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雇佣劳动部于4日发布的《高龄就业动向》报告显示，2025年韩国55至64岁高龄人口的就业率达70.5%，同比（69.9%）小幅增长。在人口结构持续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这是自1983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首次突破70%。高龄就业率反映55至64岁人口中从事有收入劳动的人口比例，是观测高龄群体经济参与程度的重要依据。 数据显示，自2007年起，韩国高龄就业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水平。2013年该比率上升至64.4%，2022年进一步达到68.8%，此后保持稳步攀升态势。雇佣劳动部指出，随着高龄就业规模整体扩大，高龄就业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同时，高龄人口失业率由2024年的2.4%下降至2025年的2.1%，下降0.3个百分点，延续近年来的下行趋势。2025年高龄者经济活动参与率也升至72%，同比（71.6%）小幅提高，创历史最高纪录。经济活动参与率涵盖范围包括已就业人员及正在积极求职的失业人口，全面反映该群体参与劳动市场的意愿。 从人口结构来看，2025年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中，55至64岁高龄者所占比例达18.4%，相当于每五名劳动年龄人口中就有一名为高龄者。雇佣劳动部进一步指出，随着第二次婴儿潮世代（1964年至1974年出生者）逐步进入退休阶段，未来韩国经济活动人口不足的担忧持续加剧。该世代人口规模约为954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18.6%。 面对高龄劳动者数量持续增加的背景下，韩国国会就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至65岁展开讨论。尽管劳资政三方均普遍认同延长退休年龄具有必要性，但在具体实施方案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劳动界主张退休年龄应与养老金领取年龄挂钩，统一上调至65岁；资方则倾向于由企业自主采用“退休后再雇用”等弹性聘用机制。共同民主党在“退休年龄延长特别委员会”中提出了三套阶段性推进方案，建议逐步实施法定退休年龄延长制度，并对在65岁前达到原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辅以1至2年的再雇用过渡安排。然而，因劳资双方反对意见持续，折中性立法方案至今未能形成。 共同民主党提议在今年6月地方选举结束后，于6月底前继续推动相关讨论，使得原定去年完成的立法进程前景趋于不明。共同民主党表示，后续将通过实务协商努力缩小各方分歧。

近来，老龄化不再是单纯人口问题，而是拉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一项研究显示，若不存在老龄化问题，过去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当前水平。 据学界14日消息，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研究委员宋京浩（音）于去年6月发布题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龄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与延长退休》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低出生率与高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变化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及人均劳动时间等评估各因素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当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时，人均GRDP将减少约14%。同时，假设60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即不存在老龄化现象，1990至2020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达约6.47%，较实际年均增长率高出1.75个百分点。 此外，若未出现老龄化现象，2020年的人均GRDP有望比目前水平高出约64%至71%。 展望未来，形势更为严峻。数据显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28.2%，预计在2050年达到52.8%。在潜在增长率维持在3%的前提下，考虑到老龄化因素，2020至205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21%。 分因素来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中，约90%源于劳动生产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劳动生产率走低，高龄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却呈上升趋势。报告推测，这可能与公共部门主导的老年就业项目有关。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报告指出，应对老龄化所采取的延长退休年龄政策，不应仅停留在单纯延长工作年限层面，而应转向以生产率和岗位适配性为基础的弹性用工政策。换句话说，政策重点在于提升整体生产效率。 报告还强调，有必要同步推进高龄劳动者的岗位转换与工作内容重设，并扩大面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及新技术教育项目，强化产业内部配置激励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析韩国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现状，并于26日在官网发布的《韩国的健康老龄化与劳动参与》（Healthy Aging and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Korea）报告显示，建议将韩国现行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并将国民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提高至68岁。 IMF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成果指出，若在2035年前将国民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至68岁，韩国总就业人数有望增长14%。在假设高龄劳动力生产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改革预计将在2070年推动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提升12%。分析指出，这意味着韩国需同步推进退休年龄延长与养老金制度改革，方能确保养老金体系在中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 此外，IMF还建议韩国对现行工资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改变目前以资历为主导的薪酬晋升机制（seniority-based）。