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长期学习和提问能获得什么？或许是知识。知识创造技术，技术催生产业，产业带来财富。财富又催生企业和资本，资本与技术结合，最终形成巨大的力量。那么，最后留下一个问题：这股力量该如何使用？ 在犹太教故事的第一部分，亚伯拉罕和摩西走上了离开与解放、契约的道路。亚伯拉罕离开了熟悉的土地，摩西带领奴隶们离开埃及。在漫长的旅程结束时，人类获得了自由，但也学会了自由必然伴随责任。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探讨了这一契约如何延续至《托拉》和《塔木德》，安息日与家庭教育，以及提问与讨论的文化。在圣殿被毁后，犹太人建立了言语的圣殿，尽管失去了国家，仍然阅读书籍，即使书籍被夺走，也依然铭记。父母教导子女，子女再传授给下一代。 离开带来了自由，自由带来了契约，契约带来了学习。数千年的学习最终化为知识，知识又带来了财富与力量。 犹太教故事的第三部分正是在这一点上展开。 获得知识、财富与力量的人类，该如何使用这些？ ◆爱因斯坦，重新提问宇宙的秩序 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可或缺。1879年，他出生于德国乌尔姆的犹太家庭，他重新审视了传统物理学所认为理所当然的时间与空间。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吗？空间是绝对的吗？光是什么？引力如何运作？在别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再次提出了问题。 特殊相对论和一般相对论改变了人类看待宇宙的方式。然而，他在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直接贡献并非相对论，而是光电效应法则的发现。科学的革命有时始于新的问题，而非新的答案。 爱因斯坦的生活似乎象征着犹太教悠久的提问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交汇。当然，仅用犹太教育来解释他的天才是不够的。一位科学家的伟大成就背后，个人的才能、时代条件、欧洲科学的长期积累，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制度共同发挥了作用。 重要的是，他没有接受理所当然的事物。 为什么？ 这个简短的问题改变了宇宙的面貌。《塔木德》的学习室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源于此。为什么？是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如果之前的解释是错误的，那会怎样？ 提问的人改变了世界。 ◆诺贝尔奖与犹太人的惊人比例 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犹太人或犹太裔人物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比例远高于其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多项统计和研究显示，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犹太裔人物的比例约为20%左右。考虑到全球犹太人口在全人类中所占比例远未达到1%，这一现象令人惊讶。 在物理学领域，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和理查德·费曼等人均为犹太裔，医学、化学、经济学和文学等领域也涌现出许多犹太裔获奖者。 然而，在这里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不应将其解释为血统的优越性。 某个民族在生物学上优于其他民族的说法在科学上难以成立，人类在20世纪的惨痛历史中已经经历了这种思维带来的危险后果。要理解犹太人的高学术成就，必须从历史、文化、教育和制度等多方面来看。 数千年来的文字教育、为阅读《托拉》而培养的识字能力、父母将子女教育视为宗教责任的传统、鼓励提问与讨论的学习文化、在离散生活中将教育视为最安全的流动资产的现实需求、以城市和商业为中心形成的广泛网络，以及近代以来与欧洲和美国的大学、科学制度结合的历史条件，共同作用于此。 天才并非某天从天而降。一个人的才能背后是发现、培养和提问的文化。 因此，犹太人的案例向人类传递的信息并非“犹太人是特别的”。 重视教育的社会才能培养出人类的潜能。 ◆知识无国界 离散对犹太人来说是一场悲剧。他们不得不离开故乡，新的土地上又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宗教迫害和社会歧视也从未停止。然而，历史有其悖论。无法定居的人拥有可移动的资产。 土地无法移动，建筑无法移动，但知识是可以移动的。语言可以移动，数学可以移动，医学也可以移动。计算和契约的技术也跨越国界。因此，离散的生活最终提升了知识、人际关系、信任和网络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犹太人在商业、手工业、医学、翻译、行政和金融等多个领域活跃。由于他们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生活，承担了连接不同文明的角色。 然而，这段历史也不应仅仅浪漫化。虽然有些地方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但在某些地区，土地所有权、行会加入和特定职业的进入受到限制。金融业也不能简单地用“犹太人擅长处理金钱”来解释。中世纪基督教社会对利息的宗教规范、犹太人的商业网络与识字能力、契约习俗、政治权力对资金需求的复杂交织，构成了这一现象。 因此，将犹太人与金融直接等同并不符合历史和常识。这反而可能重复长期反犹太主义所形成的刻板印象。 历史总是比神话复杂。 ◆金融的力量，信任的技术 尽管如此，犹太裔金融家和家族在现代金融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金融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是代表之一。他们在多个欧洲城市建立了家族网络，快速传递信息，为国家和企业提供资本。在现代美国的金融、投资和企业管理中，许多犹太裔人物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仅用金钱来理解金融的本质，会错过更重要的东西。 金融本质上是将信任转化为时间的技术。今天拥有的人为明天需要的人提供资本。在此之间有契约、承诺和信用。 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信任。 因此，当金融失去正义时，可能会变成最危险的力量。若金钱不再为人类服务，而是人类为金钱而行动，金融便不再是拯救社区的血液，而是统治社区的权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人类留下的警告，最终也与这一问题息息相关。 金融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金融文明的水平也随之提高。 赚多少钱并不如使用这些钱的目的更为重要。 企业家精神与不惧失败的文化20世纪后半叶，全球经济的重心从制造业转向知识与技术，犹太裔企业家和创始人的存在愈加显著。在美国的信息技术、互联网产业、媒体与娱乐、生命科学与金融、风险投资领域，许多犹太裔人物创造了新的产业。 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来自苏联移民的犹太家庭，Meta的马克·扎克伯格和OpenAI的山姆·奥特曼也是犹太裔背景的全球科技产业代表人物。 然而，在这里也应关注环境而非血统。鼓励提问的文化、对权威的质疑不必被视为无礼、将失败视为人生的终点的制度都至关重要。讨论、再尝试、不同领域的人相遇，资本为寻找新想法而流动，这样的环境创造了创新。 犹太人悠久的提问传统与现代风险投资生态系统之间并不能简单地建立直接因果关系。然而，在质疑现有秩序、寻找新答案的态度中，确实可以发现文化的共鸣。 企业家或许是最先发现别人未曾看到的问题的人。 为什么非得这样做？ 这个问题的提出便孕育了新的企业。 ◆从沙漠到“创业国家” 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国土和人口并不大。仅凭自然资源并不足以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中心地位。建国后经历了多次战争，至今仍面临严重的安全冲突和地缘政治不安。 尽管如此，以色列已成长为全球技术创新国家之一。这背后是高额的研发投资、大学与研究机构、军队积累的技术与民间产业的结合、风险投资、全球各地的离散网络、移民的经验、政府的技术政策以及全球企业的研发基地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以色列至今仍是国内生产总值中研发投资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以特拉维夫和海法为中心，信息技术、半导体、网络安全、生物、医疗技术、农业技术和水管理技术生态系统不断发展，英特尔、微软、谷歌、英伟达等全球知名科技公司也与以色列的研发生态系统建立了关系。 在缺水的沙漠中，国家研究水资源；在安全不安的国家，研究安全；在国内市场小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将全球视为市场。 危机并不会自动催生创新。然而，能够将危机转化为问题的社会，才有创新的可能。 与其抱怨缺乏，不如提问。 如何创造出缺乏的东西？ ◆AI时代的以色列 如今，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扩展到人工智能和深科技领域。企业和研究者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动驾驶、网络安全、医疗AI和国防技术等领域活跃。 这个生态系统不仅仅包括大学的研究室。军队与产业的技术连接、创业者的再创业、全球资本、与美国硅谷的网络、失败企业中流出的人员再次流入其他企业的结构共同存在。 失败的经验不断积累，人们流动，知识也随之流动。这些知识又创造出新的企业。 这就是生态系统。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增强，随之而来的更难的问题也出现了。