Up Class”和Web3安全人才培养课程“Upside Academy”可能会与Next Job有机结合。分析认为，这将建立一个不仅提供实习机会，还能培养可立即投入区块链和金融科技等未来产业的专业人才的良性循环结构。在监管问题和市场波动中，Dunamu真诚的ESG举措能否提高虚拟资产行业的公众信任度，备受关注。※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调查显示，韩国80岁以上的超高龄男性自杀率“遥遥领先”，不仅远高于全体人口平均水平，更是同年龄段女性自杀率的4.5倍。这一现象被专家解读为“社会孤立”导致的悲剧。 据国家数据处9日发布的死亡原因统计显示，以2024年为基准，8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人口自杀率（每10万人中自杀人数）高达107.7人，是全体人口平均自杀率（29.1人）的约3.7倍，也是同年龄女性（24.1人）的约4.5倍。80岁以上男性自杀率自2021年（119.4人）后连续3年下降，但仍在100人以上。 从其他年龄段来看，男性自杀率在50-59岁（54.9人）、60-69岁（49.5人）、70-79岁（57.0人）阶段保持相对平稳，但一旦跨过80岁门槛，数值陡然翻倍。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女性虽然同为80岁以上群体自杀率最高，但数值（24.1人）与其他年龄段女性（14.9至20.9人）的差距并不悬殊。从整体性别来看，男性自杀率（41.8人）是女性（16.6人）的2.5倍，凸显了男性在生命各个阶段面临的脆弱性。 分析认为，老年自杀通常是退休后经济基础薄弱、疾病缠身、社会关系网收缩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在男性案例中，相较于经济贫困，“社会孤立”被视为更具杀伤力的危险因素。 数据显示，以可支配收入为标准，2024年退休年龄（66岁）以上男性的相对贫困率为31.3%，甚至低于女性（42.7%）。这意味着，老年男性并非死于“没钱”，而是死于“没人”。 相反，他们在情感支持和社会参与方面明显处于劣势。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老年人现况调查》指出，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构建了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与家人和朋友的紧密联系。 当被问及“心情低落或忧郁时是否有可以倾诉安慰的人”时，9.0%的男性回答“没有”，高于女性的7.1%。而在“生病时是否无人可以帮忙打理家务”这一项上，男性的比例高达16.2%，也超过女性的13.8%。 社会孤立感在公共福利设施的利用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数据显示，男性对社区老人活动中心的利用率仅为18.6%，不到女性（32.6%）的一半。此外，男性对老年福利馆的利用率（7.9%）也低于女性（11.0%）。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这一韩国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正在退场。最新调查显示，仅五分之一的韩国人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与15年前超过半数民众持此观点相比出现显著变化。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9日公布第20次韩国福利调查结果，赞同“父母赡养责任完全应由子女担当”的受访者仅为20.63%。 此次调查以全国7300户家庭为对象，通过“非常同意”到“非常反对”的五级量表进行调查，并重新分类分析。 结果显示，反对子女承担全部赡养责任的比例达到47.59%，是赞成比例的两倍以上，持中立态度的受访者占31.78%。 从具体指标来看，“非常同意”的比例仅为3.15%，而“反对”（39.47%）与“非常反对”（8.12%）的总比例接近一半，显示韩国社会对传统家庭赡养观念的支持度明显下降。 这一变化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几乎未出现差异。低收入家庭中赞成该观点的比例为20.66%，普通家庭为20.63%，基本持平，反对比例分别为49.17%和47.37%。这表明，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韩国社会整体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赡养父母责任不应完全由子女承担。 与过去相比，这一变化尤为明显。2007年首次实施调查时，52.6%的受访者认为子女应当赡养父母，而反对者仅为24.3%。自2013年起，赞成与反对比例首次出现逆转，此后差距持续扩大。到2016年和2019年，赞成比例已降至30%左右，而到2025年仅维持在20%左右。 家庭内部照护观念的变化同样体现在育儿领域。在“孩子应由母亲在家照顾”这一问题上，反对比例为34.12%，略高于赞成比例的33.83%。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低收入家庭中支持母亲照顾孩子的比例为39.06%，高于普通家庭的33.11%。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不同群体在托育服务可及性及劳动环境方面的差异有关。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韩国民众整体上更倾向于普遍福利体系。调查显示，对于“福利应只提供给贫困群体”的观点，反对比例为39.81%，高于赞成比例的33.36%。在普通家庭中，支持普遍福利的比例达到41.65%。不过低收入群体中支持选择性福利的比例为38.96%，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在福利政策上的利益考量。 