报告强调，若不能将工资体系转向以岗位价值和绩效表现为核心的架构，仅单纯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IMF就某一国家的退休制度与工资结构提出如此具体而明确的主张，在国际政策讨论中实属罕见，反映出其对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高度关注。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老年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作最久、就业比例最高的群体。这一高就业率并非源于“工作的乐趣”，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挣扎”的现实。仅靠国民年金（养老）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退休后至开始领取年金的所谓“收入断层”（Income Crevasse）迫使本该享受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再次涌入劳动市场。 国民年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吴幼贞（音）26日发布《国民年金与高龄劳动力供给》报告显示，韩国今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0.3%，已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高达37.3%（2023年基准），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3.6%），也远远高于率先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25.3%）。 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高龄群体希望工作的平均年龄为73.4岁。希望继续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为补贴生活费（54.4%），远高于工作带来乐趣（36.1%）和打发无聊（4%）。 报告将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杯水车薪的公共年金水平，以2024年为基准，国民年金平均领取额仅为6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不及当年单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134万韩元的一半。在养老金制度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开始领取养老金后开始退休，但韩国仅凭养老金无法维持生计，导致许多人即使开始领取养老金也无法告别工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导致的“收入空白期”，目前韩国法定退休年龄虽为60岁，但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平均年龄仅为52.9岁。而1961至1964年出生者开始领取国民年金的年龄为63岁，1969年后出生者则逐步提高至65岁。这意味着，从离开工作岗位到拿到养老金，至少需要经过10年以上的“收入空白期”。 报告分析，尽管提高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可能有助于年金财政的稳定，但对于当前的高龄群体而言，却成了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强烈诱因。 现行年金制度的矛盾点也备受诟病，政府虽倡导扩大高龄者就业，但制度内部却存在根据收入水平减免养老金的制度。若年金领取者月收入超过一定标准（2025年标准为月收入308万韩元），其领取的养老金最高可被削减50%。这一制度一直被批评可能灌输“工作即吃亏”的观念，挫伤工作热情。 此外，报告指出“延迟年金制度”（每推迟一年领取，年金额增加7.2%）对增加高龄者劳动力供给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若健康状况允许且有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为了将来领取更多年金而推迟退休，而非着眼于眼前的少量收入。 报告建议，为解决因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应积极利用高龄人群劳动力。这需要超越单纯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迫切需要改善50岁出头便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现实，并制定能填补养老金领取前收入空白的优质工作岗位政策。正如日本立法要求企业确保雇佣至70岁以引导高龄者稳定就业一样，韩国也亟需打造一个能让老年人基于“安稳的晚年”，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环境。

“Young Forty”是近年来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词汇。该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最初用以形容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20至30岁年轻群体心态与审美取向的中年人。然而，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其语义逐渐发生显著转变，从原先带有积极色彩的“年轻心态”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装嫩中年”。在社交媒体中，“Young Forty”日益成为被讽刺与调侃的标签，甚至进一步衍生出“Sweet Young Forty”等新梗，用以戏谑那些被认为刻意迎合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群体。 面对“Young Forty”这一新兴网络标签，40岁群体难掩困惑与愤懑。他们表示，好不容易摆脱“油腻”等刻板印象，又陷入新一轮的年龄框架束缚。他们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不少人仅仅是延续自己从年轻时便已形成的穿着风格与品牌偏好，却频频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年轻时尚似乎被视为20至30岁世代的专属，任何跨越年龄界限的审美表达都可能招致嘲讽，被解读为“拒绝承认衰老”。 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审美分歧，然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讽刺“Young Forty”的往往是20至30岁的MZ世代，他们的攻击并非单纯源于审美优越感，更多是经济失衡与结构性焦虑的情绪投射。 就40岁一代而言，他们多属于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X世代，曾在外汇危机、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社会波动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在经济趋于稳定时期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数据显示，该年龄层在劳动收入、净资产及消费能力方面均处于社会主力地位。 相比之下，20至30岁年轻一代正面临高房价、高失业率与低增长环境的多重压力。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前景日益模糊。