是否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技术？是否用于治疗疾病？是否用于保护公民，还是用于过度监视？是否用于寻找真相，还是用于制造假新闻和宣传？是否用于扩大人类的自由，还是用于更精细地控制人类？ 技术本身并没有自我设定目的的良知。 最终决定方向的还是人类。 ◆科学的力量属于谁 爱因斯坦的生活在这里再次具有意义。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物理学的重要基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与原子能时代相连。他因担心纳粹德国可能首先开发核武器而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出关于核研究必要性的信函，但他活到了核武器真正被人类使用的时代。 科学的发现并不止于一位科学家的手中。知识转化为技术，技术又成为力量。当这种力量离开科学家的实验室，进入国家、军队和企业的手中时，新的伦理问题便随之而来。 我能发现的，就一定可以制造吗？我能制造的，就一定可以使用吗？技术的可能性是否等同于伦理的正当性？ 今天，人工智能研究者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能够创造出超越人类能力的智能，究竟应该创造到何种程度？这种智能的决策权归谁？谁来控制，谁来负责？ 科学的最终问题最终在科学之外。 我们该如何生活？ ◆成功也可能成为偶像 犹太教从一开始就警惕偶像崇拜。《出埃及记》中金牛犊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金属雕像。人类有将可见的力量视为神的古老欲望。 金钱也可能成为偶像，知识也可能成为偶像。国家也可能成为偶像，民族也可能成为偶像，技术也可能成为偶像，甚至宗教本身也可能成为偶像。 成功同样如此。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并不能证明一个共同体的道德优越性。成为世界富豪并不能为一个企业家的所有行为辩护，拥有世界顶尖技术并不意味着使用这些技术的所有方式都是正确的。 力量本身并不能证明正当性。 强大与正义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犹太教悠久的先知精神再次浮现。 ◆比王更讲正义的先知们 希伯来圣经的先知们并非为了赞美权力而存在。相反，他们在权力面前说出不便的真相。当国王犯错时，他们会斥责国王；当富人践踏穷人时，他们会要求正义。 阿摩司呼喊，即使祭祀和赞美再多，没有正义也无法完成信仰。 没有正义的宗教失去了宗教的本意。 先知米该亚用正义、仁爱和谦卑的语言概括了人类应有的生活。宗教的深度并非仅由圣殿的规模来判断，国家的伟大也不能仅由军事力量来评估。企业的伟大同样不能仅由市值来衡量。 人们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弱者？是否承认敌人的人性尊严？拥有力量的人能否自我克制？ 这决定了文明的水平。 犹太教与以色列并非同一概念这里必须加以区分。 犹太教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犹太人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多样共同体，而现代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的一个国家。这三者之间有深刻的联系，但并不相同。 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所有政策。批评以色列政府的具体政策并不等同于批评犹太教或全球所有犹太人。相反，以批评以色列政府为名仇恨或攻击整个犹太人群体，则超出了政策批评的范围，走向反犹太主义。 这种区分在今天尤为重要。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及其后续的加沙战争和武装冲突，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许多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痛，至2026年，加沙的平民仍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困境。 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自动为今天某一国家的所有行为辩护。同时，批评现代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和军事行动也不应为仇恨整个犹太人群体提供正当理由。 因此，原则是必要的。 无论哪个民族，平民的生命都应受到尊重。孩子的生命没有国籍，痛苦没有宗教。 正义并非我支持的阵营的有利标准，而是对所有人适用的相同标准。 ◆再次提问的达石·柳永模 犹太教故事的最后，再次回到达石·柳永模。他是一位博学的人，跨越《圣经》、《佛经》、《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然而，他的最终关注并不止于知识本身。 他所关注的是“一个”。 对达石而言，“一个”并非简单的数字1，而是存在的根源，是人类在自我谦卑和空无中所要追寻的终极境地。他所说的“尔那”也并非拥有大量财富或高位，而是超越欲望和自我的外壳，寻找真实的自我。 这就是尔那的道路。 犹太教的上帝与达石的“一个”在神学上无法等同。也不应随意将不同历史和信仰的世界混为一谈。然而，在对人类提出的终极问题上，二者可以相遇。 我们为何而活？ 知识之后应有智慧人类如今掌握的知识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多。人工智能能够瞬间处理人类一生难以阅读的文献，而人类则在编辑基因、向宇宙发射探测器、甚至观察亚原子世界。 然而，知识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类变得更加智慧。信息泛滥使得区分真伪变得更加困难，世界的财富增加，但不平等依然严重。武器的精密程度超出想象，但战争并未消失。连接技术飞速发展，但人类的孤独依旧没有结束，人工智能日益聪明，但人类仍在问自己为何而活。 因此，知识之后应有智慧。 技术之后应有伦理，增长之后应有责任，财富之后应有分享，权力之后应有克制。 而且，智能之后应有灵性。 ◆从HAI到SAI 人工智能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最终还是关于人类的。最初，技术中心的人工智能占据主导地位，随后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Human-centered AI，HAI）理念逐渐传播。 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 超越人类的便利与效率，思考人类的尊严与生命、文化与自然、地球与宇宙的和谐，提出以灵性为中心的人工智能（Spirituality-centered AI，SAI）。 这里所说的灵性并不只指特定宗教，而是人类意识到比自己更伟大的存在与世界，并能自我克制自己的欲望与力量的能力。能够做到的事情不一定都要去做，能够拥有的东西不一定都要去占有，能够战胜的对手不一定都要摧毁。 能够自我克制的力量，这就是灵性的开始。 如果人工智能在变得比人类更聪明的时代，人类则应变得比人工智能更具人性。 三次提问犹太教三部曲的漫长旅程现在结束。 在第一次旅程中，遇见了亚伯拉罕和摩西。在那里提问： 我们要从什么中离开？ 要离开偶像，离开奴役，走向自由。 在第二次旅程中，遇见了《托拉》和《塔木德》，安息日和犹太家庭。在那里再次提问： 我们要学习什么，如何传承给下一代？ 要阅读、提问、记忆、休息，并将所学融入生活。 在第三次旅程中，遇见了爱因斯坦、诺贝尔奖、金融与企业、以色列的创新与人工智能。最后的问题更为沉重。 获得的知识、财富与力量该如何使用？ 离开带来了自由，自由带来了契约，契约带来了学习。学习产生知识，知识带来财富与力量。 然而，如果仅止于此，文明将无法完成。 力量必须回归责任。 这就是犹太教三部曲的开端与终结之间的纽带。 ◆再次回到亚伯拉罕 经过数千年的回归，再次站在亚伯拉罕的起点。上帝命令他离开。离开熟悉的事物，离开自认为安全的事物，离开偶像，走上新的道路。 21世纪的人类或许也需要同样的命令。要离开金钱能解决一切的信念，离开技术能自动带来幸福的信念，离开我民族才是对的信念，离开我宗教独占真理的傲慢，离开我有权力就能做任何事的错觉。 唯有如此，人类才能重新获得自由。 摩西的出埃及并非结束。人类不断创造新的埃及，再次成为那里奴隶。 金钱的埃及、权力的埃及、民族主义的埃及、技术的埃及，以及人工智能的埃及。 我们必须再次走出那里。 ◆归根结底是人 沿着犹太教的漫长历史，最后留下的并非神秘的成功秘诀。 而是一本书和一个问题。 为孩子读书的父母，向老师提问的学生；在安息日停止工作的，和家人共坐一桌的人；在陌生土地上建立学校的共同体；最终在获得力量后不轻易使用这股力量的良知。 文明并非仅由宏伟的建筑构成。 造就人的才是文明。 诺贝尔奖最终归于人，企业由人创造，人工智能也是人创造的。推动金钱的也是人，发动战争的也是人，创造和平的也是人。 因此，所有问题最终都回归于人。 我们要造就怎样的人？ 犹太教三千年的历史也未能逃避这个问题。我们也一样。 ◆真理、正义与自由 真理向提问的人靠近。 正义在拥有力量的人自我克制时显现。 自由并非仅仅从奴役中解脱。只有当人类能够驾驭自己的欲望时，自由才得以完成。 而灵性则将真理、正义与自由结合为一体。 仅仅拥有知识并非人类的最终目的。仅仅拥有财富也不能成为目的，超越他人也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理由。 知识应当用于拯救生命。财富应当用于提升人类的尊严。力量应当成为保护弱者的力量，而非压迫弱者的力量。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自然与文明的工具，而非支配人类的存在。 这就是从亚伯拉罕的离开到摩西的自由与契约、《托拉》的话语、《塔木德》的提问、安息日的停顿、离散的学习、爱因斯坦的科学，直至今天的人工智能所传递的长久旅程的最后问题。 在这个问题面前，无论是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甚至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无一例外。 作为人类，人人都应回答这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并非关键，而是你将用这些知识做什么。 你拥有多少并非关键，而是你将与谁分享。 你有多强也并非关键，而是你将用这股力量保护谁。 亚伯拉罕离开了，摩西走向自由，而他们的后代则拿起了书籍。 数千年后，人类则握住了人工智能。 现在，选择再次回到人类手中。 从知识到智慧，从财富到分享，从力量到责任，从智能到灵性。 从“一”而来，寻找“一”，再回到“一”的道路上，犹太教跨越数千年时间，留给今天人类的最后问题或许正是这个：“你所获得的力量，拯救了谁？” 当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时，知识才会转化为智慧，财富才会遇见分享，成功才会成为文明，力量才会成为正义。 而人类也将更加自由。

