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科院鉴定结果已出"。
法治新闻报道中，这句话常常出现。无论是谋杀案件、工业事故还是医疗事故，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的鉴定结果都是调查的重要转折点。DNA、数字取证和闭路电视（CCTV）分析如今已成为比口供更有力的证据。

然而，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作为国家机构的国科院虽然熟悉，但为何在法庭上鲜见民间科学鉴定机构或法医学专家热烈争辩的场景？

不久前，我与法务法人（有限）智平的顾问尹外出进行了交流，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司法制度。他曾在警察任职期间推动国内剖析制度的引入，是一位科学鉴定专家。他在数十年的重大犯罪现场工作中得出的结论令人意外：科学鉴定要进一步发展，实质上需要公判中心主义的真正落实，而不仅仅是增加设备。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旨在实现公判中心主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是警察和检察机关调查阶段所形成的记录和结果对审判产生重大影响。相比之下，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法庭是证据竞争的舞台。检察官提交的DNA鉴定或取证结果可以通过辩护律师的专家进行反驳，法医学家和科学鉴定专家在法庭上发表意见。

最终，差异在于“需求”。

要让专家成长，必须有寻找专家的市场。只有在审判中积极利用专家意见的结构下，法医学家、数字取证专家和医疗鉴定专家才能成为职业，研究所和企业也会随之产生。尹顾问强调：“需求必须创造，供给才能跟上”。

由于缺乏需求，人才也难以聚集。尹顾问以法医学家为例，面对尸体并通过尸检揭示死因的工作，身心负担极大。然而，如果拥有医生执照的法医学家所获得的待遇远低于普通临床医生，谁会愿意选择法医学呢？他指出，在仅靠使命感支撑的结构中，人才难以积累。

当然，公判中心主义并非万能。专家鉴定的增加会延长审判时间并增加费用，法官和法院人力的扩充也必须跟上。当前结构的高效性也不容忽视。

尽管如此，仍然有收获。国家提出的证据由民间专家再次验证，并在法庭上公开争论的结构，更有可能接近实质真相。最重要的是，冤屈者有更多机会证明自己的无辜。刑事司法的目的并非快速结束案件，而是达到正确的结论。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过程并不仅限于司法程序。医疗鉴定、数字取证、法医学和事故重建等民间科学鉴定市场的扩大，将增加专业人才并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意味着法律界的变化可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技术竞争力。制度在推动产业发展。

我国的科学鉴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现在需要的不是仅仅增强国家机构的能力，而是扩展到民间的专业生态系统。一个国家与民间专家共同验证证据的国家，远比只有国科院强大的国家拥有更成熟的司法系统。

公判中心主义不仅仅是改变审判程序的口号。它是减少冤屈、培养专家、拓宽科学鉴定基础的制度基础。科学鉴定的下一个阶段应在更激烈的法庭上开始，而非仅仅依赖更多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