此外，随着结婚年龄普遍推迟，40岁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无形中成为年轻一代的竞争者。 当年轻一代感到希望被剥夺，便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射至那些“稍早一步获得机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40岁一代是“在机遇之门关闭前幸运挤入的幸存者”，不仅享有相对优渥的经济红利，还试图在文化话语权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心理落差使得他们对“Young Forty”产生强烈反感。然而，将整个四十岁群体一概视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不公允。他们同样承受着子女教育、养老压力与职业竞争等多重负担，实则是夹在代际与结构之间的“被挤压的一代”。 年龄歧视并非新鲜议题。过去诸如“老顽固”“老古董”等标签的流行，曾不断激化代际隔阂；而在性别议题中，“绿茶”“直男癌”等歧视性用语也在无形中撕裂公共舆论空间。标签化的恶意最终将侵蚀社会信任，使理性对话陷入疲惫与对立。 要缓解当前争议，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就业不足、财富分配失衡、房价持续高企，才是“代际怨怼”的真正根源。数据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已连续六个月低于老年群体。今年八月，青年就业率仅为45%，低于60岁以上群体的48%。在难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年轻人转向创业，然而去年30岁以下创业者中，超过20%在一年内倒闭，这一比例是40岁创业者的两倍。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但青年议题在政策实践中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缩短工时等偏向中老年群体的议题。同时，房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世代的剥夺感。几十年前仅需数千万韩元即可购置的住宅，如今动辄上亿韩元。养老金改革亦呈“多缴多得”的结构性倾向，使年轻一代再次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红利之外。 那些以“玩笑”形式传播的网络梗，若长期缺乏引导与疏解，可能不断发酵，可演变为激烈的“世代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割裂。当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社会情绪容易转化为群体敌意。若不及时缓解青年的焦虑与不公感，“Young Forty”现象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韩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激烈对立，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核心承诺之一——“每周4.5天工作制”正式纳入政府政策议程。韩国雇佣劳动部近日向国家政策企划委员会汇报时表示，将从今年下半年起着手制定《劳动时间缩短支持法》，力争到2030年将韩国劳动时间降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以下。 数据显示，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劳动时间为1874小时，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六，比OECD平均水平（1742小时）高出132小时。OECD国家的数据还表明，劳动时间越长，生育率越低。去年韩国生育率仅为0.75，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2022年为1.51），是OECD国家中唯一低于1的国家。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指数（WLB）方面，韩国同样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靠后。 韩国政府认为，这种“超长工时文化”不仅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也成为制约生育率提升和人口结构优化的关键障碍，因此亟需进行制度性改革。 ◆李在明政府推动“每周4.5天工作制”落地 韩国法定劳动时间制度经历了数十年的渐进式改革。1953年制定的《劳动基准法》最初规定为“每日8小时、每周6日”，即合计每周48小时，此后这一制度长期未变。直到1989年，劳动时间首次缩短为每周44小时，并在2003年进一步压缩至每周40小时。 2004年7月，韩国正式引入每周五天工作制，率先在公共机构施行。经历多年的争论与试点后，这一制度到2012年才在制造业等行业全面普及，成为现行制度的基础。 李在明政府成立后，正式启动每周4.5天工作制的分阶段实施，并在明年预算案中安排了相关支扶持资金。根据方案，实施该制度的中小企业将获得补贴：每名员工每月最高可获2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83元），企业每新聘一名员工可获最高80万韩元的补贴。 李在明推动的每周4.5天工作制并非简单的工时缩减，而是旨在重塑韩国的劳动文化。政府还表示，未来将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每周4天工作制。 在此背景下，主要工会组织提出了更广泛的诉求，包括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废除工资峰值制、扩大基本工资范围等。 全国金融产业工会已宣布将在本月26日举行大规模罢工，并将“全面引入每周4.5天工作制”列为核心诉求。该工会的要求还包括加薪、扩大招聘、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等。金融产业工会强调，这一制度不仅有助于缓解低生育率和过度劳动问题，还将促进国内旅游和地方经济发展。 本月3日至5日，现代汽车工会时隔七年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罢工。此次罢工源于劳资双方长达20轮的谈判未能取得实质进展，工会组织了4.2万名成员在蔚山、全州、牙山等主要工厂采取分时段停工，罢工行动将影响现代旗下所有车型的生产。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医疗机构已尝试更进一步的每周四天工作制。延世医疗院和国立中央医疗院已在部分部门实行试点，初步反馈显示，制度有助于降低离职率、提高工作满意度，呈现出积极效应。 然而，经济界对该制度普遍持谨慎甚至忧虑态度。企业界人士表示，工时减少而薪资维持不变，将大幅增加经营负担。尤其是中小企业，本就面临人力紧缺，如果再叠加工时缩减、退休延迟、高薪维持以及新增招聘等要求，压力将成倍放大。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孙京植此前指出，在韩国劳动生产率落后于主要竞争国家、企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实施每周4.5天工作制可能削弱企业竞争力。 提升劳动者健康与生活质量、推动就业结构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如何循序渐进、务实推进仍是关键所在。李在明在大选期间与五大经济团体负责人会面时也曾表示，关于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和每周4.5天工作制，应当逐步调整，不会像宣布戒严令一样突然实施，以此安抚外界对该政策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