政治是什么？是获得权力的技术，还是维持权力的技术？是赢得选举，还是管理民意调查的支持率？还是说，拥抱那些曾经不支持自己的人，让一个时代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东、西方古今的政治哲学数千年来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马基雅维利要求直面权力的冷酷现实，而孔子和孟子则将仁义与民心置于政治的根本。老子则告诫人们不要过于强求世界，《中庸》教导我们平衡的智慧，佛教警惕贪婪、愤怒与愚昧，圣经则教导高位者应当多为他人服务。虽然时代、宗教和哲学各不相同，但它们在某个地方相遇。当权力开始为自己而存在时，政治便开始衰退。我认为，现在李在明总统所需要的并不是新的政治技术，也不是更精细的宣传，更不是将强硬的支持者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需要的是冷静地回顾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并在人民面前重新回归政治的基本。我希望从孟子的四个字中找到这个起点：一致与混乱（一治一乱）。这意味着一旦治理就会有混乱。然而，这并不是“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的宿命论。它意味着在治世中准备乱世，而在乱世中再次创造治世，这才是人类与政治的责任。1. 政治是一致与混乱《孟子》“滕文公下”中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之说。天下已经存在很久了，一次治理后又一次混乱。回顾历史，当国家繁荣时，繁荣似乎是永恒的，掌权者也觉得权力会持续下去。然而，永恒的治世和永恒的乱世都不存在。兴则衰，骄则摇，混乱达到极点时，便会产生重新寻找秩序的力量。因此，一致与混乱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循环本身。不要安于治世，也不要对乱世心存绝望。这是今天韩国政治所需要的洞察。李在明总统的国政支持率在今年一度上升至60%中期，但最近大幅下滑。根据Realmeter在9月第一周的调查，正面评价为37.4%，创下就任以来的最低点，连续8周下降。其他方式的NBS调查也显示，9月7日至9日的正面评价为43%，负面评价为48%。虽然调查方式不同，但最近显著的民心流失方向是不可否认的。支持率不仅仅是对总统人格的投票。它是人民对经济、住房、就业、股市、司法政策和人事、执政党的行为及总统言辞的综合评估。因此，当支持率下降时，最危险的反应是将责任推给在野党、媒体或保守选民。高支持率背后有原因，低支持率也有原因。政治中最危险的时刻不是支持率下降，而是听不到支持率下降原因的时刻。2. 尹锡悦的戒严留下的权力教训在韩国现代政治中，尹锡悦前总统的戒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事件。历史上常常出现难以理解的政治自残。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虽然留下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巨大外交成就，但因水门事件和掩盖过程最终辞去总统职务。权力者最危险的时刻并不仅仅是权力薄弱的时候。相反，当他们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时，反而更危险。“我做的事情，谁敢阻止？”这种想法一旦在权力者心中扎根，政治判断与个人欲望的界限就容易模糊。因此，最需要的不是拍手称赞的顾问，而是能够说“不”的顾问。朝鲜王朝的王也有谏官，向君主说出不愿听的话是他们的职责。马基雅维利也认为，君主周围需要聪明的顾问，警惕君主被阿谀奉承者包围而失去判断力。权力者很难与地位高于自己的人见面。因此，需要长者，需要不畏惧自己的人，而不是记录自己话语的人，而是让自己怀疑判断的人。这一教训对李在明总统同样适用。3. 支撑李在明政府的三根支柱李在明政府的成立和初期高支持率可以归结为三点：民生、实用主义和总统个人的政治能力。首先是民生。房地产、股市和就业。这三者对人民来说意义远超经济指标。房子是婚姻、家庭、养老和阶层流动的阶梯。股市是人民的资产和对未来的期待。青年就业是一个世代的希望。金刚山也要吃饭。对肚子饿、没有房子和就业不安的人民来说，无论多么华丽的国家愿景都缺乏说服力。其次是实用主义。这并不是因为是进步的政策就去做，也不是因为是保守的政策就拒绝，而是只要对国家利益有帮助，就会采用朴正熙的政策，也会采用金大中的政策。重视企业家，重视产业和技术，必要时与日本合作，这种姿态在相当多的中间选民中受到欢迎。第三是总统个人的行政能力和政治敏感性。李总统能够迅速把握事务，理解数字，并将复杂内容用大众语言传达，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国务会议的公开在初期被视为自信，而关注人民生活的小问题也被视为细心。然而，正是这三根支柱最近开始同时动摇。4. 民生的核心不是“政策的善意”，而是人民的结果政府解释政策的初衷，但人民体验的是结果。政策当局无论多么好意地解释，如果房价上涨、贷款受限，使得购房变得更加遥远，人民的评价就会改变。股市也是如此。今年5月27日以来，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分别追踪两倍的单一股票杠杆ETF和ETN产品大量上市。杠杆产品虽然收益潜力大，但价格波动风险和所谓的“负复利效应”也很大，是高风险产品。因此，直接断定“政府使股市暴跌”是过于武断的。股市受到全球经济、利率、半导体行业、供需和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然而，如果政策当局为个人投资者打开了高风险杠杆产品的大门，那么该产品对年轻投资者可能造成的风险也需要仔细关注。对年轻人来说，股票有时并不是贪婪的工具，而是无法购房后选择的最后一根阶梯。如果在这根阶梯上受伤的人越来越多，政治愤怒的产生是自然的。房地产同样如此。政策发布后，市场和舆论的反弹被确认后又反复退缩，便会产生比政策内容更大的问题。即预测可能性的丧失。政策可能出错，但不应反复摇摆。发现错误并加以修正与没有哲学的摇摆是不同的。5. 8·31改组为何留下疑问而非振兴在这方面，8·31改组尤为重要。确切地说，是8月30日发布的6个部门的改组。经济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候选人是李亨日，法务部长候选人是金承元，国防部长候选人是姜信哲，国土交通部长候选人是洪志善，中小企业部长候选人是李素英，性别平等家庭部长候选人是龙惠仁。改组是总统最强有力的政治信息。在支持率动摇的情况下进行改组尤其如此。人民通过名单可以解读出总统反思了什么，想要去向何方。因此，这次改组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人民要求的振兴与总统所提出的振兴是否朝着同一个方向？被提名为法务部长候选人的金承元议员被归类为检察改革的强硬派，并曾担任要求撤销与李总统相关的公诉的议员团的代表，因此在人选公布后便引发争议。仅凭这一点无法断定金候选人有任何不当的“任务”。然而，人事任命的消息传递的信息与事实同样重要。在总统自身的司法问题相关的疑虑存在的情况下，提名有此经历的人担任法务部长候选人，白宫应当预见人民会提出什么问题。更何况，金候选人随后因与新冠疫情治疗药物相关的民怨而卷入所谓的“新药请托”争议。报道中提到金候选人曾联系食品药品安全处长，希望相关程序能尽快审查，相关举报也使得警方可能重新调查此案。金候选人方面当然有说明权，目前阶段不应断定其犯罪。但其子女的过去虚假入学事实也被新确认，候选人方面也承认因教育目的的地址不一致而感到抱歉。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阵营逻辑。法务部长的职位比其他部长更需要高尚的道德和信任。总统应冷静地看待听证会的结果和事实关系。保护自己的人并不是义气，而是维护人民的信任才是总统更大的义务。6. 改组一天后政策室长离职的场景关于8·31改组，还有一点值得思考。原本未包含在改组名单中的总统政策室长金勇范在次日9月1日辞职。当时政治界正围绕房地产和金融政策的责任问题展开讨论。人事任命可以延迟一天，也可能有内部原因。这本身并不能说是错误。然而，在人民眼中，这可能显得奇怪。如果是振兴改组，是否应该在充分评估经济政策整体的评价和责任后一次性发布信息？人事任命既是内容也是演出。内容再好，如果演出混乱，就会显得总统的判断体系动摇。基础养老金或房地产税制等主要政策在发布前或发布后方向改变的情况反复出现，问题将更加严重。人们会问“这个政府是否有信心在行动？”的声音也因此而起。7. 司法改革不是为了检察院，也不是为了警察检察改革是必要的。长期以来，检察权过于集中，受到政治影响的批评不断积累。然而，检察改革的目的并不是惩罚检察院。而是更好地保护人民的权利。如果偏离这一原则，检察改革就仅仅是另一个权力机构的重组。尤其是检察的补充侦查权问题，绝不是仅凭阵营逻辑来推动的。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维持补充侦查权的意见明显高于支持废除的意见。在韩国盖洛普的7月调查中，维持意见为61%，废除为23%；KSOI调查中，反对废除为55.3%，支持为27.4%。民意调查并不总是政策的答案。专业的制度改革有时可能走在民意之前。然而，当大多数人民感到不安时，不能仅仅说“我们是对的，请跟随我们”。尤其是对于女性、儿童、老年人和犯罪受害者等社会弱势群体，必须重新审视在调查机构之间责任推卸可能造成的伤害。检察院与警察并不是核心。