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国会金融委员会的国政审查中，卢森特区块的碎片投资场外交易所预备许可未获通过的问题以及科斯达克上市废止政策引起了关注。这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这本书于1963年首次出版，次年出版了增补版，并在2006年由金善旭教授翻译引入国内。在像最近这样的时刻，问问韩国的行政和制度走向何方，其意义显得更加深刻。 出生于德国的犹太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深入探讨了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极权主义与人类自由、政治责任的问题。在观看了参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屠杀的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后，她得出了人类的恶并不一定源于特殊的仇恨或疯狂的洞察。她提出的著名概念便是“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所关注的是艾希曼所展现出的思考与判断的缺失。他强调自己执行命令和遵循组织规则的事实，但未能展示出对这些命令对人类所带来的结果以及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进行判断的能力。对阿伦特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实施恶行的人拥有普通的外表和日常的语言，而是人类在放弃独立思考和从他人角度进行判断时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 当然，阿伦特对人类罪行的讨论无法与当今的金融行政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历史悲剧的性质和责任的重量显然不同。然而，她的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即仅凭遵守规则是否可以免除个人和组织的道德判断与责任，至今仍然有效。 法律是否得到遵守？程序是否得到遵循？是否违反了规定？行政机构在做出任何决定时必须确认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止步于此。该决定是为了谁？给予了谁机会，又剥夺了谁的机会？制度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而由此产生的损害和社会成本又由谁来承担？ 程序的正当性是行政的起点，而非终点。即使是基于法律的权力行使，如果结果损害了制度的原本目的，行政也应当自我反思。 我想将这个问题抛给现在的韩国金融行政。 在10月8日国会政务委员会的金融委员会国政审查中，房地产碎片投资初创企业卢森特区块的预备许可未获通过的问题再次成为了各党议员质询的焦点。卢森特区块是在政府的金融监管沙盒下开拓房地产碎片投资市场的企业。碎片投资是一种金融创新形式，使多个投资者能够共同投资于高价房地产、音源、飞机引擎等传统上仅限于少数资产阶级或专业投资者接触的资产。 自2018年成立以来，卢森特区块不断发展相关商业模式，并在政府允许的实证特例下运营。根据公司提供的信息和媒体报道，卢森特区块在数年内吸引了超过350亿韩元的投资，拥有约50万名用户，并在累计发行和公开300亿韩元规模的碎片投资产品的过程中，未发生重大金融事故。 这些业绩并非简单的数字。它们展示了新的金融服务在实际市场中的运作能力、消费者的接受度以及相关技术和运营体系在现实中的验证程度。尤其是在监管严格的金融行业，初创企业能够在政府的实证制度下持续经营数年，这本身就是重要的经验资产。 然而，在2月13日金融委员会的碎片投资场外交易所预备许可决定中，卢森特区块未能获批。取而代之的是由NXT财团主导的NextTrade和由韩国交易所主导的KDX获得了预备许可。曾参与政府允许的实验并开拓市场的企业，在正式制度化的门槛前被排除在外。 在这里，金融当局的解释也需要仔细审视。金融委员会表示，根据2025年9月公开的许可运营方案和审查标准，外部评估委员会进行了评估，并选择了得分较高的两家企业。实际评估分数为NXT财团750分、KDX 725分、卢森特区块653分。金融当局指出，卢森特区块在自有资本规模、资金筹措计划、长期商业战略、内部控制和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金融行业中，资本健全性、投资者保护和防止利益冲突的体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即使是新的市场，也不能轻视金融事故的风险，也不能主张适用低于现有金融机构的安全标准。金融委员会关于参与监管沙盒并不自动保证正式许可的解释也应当在法律和制度上得到尊重。 然而，问题的本质在于其他地方。 如果政府允许进行创新实验，那么在将实验成果和经验与正式制度连接的过程中，也应当进行合理的评估。 在资本实力和组织规模上落后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初创企业，如何在与现有金融机构相同的方式竞争时，数年的实证经验和市场开拓成果应当得到怎样的认可？如果在商业计划和治理结构上存在不足，是否应当提供足够的补救机会？如果政府为确认实验的成功可能性而设立的制度，反而威胁到参与实验企业的生存，这是否符合制度的初衷？ 更值得关注的是限制许可企业数量的决定。金融委员会主席李亿权在国政审查中解释称，这是基于市场情况和效率的政策判断。那么，两个企业的数量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投资者保护带来了什么效果？如果超过三个企业会产生什么风险？限制新进入者所获得的公共利益与失去的创新机会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更具体的解释。 在金融市场上，无限制的竞争并不总是可取的。在交易量不足的初期市场中，交易所过于分散可能会导致流动性和价格形成的问题。然而，当以市场效率为理由限制进入时，这种限制必须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限制竞争的政策需要更高水平的解释责任。 在此次国政审查中，围绕金融创新支持特别法第21条的程序也引发了争议。一些议员指出，考虑实证成果的许可相关审查程序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金融委员会则表示该程序并非强制性。这并不意味着立即确认了违法性。需要对法律的文字、制度的初衷和适用条件进行判断。然而，法律上并非义务的解释与政策上理想选择的解释是两个不同的层面，不应被忽视。 在国政审查中，卢森特区块的代表许世英所要求的并不是无条件推翻既定决定或自动授予许可，而是希望能够按照正式程序重新审查并获得市场竞争的机会。李亿权主席也强调了程序的公正性，并表示将根据市场形成情况考虑增加许可的可能性。尽管是迟来的举措，但为重新挑战留出了空间，这一点值得肯定。 现在需要的不是模糊的可能性，而是具体的制度。应明确审查额外许可的时机和判断标准，并公开如何评估现有实证企业的成果。还应提供补充不足的自有资本或治理结构的路径。以保护创新企业为名义而给予特定企业特权是不可取的，但也应避免创新企业连合理的重新挑战机会都无法获得的情况。 监管沙盒并不是为了将创新企业锁在政府的实验室中而设立的制度。它是为了将实验中确认的可能性与市场制度连接而设立的制度。如果这种连接被切断，那么下一个创业者还会相信政府并愿意冒险吗？创业者相信政府的承诺，劝说投资者并招聘员工。制度的可预测性虽然不会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体现，但却是推动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社会资本。 更广泛地看，这个问题与国家对金融创新的哲学相关。世界各国正在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代币证券和数字资产等新金融秩序进行准备。在这些行业中，拥有新想法的企业往往比现有的大企业更早发现市场。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和可信度固然重要，但初创企业的实验精神和市场开拓能力同样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资产。 如果创新始于小企业，而制度化则是大企业的责任，那么韩国金融市场可能会收获创新的果实，但却可能失去创新的种子。 在上市废止政策中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金融委员会于今年2月12日发布了针对不良企业快速而严格退出的上市废止改革方案，并于5月13日批准了相关的韩国交易所上市规则修订。因此，从今年7月1日起，科斯达克市场的市值相关上市废止标准提高至200亿韩元，明年1月1日起将提升至300亿韩元。科斯比市场同样从今年7月起提高至300亿韩元，明年1月起提高至500亿韩元。 政府不仅设立了市值标准，还新设了对股价低于1000韩元的所谓“便士股”的上市废止条件，并加强了对完全资本亏损和信息披露违规的监管。此举旨在迅速清理不良企业，提高资本市场的信任度，保护投资者。 否定这些政策必要性本身并不容易。反复出现会计舞弊或向投资者提供虚假信息的企业，以及无法持续正常经营的企业，若在市场上无期限存在，反而会对诚实的企业和投资者造成损害。维持上市地位而损害市场信任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责任追究。 然而，不良企业的退出与小企业的退出并不是同一概念。 企业的市值是市场对该企业所赋予的评估的重要指标。然而，市值并不能全面解释企业的技术能力、未来成长性、持有专利、现金流、商业结构改善的可能性。尤其是需要长期投资的生物、先进材料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可能因短期业绩不佳或市场环境变化而导致企业价值大幅波动。 仅凭市值低这一事实便断定该企业在社会上是不必要的或无法恢复的不良企业，是不合理的。反之，单凭技术能力的主张也不能免除上市企业的义务。