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这一韩国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正在退场。最新调查显示，仅五分之一的韩国人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与15年前超过半数民众持此观点相比出现显著变化。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9日公布第20次韩国福利调查结果，赞同“父母赡养责任完全应由子女担当”的受访者仅为20.63%。 此次调查以全国7300户家庭为对象，通过“非常同意”到“非常反对”的五级量表进行调查，并重新分类分析。 结果显示，反对子女承担全部赡养责任的比例达到47.59%，是赞成比例的两倍以上，持中立态度的受访者占31.78%。 从具体指标来看，“非常同意”的比例仅为3.15%，而“反对”（39.47%）与“非常反对”（8.12%）的总比例接近一半，显示韩国社会对传统家庭赡养观念的支持度明显下降。 这一变化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几乎未出现差异。低收入家庭中赞成该观点的比例为20.66%，普通家庭为20.63%，基本持平，反对比例分别为49.17%和47.37%。这表明，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韩国社会整体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赡养父母责任不应完全由子女承担。 与过去相比，这一变化尤为明显。2007年首次实施调查时，52.6%的受访者认为子女应当赡养父母，而反对者仅为24.3%。自2013年起，赞成与反对比例首次出现逆转，此后差距持续扩大。到2016年和2019年，赞成比例已降至30%左右，而到2025年仅维持在20%左右。 家庭内部照护观念的变化同样体现在育儿领域。在“孩子应由母亲在家照顾”这一问题上，反对比例为34.12%，略高于赞成比例的33.83%。不过在这一问题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低收入家庭中支持母亲照顾孩子的比例为39.06%，高于普通家庭的33.11%。分析认为，这可能与不同群体在托育服务可及性及劳动环境方面的差异有关。 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韩国民众整体上更倾向于普遍福利体系。调查显示，对于“福利应只提供给贫困群体”的观点，反对比例为39.81%，高于赞成比例的33.36%。在普通家庭中，支持普遍福利的比例达到41.65%。不过低收入群体中支持选择性福利的比例为38.96%，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在福利政策上的利益考量。 但在医疗和基础保育领域，受访者普遍认为国家应明确承担责任。对于“缩小国家健康保险并扩大私人医疗保险”的观点，70.50%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赞成者仅为9.38%。 在学前教育方面，72.68%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提供免费的幼儿园和托育服务。然而，对于大学教育是否应实现免费，态度则相对谨慎。42.1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大学免费教育，高于30.25%的赞成比例。这显示出大部分韩国人认为，婴幼儿托管及医疗等事关生存的领域应由国家负责，而教育则为个人的选择和责任。 专家指出，韩国社会正站在重要转型点上，过去以“孝道”和家庭责任为核心的照护模式，正逐渐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承担的公共体系转变。在少子化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这种社会认知变化很可能成为未来福利政策制定与财政规划的重要参考。

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职场人认为仅靠工资等劳动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或准备养老。特别是非正式员工和小企业员工中，这一观点尤为明显。调查还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和企业需要承担责任，以确保劳动收入能够支持稳定生活。3月8日，职场霸凌119委托全球研究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国19岁以上的1000名职场人。结果显示，56.4%的受访者表示，工资不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或为未来做准备。在工资较低的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非正式员工中有63.3%持此观点，非办公室职员为62.2%，而小于5人的企业员工中这一比例高达66.3%。关于政府和企业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81.7%的受访者表示同意。这反映了人们对工资水平和就业稳定性的担忧，以及对政策干预的需求。受访者认为，扩大正式员工和加强就业稳定性是最需要的政策，占36.7%。其次是引入基本收入制（32.2%）、减轻住房负担（31.8%）以及提高最低工资和改善工资体系（27.6%）。职场霸凌119的律师金基范表示：“需要通过加强就业稳定性、提高工资下限和扩充社会安全网等政策措施，确保劳动收入能够支持稳定的生活和未来准备。”※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中国最大的工业展览会——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CIIF）将于今年10月在上海举行。主办方上海东浩兰生集团向韩国企业介绍了参展和技术合作的机会。此次展会将以智能制造、机器人和半导体等先进产业为中心，预计将加强中韩企业间的合作。3月6日，上海东浩兰生集团在首尔COEX举办记者会，介绍即将在10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特点和行业趋势，并为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参展机会。CIIF是涵盖智能制造、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和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的综合产业展览会，由中国政府支持，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博览会。