受害者是否得到保护才是关键。改革应当是为了机构，而不是为了人民。8. 放弃实用主义，“新李在明”也会离去对李在明总统寄予厚望的人并不都是传统的民主党支持者。反对戒严和尹锡悦政府的中间选民也有，期待增长和实用的人也有。在2030女性中，有因安全和社会政策而支持的人，也有在3040男性中期待房地产和资产形成政策的人。换句话说，李在明政府的成立超越了传统支持群体，形成了“期待联盟”。这些人并不是因忠诚而结合在一起，而是因对成果的期待而聚集。因此，他们的进入速度很快，但离开的速度也很快。所谓“新李在明”势力离去的担忧在执政内部出现。最近Realmeter的调查显示，首尔及20、30代的总统支持率降至20%以下，这一点不容小觑。年轻人并不是因为对政治冷漠而离开。如果他们判断这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帮助，他们就会离开。中间选民也是如此。曾经支持过一次，并不意味着在五年内必须持续支持。总统的支持率并没有所有权。人民的支持需要每天重新获得。9. 修宪也应与总统自身保持距离修宪是必要的。自1987年宪法以来，韩国发生了太多变化。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低出生率和地方消亡、气候变化和新基本权利的问题也出现了。总统的权力结构也应重新讨论。然而，修宪有一点必须明确。必须与总统自身的利益完全分开。现行宪法第128条第2项规定，修宪不得适用于当时的总统以延长任期或改变连任。因此，“修宪后现任总统立即再次参选以实现长期执政”的说法在宪法上并不准确。总统在最近访问法国时也提到：“我的任期在宪法上有明确限制。”尽管如此，仍需更明确地向人民说明。总统不能成为修宪的直接受益者这一点，不应仅仅依赖法律条文，而应在政治上明确。因为政治并不是仅靠法律上的无罪而运作的。信任是必要的。当人民开始问“这次修宪是为了韩国，还是为了总统？”时，修宪就会失去力量。推动重大事务时，首先要放下自己。10. 政治的堕落始于言辞我们政治中另一个需要认真反思的是言辞。侮辱他人的语言多于说服他人的语言，逻辑争辩不如对人贴标签。民主党支持者嘲笑保守派公民，保守派支持者侮辱进步派公民。对对方政党的领导人使用剥夺人类尊严的表达。这样得到的是什么？也许会获得YouTube的观看次数，或许会赢得强硬支持者的掌声，但国家却会分裂。最近，作家尤西敏对总统的批评引发的争议也是如此。支持权力的知识分子对总统提出尖锐意见本身是健康的，总统和执政党应当接受其中的合理批评。然而，批评的知识分子也不能逃避语言的责任。“反叛”、“王政”、“最低级政治”等表达不应成为对方的标签，而是应当促进争论。言辞主宰思想。佛教认为人的行为由身、口、意三业构成。口业被重视的原因就在于此。谎言、离间、粗暴的言辞、迷惑他人的言辞会破坏共同体。刀伤可以愈合，但言语的伤害可能持续数十年。尤其是总统的言辞是沉重的。总统的一句话成为政策，成为市场信号，成为数十万公务员的行动方向。因此，总统更需要的是克制言辞的能力，而不是多说话的能力。执政党和在野党也是如此。政治应当是用言辞阻止战争的技术，而不是言辞的战争。11. 没有道与德的实用主义难以持久李在明总统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这一点在反对阵营中也得到认可。判断迅速，理解行政，具有政治敏锐性。然而，仅有能干是不够的。能干之上还需要道与德。老子的《道德经》中，道不是强行控制世界的力量，而是了解自然的流动并自我谦卑的智慧。水流向低处，但最终形成大海。因此，老子说“上善若水”，即最高的善如水。总统也应如水。应当走入人民的生活，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指挥。《中庸》的中道并不是站在左右之间的政治，而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情况下寻找最合适的道路。有时左派政策是答案，有时右派政策是答案。重要的是人民。实用主义如果失去道与德，就会变成便利主义。今天需要这个，明天有利于那个，最终人民将不再相信领导者的话。12. 圣经、佛经、道德经和中庸对权力者的启示人类古老的经典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它们警惕权力，而非赞美权力。圣经中，耶稣教导要成为高位者，必须成为服务者，领导者的伟大在于服务而非统治。佛教将贪、嗔、痴视为人类的根本烦恼。权力者若陷入贪婪，便会私有化权力；若陷入愤怒，便会将反对者视为敌人；若陷入愚昧，便会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唯一正确的。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治是要公正地行事。上位者公正，谁敢不公正？《中庸》教导平衡，《道德经》则告诫人们要谦卑。天符经虽然不能随意断定为特定的政治理论，但从一开始到多样化再回归到一种秩序的思考，对今天的共同体也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在差异中寻找统一，这就是政治的角色。13. 亟需恢复“信任”现在李在明政府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支持率37%还是43%。而是信任。人民即使不喜欢总统，也可以信任政策；即使反对政策，也可以相信总统的话。这样的政府才是强大的。然而，如果人民喜欢总统，却开始不再相信他的话，政权就会陷入危险。因此，我认为现在需要总统的记者会。这不仅是宣传活动，而是一个让人民提问的场合。必须接受不舒服的问题。也要回答修宪问题、司法改革问题、房地产、税收和股市问题。关于8·31改组，也需要直接说明为何选择这些人。如果做错了，就承认。如果发现政策错误，就改变；如果认为人事任命错误，就撤回。这是屈服吗？不是。在民主制度中，倾听人民的声音不是屈服，而是治理。14. “真诚者”的道路，“人文者”的姿态政治家处理权力，但总统处理时代。因此，总统不仅仅需要政治家的技术，还需要人文者的眼光。人文者（热爱人类、文化和自然的人）并不只将人民视为37.4%的数字，而是看到数字背后的人。看到无法就业的年轻人，因房价推迟婚姻的年轻人，投入毕生积蓄却失眠的家庭，遭受性犯罪却在调查机构间徘徊的女性，因高利率和租金而无法承受而关门的自营业者，因政府政策何时改变而犹豫投资的企业家。政治最终是人的生活。因此，真诚者的道路是艰难的。真诚者（追求真理、正义和自由的人）不追逐自己阵营的掌声。看待事实如实，做得好的就说好，做得不好的就说不好。真理始于不回避事实，正义则是站在原则而非权力一方，自由则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由，也承认与我观点不同的人的自由。真理、正义、自由。这三者并不是任何阵营的专属。保守派和进步派都应维护，而总统更应如此。15. 致总统的最后忠告李在明总统仍有充足的时间。37%的调查和43%的调查都有，支持率可以再次上升。人民冷静，但同时也宽容。真心实意地承认错误并改变政策，人民会再次给予机会。实际上，现在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为此，必须重新明确国政的优先顺序。第一，必须回归民生。房地产、税收、股市、青年就业应以人民的生活为标准重新审视，而非意识形态。第二，恢复实用主义。不是考虑左派更多照顾，还是右派更多提升，而是寻找人民所需的答案。第三，司法改革应重新以人民为中心进行设计。不是消灭检察院或扩大警察，而是以谁能最好地保护犯罪受害者为标准。第四，必须重新设定人事标准。首先看能力、道德和公共性，而不是是否是亲信，或是进步或保守。对8·31改组候选人提出的质疑，不应以阵营的盾牌来抵挡。应充分验证，如不适合则撤回。第五，修宪应与总统自身分开。如果修宪对韩国的未来是必要的，推动时应让人民相信与总统个人的政治利益无关。第六，必须身边有敢于说真话的人。只说好听话的顾问不是在帮助总统。能够在总统错误时说“不”的人，才是拯救总统的人。第七，必须恢复语言的品格。总统克制，执政党也会克制，执政党克制，支持者也会改变。政治应从将对方视为敌人转向与对方共同生活的政治。让我们回到孟子的一致与混乱。天下经历过一次治理，又经历过一次混乱。然而，孟子并没有在混乱面前袖手旁观。他说应当重新树立仁义，信仰人类有责任。今天也是如此。支持率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政权可以兴起，也可以衰落，政党可以在选举中获胜，也可以失败。然而，领导者真正的评价在于超越数字的地方。权力最强时有多么克制，受到批评时有多么倾听，能容纳多少反对者，国家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程度，以及在离开时将韩国建设得多么美好，最终都是历史的评价。尹锡悦前总统的戒严给我们政治留下的最大教训也在于此。认为权力强大的瞬间可能是最危险的时刻。理查德·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也是如此。政治家并不是仅因输给对手而崩溃，而是更常因无法战胜自己而崩溃。因此，我再次建议李在明总统。希望您超越一位能干的总统，成为一位有德的总统。希望您超越一位强大的总统，成为一位包容的总统。希望您超越一位直接决定一切的总统，成为一位留下良好制度的总统。希望您超越一位支持自己的人民的总统，成为一位包容所有人民的韩国总统。学习马基雅维利的冷静，但不要停留在马基雅维利身上，怀揣孔子的正名和孟子的仁义，学习老子的谦卑和《中庸》的平衡，将佛教的慈悲和圣经的服务放在政治的底层。政治最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人，就算获得权力也会失败；获得人，即使支持率暂时下降也能重新崛起。不要安于治世。不要对乱世心存绝望。最重要的是，在拥有权力时战胜自己。只有战胜自己的领导者才能战胜时代。围绕8·31改组的争议、围绕民生和司法改革的冲突、下降的支持率，对总统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会。如果能够换骨夺胎，现在的危机将不是衰落的开始，而是通往更大政治的起点。希望李在明总统成为一位在选举中获胜的总统，而不是在人民心中长久留存的好总统。这是忠诚者的忠告，是人文者的期望，也是通往真理、正义和自由的道路。※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失去国家后，民族将何去何从？当土地被夺、王权丧失、圣殿也被毁时，人们该依靠什么生存？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在失去国家后分散到世界各地。