关键在于对企业的实质健全性和恢复可能性进行精细判断。 更重要的是，此次政策将原定按年度提高的市值标准提前至半年。企业可能根据原定计划制定了资本扩充、商业结构调整和投资引进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若提前实施监管，则必须充分解释其必要性、预期的副作用以及企业应对的时间。 最近，法院的裁定也正是与此相关。 10月2日，首尔南部地方法院第51民事部裁定，科斯比上市公司主演科技和科斯达克上市公司凯美药业分别对韩国交易所提起的上市废止决定效力停止的临时申请予以支持。根据报道的裁定理由，法庭质疑加强的市值标准的适用、恢复条件和实施时机的提前是否损害了企业的可预测性和比例原则。 这一临时裁定并未宣告上市废止制度整体违法。这是对个别案件的暂时司法判断，未来仍有本案判断或制度补充的可能。然而，法院对政策执行方式的制动，金融当局不应轻易对待。 国家可以加强监管，但如何以何种速度和方式实施这些监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政策的目的虽然正当，但手段过于激进则可能引发问题。法治并非仅靠法律的存在而完成，而是要求在限制国民和企业权利时保持必要的范围和均衡。 尤其是在上市废止过程中，企业所承受的负担不仅仅是失去在股票市场交易的资格。管理项目的指定或上市废止风险一旦被知晓，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估可能会发生变化，交易方可能重新审视合同，投资者可能急于收回资金。新的投资引进将更加困难，优秀人才的流失可能性也会增加。 企业在努力复苏的时刻，上市废止风险本身可能降低复苏的可能性，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在市场上被贴上不良企业的标签，恢复名誉需要相当的时间和成本。 因此，上市废止政策需要同时具备严格性和精细性。对会计舞弊或故意信息披露违规等直接损害市场信任的行为应当果断处理。然而，对于市值暂时降低的企业，则需要有综合考虑财务健全性、经营持续性、技术能力和恢复可能性的机制。 投资者保护并非仅通过上市废止这一结果来实现。放任企业的不良行为也会对投资者造成损害，但在没有充分恢复机会和可预测程序的情况下急于退出，也可能给现有股东带来巨大的损失。真正的投资者保护在于在严格清理不良企业的同时，尽量减少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不必要损害。 在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朝鲜的世宗大王。 在解释世宗的治国哲学时，常常引用“施仁发政”这句话。意指以仁爱施行政治，概括了儒家的王道政治和爱民思想。将其理解为世宗的特定言论不如理解为他所追求的政治精神更为恰当。 世宗之所以被评价为伟大的君主，并不仅仅因为他创造了许多优秀的制度。他在制定制度之前，关注百姓的生活，试图确认制度在现实中的运作情况。治国的目的并非彰显王权，而是稳定百姓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围绕公法（贡法）的讨论。世宗在改革土地税收标准时，并未仅仅听取朝廷大臣的意见。1430年，他进行了广泛的意见调查，之后经过赞成与反对的争论、地区试点实施和制度补充，推进了改革。当税制的原则与百姓的现实发生冲突时，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来缩小这一差距。 世宗的公法改革并不意味着所有百姓都获得了完美的结果。在当时，利益冲突和制度的局限性依然存在。然而，重要的是国家在行使征税权时，关注承担负担的百姓的处境，并对制度的实施保持谨慎。 世宗的爱民政治并非无条件地给予百姓好处的施惠性统治。它是基于百姓是国家根本的民本意识，试图将国家的制度与百姓的生活连接起来的政治。训民正音的创制也与希望让在文字生活中被边缘化的百姓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意识相呼应。 今天的民主共和国行政与王朝时代的统治根本不同。国民不是君主需要保护的对象，而是主权者，行政权应在法律和民主的监督下行使。然而，国家权力存在的原则是为了国民的生活，这一原则超越时代值得深思。 如果阿伦特追究人类自我思考和判断的责任，那么在世宗的政治中，我们可以得到权力行使者应关注受其影响者生活的教训。 这两种思想虽然出发于不同的时代和文明，但今天对行政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阿伦特问道：你是否自我思考和判断？ 世宗的爱民精神问道：你的决定考虑了百姓的生活多少？ 现代民主主义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对这一决定向国民充分解释并承担责任？ 这三条问题应成为韩国金融行政的原则。 在卢森特区块问题上，金融当局不仅要重复程序的合法性，还应审视创新金融制度的原本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实证企业在正式制度化过程中是否获得了充分的竞争机会，评估大型金融机构与初创企业特性的标准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通过额外许可促进市场竞争与创新的空间。 在上市废止政策中，应在资本市场净化的目标与企业的可预测性、投资者的财产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应迅速清理市场上应当退出的企业，但也应精心设计制度，以确保可恢复的企业不会因暂时的市场评估而失去生存机会。 为此，金融行政至少需要三个原则。 第一是思考的行政。应不断质疑法律和规定为何制定，以及其旨在实现何种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应用这些规定。遵循程序的解释固然重要，但仅凭此并不能证明政策的合理性。 第二是倾听的行政。应充分听取受政策影响的企业、投资者、员工和专家的意见，关注制度可能产生的意外副作用。倾听并非放弃政策或无条件接受特定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而是基于更准确的信息做出更好的决策的过程。 第三是负责任的行政。如果政策的结果与初衷不同，应分析原因并进行必要的修正。修正政策并不是行政权威的崩溃。相反，承认错误并改善制度的能力，才是成熟国家的权威所在。 今天的韩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需要围绕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机器人和数字金融等领域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在这些行业中，国家的竞争力并不来自于政府对所有答案的信任，而是来自于为民间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提供自由挑战的制度性信任。 政府应当是市场的裁判，同时也是公平竞争场的设计者。虽然不能保证特定企业的胜利，但有责任为所有人提供合理竞争的机会。应保护投资者，但在保护的名义下不应无谓地抑制创新的可能性。 在金融行政中，最需要警惕的是那种认为只要按照规定做出决定就无需再思考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使行政看起来高效，但有时会在政策目标与现实结果之间造成深刻的鸿沟。 我不想将阿伦特的“恶的平庸性”用作对当今金融官僚的道德烙印。相反，我希望将其视为一个警告，提醒每个人在组织和规则中可能停止自己的判断。正因为尊重公职人员的专业性和诚实性，更应要求他们具备独立判断和负责任的解释能力。 国家的权力是为了保护国民的自由和维护共同体的秩序而存在的。然而，行使权力的事实本身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成功。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权力保护了什么，又损害了什么。 如果金融委员会在卢森特区块问题上具体化重新挑战的路径，并认真审视上市废止政策中法院提出的比例性和可预测性问题，那么这将不仅仅是政策修正的意义。它将成为韩国金融行政超越程序中心的官僚主义，朝着创新与责任、公正与信任共同追求的方向演变的证据。 人类创造制度，但制度又改变人类的生活。好的制度拓宽人类的可能性，而坏的制度则阻碍这种可能性。因此，设计制度的人始终应关注制度尽头的人类。 企业并非仅以数字存在。它们背后有开发新技术的研究人员、梦想未来的创业者、负责家庭生计的员工，以及愿意冒险投资的股东。金融行政无法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但至少不应忘记他们的生活和未来受到政策影响的事实。 这就是尊重人类的行政，培养创新文化的行政，以及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增长的行政。 我希望行政不止于程序的公正。应不断验证结果的正当性，倾听现实的声音，同时在发现错误设计时具备修正的勇气。 汉娜·阿伦特给我们的警示是对不思考的人类的警告，而世宗今天传达给我们的则是关注百姓生活的政治的重要性。当现代民主共和国所要求的法治与责任原则加以结合时，国家的权力才能获得国民的信任。 韩国的未来并非由政府批准的企业数量或市场上退出的企业数量决定。勇于挑战的企业家的勇气、保障公平竞争的制度、能够纠正错误判断的国家的成熟度，才是决定韩国未来的关键。 如果国家鼓励创新，就必须为创新企业的成长开辟道路。如果国家清理市场，就必须具备拯救可恢复企业的智慧。 阿伦特的思考与世宗的爱民政治交汇之处，正是我们所追求的金融行政哲学。 法律虽冷，但行政应当思考。原则虽严格，但政策应当面向人类。 而一个公正的国家，必须不断质疑其规定是否为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共同体的未来而正确运作。 这就是尊重真理与正义、自由的韩国金融行政之路。※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28日，在位于首尔钟路区的成均馆大成殿内举行秋季释奠大祭，图为成均馆大学佾舞团正在进行佾舞表演。