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定，如果酒后驾驶的司机接受同乘者更换司机的提议并放任其虚假陈述，则可被以帮助逃避罪进行处罚。

根据法律界消息，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主审法官吴京美）在对前警官A的上诉审理中，确认了其因帮助逃避罪及违反道路交通法（酒后驾驶）而被起诉的原审有罪判决。

A曾是全北警察厅的交通警察，2023年5月在酒后驾驶时撞上了信号灯前等待的车辆。当时，A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了吊销驾照的标准0.097%。

事故发生后，坐在副驾驶的朋友B自告奋勇开车，A接受了这一提议，随后转到后座并下车。随后到达的警察只对B进行了酒精测试，并将此事件处理为简单事故，但在保险公司员工举报司机更换的疑点后，事情真相被揭露。因这一事件被解雇的A在一审和二审中均被判有罪，判处10个月监禁，缓刑2年，并需进行80小时的社区服务。

在上诉审理中，大家关注的是“为逃避责任而让他人虚假自白的行为是否构成帮助逃避罪”的既有最高法院判例是否会被维持。

最高法院一直认为，根据刑法，逃避责任的行为本身不受处罚，但让他人虚假自白的“教唆”及使其变得容易的“帮助”行为应被视为滥用防御权而受到处罚。

多数法官认为，为了维护法律秩序，既有判例的法律原则是合理的，应该予以维持。

全体会议的多数意见指出：“操控逃避行为会因虚假嫌疑人掩盖真实罪犯的存在，导致调查方向的扭曲，从而使对真实罪犯的调查、审判及刑罚执行变得困难或不可能。”并强调：“这会对刑事司法活动造成严重障碍。”

此外，他们还指出：“这种行为并不能被视为任何人自然人性的表现，若法律上对此予以容忍，将对我们社会的安全和秩序维护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极大负面影响，且与公众的法律感情相悖，可能损害对法律秩序的信任。”

特别是，最高法院对法律界部分人士提出的“教唆”和“帮助”应加以区分，认为帮助行为不应受到处罚的主张表示：“仅根据参与形式的初步表现来判断是否处罚是不合理的。”这表明，罪犯可能利用与相关者的紧密关系，将教唆行为伪装为帮助，从而逃避刑事处罚的副作用，同时仅关注参与形式可能导致处罚的空白，从而妨碍实质真相的查明。

相对而言，李兴九、吴京美、徐京焕、权永俊、朴永宰等5名法官则提出少数意见，认为应当改变判例。他们认为，帮助逃避罪是针对保护罪犯的第三者的处罚规定，而与创造新罪犯的“教唆”不同，帮助已经决意的主犯的行为仅是自我逃避行为的延续，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受到处罚，但未能超过多数意见。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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