但在医疗和基础保育领域，受访者普遍认为国家应明确承担责任。对于“缩小国家健康保险并扩大私人医疗保险”的观点，70.5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赞成者仅为9.38%。 在学前教育方面，72.68%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提供免费的幼儿园和托育服务。然而，对于大学教育是否应实现免费，态度则相对谨慎。42.1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大学免费教育，高于30.25%的赞成比例。这显示出大部分韩国人认为，婴幼儿托管及医疗等事关生存的领域应由国家负责，而教育则为个人的选择和责任。 专家指出，韩国社会正站在重要转型点上，过去以“孝道”和家庭责任为核心的照护模式，正逐渐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承担的公共体系转变。在少子化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这种社会认知变化很可能成为未来福利政策制定与财政规划的重要参考。

韩国民众整体生活满意度连续两年停滞不前，在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中仍处于较低水平。自杀率连续两年上升，达到十余年来最高水平，反映出韩国社会面临的心理健康与社会结构问题仍然严峻。 韩国国家数据处5日发布《国民生活质量2025》报告，通过就业与工资、收入与消费、健康、居住、教育、社会关系、休闲等11个领域共71项指标，对韩国民众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估。 报告显示，2024年韩国民众生活满意度为6.4分（满分10分），与2023年持平，这一指标反映居民对自身生活条件的主观评价。生活满意度自2020年的6分开始回升，2022年升至6.5分，但2023年降至6.4分后连续两年停滞。 从收入水平来看，不同群体差异明显。月收入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700元）以下家庭生活满意度为5.8分，比平均值低0.6分。月收入100万至300万韩元家庭为6.2分，月收入300万韩元以上家庭则达到6.4至6.5分，接近或高于平均水平。 根据《世界幸福报告》的国际比较数据，2022年至2024年韩国生活满意度为6.04分，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33位，在全球147个国家中排名第58位，连续两年排名未发生变化。 报告还显示，韩国社会关系相关指标也出现一定程度下降。2024年家庭关系满意度为63.5%，较2022年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孤立率为33.0%，与2023年持平。参与政党、工会或兴趣团体等社会组织活动的人口比例为52.3%，较前一年下降5.9个百分点。 对政府和国会等主要公共机构的信任度降至49.6%，连续三年下降并首次跌破50%。不过，人际信任度有所回升，达到55.7%，比上一年提高3个百分点。 心理健康方面的指标也引发关注。2024年韩国自杀率为每10万人29.1人，较前一年增加1.8人，连续两年上升，并创下自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 韩国自杀率在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值31.7人，此后总体下降，但从2017年起再次呈现上升趋势。性别差异尤为明显，2024年男性自杀率为41.8人，女性为16.6人，男性自杀率超过女性两倍。 在国际横向比较中，韩国自杀率长期处于发达国家最高水平。2022年韩国自杀率为22.6人，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一，明显高于第二位的斯洛文尼亚（17.5人），多数发达国家自杀率通常在每10万人约10人左右。 报告还显示，韩国民众的负面情绪指数（反映忧郁和焦虑程度）在2024年达到3.8分，比上一年上升0.7分，结束了此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数据显示，年龄越大、收入越低的人群负面情绪越明显。60岁以上群体负面情绪最高，为4分，20多岁年轻人最低，为3.6分 在收入层面，月收入100万韩元以下群体负面情绪为4.2分，而月收入500万韩元以上群体为3.7分。 与之相反，反映幸福感的正面情绪指数为6.8分，较前一年上升0.1分。总体来看，年轻人和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更高。 经济指标方面，2024年韩国人均实际国民总收入为4381万韩元，同比增长3.5%。然而，反映收入差距的“相对贫困率”却上升至15.3%。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23年韩国相对贫困率为14.9%，在37个成员国中排名第9位。其中，66岁以上老年群体相对贫困率高达39.8%，接近40%。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老年贫困率超过30%的国家仅有韩国、拉脱维亚和新西兰三个，显示韩国老龄化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尤为突出。 住房条件方面，2024年未达到最低居住标准的家庭比例为3.8%，较前一年增加0.2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2024年韩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69.5%，较上一年下降0.8个百分点。该指标曾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降至65.1%，随后连续三年回升至2023年的70.3%，但去年再次出现回落。 