释奠大祭是在儒家文庙或乡校向孔子及其先贤先哲举行的大型祭祀仪式，于1986年被指定为韩国第85号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加利利开始的是爱。耶稣没有军队，没有领土，没有宫殿，也没有管理帝国的官员，更没有留给后世的财富。他留下的只是与人们的几句言语，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爱上帝，爱邻居，甚至爱敌人。不要忽视最微小的人。想要升高，就要先降低；想要被服侍，就要先去服侍。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一切应该就此结束。领导者被处决，门徒们四散而去。然而，这并没有结束。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们重新聚集，这个小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教会超越城市和国界。在迫害中，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最终成为皇帝认可的宗教，并在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爱成为了信仰，信仰成为了共同体，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成为了制度，成为了文明。就在那一刻，基督教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开始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 彼得与保罗，教会踏上征途耶稣离开后，初期耶路撒冷共同体的中心是彼得。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会跟随耶稣到底，但在关键时刻却三次否认了他。他害怕，跌倒，失败。但他又重新站了起来。这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教会并不是由完美的人组成的团体开始的，而是一个跌倒、悔恨并重新开始的人类共同体。彼得在初期耶路撒冷教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后来的西方教会将彼得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视为罗马主教和教皇职传统的重要根基。然而，要理解初期基督教如何超越耶路撒冷的围墙走向世界，还需要认识另一个人，那就是保罗。他在耶稣生前并不是门徒，起初反对跟随耶稣的人，但在经历了戏剧性的皈依后，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教士之一。保罗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将对耶稣的信仰扩展到犹太人的界限之外，进入异教世界。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再到罗马，开辟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初期共同体面临了重要的问题。跟随耶稣是否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是否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外邦人是否也能直接成为基督共同体的一员？在初期共同体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随着外邦人传教之路的开启，耶稣运动逐渐超越了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流派，开始成长为独立的世界宗教。犹太教通过散居将书籍和问题带到了世界各地，而初期基督徒则利用罗马帝国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和通用语言传播福音。传教士们走上了帝国为征服和统治而修建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悖论。 受迫害的教会与帝国相遇初期基督徒并不是强者。虽然罗马帝国在各个时代和地区对基督徒的迫害强度不一，但在多个皇帝和时期，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压制。拒绝皇帝崇拜和多神教公共仪式的基督徒态度，有时被视为对帝国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挑战，导致了殉道者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教会的力量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见证。人们认为可以杀死他们，但无法夺走他们的信仰。强大的帝国与无权的信仰共同体相遇。然而，历史却发生了逆转。在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时代，基督教历史的巨大转折开始了。313年，通过所谓的米兰敕令，宗教宽容制度性地扩大，基督教摆脱了长期的迫害，获得了公开信仰的机会。教会得以建立，社区得以制度性地发展。这对基督徒来说是解放。然而，所有的解放都伴随着新的责任。受迫害的教会开始受到皇帝的保护，教会与权力之间出现了全新的问题。权力是保护教会，还是教会为权力辩护？皇帝的权力到哪里，主教的权威又到哪里？从加利利开始的爱的共同体开始接近帝国的宫廷。基督教不再是受害者的宗教。它开始拥有自己的力量，并被问及如何使用这股力量。 尼西亚，信仰成为教义公元325年，君士坦丁皇帝在尼西亚召集了多个地区的主教，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如何理解耶稣基督的激烈神学争论。圣子是受造物吗？与圣父的关系是什么？教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奠定了尼西亚信经的基础，形成了后来发展为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神学语言。这是信仰成为教义的时刻。为了说明共同体所信仰的内容，需要语言和标准。然而，标准一旦产生，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来决定正统？谁来界定异端？为了维护真理，教会的权威可以行使到何种程度？以爱开始的共同体为了保存真理而建立了制度，而这个制度也可能再次成为权力。贯穿基督教2000年的古老紧张关系在这里开始显现。 奥古斯丁，关注人类内心要理解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无法绕过奥古斯丁。他是北非希波的主教，年轻时经历了欲望与迷茫，经过漫长的智力与精神旅程后回归基督教信仰。他的关注点转向人类的内心。人类明知善却为何行恶？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为何成为欲望的奴隶？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历史又将走向何方？在罗马动荡的时代，他通过《上帝之城》区分了地上的国家与上帝的国度。世俗的帝国并非永恒，罗马也可能会崩溃。人类常常将眼前的权力误认为永恒，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神，这是他巨大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热爱国家与将国家神化是不同的。宗教参与社会与宗教本身成为权力也是不同的。 修道院，再次回归荒野随着教会的壮大，获得社会影响力和财富，讽刺的是，开始出现离开世俗、进入荒野的人们，那就是修道士。初期修道士们寻找沙漠和偏远之地。随着教会受到帝国的保护并获得社会地位，他们担心初期基督教的贫穷、节制、祈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可能会丧失。他们减少拥有，祈祷和工作。后来的西方修道院的重要精神被概括为“祈祷与工作”。修道院不仅仅是宗教设施。在中世纪欧洲，它成为教育、抄写、学术、农业、救助和医疗的空间，在社会动荡时保存书籍和经典，保持学习的火种。在获得权力的教会中，选择再次贫穷的人们出现了。宗教并非仅靠制度生存。总是需要那些将自己重新带回最初的人。 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彼此不同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环境逐渐固化，东正教与西方教会也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西方，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政治秩序动荡，罗马主教的权威进一步增强，罗马教会在宗教、社会稳定、外交、行政和救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皇制度发展，拉丁语成为西方教会的语言。神学、教会法、修道院、教堂、大学和艺术结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罗马天主教的巨大传统。“天主教”（Catholic）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普遍”的意思。然而，西方并不是基督教的全部。在东罗马，即拜占庭世界，另一种巨大的基督教文明正在成长。那里有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等古老教会，在希腊语和希腊哲学的传统中，神学、礼仪、圣像和修道生活、教父思想得到了发展。在西方，罗马主教的普遍权威得到了加强，而在东方，则发展出重视多个总主教共同性和自主性的传统。语言不同，政治利益不同，对教会权威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围绕圣灵的发出，即所谓的“菲利奥克”争论等神学差异也加深了冲突。