该展会被认为是亚洲地区制造业技术交流的代表平台，吸引了众多全球制造和技术企业参与。去年9月，2025年CIIF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展览面积约30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3011家企业参展，约22万名观众参观。苏刚表示，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不仅是展示尖端技术的平台，更是连接全球工业智慧的桥梁。他认为，如果两国在制造业领域保持紧密合作，各国企业将迎来新的机遇。今年的展会计划于10月12日至16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预计规模将超过去年。去年的展会包括机器人展、工业自动化展、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展、集成电路展、核电展和智能移动未来展等主要展区。今年新增了“能源展馆”，将重点介绍新型储能产业生态系统及其在下一代电力系统和智能电网发展中的应用。此外，现有的集成电路展将全面升级为“NICE芯片产业未来展”。上海东浩兰生集团预计，此次展会将加强中韩技术交流，提高韩国企业对中国制造业的理解，从而接触到更多价格合理但性能优越的设备。苏刚表示，韩国是中国的重要产业合作伙伴，在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和核心部件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他希望通过展会作为桥梁，结合两国的优势，分享市场机会，深化产业供应链合作，为中韩制造业的质的提升和全球合作注入新活力。※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韩国企业数据研究机构CEO Score于11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在韩国营收排名前500家企业中，剔除分拆、并购等结构性变动因素后，对其中476家企业的国民年金（养老金）参保人数进行统计。截至去年12月底，这些企业的总雇佣人数为162.55万人，较前一年同期的163.23万人减少6729人，降幅为0.4%。 从企业分布来看，雇佣人数增加的企业为222家，占比46.6%，但其中74.3%（165家）增员不足100人。相较之下，雇佣人数减少的企业达249家，占52.3%，岗位收缩企业多于扩张企业。 具体企业方面，受韩国美妆热潮带动，希杰欧利芙洋增幅最为显著，全年新增2518人，同比增长21.1%。随着消费需求扩大及门店持续扩张，公司同步增加门店及一线人力。受益于半导体景气回暖，SK海力士雇佣人数增加2188人，增幅6.9%，主要集中在新设备投资相关的研发（R&D）和制造岗位。 此外，韩国铁道公社（8.3%）、Sanggu INC（10.5%）和Coupang（9.8%）等企业增员均超过千人。Viva Republica、Asung Daiso、安靠科技、LIG Nex1及三养食品等企业也进入雇佣增长前列。 另一方面，雇佣规模明显收缩的企业数量同样较多。LG电子（-4.7%）、易买得（-5.7%）、Homeplus（-6.9%）、LG显示器（-4.9%）、乐天百货（-6.1%）以及现代汽车（-1.5%）等企业的雇佣人数均减少逾千人。DL E&C、LG化学、LG U+和乐天沃食品等企业的缩减幅度亦较为明显。 从大型企业集团层面来看，仅SK（1.1%）、韩华（1.1%）和韩进（0.6%）实现雇佣增长，其余主要集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岗位减少。其中，LG（-4.1%）和乐天（-6.5%）缩减幅度尤为突出。现代汽车、三星、浦项制铁和GS的雇佣规模亦同步下滑。

15日，韩国银行（央行）行长李昌镛在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维持基准利率2.5%不变，他表示汇率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但央行不会以调整利率的方式直接干预。 李昌镛表示，尽管去年底韩元汇率一度回落40韩元以上，但今年以来再次升至1美元兑1400美元中后段水平，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年初以来汇率升幅中的四分之三源于美元走强、日元走弱及地缘政治风险，其余约四分之一来自韩国自身的资金供需因素。国民年金（养老金）持续进行外汇对冲，海外投资资金回流，大企业也将部分海外持有外汇汇回国内。但同时，个人投资者在汇率回落时集中买入美元、持续向海外投资，令外汇需求居高不下。 除汇市风险外，物价走高也成为央行决定冻息的考量因素。去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3%，继9月（2.1%）、10月（2.4%）、11月（2.4%）之后，连续第四个月保持2%以上的涨幅。其中，成品油价格上涨6.1%、进口牛肉上涨8%，涨幅尤为明显，被解读为低汇率影响逐步显现。 李昌镛否定应通过加息来降低汇率的意见，他表示若依靠利率抑制汇率，需上调2至3个百分点，这将给大量家庭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央行的利率政策关注的是汇率对通胀的影响，而非汇率本身。 针对高汇率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担忧，李昌镛表示，韩国目前是对外净债权国，外汇储备充足，与过去因外债负担引发危机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他同时反驳“经济崩溃、汇率持续暴涨”的说法，称这是过度悲观的判断。 在经济前景方面，李昌镛对韩国半导体产业持乐观看法，称无论谁将成为人工智能（AI）领域的赢家，未来至少一年内韩国半导体产业前景仍向好。 李昌镛还否认货币过度宽松导致汇率上升的说法，指出央行近年一直致力于抑制家庭负债，广义货币（M2）增速已明显放缓，央行滥发货币推高汇率的说法并不属实。 当天货币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通过冻结利率，央行去年2月和5月两度降息，延续宽松基调。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先后于7月、8月、10月、11月和今年1月连续五次冻结基准利率。 