其中许多民族被征服者的语言和文化所同化，几代人后，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信仰，最终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然而，犹太人却有所不同。他们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圣殿，分散在世界各地，经历了长时间的迫害和驱逐。尽管如此，他们在近2000年的流散岁月中，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身份。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得以生存下来？在他们手中，有一种比刀剑更持久的东西，那就是书籍。而且，他们有着阅读、提问、讨论和再教导子女的学习传统。在犹太教故事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跟随亚伯拉罕和摩西的脚步。亚伯拉罕离开了故乡，摩西则离开了奴隶之地埃及。离开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移动。对亚伯拉罕而言，这是信仰的开始；对摩西而言，这是自由的开始。在漫长的旅程结束时，以色列人民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他们将上帝与人类的关系视为承诺与责任的关系，而非单方面的服从。这一契约和教义的核心是托拉（Torah）。而塔木德（Talmud）则是数百年、数千年来对托拉在时代和现实中如何理解和实践的巨大智识传统。要理解犹太人的精神世界，就必须从这里重新出发。◆从圣殿到书籍公元70年是犹太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一年。罗马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提图斯指挥的军队摧毁了犹太人信仰的中心——第二圣殿。当时的圣殿不仅仅是宗教建筑。那里有祭司和祭品，耶路撒冷圣殿是犹太人信仰、社区和历史身份的支柱。圣殿消失了。那么，上帝将在哪里相遇呢？犹太教经历了长期的变革，朝着惊人的方向发展。如果无法重建圣殿，那么就将教义作为生活的中心；如果无法献祭，就通过祷告、学习和实践与上帝相遇；如果无法前往耶路撒冷，就将家庭和会堂作为信仰共同体的中心。重心从石头建造的圣殿转移到了教义的殿堂。建筑可以被摧毁，领土可以被夺走，但记忆中的教义和脑海中积累的知识却不易被夺走。只要有一本书，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新阅读；即使没有书籍，也可以将记忆和背诵的教义传递给子女。犹太教因此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强大的学习和记忆的宗教。◆托拉：人该如何生活托拉通常被翻译为“律法”。虽然这种翻译并不错误，但仅此不足以涵盖其全部含义。希伯来语中的托拉不仅包含法律，还包含教导和指导人类应走的道路。狭义上讲，托拉指的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摩西五经。然而，在犹太传统中，托拉不仅仅是法律文本，而是询问如何在上帝面前生活的教导。如何侍奉上帝？如何尊敬父母，与邻居和睦相处？如何对待穷人和旅客？如何赚取和使用金钱？吃什么，避开什么？何时工作，何时休息？人类应记住什么，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提问的对象。宗教与生活并非完全分离。信仰不仅仅是在特定的日子去圣殿献祭，而是与吃饭、做生意、抚养孩子、与邻居签约、劳动和休息等日常具体行为相联系。因此，阅读托拉并不仅仅是背诵宗教经典。而是学习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塔木德：不停止提问的文明然而，世界并不能仅仅通过经典的句子简单解决。时代在变，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即使是同样的教义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释。犹太人在这里发展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提问、讨论、反驳，再次提问。在这漫长的解释和争论的积累中，塔木德便是其中的代表。塔木德并不是一个人的著作，而是几代拉比和学者对托拉与现实问题进行讨论的记录。它基本上由米书拿（Mishnah）和盖马拉（Gemara）构成，分为在巴勒斯坦地区形成的耶路撒冷塔木德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社区发展起来的巴比伦塔木德。尤其是巴比伦塔木德在后来的拉比犹太教的学术和法律传统中占据了中心权威。在塔木德中，值得注意的并不仅仅是结论，还有得出结论的过程。一位拉比提出观点，另一位拉比进行反驳。又有其他人根据经文或传统提出新的解释。几百年前的人的主张与后代学者的意见在同一页面上相遇。一方胜出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观点会被完全抹去。少数意见和反驳也会被记录下来。因为今天的少数意见在不同的时代和条件下可能会具有新的意义。这就是塔木德思维的重要特征。它不仅仅停留在记住答案，而是追问原因。在承认权威的同时寻找依据，在向师长学习的同时不断提问。因此，犹太教的学习中发展出了共同阅读和争论的传统。如今广为人知的哈夫鲁塔（ḥavruta）便是这一传统的体现。两人面对面坐着阅读经典，持续交流“为什么”、“依据是什么”、“是否可以反向思考”、“是否可能有其他解释”等问题。提问并不是不信，而是接近真理的方法。◆安息日：懂得停下的人的意义理解犹太教的另一个关键是安息日（Shabbat）。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的神圣休息时间。十诫命令人们要记住安息日并使其圣洁。这一数千年前制定的规范中蕴含着惊人的现代人文思想。人类需要工作，但并不是为了工作而生。人们需要停下劳动和生产，和家人一起用餐、祷告、阅读教义和交流，反思自己是谁。人类的价值并不单靠生产力来决定。奴隶无法自由休息，自由人则可以停下。在这个意义上，出埃及是空间的解放，而安息日则可以被视为时间的解放。逃离埃及并不意味着奴隶身份会自动消失。人类可能再次成为金钱的奴隶、权力的奴隶，甚至欲望和劳动的奴隶。因此，每周有一天的停顿，宣告：我不是工作机器。我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而存在的人。这种安息日的哲学在人工智能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智能手机不知疲倦，社交媒体和平台24小时要求人类的关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都不需要休息。那么，人类是否也要24小时工作呢？答案是否定的。机器不休息，人类更要懂得如何休息。停下并不是懒惰，而是维护人性。◆家庭是最初的学校犹太教育的起点并不是庞大的学校，而是家庭。父母不仅负责养活和照顾孩子，还成为教导教义和历史的第一任教师。尤其是逾越节的餐桌是一个历史课堂。孩子会问：今晚与其他夜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吃无酵饼？父母则讲述出埃及的故事：我们曾在埃及为奴，上帝使我们得以自由。这里重要的是，不仅仅将过去作为简单的历史来教授。“我们的祖先曾是奴隶”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知识上，而是将这一记忆带入当下的生活。我们曾是奴隶。因此，记忆伴随着责任。因为他们自己曾在埃及是寄居者，所以不应随意对待寄居者和弱者。记住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不再让他人经历同样的痛苦，这就是记忆的伦理。教育从这里开始。不是单纯地记住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学习责任。◆怀抱书籍跨越国界犹太人的历史也是流散的历史。巴比伦之囚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形成了重要的社区，罗马时代及其后，犹太社区在欧洲、北非和中东等世界各地扎根。生活的国家不同，使用的语言也不同，职业也各异。然而，一旦社区建立，就会建立会堂，教导孩子们教义和文字。学者们研究和讨论托拉，并解释时代的问题。尤其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流散社区，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形成了巴比伦塔木德这一巨大的遗产。即使没有国家，也能学习。即使没有国王，仍然可以有老师。即使没有军队，也可以阅读书籍。即使没有圣殿，也可以在家庭的餐桌上祷告。这就是犹太文明惊人的生存方式之一。创造了比国家更持久的文化。教育是最持久的资本。在这里，观察犹太人在经济和学术成就上的视角也应谨慎。将犹太人视为天生聪明的民族，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化了历史事实。重要的是长期积累的教育文化和制度，以及流散这一历史环境。经济史研究指出，第二圣殿被毁后，拉比犹太教中托拉学习和子女教育的宗教重要性增强，文盲率降低，这可能对城市商业和专业职业的进入产生了长期影响。当然，犹太人的经济史不能仅仅用教育来解释。迫害、职业限制、强制迁移以及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应一并考虑。然而，犹太社区长期以来重视教育和识字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房屋可以被夺走，土地可以被没收，财产也可能消失，但脑海中的知识和思考能力却不易被夺走。因此，教育不仅是成功的手段，更是生存的资产。◆拉比：教导提问而非答案的老师在犹太教中，拉比（Rabbi）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然而，这一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基督教的神父。