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传统就这样逐渐疏远。 1054年，东西分裂1054年是东西教会大分裂的象征之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长期冲突以相互逐出教会的形式爆发。然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那一年，曾经近千年的教会就这样一朝一夕地分裂了。东西之间的差异是经过数百年积累而成的，1054年之后关系仍然持续。后来十字军和政治冲突的加入，使分裂更加加深。尽管如此，1054年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西方走上了罗马天主教的道路，而东方的主要教会则走向了今天的东正教。两者信仰同一位耶稣，阅读同一部福音书，并共享初期公会议的重要传统。然而，他们却分裂了。宗教史上的古老悖论在这里显现。为了维护真理的热情，有时转变为排斥彼此的力量。热爱真理与相信我所理解的真理就是全部是不同的。 天主教与东正教，两条古老的河流分裂后，天主教与东正教在不同的文明圈中发展。天主教在西欧中心通过教皇制度、修道院、大学、经院哲学、哥特式教堂、艺术、教育和传教等方式，深深影响了西方文明。东正教则从拜占庭传播到斯拉夫世界，深深扎根于希腊、巴尔干、俄罗斯等东欧多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中。圣像、香火、庄严的礼仪和神秘主义的灵性，塑造了与西方教会不同的基督教面貌。信仰不仅停留在逻辑命题的解释上，更有在神秘中体验的传统。东西的面貌虽然不同，但根源是相同的，那就是耶稣。 中世纪教会，光明愈盛，阴影愈深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国王的权威相抗衡，拥有广阔的土地和财富，并在教育、学术、文化和艺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修道院保存了知识，大学也逐渐兴起。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深入探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方济各则通过贫穷、和平和对造物的爱，提醒富裕的教会回归福音的本初。医院和救助设施相继建立，辉煌的教堂、音乐、艺术和建筑也应运而生。然而，光明愈盛，阴影也愈深。十字军战争、宗教强制和迫害，教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冲突或勾结，出现了贩卖圣职、腐败和权力斗争。耶稣为门徒洗脚，而以他名字命名的教会，有时却拥有比国王更强大的权力。因此，最初的问题又回来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权力可以用来建立学校、建造医院、救助贫困者。然而，未受制约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以宗教的名义就自动变得善良。宗教同样在人的手中运作，而人一旦拥有权力，便总会面临节制的考验。 路德，再次质疑教会1517年，德国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对当时的教会实践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赎罪券的销售。95条论纲成为了巨大的火种。然而，宗教改革的本质并不能仅仅用赎罪券来解释。在其背后，存在着更为根本的问题。人类如何得救？上帝的恩典与人类的信仰之间是什么关系？圣经与教会的权威应如何理解？信仰是为了制度而存在，还是制度是为了信仰而存在？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印刷术迅速传播了改革思想。圣经被翻译成各国语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阅读圣经，问题超越了教会的围墙。再次，质疑的时代开启了。 宗教改革与新教的诞生路德并不是唯一的改革者。茨温利、加尔文等多位改革者相继出现，而在英国则通过另一种政治与宗教过程形成了圣公会传统。西方基督教再次开始分化，新教诞生了。然而，新教也并非一个单一的教会。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相继形成，之后又出现了浸礼宗、卫理公会等多种教派和运动。天主教也发生了变化。通过特伦特公会议，整顿了教义和制度，推动内部改革，耶稣会在教育、学术和世界传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西方的宗教地图，也对教育、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改革并未立即带来和平。宗教战争和迫害接连发生，同样信仰耶稣的人们互相视为敌人，甚至发生悲剧。在这里，我们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信仰无法让人爱他人，那么这信仰又是为了什么？ 福音从一开始就流向东方基督教容易被认为是西方宗教，但它从一开始就是西亚的宗教。起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早期便向叙利亚、波斯，甚至中亚、印度和中国传播。东方基督教的古老道路早已存在。在大航海时代后，天主教传教士以新的方式进入亚洲。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不仅仅传教，还带来了天文学、数学、制图和科学知识，并试图与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对话，学习中文和古典文献。像利玛窦这样的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相遇，创造了西学的书籍，这些书籍也传入了朝鲜。在朝鲜，发生了世界教会历史上罕见的事情。 朝鲜的士大夫们在书中遇见天主韩国天主教的起源非常独特。在许多国家，外国传教士首先进入传播福音并建立教会，而在朝鲜，知识分子们首先阅读书籍。通过研究从中国引入的西学书籍，他们接触到了天文、地理、数学和科学，并在书中遇见了这个陌生的宗教——天主教。他们提出了问题。天主是什么？人为何平等？灵魂是什么？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再次是书籍与问题。犹太教中我们所遇到的古老文明的方式在朝鲜再次重演。新的世界有时比军队更早通过书籍进入。1784年，李承薰在北京受洗，获得了“彼得”的洗名，返回朝鲜。他与李璧等多位知识分子分享信仰，自发形成了信仰共同体。朝鲜天主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教士并不是首先建立教会，而是平信徒知识分子通过阅读和讨论，自发建立了信仰共同体。然而，巨大的冲突很快开始。朝鲜将儒家秩序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根基，尤其是祖先祭祀不仅是个人仪式，更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天主教信仰与祭祀问题发生了冲突，关于身份秩序和平等的新思想也与现有体制产生了紧张。国家权力开始将天主教视为不仅仅是个人信仰，而是可能动摇社会秩序的思想。迫害开始了。 从罗马到朝鲜，再次成为殉道者的宗教历史奇妙地重复着。从罗马受迫害的基督教在欧洲成为了巨大的权力，而当这种基督教进入朝鲜时，又变成了无权者的宗教。信友们经历了信友们的迫害，包括信友们的殉道，王权和军队都不存在，华丽的教堂建筑也没有。对他们来说，只有信仰。2000年前罗马的初期信仰共同体与18、19世纪朝鲜的天主教共同体之间，尽管存在时间和文化的巨大距离，但有一点是相似的。无权者为了保护自己所信仰的东西而不惜生命。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基督教历史的奇妙循环。受迫害的宗教要求自由，而获得权力的宗教有时限制他人的自由。这并不是基督教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和权力都必须铭记的人类历史的古老警示。 爱与权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历史中有圣人和殉道者，也有权力者和征服者。有的人建立了医院，有的人为战争辩护，有的修道士走向贫困，有的神职人员则生活在宫廷和权力附近。有的修道院保存了书籍，而有的宗教权力则压制了不同的思想。有为废除奴隶制而斗争的基督徒，也有利用圣经为奴隶制辩护的基督徒。在同一个十字架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行为？因为信仰宗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欲望会自动消失。宗教一旦进入人类的手中，就会面临权力与欲望的考验。因此，宗教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教会最大的敌人并不总是在教会外。有时，失去最初精神的自己才是最大的危机。 再次回归加利利天主教也始于耶稣，东正教也始于耶稣，新教同样始于耶稣。历史形成了三条大河流，但水源是一个，那就是加利利。那位与贫穷人同吃、向病人伸出援手、为门徒洗脚的耶稣。那么，天主教自我反省的最后标准也应是耶稣，东正教自我反省的标准也应是耶稣，新教同样不例外。在教皇的权威之前，有耶稣；在总主教的传统之前，有耶稣；在牧师和教派之前，也有耶稣。在教堂、教会和修道院之前，首先存在的是爱。制度是为了保护爱而存在，还是爱为了保护制度而牺牲？一旦失去这个问题，宗教就会颠倒目的与手段。 再次回到多石的尤永模，质疑教会而非耶稣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多石尤永模。多石深刻阅读圣经，但警惕停留在制度和形式的信仰。他关注的不是多么频繁地称呼耶稣的名字，而是人如何活出耶稣的道路。自我空虚，降低自己，超越“制那”而升华为真正的“尔那”，朝向“合一”前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最终也站在这个问题面前。