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这一韩国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正在退场。最新调查显示，仅五分之一的韩国人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与15年前超过半数民众持此观点相比出现显著变化。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9日公布第20次韩国福利调查结果，赞同“父母赡养责任完全应由子女担当”的受访者仅为20.63%。 此次调查以全国7300户家庭为对象，通过“非常同意”到“非常反对”的五级量表进行调查，并重新分类分析。 结果显示，反对子女承担全部赡养责任的比例达到47.59%，是赞成比例的两倍以上，持中立态度的受访者占31.78%。 从具体指标来看，“非常同意”的比例仅为3.15%，而“反对”（39.47%）与“非常反对”（8.12%）的总比例接近一半，显示韩国社会对传统家庭赡养观念的支持度明显下降。 这一变化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几乎未出现差异。低收入家庭中赞成该观点的比例为20.66%，普通家庭为20.63%，基本持平，反对比例分别为49.17%和47.37%。这表明，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韩国社会整体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赡养父母责任不应完全由子女承担。 与过去相比，这一变化尤为明显。2007年首次实施调查时，52.6%的受访者认为子女应当赡养父母，而反对者仅为24.3%。自2013年起，赞成与反对比例首次出现逆转，此后差距持续扩大。到2016年和2019年，赞成比例已降至30%左右，而到2025年仅维持在20%左右。 家庭内部照护观念的变化同样体现在育儿领域。在“孩子应由母亲在家照顾”这一问题上，反对比例为34.12%，略高于赞成比例的33.83%。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低收入家庭中支持母亲照顾孩子的比例为39.06%，高于普通家庭的33.11%。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不同群体在托育服务可及性及劳动环境方面的差异有关。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韩国民众整体上更倾向于普遍福利体系。调查显示，对于“福利应只提供给贫困群体”的观点，反对比例为39.81%，高于赞成比例的33.36%。在普通家庭中，支持普遍福利的比例达到41.65%。不过低收入群体中支持选择性福利的比例为38.96%，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在福利政策上的利益考量。 但在医疗和基础保育领域，受访者普遍认为国家应明确承担责任。对于“缩小国家健康保险并扩大私人医疗保险”的观点，70.5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赞成者仅为9.38%。 在学前教育方面，72.68%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提供免费的幼儿园和托育服务。然而，对于大学教育是否应实现免费，态度则相对谨慎。42.1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大学免费教育，高于30.25%的赞成比例。这显示出大部分韩国人认为，婴幼儿托管及医疗等事关生存的领域应由国家负责，而教育则为个人的选择和责任。 专家指出，韩国社会正站在重要转型点上，过去以“孝道”和家庭责任为核心的照护模式，正逐渐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承担的公共体系转变。在少子化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这种社会认知变化很可能成为未来福利政策制定与财政规划的重要参考。

106年前的1920年3月12日，朝鲜民族大同团总裁金嘉镇给无政府长朴容万写了一封秘密信件，强调独立战争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战争恢复国土，并进攻日本本土。“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与美国结盟，与激进派签署协议，然后以俄罗斯领土中最接近和适合的地方作为军事中心，控制延吉和两个墾岛地区。最终可以在东京湾给马饮水。”金嘉镇的秘密信件在106年后首次公开。东农文化财团和朝鲜民族大同团纪念事业会在现代历史纪念馆举办特别展，展览将持续到5月31日。这是首次聚焦朝鲜民族大同团的展览，距离大同团成立已有107年。展览涵盖了3·1运动和大同团的成立及其活动。“东京湾给马饮水”朝鲜民族大同团是1919年3·1运动后成立的反日独立斗争秘密组织。