拉比基本上是研究、解释和教授托拉及法律传统的老师。社区的中心不仅有权力者，还有教师和解释者，这一点意义深远。优秀的学生并不是无条件接受老师的话，而是能够学习、倾听并再次提问。拉比传统的智慧书《彼尔凯·阿沃特》中有这样一个著名的问题：“谁是智慧的人？是从每个人那里学习的人。”知道的人可以说话，知道得更多的人会倾听。而真正智慧的人则知道自己不知道，并再次提问。这就是对知识的谦逊。◆在重视提问的时代韩国的教育也应在这里反思。我们长期以来将快速找到答案的人称为优等生。考试中有答案，老师知道答案，学生学习并背诵。这种教育方式在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在生成型人工智能时代，情况有所不同。人类在寻找答案的速度上已经很难超越机器。搜索、总结、翻译和计算，人工智能的速度更快。未来，这一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么，人类教育的中心也应当改变。提问的重要性与知道什么一样重要，怀疑和验证答案的能力也变得愈加重要。判断什么是真实的能力比信息的数量更为重要。犹太人长期以来的提问文化在21世纪的人工智能时代意外地具有现代性。在向人工智能提问之前，人类首先要问自己。为什么？为了什么？为了谁？教义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犹太教不应仅被理解为“学习好的宗教”。学习的最终目的是知识的积累，而在于生活的改变。即使阅读了百遍托拉，如果对邻居施加不公，又有什么意义？即使学习了再多的塔木德，如果忽视贫困者和弱者，又是为了什么呢？犹太教的米茨瓦（Mitzvah）意味着上帝的命令，并与生活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和实践相连。学习应转化为行动，信仰应在餐桌、市场、家庭和邻里关系中体现。因此，犹太教的灵性并非仅仅是仰望天空的灵性，而是融入到饮食、工作、家庭、金钱、休息和教育等极其日常的生活中。宗教最需要警惕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教义虽多，但生活却缺失；经典虽读，但正义却无；祷告虽有，但邻里却缺失；谈论上帝，却不爱人类。在那一刻，宗教也可能成为偶像。◆再次思考大石裕英的“一个”与犹太教的教义在这里，再次思考大石裕英。大石阅读了圣经、佛经，穿越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然而，他的学习并不是为了积累知识以展示自己，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的学习。大石所说的“一个”并不是简单的数字1，而是所有存在的根源，是人类应回归的终极之地。人从一个而来，追寻一个而活，最终又回归于一个。因此，真正的学习不应止于外在的知识积累，而应是内在的自我觉醒。他所说的“尔那”也在这条道路上。超越身体的我、欲望的我、拥有的我，寻找真正的我。犹太教的托拉学习与大石的思想在历史背景和宗教体系上各有不同，但在改变人类这一点上却有着意义深远的共鸣。学习应当改变人。如果阅读了书籍却没有改变人，那学习就尚未结束。如果知识增多却变得更加傲慢，那就是错误的学习；如果谈论上帝越多，却越仇恨他人，那就是错误的信仰。真正的知识使人谦卑和宽广，并使人自由。◆人工智能时代，再次提问人类如今，人类正站在另一个文明的门槛上。关于超越生成型人工智能的AGI（通用人工智能）以及ASI（超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正在被讨论。能够记住比人类更多信息、计算更快，并在某些领域超越人类能力的人工智能已成为现实问题。那么，人类该如何应对？不能通过记忆更多、计算更快来与机器竞争。未来，重要的人类将不是与机器竞争的人，而是能够向机器提出正确问题并验证机器答案的人。这人工智能是为了谁？它是在说真话，还是在放大谎言？它是在扩展人类的自由，还是在监视和控制人类？它是在广泛分配财富，还是在集中于少数人？它是在阻止战争，还是成为更强大的武器？它是在帮助人类与自然共存，还是在进一步消耗地球？一旦停止提问，人类可能就不再是人工智能的主人，而是其附属者。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并不仅仅是技术，而是灵性。超越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HAI），思考人类的尊严与生命、文化与自然，甚至超越人类存在的意义，灵性中心的人工智能（SAI）问题现在需要认真思考。技术的速度固然重要，但方向更为关键。能力固然重要，但目的更为重要；智力固然重要，但智慧更为重要。◆即使失去书籍，提问依旧存在犹太人数千年的历史不应仅被简化为美好的成功故事。历史上有过迫害、歧视、驱逐和屠杀的惨痛时刻，犹太社区内部也曾存在冲突和分裂。进入现代后，犹太人与以色列国家、犹太教与现代以色列的政治选择之间的区分也成为新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一古老文明留给人类的信息却是明确的。学习、提问、记忆、休息，并将所学付诸生活。圣殿可以被毁，国家可以消失，财产可以被夺走，但思考的人类不会被夺走。即使失去书籍，记忆中的教义依旧存在；即使最后一本书消失，人类依然会有提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该如何生活？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自由？亚伯拉罕离开了故乡，摩西带领奴隶走出荒野。随后，他们的后代怀抱书籍，散布到世界各地。在失去土地时，他们紧握教义；在失去圣殿时，他们守护家庭和会堂；在祭品的中心消失后，他们依然祷告和学习。父母教导子女，子女再将其传递给下一代。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支撑近2000年流散的力量，无法仅用庞大的军队或巨额财富来解释。是那些记住教义、提问、学习，并将所学传递给下一代的人。犹太教今天向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最终也回到了这里。我们将把什么留给下一代？是金钱？是房子？是权力？还是即使世界改变也不易被夺走的东西？思考的能力和提问的勇气，寻找真理的心和行使正义的责任，以及自主选择的自由。或许，这才是一个人可以留给另一个人、一代可以留给下一代的最持久的遗产。真理始于提问，正义始于将所学付诸实践，自由则在停下并自主思考时才真正开始。而灵性则将这一切连接在一起。从一个而来，追寻一个，最终回归于一个的道路。犹太人古老的学习与提问的传统，跨越千年，向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我们再次发问。“你在学习什么？而你是否按照所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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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应首先考虑与其权力相伴的责任。” 无安警察署长崔永秀强调，公正与责任是获得居民信任的起点。他认为，调查必须迅速，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人感到冤屈。 在4日与记者的茶歇中，崔署长提到自己的座右铭是“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源自《孟子》，通常指充满天地之间的伟大正气。崔署长所说的浩然之气，更接近于无论面对谁都能坦然自若的态度。 崔署长表示：“即使站在一千人面前，只要我能坦然自若，就没有什么好羞愧的。我也一直强调员工要在居民面前坦然工作。” 这种原则在调查中同样明确。 他要求对无安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事故进行迅速响应，但强调在调查过程中绝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不能让任何人感到冤屈。他指出，快速结束案件并不是目标，而是要充分确认事实，以便让当事人都能接受结果。 崔署长说：“调查必须迅速，但不能让任何人感到冤屈。处理时要确保对每个人都公正，避免留下疑虑。” 对于即将到来的10月后变化的调查环境，崔署长强调了“责任”而非“权力”。他指出，调查权力的变化不应被视为增强警察组织力量的手段，反而意味着对公众的责任更加沉重。 他表示：“警察应成为有责任感的警察，而不是仅仅拥有权力的警察。我们应当负责居民的民生和治安。” 崔署长的治安理念在现场也得到了体现。 在最近庆南安娜斯大厦发生火灾时，警察不仅仅停留在现场控制上。他们为了减少居民的困扰，提供了厕所使用支持，并派出广播车辆和警力，积极寻找并履行对居民的必要角色。 警察在火灾现场的角色不仅限于维持秩序和控制，而是将帮助那些突然失去生活场所的居民减少不安和不便视为“治安的领域”。 崔永秀署长强调：“警察存在的理由最终是为了居民。”他提到以居民和现场为中心的治安活动。 崔署长所强调的“坦然的警察”，不仅意味着调查要迅速，而且要能够向居民解释结果和过程。 未来无安警察署如何在实际案件调查和生活治安中落实这些原则，值得关注。※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人类历史上，少有思想能够跨越国界，改变数千年的政治、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孔子的儒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教诲，成为汉朝的治国理念，并在宋朝被系统化为理学，经过高丽和朝鲜，成为社会伦理、教育、行政和文化的基础。儒教不仅在中国和韩国盛行，甚至在日本和越南也成为东亚文明的共同语言，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然而，儒教并非一开始就是国家的理念。孔子一生致力于实现理想政治，但最终未能如愿。他游历各国，宣扬以德治国的王道政治，但当时的君主更关注权力斗争。孔子去世后，儒教在数百年间仅由弟子们传承。 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在中国汉朝。尤其是西汉的武帝认为，为了稳定帝国，必须有统一的理念。在此背景下，儒学者将孔子的思想发展为国家治理的原则，最终儒教被采纳为国家的官方理念，开启了所谓的“独尊儒术”时代。