专家指出，韩国生活质量指标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矛盾：经济收入有所增长，但社会信任度下降、心理压力上升以及老年贫困问题突出，仍是影响国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现代汽车集团于25日在首尔艺术殿堂音乐厅举办了郑周永名誉会长逝世25周年追悼音乐会。郑义宣会长在悼词中表示：“此次音乐会是为了纪念祖父留下的深刻‘回响’。他的信念和挑战始于人，相信人的潜力，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创新。”郑会长还提到：“虽然25年过去了，但在面对内外挑战时，这种回响对我们更具启发性。”他强调将继续继承祖父的精神，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音乐会吸引了包括现代家族、商界、政界和文化界在内的2500多人参加。郑基善、郑明熙、郑泰荣等家族成员也出席了活动。阿山基金会理事长郑梦准对媒体表示：“感谢大家的到来，我父亲也会感激不已。”商界的辛东彬、洪罗熙，政界的禹元植、金钟仁、罗卿瑗，以及演员柳海真等文化界人士也出席了活动。郑周永以大胆的愿景和不屈的意志开创了韩国工业，被誉为代表性企业家。他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白手起家，勇敢挑战不可能的领域，为国家和人民开辟了新道路。“现代”这一名称体现了郑周永在1940年代韩国贫困时期推动现代化的企业家精神。音乐会以“延续的回响”为主题，世界著名钢琴家金善旭、孙宇权、赵成真、任允灿共同演出，表达了郑周永挑战不可能的成就和对当代的希望。观众朴敏善表示：“四位钢琴家同台演出是难得的机会，曲目也很有意义。”现代汽车集团策划音乐会以分享郑周永的生活和哲学，活动不对外售票，仅向公益工作者、未来人才及社会各界重要人士发放入场券。访客还收到郑周永自传《生于此地》和活动介绍作为纪念品。现代汽车集团表示：“集团的愿景是以人为本的进步，根植于郑周永的管理哲学。我们将通过持续创新，为人类的美好生活和可持续未来努力。”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9日发布的《家庭金融福利调查》结果显示，以可支配收入为基准，2024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相对贫困率为35.9%，较2023年的38.2%下降2.3个百分点。意味着过去每十名老年人中约有四人处于贫困状态，而当前已降至约三点五人水平，创自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相对贫困率指老年群体中收入低于社会收入中位数一半的人口比例，该指标反映了难以维持社会一般生活水平的老年人口规模。 调查显示，韩国老年贫困率在2020年首次降至30%区间，为39.1%；2021年进一步降至37.6%，一度呈改善趋势。然而，2022年该指标回升至38.1%，2023年继续升至38.2%，出现连续两年恶化。直至2024年回落至35.9%，老年贫困率在时隔三年后重新进入下降通道。 此外，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所呈现的贫困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2024年以市场收入计算的老年贫困率高达54.9%。市场收入指老年人在未获得国家补助的情况下，通过劳动或经营所获得的收入。而在纳入税收扣除与公共养老金等调节因素后，可支配收入对应的贫困率大幅降低至35.9%，凸显出政府基础养老金及各项福利政策在缓解老年贫困问题中的关键作用。 数据显示，2023年市场收入贫困率为55.5%，可支配收入贫困率为38.2%，两者相差17.3个百分点；至2024年，市场收入贫困率小幅改善至54.9%的同时，可支配收入贫困率明显降至35.9%，两者差距扩大至19个百分点。显示出相比于老年人自身的创收能力，国家的收入补偿机制在帮助摆脱贫困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尽管此次公布的老年贫困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韩国老年人口贫困率仍高出近一倍。尤其是女性老年人的贫困率显著高于男性，且随着年龄增长，贫困程度趋于加深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专家指出，在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有必要持续完善养老收入保障体系，同时为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确保老年群体能够享有具备尊严的基本生活。

宗教在安静地抚慰人心时，力量最为强大；而一旦高声宣告真理、强迫他人接受确定性，危险也随之而来。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人类早已反复验证，但每当类似事件发生，社会仍会一次次震惊、愤怒，随后又迅速遗忘。近日，韩国佛教曹溪宗总务院长真愚法师在与主要宗教领袖座谈时提出“必须清除邪教”，这番话正因如此显得既及时又令人不适。然而，仅仅因为不适而回避问题，社会已经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邪教并非某一国家或文化的特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发生的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至今仍是群体性狂热可能走向何种极端的典型案例。末世与救赎的语言听似合理，但最终付出的代价却是无辜市民的生命。事后复盘的结论几乎一致：危险信号早已存在，只是被社会选择性忽视。 近年来的日本社会同样未能摆脱宗教问题的阴影。安倍前首相遇刺事件表面上是政治恐怖行为，但加害者的供述却指向了另一层现实——其家庭因母亲深陷统一教而破碎，长期积累的怨恨最终以扭曲的方式爆发。