建立了多少教堂和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中塑造了怎样的人。获得了多少信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拯救了多少生命。拥有多大的权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股力量保护了谁。在犹太教故事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所获得的力量，正在拯救谁？” 真理·正义·自由追求真理的热情是重要的。然而，当以真理的名义压迫他人时，真理可能变成暴力。建立正义也很重要，但如果以正义的名义为仇恨和复仇辩护，正义就会失去本来的面貌。自由也是如此。如果我有信仰的自由，那么我也要尊重他人以不同方式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如果我要求宗教的自由，那么我也要维护其他宗教的自由。这就是自由。在基督教受迫害的时期，渴望宗教自由。那么，当基督教拥有力量的时代，维护他人的自由，应该是对那段记忆的责任。力量在失去记忆时变得危险。 以爱开始的宗教从加利利开始的小溪流变成了巨大的河流。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再到全世界。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彼得和保罗，遇见了殉道者。在君士坦丁时代，摆脱了迫害，在尼西亚将信仰整理成教义的语言。我们在奥古斯丁那里看到了人类内心的探讨，在修道院中遇见了那些试图从世俗权力中回归荒野的人。曾经统一的教会，经过漫长岁月，东西分裂，成为天主教与东正教。西方教会再次面对路德的质疑，经过宗教改革，诞生了新教。而这条漫长河流的一条支流，经过中国流入朝鲜。朝鲜的士大夫们阅读书籍，提出问题，开始自发信仰。2000年的时间循环回归到最初。一本书和一个问题，以及人类的选择。然而，如今基督教又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问题。过去，教会如何处理帝国的权力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资本、科学与技术的力量如何应对成为了问题。过去，皇帝与教皇的关系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宗教、市场与宗教、科学与宗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成为了新的问题。而人类开始掌握历史上从未拥有过的新力量，那就是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面前，它比人类记忆更多，计算更快，在多个领域超越人类的智力，基督教再次面临根本性的问题。人是什么？灵魂是什么？自由意志与责任是什么？人类的尊严来自于智力吗？如果机器比人类更聪明，那么人类又是什么？而2000年前从加利利开始的最古老的问题再次回归。你能爱吗？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将在2000年来形成的巨大文明中，再次站在耶稣面前。科学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教育与医疗、传教与殖民、战争与和平、韩国基督教的光辉与阴影、气候危机与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尊严，都将被问及。最后，将再次回到多石的“合一”和“尔那”。因为基督教2000年的最后问题，最终与最初的问题并无不同。以爱开始的宗教，今天是否仍在爱？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时，教会将超越权力，回归责任；超越制度，回归人；超越教义，回归生活。然后，福音将再次显现。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拥有129年历史的信安指道乡校，举行了缅怀孔子等古代圣贤的石殿大祭，以传承传统儒家文化。 据信安郡消息，9月20日，约70名儒生和当地居民参加了在指道乡校举行的‘公元2577年秋季石殿大祭’。 石殿大祭是缅怀孔子及文庙中配享先贤的学德和精神的传统祭礼。每年春秋季节，成均馆和全国各地的乡校都会举行此祭。今年的秋季石殿大祭也在全国各地的乡校于9月20日举行。 当天的祭礼中，刚刚就任的信安郡长金泰成担任祭主，首次献上祭酒。随后，亚献官和终献官等祭官依次进行礼仪，缅怀先贤的精神。 祭礼按照焚香和献上祭品的分香礼和全祭礼开始，依次进行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分献礼、饮福礼和望礼。今年3月的春季石殿大祭也遵循了相同的传统程序。 指道乡校供奉着五位儒家圣人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以及中国宋代的四位贤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和朱熹，还有我国的薛充、崔致远和安享等共18位先贤。 指道乡校于1897年根据“一郡一校”的原则建立，设有祭祀空间的大成殿和教育空间的明伦堂、养士斋等，已被指定为文化遗产资料进行管理。 金泰成信安郡长表示：“能以祭主身份首次参与指道乡校的秋季石殿大祭，意义非凡。感谢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而努力的指道乡校儒生们。” 他还表示：“今后将竭尽全力守护指道乡校的历史和文化，确保其完整传承给后代。” 另外，指道乡校在3月24日也举行了公元2577年春季石殿大祭，当时约40名儒生和当地居民参加，信安郡副郡长金大仁担任祭主，任贤役的儒生和金忠模儒生分别担任亚献官和终献官。※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斯塔纳漫步时，韩国人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感受到意外的熟悉感。 街头走过的黑发和熟悉的面孔，以及对年长者的礼仪，都会让人暂时忘记这里是位于数千公里外的中亚。 坐在餐桌旁，这种熟悉感愈发明显。 年轻人会等着长辈先吃。家庭根基被重视，父母在孩子成年后依然是重要的存在。 然而，在看似相似的家庭文化中，隐藏着截然相反的传统。 在韩国，长子承担着赡养父母和继承家业的责任。 而在哈萨克斯坦，这一角色则由幼子承担。 “幼子有照顾父母的传统。” 在阿斯塔纳遇到的职员阿鲁赞·阿利姆（22岁）如是说。 阿利姆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表示，父母对幼弟相对宽容。 这有其原因。 传统上，兄长们结婚离家后，最后留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的往往是幼子。 韩国家庭则在相反的顺序中形成了类似的观念。 长子被认为是家族的继承者，负责祭祀和承担更多的赡养责任。 承担责任的儿子却有所不同。 不过，家庭中总有某个人需要比其他兄弟姐妹更紧密地与原生家庭联系，这一点是相似的。 在阿斯塔纳，试图从更远的历史中寻找这种熟悉感的尝试也存在。有人将中亚的天空神“腾格里（Tengri）”与单于联系起来，或试图在哈萨克语中“首都”的“阿斯塔纳（Astana）”与单于神话中的阿萨达尔的发音中寻找共同起源。 然而，这并不是确立的语言学谱系。 更清晰地比较这两种文化的地方在于，至今仍在两社会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家庭。 ▲哈萨克斯坦为何选择幼子 在哈萨克传统社会中，父母所居住的房子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房地产。“卡拉·沙尼拉克（qara shanyraq）”被称为祖先之家，是家庭的中心和世代相传的空间。 儿子们长大结婚后，依次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家庭。最后留在父母身边的通常是幼子“肯杰（kenzhe）”。 幼子与父母生活的时间最长，自然也就承担了照顾父母和家庭的责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家是幼子个人的空间。 兄弟姐妹和亲戚随时可以回来的“家庭之家”的意义依然存在。 阿利姆说：“儿子们结婚后一个个离开，幼子与父母生活的时间最长，最终幼子也承担了照顾父母的责任。” 这一传统至今仍受到相当大的支持。 根据哈萨克斯坦公共发展研究所2023年对2400人的调查，1721名哈萨克族受访者中，有77.3%表示“一个儿子，通常是幼子，应该与父母同住”的传统是积极的。 在18至28岁的人群中，73.6%持积极或较为积极的看法。在61岁以上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84.4%。 阿斯塔纳的积极回应率也达到了68.8%。 ▲韩国选择长子 在韩国，长子的地位似乎是一个很久以来未变的传统，但最初并非如此。 在朝鲜早期，儿子和女儿的财产分配相对均衡，祭祀也由子女轮流负责。 随着儒家家庭秩序的确立，父系中心的原则变得更为强烈。 到了朝鲜后期，长子作为家族的继承者，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和责任，负责祭祀并优先继承与祖先相关的财产的情况也逐渐增多。 居住在首尔西部的职员姜明祚（35岁）对此也感到熟悉。 “在韩国，传统上长子负责照顾父母。” 姜先生表示，长子仍然感受到一种不言而喻的负担。 不过，他并不再将照顾父母视为“长子应尽的义务”。 “毕竟是我的父母，他们把我养大。我觉得照顾父母是理所当然的。” 姜先生定期给父母零花钱，并希望能住得近一些，常去看望他们。 韩国的长子与哈萨克斯坦的幼子起点不同。 韩国的长子因继承家谱而成为家庭的中心，而哈萨克斯坦的幼子则在兄长离开后最后留在父母身边，成为守护原生家庭的人。 韩国选择了序列的顶端，而哈萨克斯坦选择了最后留在家的儿子。 ▲餐桌上都显露出年龄 这两种文化在餐桌上再次相似。 姜先生表示，与祖父一起用餐时，谁先吃并不需要特别解释。 “我们会等祖父先用餐，然后其他家庭成员才开始吃。” 