此后，科举制度也围绕儒家经典展开，使儒教不仅成为学问，也成为出仕之路，成为将政治与教育结合的思想。 在这一过程中，儒教超越了简单的哲学，成为一种文明体系。它在政治上要求仁与义，在行政上要求礼，对个人强调修身，对家庭强调孝，对社会强调信任。儒教将个人的道德与国家的秩序连接成一个整体。因此，儒教与西方的政治哲学不同，也不同于宗教，而被视为一种在生活中实践的文明哲学。 到了宋朝，儒教迎来了又一次巨大的变革。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出现了具有更深形而上学的理学。理学解释了宇宙的原理“理”和现实世界的“气”，试图将人的心灵与宇宙的秩序连接起来。学问不再仅仅是获取知识，而是恢复人性的一种修行。这一思潮后来传入高丽末期和朝鲜初期。 朝鲜是世界历史上少数将儒教作为国家治理中心的国家之一。政治制度、教育、法律、礼仪、家庭生活、祭祀文化、乡约和书院等均以儒教为中心运作。国王必须以德治民，官员要求清廉和节制，百姓则将孝和礼作为生活的规范。 当然，朝鲜的理学也留下了光明与阴影。积极的一面是形成了世界上较高的教育热情、文治主义、清廉的官员文化、家庭共同体的伦理和尊重学问的传统。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名分和党派斗争、阶级制度的僵化、对女性的限制，以及重形式而轻实质的风气也随之出现。这是一个思想主导国家时可能出现的局限，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尽管如此，儒教在塑造东亚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的家庭文化、韩国人的教育热情、日本的共同体意识和越南的儒教行政文化中，至今仍能看到儒教的痕迹。许多学者认为，工业化后东亚国家能够保持高水平的教育和组织能力，儒教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儒教的核心最终是培养人的学问。改变国家，首先要改变人；改变人，必须修身，这是孔子的哲学。因此，《大学》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论语》教导了君子的生活，《孟子》则讨论了人性的善良本性。 而所有儒教的精髓在于《中庸》。 《中庸》常被理解为“不过于偏激的生活”，但其深度远不止于此。中庸并不是在谈妥协，也不是指善与恶的中间。中庸是指天理与人心合一的最正确的中心状态。情感不过于激烈或冷淡，欲望不压倒理性，自我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现实与理想之间达到平衡，这就是中庸。 因此，《中庸》也是一本关于灵性的书。它是恢复人内心本来的过程，强调良知高于欲望的生活。孔子强调中庸是君子一生应践行的最高德行，后来的理学家也将其视为人修养的完成。 韩国思想家多石尤永模先生也特别喜爱《中庸》。多石认为宗教的本质不在于争斗，而在于恢复人内心的真正中心。他理解的中庸并不是妥协主义，而是对真理的平衡感。他认为，清空极端的心灵，在生活中实践天意。因此，多石将儒教的中庸与佛教的中道、基督教的爱、老子的道理解为相通的真理。他的思想“真理只有一个，而通向它的道路有很多”也源于这种综合性的灵性。 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中庸更具意义。技术飞速发展，但人类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信息泛滥，但智慧却不足，连接增多，但信任却减弱。在极端政治、虚假信息、仇恨与分裂动摇世界的时代，中庸不仅是简单的经典，更是未来社会的伦理指南针。 儒教至今仍然存在的原因也在于此。儒教不是为了权力的哲学，而是为了人类的哲学；不是为了制度的学问，而是为了人的学问。尽管制度会随时代变化，但修身和建立共同体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在结束儒教三部曲时，再次想起孔子。他既不是建立帝国的皇帝，也不是创立巨大宗教的教主。然而，作为一位教师，他在数千年间培养了东亚文明的精神。他强调德行胜于武力，品格胜于知识，正直的生活胜于成功，他的教诲至今仍在问我们。 “不能培养人的文明是无法长久的。” 儒教真正的遗产不是古老的礼法或形式，而是首先培养人、修身、在改变世界之前反思自我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最深处，始终流淌着中庸的平衡、仁的温暖、礼的品格和修身的实践。 这就是孔子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也是东亚文明至今延续的最深厚的灵性根基。 ※ 本文利用生成型AI撰写，并经过编辑者审核。

孔子去世后，中国进入了更为巨大的变革之中。春秋时期的秩序崩溃，战国时期的战争不断。诸侯为了争夺天下而竞争，百姓在战乱与贫困中苦苦挣扎。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稳定国家，创造一个人道的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思想从单纯的个人修养哲学发展为治理国家和组织社会的政治哲学。而在这一过程中，孟子与荀子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处于中心地位。 如果说孔子为人类指明了应走的道路，那么孟子与荀子则提出了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人性本善还是本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哲学争论。对人性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政治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以及对国家治理方式的理解。如果人性本善，那么政治的角色就是帮助这种善性绽放；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就必须通过法律和制度来加以控制。最终，孟子与荀子的争论成为东亚政治哲学的起点，并对今天的民主主义、法治、教育和管理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是一位对人性充满信任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的本性本善，这就是著名的性善论。孟子曾解释，如果人们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大家都会感到惊讶和心痛。这种心情并不是为了获取利益或名誉，而是人之常情。孟子认为，这种心情正是人性之所在。 他解释说，人心中存在四种善的萌芽。对他人的怜悯是仁的开始，羞愧于不正之事是义的开始，谦让与关心是礼的开始，而判断是非的能力是智的开始。孟子称之为四端。每个人生来就拥有这样的善的潜力，并相信通过教育和修养可以加以培养。 孟子的哲学延伸为政治思想。他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他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指百姓最为珍贵，国家次之，而君主最轻。这样的主张在2500年前绝对君主统治的时代中显得尤为惊人。孟子重视的不是君主的权力，而是百姓的心声。他认为失去百姓支持的君主将不再具备正当性。他主张以德治国，而非以力治国，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富裕和安乐。 今天，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国民主权、福利国家和人类尊严的概念中，孟子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制度性民主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但将百姓置于国家中心的民本思想早在东方就已提出。因此，孟子不仅是一位儒学者，更可以被视为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先驱之一。 相对而言，荀子对人性持更为冷静的看法。他在经历了战国末期的激烈现实后，认为人性不应仅仅以乐观的眼光看待。人从出生起就带有欲望，渴望财富，追求权力，优先考虑自身利益。他认为，如果任由这些欲望发展，社会必然会陷入混乱。因此，他主张“人性本恶”，这就是性恶论。 然而，荀子的性恶论并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人性的否定。荀子所说的恶并不是指犯罪或堕落，而是承认人是有欲望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我中心的倾向，如果不能妥善管理，就会产生冲突和混乱。因此，他认为人需要教育和训练，社会需要法律和制度。 荀子特别强调学问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不是生来就完美的存在，而是需要不断学习和修养的存在。他说：“不学则无以为君子”，强调后天教育的力量。这种荀子的现实主义后来对中国的法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统一秦国的韩非子和李斯都是受到荀子学术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孟子相信人性中的良知，而荀子则相信制度的力量。孟子是道德的哲学家，而荀子是秩序的哲学家。 有趣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成功的国家和组织大多同时运用了孟子与荀子的哲学。一个不信任人民的国家容易走向独裁，而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国家则容易陷入无序。企业亦是如此。尊重和信任成员是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公正的评估和明确的规章。学校也应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但必须教授基本的规范和责任。