这起事件与其说是对某一宗教的定罪，不如说是一场关于个人生活如何被宗教结构吞噬的悲剧。当宗教越过个人选择，侵蚀家庭与生计，社会便不再有旁观的空间。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点名”的力度，而在于其内在结构。邪教组织往往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领袖被绝对化，教义拒绝质疑，信徒被要求为组织无限期搁置个人生活。捐献被包装为信仰的证明，隔离被美化为纯洁。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与常识不断后退，最终留下的往往是经济破产、家庭瓦解以及难以修复的心理创伤。 宗教自由是民主社会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但自由从来不是无条件的。不侵犯他人自由、不损害人的尊严、不逾越法律边界，是最基本的前提。一旦这些底线被突破，宗教问题便从信仰领域转化为社会问题，此时所需要的不是情绪化的指责，而是清醒而坚定的原则。 真愚法师的表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佛教界的领袖，他提醒宗教自身不应被神圣化。宗教对宗教说出“不可越界”，不是攻击，而是自净。宗教界比任何人都清楚，沉默并不等于中立，有时恰恰意味着纵容。 人们常说，宗教给予人安慰。但回顾历史，也必须承认，因宗教而承受苦难的人同样为数不少。以拯救之名使人陷入贫困，以共同体之名制造孤立，以和平之名放大冲突——无论名称如何、国别何在，这样的宗教都已经偏离了其应有的方向。 警惕邪教，并非否定宗教本身，而是对宗教重新赢得社会信任所需最低条件的确认。宗教的意义不在于凌驾于人之上，而在于陪伴在人之侧。唯有社会真正正视这一古老而反复出现的教训，下一场悲剧或许才能避免。 看似突如其来的震惊，往往源自长期的积累。宗教亦然。不再回避披着信仰外衣的风险，正是成熟社会应迈出的第一步。

据韩国电影演员协会近日消息，国民演员安圣基5日上午9时许在位于首尔龙山区的顺天乡大学医院重症监护室去世，享年74岁。 演员安圣基的离世并非只是简单告别，而是以辉煌成就书写韩国电影史的时代巨星陨落。出道70多年来，他的演艺史几乎贯穿韩国电影的萌芽与复兴时期，是一位亲身见证韩国电影变迁的演员。他的演艺不仅存在表演本身，更承载着压抑时代的愤懑、社会变迁中的欲望，以及最终给予观众的深切慰藉。 ▲从“天才童星”到“时代面孔” 韩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 安圣基的演艺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57年通过金绮泳导演的《黄昏列车》出道，并以童星活跃于《下女》等作品，这为第一阶段；而1980年成年后重返影坛，则开启第二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曾经历近十年的空白期。期间，他以越南语专业大学生、学军团（ROTC）军官及普通公司职员身份生活，这段人生经历为安圣基日后演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安圣基通过李长镐导演的《畹风的好日子》复出。当时的韩国电影仍以申星一等俊男明星为代表，整体风格受播音腔表演方式和非现实主义人物塑造所主导。然而，安圣基饰演的中餐馆送餐员一角，以结巴的语言、憨拙的表情和充满生活气息的肢体语言，塑造出贴近生活的人物角色。当时这一变化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Korean New Wave”的起点。一位电影评论家表示，这是将现实主义注入电影，彻底改变演戏方式的临界点。 此后，安圣基的面孔成为映照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在裴昶浩导演的《寻鲸记》《深蓝色的夜》中，他扮演贫困但憧憬浪漫主义的底层民众；在林全泰导演的《曼陀罗》中，他则化身为世俗与修行之间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军政府时期，观众不是从华丽的英雄形象中，而是从他清澈而忧伤的眼神中，获得压抑时代的情绪慰藉。 ▲极致突破 终成传奇： 贯穿类型与世代的演员 韩国进入民主化进程后，题材限制逐渐松绑。安圣基的演员生涯迎来爆发式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姜佑锡导演的喜剧电影《Two Cops》。长期以正直、严肃形象的安圣基，在片中饰演一名腐败的老刑警，展现出游刃有余的演技。这部作品打破了“安圣基不适合喜剧”的偏见。 此前，安圣基在郑智泳导演的《白色战争》中饰演饱受越战创伤的小说家，描绘了战争的混乱与虚无。无论是电影还是商业娱乐片，他角色切换自如，是当时韩国影坛独一无二的存在。 进入21世纪，随着电影产业逐渐转向大企业资本主导，许多中年演员淡出一线，但安圣基依然屹立不倒。2003年，在电影《实尾岛》中饰演训练队长，凭借“开枪吧，然后离开”的经典台词，开启了韩国电影史上首个“千万观众时代”。一位电影记者评价称，即便忠武路涌现大量年轻明星，他仍然是韩国影坛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在演技理论上，安圣基同样独树一帜。他不追求抹去自我、完全融入角色的演技方式，而是将角色纳入自身人格之中，实现有效融合。他生前曾表示：“演员只有当自身品格与气质渗进角色之中，表演才算完成。”即便饰演反派角色，他也能注入一丝怜悯与人性的挣扎，使人物更加立体，这正是“安圣基式表演”的精髓。 韩国影像资料院在2017年为安圣基举办出道60周年特别展时评价：“无论是在韩国电影最为寒酸的年代，还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始终站在原地。仅凭罗列他的作品，便足以勾勒出韩国电影历史。”逾170部作品的履历，不仅是一份电影清单，更象征着韩国电影史上最为动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