即使许多儒家礼仪已消失，这在韩国仍是常见的场景。 阿利姆也立刻理解了。 “吃传统食物时，我们会遵守这个规则。长辈不先吃，我们也不会吃。” 在哈萨克的餐桌上，等级则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在传统宴会上，煮熟的羊头会首先呈给年长者或贵宾，肉的特定部位则根据年龄、亲属关系和地位进行分配。 在韩国，谁先拿起勺子显示出年龄，而在哈萨克传统餐桌上，获得哪个部位则显示出个人的地位。 尽管方式不同，但餐桌作为家庭内部秩序的展示空间这一点是相似的。 ▲“我们能记住七代祖先” 在哈萨克家庭文化中，祖先的意义延续到更远的世代。 阿利姆表示，她能记住父亲那边的祖先七代的“杰提·阿塔（zheti ata）”。 “是的，我能全部记住。” 这不仅仅是记住名字的传统。 在哈萨克社会中，传统上同一祖先的七代内的人是不允许结婚的。 这在游牧社会中既是整理血缘关系的方式，也是划定可婚配范围的标准。 阿利姆认为这一规则至今仍有意义。 当被问及如果发现交往对象是自己七代内的亲戚会如何时，她的回答很简短。 “那就分手，各自生活吧。” 韩国也曾有以血统为基础限制婚姻的制度，即同姓同宗的婚姻禁忌。 宪法法院在1997年对同姓同宗禁婚规定作出宪法不合决议，该制度于2005年从民法中消失。目前，婚姻限制依据的是法律规定的特定亲属关系范围。 哈萨克斯坦的七代祖先与韩国的本宗完全不同，但在将个人婚姻与家庭血统联系起来的判断上，仍然留下了相似的痕迹。 ▲义务变为选择 在这两个国家的家庭文化中，更有趣的共同点是，古老的规则正在同时变得松弛。 阿利姆表示，传统活动中会遵循旧规则，但日常生活则自由得多。 “在传统活动中，我会遵循，但在轻松聚会或玩耍时就自由多了。” 姜先生所说的韩国情况也类似。 “照顾父母的文化仍然存在，但正在发生很大变化。很多家庭不再进行祭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自己的生活。” 韩国的变化在统计数据中也显而易见。 根据统计局的社会调查，认为赡养老年父母是家庭责任的比例从2002年的70.7%下降到2024年的18.2%。 对长子责任的认知下降得更快。 认为赡养老年父母是长子责任的比例从2002年的15.1%降至2018年的1.3%。 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到2024年，韩国整体家庭中36.1%为单人家庭，而在首尔这一比例达到了39.9%。 哈萨克斯坦也在发生变化。 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大家庭约有156万户，占总数的27.8%。虽然比2009年的29.9%有所下降，但核心家庭的比例略有上升。 快速发展的首都阿斯塔纳仍然是家庭规模较大的地方，大家庭的比例为32.6%。 家庭的重要性并未消失。 在对2000名14至34岁人群的全国调查中，80.1%的人将家庭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价值。 变化的是家庭内部“谁必须做什么”的观念。 哈萨克斯坦关注幼子和卡拉·沙尼拉克，而韩国则关注长子和父系的传承。 虽然承担责任的儿子不同，但出生顺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角色，这一点是相似的。 然而，阿利姆和姜先生所谈论的家庭与前几代人略有不同。 照顾父母和遵循古老仪式的责任不再是出生时自动决定的义务。 传统依然存在。 但在韩国，长子的责任被兄弟姐妹分担，而在哈萨克斯坦，年轻一代也在根据自己的生活和情况接受幼子留在父母身边的规则。 相隔数千公里的两个社会在家庭延续的方式上各有不同。 韩国选择了长子，而哈萨克斯坦则留住了幼子。 但如今，两国的年轻一代所追求的方向却意外地相似。 他们逐渐摆脱出生顺序所决定的角色，选择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国家遗产厅于14日宣布，将青阳正山乡校的青雅楼（以下简称青雅楼）预告为国家指定文物遗产（宝物）。 青雅楼的确切建造年代没有明确记录，但根据1630年请求建立乡校的记录及乡校所出土的瓦片铭文，推测其在17世纪初迁建至现址。2023年对主要构件的年轮分析结果显示，确实使用了1640年伐木的构件。由于有实物资料支持建造时间，青雅楼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青雅楼是乡校的出入口门楼。其为中层高建，既展示了乡校的权威与威严，又承担着讲学、儒家仪式、休息等多种功能。其名称源自中国儒家经典《诗经》中的“菁菁者莪”，意指“培养人才的乐趣”。 青雅楼的规模为正面5间，侧面1间，呈“一”字形的中层楼阁。考虑到忠南地区乡校楼阁通常为正面3间、侧面2间，青雅楼的规模较大。而其上部的构件设计则非常简单和简洁。 下层中间3间作为出入口使用。中间的间隔设有两扇对开门，左右两侧则设有外开门，作为外三门（外墙的正门）使用。两侧的最边间分别设有出入和储藏功能的仓库和楼梯，而上层则用于讲课和学习，同时也是学生们休息、修身养性的空间。这充分展示了乡校门楼的多重功能。 此外，青雅楼的窗户上保留有朝鲜中期之前建筑中常见的影双窗。影双窗是指窗户成对的双窗中带有门柱的窗户。用木板制成的门和横梁等处的精细榫卯工艺展示了朝鲜中期的建筑技艺。 国家遗产厅表示：“青雅楼在教育和教化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象征角色，且创建时的构件大部分仍然保存完好。建筑的形态也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创建时的样貌，因此其历史性、真实性和建筑史价值都被高度评价。” 国家遗产厅将在30天内收集意见，并经过文化遗产委员会审议后，最终决定是否指定为宝物。※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张恒俊导演的电影《王与我》因被指抄袭电视剧《严兴道》的剧本而申请禁映，法院已驳回该请求。 首尔西部地方法院第21民事部（审判长：申明熙）于23日驳回了《严兴道》剧本作者的遗属对《王与我》共同制作公司温达影视、株式会社BA娱乐及发行公司Showbox等提出的禁映申请。 制作方可以在飞机或船舶上放映该电影，或通过OTT（视频流媒体服务）、DVD等方式提供，并且不受出口限制。 法院认为遗属方提交的剧本与电影《王与我》之间并不存在相似性。法院指出：“遗属方的剧本以‘儒家忠义叙事’为核心情感主题，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对端宗的忠诚和奉献态度。” 而电影《王与我》则强调“端宗与严兴道及村民之间的交流过程是核心主题，二者在主题、叙事结构和人物设定上完全不同。” 法院表示：“两部作品都是以真实人物为主角，基于历史事实和背景，因此可能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但端宗与严兴道的关系、整体情节和主要主题等内容完全不同。”同时指出：“没有证据证明张导演有接触遗属方剧本的可能性。” 此前曾有指控称电影《王与我》抄袭了2000年代播出的电视剧《严兴道》的剧本。该电影累计观众达到1688万人，成为韩国历史上票房第二的电影，仅次于《鸣梁》的1761万人。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孔子去世后，中国进入了更为巨大的变革之中。春秋时期的秩序崩溃，战国时期的战争不断。诸侯为了争夺天下而竞争，百姓在战乱与贫困中苦苦挣扎。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稳定国家，创造一个人道的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思想从单纯的个人修养哲学发展为治理国家和组织社会的政治哲学。而在这一过程中，孟子与荀子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处于中心地位。 如果说孔子为人类指明了应走的道路，那么孟子与荀子则提出了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哲学争论。对人性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政治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以及对国家治理方式的理解。如果人性本善，那么政治的角色就是帮助这种善性绽放；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就必须通过法律和制度来加以控制。最终，孟子与荀子的争论成为东亚政治哲学的起点，并对今天的民主主义、法治、教育和管理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是一位对人性充满信任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的本性本善，这就是著名的性善论。孟子曾解释，如果人们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大家都会感到惊讶和心痛。这种心情并不是为了获取利益或名誉，而是人之常情。孟子认为，这种心情正是人性之所在。 他解释说，人心中存在四种善的萌芽。对他人的怜悯是仁的开始，羞愧于不正之事是义的开始，谦让与关心是礼的开始，而判断是非的能力是智的开始。孟子称之为四端。每个人生来就拥有这样的善的潜力，并相信通过教育和修养可以加以培养。 孟子的哲学延伸为政治思想。他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他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指百姓最为珍贵，国家次之，而君主最轻。这样的主张在2500年前绝对君主统治的时代中显得尤为惊人。孟子重视的不是君主的权力，而是百姓的心声。他认为失去百姓支持的君主将不再具备正当性。他主张以德治国，而非以力治国，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富裕和安乐。 