由于其秘密性质，相关资料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此次公开的秘密信件被认为是独立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金嘉镇的后人一直秘密保存这封信。金嘉镇的曾孙女、东农文化财团理事长金善贤表示：“曾祖父流亡上海临时政府，辗转中国各地。即便经历韩国战争等战乱，祖母也妥善保存了信件和书画等600多件遗物。”信件的公开契机是2024年在首尔艺术殿堂举行的东农金嘉镇书法展“白云书经”。金理事长表示：“当时准备展览时进行了脱草（将草书转为易读字体），发现了这封秘密信件，于是决定公开。”金嘉镇在信中提到“北的响声”，强调“进攻”的必要性。“第一次北的响声可以击破狡猾的倭寇的坚固盔甲和锐利武器，第二次北的响声可以恢复我们的国土，第三次北的响声可以在东京湾给马饮水。”梦想无差别的世界朝鲜民族大同团以“大同”为名，追求无差别的世界，超越身份和阶层，团结朝鲜民族，实现大韩独立和世界和平。组织成员包括唯一参与独立运动的王族义亲王李刚、大韩帝国大臣金嘉镇、全协、崔益焕、白初月、李信爱等。3·1运动后成立的朝鲜民族大同团推举金嘉镇为总裁，设立了统制部、枢密部、商务部、外务部、财务部、无政府等中枢机构，分担行政、外交、财政、军事功能。特别是通过与上海临时政府的联通制进行沟通，运营秘密印刷所，主导反日信息战活动。联通制作为全国性组织网络，传递临时政府消息并募集军资。此外，还支持皇室和大韩帝国要人的流亡，募集军资，并为上海侨民举办时局讲演会。发布被称为第二次3·1运动宣言的《大同团宣言》，并探索进攻日本本土，分担临时政府的军事、外交、财政、联络、宣传活动。此次展览还将展出金嘉镇亲自撰写的《大同团宣言》原本。该宣言于1919年11月28日由郑圭植、李信爱、朴正善等人在钟路发布，金嘉镇在上海流亡期间亲笔撰写了宣言草案，并通过联通制传递到京城。宣言书揭露了日本的暴行，表明了“即使只剩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刻，也将以最大的诚意和努力不惜血战”的独立意志。展览还将公开显示朝鲜民族大同团性质的1920年6月《大同团事件的京城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书》以及金嘉镇的亲笔《时局讲演会》原本。金善贤理事长表示：“朝鲜民族大同团是重要的反日独立运动团体，但鲜为人知。希望通过此次展览，更多人能重温大同团的精神。”此外，4月24日将在现代历史纪念馆的研讨室举办以“大同思想与社会”为主题的专家学术论坛。成功会大学名誉教授韩洪九、国学研究院研究员金东焕、成均馆大学教授林景锡等将参与发表和讨论。观览免费。※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尽管从2024年底至2025年初，韩国经历了前总统尹锡悦宣布并解除紧急戒严、总统弹劾及提前大选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局，引发各界对韩国社会凝聚力削弱的担忧，但最新调查显示，国民实际感受到的社会统合与幸福指标创下实施调查以来的新高。 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4日发布的《2025年社会统合现况》报告显示，去年韩国国民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信任度在过去十余年中呈现最为积极的变化。 调查显示，去年韩国国民主观性幸福指标大幅上升，生活满意度为6.63分（满分10分），较2024年启动调查时的6.05分大幅提升，幸福指数为7.01分，首次突破7分大关。分析称，在应对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民众对共同体的积极评价有所增强，进而拉动整体幸福感提升。 社会信任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5.7分，明显高于2014年的4.59分，国家自豪感（满分4分）达到3.03分，首次突破3分。 从机构信任度来看，民众对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教育界及医疗界的信任度均超过70%。但对检察机关和立法机构的信任度仍徘徊于30%左右，形成明显对比。 报告指出，个人幸福感与社会参与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生活满意度较高、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人，更可能参与志愿服务、捐赠以及投票等公共事务。积极情绪有助于增强对他人的包容性，并推动参与社区活动，进而形成促进社会整合的良性循环。这也意味着，提升社会整合水平不仅依赖经济条件改善，更需通过提高整体生活质量，让民众对未来保持信心。 不过，报告也显示了不容忽视的阴暗一面。自2021年以来，韩国民众对社会流动性的认知持续下滑，2025年仅为2.57分，创下自2015年以来最低水平。这反映出通过努力实现阶层上升的社会信念正在大幅被削弱。 此外，志愿服务和捐赠参与率自2014年以来持续下降，实际社会参与行为呈萎缩趋势。调查还发现，临时工和日薪劳动者对失业的担忧约为正式职工的两倍，对自身财务状况的不满程度也明显更高。 在社会对立封面，进步阵营和饱受阵营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不过与2023年相比，民众对与政治立场不同者共同进餐或交流的包容度有所改善。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青年群体出现急剧保守化或政治极端两极化显著加剧的趋势。 报告建议，韩国社会应超越物质层面的增长，更加重视塑造生活价值的要素。与欧洲主要国家相比，韩国国民的幸福水平仍相对偏低。强化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切实感受到的社会安全网，恢复阶层流动的“上升阶梯”，为民众注入对未来的希望，将成为未来推动社会整合的核心任务。