此外，政府稳楼市政策、银行对居民贷款实施总量管控的作用下，首都圈地区房价上涨势头及贷款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在当前阶段央行仍有必要将基准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并继续观察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中国人民保险是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保险公司，创立于1949年。作为国有大型综合性保险金融集团，公司业务涵盖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资产管理、养老保险、金融科技等多个领域，拥有遍及全国的服务网络和深厚的客户基础。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2026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转折。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十五五”规划（2026至2030年）的起点，不仅明确了今年经济的整体走向，也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政策框架奠定基础。 在此次会议，中国政府精准判断经济矛盾，明确“供强需弱”是当前主要问题，反映出政策认知层面的显著转变。中国不再将经济下行压力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而是将长期积累的供给过剩问题与当前需求偏弱并列为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释放出从侧重需求刺激转向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 今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键词聚焦于“质量”与“效率”。与以往注重规模扩张与高速增长的政策取向不同，新一轮政策框架更强调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及创新能力建设。政策重心由短期的稳增长逐步转向通过结构性改革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炳瑞认为，中国对经济形势判断的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供强需弱”的提出，体现出政策层面对产业领域过度投资、低效供给长期挤压需求空间的清醒认识。未来政策预计将采取“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竞争力。 他指出，此次政策转向至少涵盖四方面深意。首先是问题界定的变化。将供给过剩明确纳入主要矛盾，意味着未来宏观调控不再局限于需求侧刺激，而是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便在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承压，也将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腾出空间。 其次是创新战略由“速度优先”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会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AI）治理体系，显示出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与风险防范，致力于构建稳定、可信的创新生态。 第三是改革重点从“应急管理”转向“制度建设”。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升为改革重点，被视为对光伏、动力电池、钢铁等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与价格战问题的直接回应。政策明确将低价恶性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视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结构性顽疾，力图通过法治化手段予以根治。通过制度约束规范市场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虽在短期可能带来调整阵痛，但有助于中长期产业秩序与盈利能力的恢复。 第四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由“规模扩张”向“精准提效”转型。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严控债务风险、协同货币政策三大抓手，为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意味着政策资源将更多向国家战略领域与新质生产力方向集聚，从而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 全炳瑞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6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扩大内需”“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居于优先，体现出中国政府意图以强大内需市场为基础，以科技创新培育为新动能，通过制度改革优化产业生态的战略布局。 在扩大内需方面，政策重点从短期消费刺激转向夯实长期内需基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结构更为稳健的消费体系。消费品、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望成为重点受益行业。 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为支点，推动先进经验全国推广，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基础。AI芯片、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有望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全炳瑞分析指出，随着政策方向逐步明晰，中国资本市场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创新驱动、内需扩张与反内卷改革构成三大政策主线，有助于重塑市场投资逻辑。