今天，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国民主权、福利国家和人类尊严的概念中，孟子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制度性民主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但将百姓置于国家中心的民本思想早在东方就已提出。因此，孟子不仅是一位儒学者，更可以被视为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先驱之一。 相对而言，荀子对人性持更为冷静的看法。他在经历了战国末期的激烈现实后，认为人性不应仅仅以乐观的眼光看待。人从出生起就带有欲望，渴望财富，追求权力，优先考虑自身利益。他认为，如果任由这些欲望发展，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因此，他主张“人性本恶”，这就是性恶论。 然而，荀子的性恶论并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人性的否定。荀子所说的恶并不是指犯罪或堕落，而是承认人是有欲望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我中心的倾向，如果不能妥善管理，就会产生冲突和混乱。因此，他认为人需要教育和训练，社会需要法律和制度。 荀子特别强调学问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不是生来就完美的存在，而是需要不断学习和修养的存在。他说：“不学则无以为君子”，强调后天教育的力量。这种荀子的现实主义后来对中国的法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统一秦国的韩非子和李斯都是受到荀子学术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孟子相信人性中的良知，而荀子则相信制度的力量。孟子是道德的哲学家，而荀子是秩序的哲学家。 有趣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成功的国家和组织大多同时运用了孟子与荀子的哲学。一个不信任人民的国家容易走向独裁，而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国家则容易陷入无序。企业亦是如此。尊重和信任成员是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公正的评估和明确的规章。学校也应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但必须教授基本的规范和责任。最终，健康的共同体需要孟子的理想主义与荀子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儒家的另一种伟大。儒家不仅仅谈论人性的善，也不单单谈论人性的恶。相反，它同时关注人性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孟子看到了人性中的希望，而荀子看到了人性中的风险。这两种视角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理解人类存在的两个维度。 儒家核心经典之一的《中庸》正是强调这种平衡的精神。无偏向于任何一方，达到和谐才是人类与社会应追求的道路。事实上，性善论与性恶论的长期争论最终在中庸的哲学中形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人是有善的可能性的存在，但同时也是有欲望的存在，因此需要教育和修养，同时也需要制度和法律。 今天，我们生活在人工智能和数字革命的时代。技术日新月异，迅速替代人类的能力。然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性的问题始终不会消失。人工智能可以计算，但无法拥有良知；算法可以预测，但无法承担道德责任。即使超智能出现，维持人类社会的力量最终仍然是信任、责任、良知与节制这些古老的价值。 正因如此，孟子与荀子在当今变得愈发重要。孟子告诉我们不要失去对人性的希望，而荀子则提醒我们警惕人性的欲望。孟子强调温暖的心灵，荀子则强调冷静的制度。《中庸》教导我们将这两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或许，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人性。 2500年前在中国大陆上开始的孟子与荀子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这一争论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政治、教育、企业管理、家庭与社区之中。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最终引导我们思考我们应成为怎样的人。而儒家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是，人可以通过不断的修养与反思，成为更好的存在。 孔子开辟了道路，孟子播下了希望，荀子建立了秩序，而在此基础上绽放的东亚文明精神，最终是人类的尊严。国家的规模不如人的尊严重要，技术的发展不如人类的道德重要，权力的强大不如领导者的责任重要。这一真理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不变，孟子与荀子早在2500年前就已教导过我们。 ※ 本文利用生成型人工智能撰写，并经过编辑审核。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表明，每当时代陷入动荡与不确定，人们总会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人应当如何生活？什么才是真正的正确与正义？社会秩序为何崩塌？重建秩序的力量又源自何处？ 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以对生命苦难的洞察回应了这一问题；在古波斯，琐罗亚斯德以善恶之辨作出了回答；而在中国，孔子则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构建了一套关于社会秩序与道德治理的思想体系。如果说老子关注的是天地自然之道，那么孔子关注的则是人类社会之道。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文明的设计者。 孔子生活于公元前551年的春秋时代。彼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濒临瓦解。面对这样的现实，孔子没有选择诉诸武力和强权，而是提出了一个影响中国乃至东亚文明两千多年的答案——重建秩序必须从重建人的品格开始。 纵观当今世界，国际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大国竞争持续加剧，社会撕裂、贫富分化、信息失真和网络极化不断加深。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类道德与智慧的成长速度。面对这样的时代困境，孔子的思想再次展现出超越时空的现实价值。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并非简单的善良或施舍，而是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是构建共同体最重要的精神基础。孔子将其概括为“爱人”，即以真诚和尊重对待他人。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仅是儒家伦理的精髓，也与世界主要文明中的道德原则高度契合。无论是基督教的“黄金法则”，佛教的慈悲精神，还是伊斯兰教倡导的兄弟情谊，都体现出人类文明对于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共同追求。 孔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论语》不仅是一部哲学经典，更是一部关于人生、教育与领导力的实践手册。 《论语》开篇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在孔子看来，人并非生而完美，而是在不断学习中成长与完善。放眼当今世界，那些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无论是科技巨头还是创新组织，其核心优势往往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持续学习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曾提出，要将企业文化从“自以为无所不知”（Know-it-all）转变为“持续学习”（Learn-it-all）。这种理念与孔子两千五百年前所倡导的“学而时习之”可谓异曲同工。 除了学习，孔子还特别强调“君子”人格。在孔子的定义中，君子不是拥有权力的人，也不是财富最多的人，而是能够约束自己、坚持原则的人。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并非否定利益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利益必须建立在道义与原则之上。纵观世界商业史，那些能够穿越周期、历久弥新的企业，往往都拥有清晰而坚定的价值观。企业的长久生命力，不仅来源于市场竞争力，更来源于诚信、责任与对人才的培养。 然而，若要完整理解儒家思想，仅仅阅读《论语》还远远不够。《中庸》同样是理解孔子思想的重要经典。 长期以来，“中庸”常被误解为折中主义或和稀泥。事实上，《中庸》所强调的并非妥协，而是保持内心与行为的平衡，不走极端，不失原则。 《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核心并非压抑情感，而是避免成为情绪的奴隶。愤怒时不失理性，成功时不生傲慢，失败时不陷绝望。这是一种高度成熟的自我管理能力。 事实上，现代优秀领导者普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既保持创新精神，又具备风险意识；既尊重团队成员，又坚持制度原则；既能够把握方向，又能够保持克制。