机场因明星艺人出入境引发的拥挤与安全事故屡见不鲜，韩国政府决定重启此前因争议而搁浅的“公众人物专用机场动线”方案。 据国土交通部27日消息，目前正在准备进行“公众人物使用机场时人群安全管理方案研究”的课题招标。此次研究将重点对公众人物出入境过程中存在的人群集中现象及隐患进行分析，制定可适用于机场运营环境的管理标准。 研究将参考海外主要机场管理事例，并比较国内外相关法律与制度，尤其是在公众人物出现在机场时大量粉丝及围观人群聚集所引发的通道拥堵、动线冲突及潜在安全事故风险等问题的系统性诊断。 部分海外机场已采取分流措施，例如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和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均设有面向VIP及艺人的独立私人航站楼，以减少普通航站楼的拥堵，这类服务通常每年收取7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左右的费用。法国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也通过专用出入口和单独安检窗口实现公众人物与普通旅客的动线分离管理。 韩国国内也曾尝试过类似措施，2024年仁川国际机场公社曾研究引入艺人专用出入口及快速通道（Fast Track）制度，但引发对特定阶层给予特殊待遇的争议而搁浅。 对此，国土交通部强调，本次研究并非以推行某一特定制度为前提，除是否设置专用出入口外，还将广泛探讨加强现场管理、分散移动时间、临时动线管理等多种替代方案。 专家指出，机场作为典型的大型公共聚集场所，不应仅从“特权”框架审视问题。加图立大学航空专业教授郑允植（音）表示，动线分离看似为艺人提供便利，但实际上也减少普通旅客的不便和安全风险，应从安全管理角度加以看待。

在半导体的强劲带动下，韩国整体出口持续呈增长态势，房地产与股市等主要资产价格亦同步攀升。然而有分析指出，本轮景气回暖对消费领域的传导效果，相较于以往周期显著减弱。 韩国银行（央行）于26日发布《研究历年经济复苏阶段分析当前消费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与2000年以来五次民间消费复苏期相比，当前韩国经济在结构层面更显脆弱，收入和资产价格等宏观条件的改善向消费传导的外溢效应明显低于历年水平。 报告分析认为，受产业间不均衡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影响，出口扩张向家庭收入和消费增长的传导路径趋于弱化。以半导体为代表的信息技术（IT）产业资本密集度较高，生产过程对进口依赖较大，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有限，且在整体就业结构中占比较低。因此，以半导体为中心的增长红利，从产业结构上看更可能集中于大型企业及高收入阶层。 数据显示，收入第五分位（前20%）的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MPC，即可支配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比重）约为12%，仅为整体平均水平（18%）的约三分之二。意味着近期出口改善对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同时，资产价格上涨对消费的提振路径亦趋于收窄。在韩国家庭资产中占比最高的房地产，价值上升往往伴随着债务扩张，而后续偿息压力可能对财富效应产生抑制作用。 报告进一步指出，近期股市波动加剧主要受半导体企业业绩预期调整影响，账面收益难以被视作可持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来源。此外，股价上涨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于高收入阶层，其股票、债券及基金等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8%，低于整体平均水平，进一步限制了财富效应的消费拉动能力。 同时，尽管在半导体出口回暖等宏观指标改善的带动下，家庭对短期经济景气预期有所好转，但受人口结构变化等中长期结构性因素影响，家庭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认知整体偏于审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复苏力度。 央行表示，民间消费自去年第一季度触底后呈较快回升势头，预计自今年起将步入渐进复苏阶段。累计降息效果的逐步显现、以半导体为中心的出口向好态势、股市及消费信心的改善等因素，有望为后续消费复苏提供支撑。但报告同时强调，鉴于有利条件向消费领域的传导路径趋于弱化，未来消费增速或将较历史平均水平更加温和。