货币政策由“稳健审慎”转向“灵活有效”，增强了市场对流动性环境改善的预期。同时，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进入A股市场，也被视为提升市场稳定性的重要举措。然而，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市场风险仍是需要关注的潜在变量，叠加全球经济放缓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市场波动风险仍然存在。 今年的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行稳致远，而非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清晰传递出中国经济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导向的发展新阶段。强调供需平衡、创新与制度协同、内需与开放并举的政策框架，标志着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全炳瑞表示，这一转型有望推动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逐步摆脱短期投机倾向，朝着以技术实力和长期价值为核心的成熟发展模式演进。在此过程中，韩中两国经济发展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韩国亟需制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长期战略规划，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大幅落后。

过去五年间，劳动者薪资增长速度未能同步覆盖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及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的上涨幅度，导致收支失衡的上班族激增。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本月4日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劳动者月平均工资由2020年的352.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上升至2025年的415.4万韩元，年均增长率为3.3%。然而，同期从工资中扣除的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险费用总额从44.8万韩元增至59.6万韩元，年均增幅达5.9%。受此影响，税费及社保缴纳部分在工资中所占比例从12.7%提高至14.3%，劳动者月均实际到手收入仅从307.9万韩元增至355.8万韩元，年均增长率仅为2.9%。 分项目来看，个人所得税从2020年的13.1626万韩元增至2025年的20.5138万韩元，年均增幅为9.3%；社会保险费用则由31.663万韩元上升至39.579万韩元，年均涨幅为4.3%。在社会保险各项中，雇佣保险费用涨幅最高，达5.8%（从2.8219万韩元增至3.7382万韩元）；健康保险费用上涨5.1%（从12.9696万韩元增至16.6312万韩元）；国民养老金保险费上涨3.3%（从15.8715万韩元增至18.6885万韩元）。 同时，基本生活必需品物价自2020年以来年均上涨3.9%，进一步挤压了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统计数据显示，水电燃气（6.1%）、食品及非酒精饮料（4.8%）、外食（4.4%）、交通（2.9%）及居住（1.2%）费用均有所上涨。在23个细分物价类别中，有17个类别的涨幅超过工资增速（3.3%），其中燃料能源（10.6%）、燃气（7.8%）、电力（6.8%）涨幅尤为突出。 为提高劳动者的体感收入，韩经协建议引入“所得税税基与物价自动联动机制”，使税率区间能够随物价变动自动调整。韩经协指出，由于当前税基未能充分反映物价上涨情况，导致劳动者被动进入更高税率区间，实际税负水平隐性上升。 针对可能出现的税收收入减少问题，韩经协表示，应推动将韩国目前33%的所得税免税人群比例逐步降至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水平。此外，在社会保险领域，应通过遏制失业金重复领取、减少健康保险中的过度医疗行为等方式优化支出结构，从而缓解保险费率上调的压力。 在稳定居民基本生活物价方面，韩经协强调，目前处于试点阶段的农水产品线上批发市场具有产地直供和手续费较低的优势，能够有效降低流通环节成本，并建议通过立法手段推动该模式实现常态化运营。

近期，韩元兑美元汇率在1470韩元附近波动，已跌至韩国紧急戒严时期的水平，创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韩国政府认为，韩国投资者海外股票投资增加，以及国民年金公团大规模海外投资等因素，导致外汇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成为近期韩元承压的主要原因。 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外汇市场形势，韩国政府多个部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稳定市场的具体措施。 26日，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允哲在世宗政府大楼举行记者座谈会上表示，政府将密切监测投机性交易及单边行情，一旦市场波动过度，将果断出手干预。他同时强调，政府将考虑所有可能的手段来稳定外汇市场。 具允哲表示：“近期韩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触及1470韩元。对此，企划财政部、保健福祉部、韩国银行（央行）和国民年金正在建立四方协商机制，讨论制定新的政策框架，以兼顾国民年金的收益性与外汇市场的稳定性。” 他补充称，新框架将在不损害国民年金收益的前提下，寻求确保养老金长期稳健发放。具允哲还指出，国民年金是全球第三大养老基金，规模已超过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其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甚至超过韩国外汇储备。 他进一步表示，若国民年金持续扩大海外投资，可能因物价上涨与购买力减弱，导致韩国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对民众生活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