这正是中庸智慧在现代管理中的体现。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庸思想显得愈发重要。 当下，社交媒体放大情绪，算法强化偏见，极端立场更容易获得关注。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AI能够存储海量信息，能够高速计算与分析，但它无法天然拥有道德判断，更无法替代人的良知与责任。 技术越先进，人类越需要回答“应当如何使用技术”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最终并非技术问题，而是伦理问题、文明问题和人的问题。 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揭示了一条从个人到社会、从内在到外在的治理逻辑。真正的社会进步，首先来自个体品格的提升；真正的领导力，也始于自我约束与自我完善。 今天，许多人希望改变世界，却往往忽视改变自己。获得权力固然困难，但克制权力更加困难；掌握技术并不容易，而正确使用技术则更加重要。 孔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庞大的帝国，不是宏伟的建筑，而是对人的信任，对教育的信任，以及对人格成长可能性的坚定信念。 如果说《论语》告诉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中庸》则告诉我们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稳定与清醒。前者塑造人格，后者塑造智慧；前者强调品格，后者强调平衡。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孔子的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混乱时代需要重建秩序，极化时代需要寻找平衡，技术时代更需要守护人性。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所倡导的仁爱、学习、自律与中和之道，不仅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更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 因此，重读孔子，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在探索亚洲精神性的旅程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文明深处的精神世界。与印度教追求梵我合一、佛教探究苦难与解脱、韩民族大倧教强调“弘益人间”不同，道教构建了一种以“道”为核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一套影响中国思想、文化与生活方式数千年的精神体系。 道教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理解中国文明，仅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足够。儒家关注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而道家则试图回答人与宇宙的根本问题；儒家强调责任与实践，道家追求自由与和谐；儒家着眼于治世之道，道家则关注存在本身。这两种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工程等技术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能力。然而，焦虑、孤独与精神疲惫也在不断加剧。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持续加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500多年前老子留下的思想再次受到关注。因为道家提醒人们，人类并非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被普遍视为道家思想奠基者的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名李耳，字聃，曾担任周王室藏书室官员。长期接触典籍与历史，使他得以观察王朝兴衰与社会变迁。随着周朝后期政治动荡与礼崩乐坏不断加剧，老子最终选择离开中原。 相传老子骑青牛西行，途经函谷关时，守关官员尹喜察觉其非凡之处，请求他在离去前为后世留下智慧。老子应允后写下五千余字，这便是后来影响东亚文明数千年的《道德经》。 虽然全书仅约五千字，却被认为是世界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西方，《道德经》长期位列翻译语种最多的东方经典之列，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文化圈。 《道德经》共81章。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民族经典《天符经》也由81个字构成。虽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历史关联，但都试图通过有限的语言解释无限的宇宙秩序，反映出东亚思想传统对于宇宙本源问题的共同关注。 《道德经》开篇即提出著名命题：“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通常被解释为“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道，并非永恒之道；可以被命名的名称，并非永恒之名”。 在老子看来，人类语言存在天然局限。宇宙最根本的真理虽然存在，却无法被语言完全概括。人们可以描述海洋，却无法成为海洋本身；可以定义爱情，却无法完整表达爱情的全部内涵。同样，作为宇宙本源的“道”，也超越了人类语言所能涵盖的范围。 那么，道究竟是什么？老子既没有将其定义为神，也没有将其解释为物质。在他的思想体系中，道是万物产生与运行的根本原理，是宇宙秩序的源头。《道德经》第42章对此作出了最为凝练的概括：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万物皆由“道”而生，并在其规律中运行。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种解释虽然并不等同于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但作为一种探索宇宙生成机制的哲学思考，展现出古代思想家对于世界本源问题的深刻追问。 “无为自然”则是老子提出的另一核心思想。长期以来，“无为”常被误解为消极不作为。然而，道家所说的“无为”，并非放弃行动，而是不违背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过度欲望干扰自然秩序。 在现代社会，人们不断追求更高收入、更大成功与更多资源。但在老子看来，欲望往往没有终点。当一种欲望被满足时，新的欲望又会产生。因此，顺应自然、保持内心平衡，才是理想的人生状态。 在《道德经》中，老子尤其推崇“水”的品格。“上善若水。”即最高的善如同水一样。水总是流向低处，不与万物争高下，却能够穿石成川，塑造山谷与河流。它看似柔弱，却拥有持久而强大的力量。老子借此说明，真正的力量并不一定来自强硬与对抗，而可能来自包容、柔韧与顺应。 这种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山水画、书法艺术、园林建筑，到中医、武术以及禅宗思想，都能够看到道家世界观留下的痕迹。顺应自然、追求人与环境和谐共生，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政治思想领域，道家同样具有独特影响。老子认为，统治者过度干预社会，反而可能造成更多混乱。相比依赖强制力量治理国家，他更强调尊重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为民众创造自然发展的空间。这一思想至今仍为政治学与管理学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进入21世纪后，道家思想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其原因正在于此。技术进步不断改变世界，但精神层面的困惑并未因此减少。面对环境危机、社会压力以及快速变化的时代，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 人应该如何生活？对此，老子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顺应自然，保持内心宁静，与万物和谐共处。 道教并不要求人成为征服者，也不鼓励无止境的竞争。它更强调在自然秩序中寻找自身的位置，实现人与世界的平衡关系。这并非弱者的哲学，而是一种关于长期生存与持续发展的智慧。正如暴风中高大的树木可能折断，而柔韧的竹子却能够承受风雨考验一样，道家强调的正是这种柔中有刚的生命力。 今天，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生态危机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文明转型挑战。老子提出的“道”，提醒人们重新思考自身在自然与宇宙中的位置——人类并非万物的主宰，而是整体秩序中的一部分。 理解亚洲精神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回顾古老传统，更在于从这些思想资源中寻找面向未来的智慧。从这个角度看，道教所强调的和谐、节制与共生，至今仍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2500多年过去，老子留下的问题依然值得思考：面对世界，我们究竟是选择征服，还是选择共生？或许，这正是“道”留给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