韩国LG电子持续深化以扩大本地生产基地为核心的本土化战略，加速开拓“全球南方”市场的步伐。公司提出，到2030年，将印度、沙特阿拉伯、巴西等全球南方主要市场的销售额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番。 据LG电子22日消息，去年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巴西三国合计实现销售额6.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145亿元），较2023年增长超过20%。公司提出，力争到2030年将全球南方市场的销售规模扩大至目前的两倍，并将通过持续深化本土化布局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具体来看，LG电子计划向巴西巴拉那州投资逾2亿美元，新建一座建筑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生产工厂。该工厂预计于年内投产，将重点生产高端产品及符合当地需求的定制化产品。新工厂不仅将满足巴西本土家电市场需求，还将承担对周边国家的出口任务，成为公司进军南美家电市场的重要战略支点。届时，包括位于亚马孙州的现有工厂在内，LG电子在巴西的年产能将达到720万台。 在印度市场，LG电子以面向当地消费者推出的专属家电“Essential系列”为核心，积极扩大销售规模。该系列面向印度年轻中产阶层，销售洗衣机、空调和冰箱等必需家电产品。针对部分地区水压偏低的情况，公司专门设计了可在低水压环境下稳定供水的洗衣机产品，强化了产品的本地适配能力。 在沙特市场，LG电子则通过推进本土化研发及区域特色技术应用，持续拓展业务空间。去年，公司在沙特政府主导的多个大型开发项目中连续签订大额供货合同。围绕沙特智慧城市建设项目，LG电子将提供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冷却解决方案；同时，公司还计划为高端住宅区建设项目提供AI家居及智能化解决方案。 此外，针对教育热情高涨的印度市场，LG电子持续开展社会责任活动，运营“LG希望技术学校”等本地化公益项目，通过深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不断提升品牌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与美誉度。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9日发布报告指出，在房地产和代际传承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韩国财富不平等问题持续加剧。 报告显示，自1995年以来，韩国财富分配呈现明显的集中化趋势。前10%的高资产人群掌控全国约65%的财富，这一比例不仅高于丹麦，也超过邻国日本。值得注意的是，韩国资产差距的严重程度已远超收入差距。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资产结构是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研究发现，持有房产对中低收入群体具有一定的财富“抬升效应”，但在最富裕阶层中，房地产、金融资产与负债的大规模组合运作更为普遍。他们通过“借贷→购房→升值→再扩张”的循环模式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 从宏观层面看，韩国财富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正在逐步减弱。这意味着单凭辛勤劳动所得已难以弥合资产鸿沟，而资产差距反过来又可能强化收入差距，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此外，以首都圈和公寓市场为中心的财富积累模式，在加剧区域发展失衡的同时，也进一步固化了代内与代际之间的机会不平等。 对此，报告建议，引入“社会继承”理念，将部分私人继承财富转化为社会公共资产，遏制财富通过代际传承进一步集中；强化面向低收入群体的资产形成支持项目，并建立具有性别视角的政策框架，以应对婚姻变化或家庭解体带来的资产风险；同时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完善累进资产税制度，促进财富分配更趋公平。 报告强调，实现资产的公平形成与合理分配，是推动社会整合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相关政策取向不应局限于收入补偿层面，而应推动范式转型，让资产形成的机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更公平的共享。

日前一项调查显示，仅四分之一成年人认为韩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较为活跃。多数成年人认为所谓实现“寒门出贵子”或“阶级上升”的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不足。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8日发布《韩国社会流动性及社会政策改革方向研究》报告，研究院于去年5月18日至6月20日面向全国3000名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系统分析了公众对社会流动性的认知状况。社会流动性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地位或阶层上实现上升或下降的现象。 调查结果显示，仅25.4%的受访者认为韩国社会流动性较为活跃，59.2%认为一般，而认为不活跃的比例为15.4%。 在社会流动性不足的原因调查中，43.4%的受访者将首要愿意归结为父母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背景对个人成功影响过大。研究团队指出，近年来日益凸显的财富代际传递、资产两极分化现象，正在削弱公众对社会流动性的信心。 此外，17.3%的受访者认为劳动力市场中优质工作岗位与劣质工作岗位的结构性分化是主要障碍，13.6%的受访者认为出生或居住地区影响成功，10.6%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人脉关系左右个人发展。 调查还显示，尽管对社会整体流动性评价不高，但仍有不少受访者对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抱有一定期待。在回答“通过个人努力提升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性”时，42.5%的受访者认为可能性较高，50.7%认为一般，仅6.8%认为可能性较低。 然而，调查也揭示了结构性现实的压力。高达68%的受访者认为，父母一代的社会经济支持会显著影响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认为几乎没有影响的比例仅为0.7%。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通常被归入中产阶层的第三分位（收入排名40%至60%）家庭，去年收入增幅跌至统计编制以来的最低点。随着韩国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资产差距持续拉大，作为“经济腰部”的中产阶层也出现动摇迹象，引发社会对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扩大的担忧。 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0日通过国家统计门户（KOSIS）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分位家庭的平均收入为580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9万元），同比仅增1.8%。这是2017年建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增幅，同时也是目前以去年度为基准的最新家庭收入数据。 在所有收入分组中，中间层增速同样垫底。高收入组（第五分位）增长4.4%，低收入组（第一分位）增长3.1%，均明显高于中产阶层。 总收入中占比最大的劳动收入增幅放缓，加之事业收入转为减少，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动能明显减弱。分析认为，经济整体放缓、就业环境恶化、内需不振等多重因素叠加，是导致这一趋势的主要背景。 从收入项目看，劳动收入为3483万韩元，同比增长1.5%，为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事业收入为1172万韩元，同比下降0.1%，2020年后首次转为负增长。 中产阶层的压力同样体现在资产与负债结构上。第三分位家庭今年的平均资产为4.2516亿韩元，同比增长3.6%，虽从去年的负增区间中恢复，但仍低于全体家庭资产平均增幅（4.9%）。 与此同时，负债规模达到8059万韩元，同比大增9.9%，增速超过资产增幅两倍。由此，其净资产（资产减负债）为3.4456亿韩元，同比增长2.2%，约为全体家庭平均水平（5%）的一半。 随着中产阶层收入与资产承受力同步走弱，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趋势可能进一步固化。去年最高收入20%家庭与最低收入20%家庭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达到11.2倍；劳动收入差距更是扩大至近30倍。包括债务在内的资产差距方面，高收入20%家庭的资产规模是低收入20%家庭的8.4倍。 加图立大学经济学系梁准锡教授（音）表示：“中产阶层收入增长停滞反映出经济下行的结构性压力，长期来看恐加深两极化。政府应将中产阶层纳入主要支持对象，避免其在政策体系中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