最终，健康的共同体需要孟子的理想主义与荀子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儒家的另一种伟大。儒家不仅仅谈论人性的善，也不单单谈论人性的恶。相反，它同时关注人性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孟子看到了人性中的希望，而荀子看到了人性中的风险。这两种视角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理解人类存在的两个维度。 儒家核心经典之一的《中庸》正是强调这种平衡的精神。无偏向于任何一方，达到和谐才是人类与社会应追求的道路。事实上，性善论与性恶论的长期争论最终在中庸的哲学中形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人是有善的可能性的存在，但同时也是有欲望的存在，因此需要教育和修养，同时也需要制度和法律。 今天，我们生活在人工智能和数字革命的时代。技术日新月异，迅速替代人类的能力。然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性的问题始终不会消失。人工智能可以计算，但无法拥有良知；算法可以预测，但无法承担道德责任。即使超智能出现，维持人类社会的力量最终仍然是信任、责任、良知与节制这些古老的价值。 正因如此，孟子与荀子在当今变得愈发重要。孟子告诉我们不要失去对人性的希望，而荀子则提醒我们警惕人性的欲望。孟子强调温暖的心灵，荀子则强调冷静的制度。《中庸》教导我们将这两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或许，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人性。 2500年前在中国大陆上开始的孟子与荀子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这一争论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政治、教育、企业管理、家庭与社区之中。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最终引导我们思考我们应成为怎样的人。而儒家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是，人可以通过不断的修养与反思，成为更好的存在。 孔子开辟了道路，孟子播下了希望，荀子建立了秩序，而在此基础上绽放的东亚文明精神，最终是人类的尊严。国家的规模不如人的尊严重要，技术的发展不如人类的道德重要，权力的强大不如领导者的责任重要。这一真理在人工智能时代依然不变，孟子与荀子早在2500年前就已教导过我们。 ※ 本文利用生成型人工智能撰写，并经过编辑审核。

中国山东省济宁市孟子文化院与韩国儒教文化振兴院于16日举行了在线视频会议，围绕儒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东亚实学思想的传承方案进行了交流。 此次会议有来自中国济宁市和周城市的相关人员、孟子文化院研究团队，以及韩国儒教文化振兴院的研究人员和实学研究者参加，双方分享了各自的文化遗产和学术成果。 韩国方面介绍了正在进行的特别展览《连接者（THE CONNECTOR）：世界观的扩展》，并阐述了如何将朝鲜时代的实学思想与现代艺术和新媒体技术相结合进行再解读。该展览的特点在于将儒教的核心价值‘仁’扩展为人与自然、社会共同共存的生态价值。 中国方面介绍了孟子的经世致用精神和实践改革思想，阐述了东亚实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特别强调了孟子思想对韩国实学者的学术和社会改革思想的影响及其现代意义，拓宽了两国学术交流的接点。 与会者一致认为，儒教与实学不仅是简单的历史遗产，还是对当今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新见解的源泉。此外，大家还表示希望借此次交流，扩大在学术研究、展览、文化旅游、民间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两机构计划通过持续的文化交流，广泛宣传东亚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建立面向未来的合作模式。※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从经典中学习父母的品格=林英珠著，李相基翻译。 作为教育专家，作者通过30多年的父母咨询，深刻体会到父母的言语和态度对孩子成长的巨大影响。他强调“培养人性”的重要性，并将经典中的智慧作为现代育儿的解决方案。孟子和孔子等东方经典中对人性的洞察，正是一个人全面成长的最现实和有用的原则。 本书在介绍经典后，解释其意义，并提供实际育儿案例和具体实践方案。书中包含简洁明了的经典解读，接着是父母常遇到的情况及可应用的建议。通过与孩子的对话方式、应对问题行为的方法、教育方式等多种案例，将经典的教诲融入日常生活。 特别是，书中提到父母应避免过度干预，而是要耐心等待孩子自我领悟的态度，如“难得糊涂”，以及当孩子已经意识到错误时，首先要以同理心接近的“惻隐之心”，还有在生气时思考“现在说这句话会对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的“忿思难”，这些短暂的停顿和宽容正是“有品位的父母”的核心，书中通过丰富的案例展示了这一点。 此外，对于那些认为“是否真的需要理解孩子的心情”的父母，书中也给出了有说服力的答案。它简单明了地阐释了为什么要倾听孩子的话，为什么要从孩子的角度思考，为什么在教育时要控制情绪。 本书引导父母和孩子共同成长。通过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进行关怀和交流，放下急躁，耐心等待，帮助孩子在观察父母的过程中自然地学习人际关系、情感调节和优雅的态度。同时，父母也能反思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坚韧。 如果希望孩子在未来回忆与父母的时光时说“我被尊重为一个人”，那么这本书值得一读。每一章都设有“抄写笔记”和“应用于我的育儿情况”等环节，鼓励读者亲自书写、反思，将经典的智慧应用于自己的生活。 “孔子所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适用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意味着我绝不能对孩子施加我不想承受的行为（如辱骂、强迫等）。作为父母也不能成为例外。如果我们对某人说了重话，心情会不好，自尊心也会受到影响。虽然告诉孩子规则和指出错误是父母的职责，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频繁使用‘都是因为你让我难受’、‘你怎么这么做’这样的语言，孩子能否将这些指责视为‘教育建议’呢？”（177~178页） 思考是道路 2, 3=龙塔著，民族史出版社。 作为鬼神社会主和幸福村主，韩国冥想指导者协会的前辈，作者在半生的修行中提炼出短小的文字。正如副标题“幸福地思考”所示，作者认为“获得幸福、解脱和优雅品格的最佳途径”就是“善于思考”。 继《思考是道路》之后，时隔五年出版的《思考是道路 2》和《思考是道路 3》各自包含108篇短文。这些文字轻松易读，但其中蕴含的洞察力能让生活和心灵变得更加轻松。读者在翻阅书页时，不禁自问自己是否在过度执着和对立中生活，是否因追求完美而失去了幸福，是否在寻找不安而非感恩中将自己推入了战争的漩涡。 作者通过“不要进行消耗战”、“不被卷入就是自由”、“心里纠结只会自损”、“我必须先成为佛”、“不要执着”、“先积极接受”等简单的句子，传达了深刻的共鸣。这不是简单的安慰或乐观，而是对生活的新视角。 读者在“我现在以什么样的思维生活”这个问题上自然而然地找到答案，体会到改变生活的不是环境或条件，而最终是思维。 《思考是道路 2》让读者自我反思内心，而《思考是道路 3》则更专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觉悟。即使面对消极的情况，也要微笑着挺胸，提醒自己不要只关注一棵枯树，而要看到周围茂密的森林。 “只需注视眼前的对象。然后给这个对象命名。你能感受到仅仅注视和给对象命名之间的感觉差异吗？接着给这个对象赋予积极或消极的价值。赋予积极价值时会想要靠近，赋予消极价值时则会想要远离。”（‘命名实验’中，190~191页）※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政府最终决定启动“紧急调解权”这一最后手段。这表明情况的紧迫性。韩国总理金敏锡公开警告称：“如果担心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害，将不得不考虑包括紧急调解在内的所有应对措施。”这在政府一贯的谨慎立场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政府发布如此接近公开警告的信息，原因在于三星电子的生产中断可能与整个韩国经济息息相关。三星电子是支撑韩国经济的核心企业。半导体产业与出口、投资和就业等国家经济各方面紧密相连。在全球市场上，美国和中国正在全力以赴争夺半导体霸权。台湾和日本也将半导体供应链的保障视为国家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三星电子生产中断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竞争力。当然，工人的罢工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合理的劳动条件改善要求也应受到尊重。然而，所有权利都伴随着社会责任，尤其是在对国家经济影响巨大的行业中更是如此。孟子曾说：“大人遵义，小人随利。”当个人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的安定之上时，社会共识必然会动摇。现在，公众对三星电子工会的关注中也流露出这种不安。从这一点来看，三星电子工会的行动让人感到困惑。三星电子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被评为国内行业最高。考虑到平均年薪、绩效奖金和福利制度，实际情况与普通民众的感受相距甚远。然而，工会仍然坚持强硬斗争的立场。在谈判破裂后，实际上已进入罢工程序，但对政府和中小企业劳动委员会的进一步调解请求表现出拒绝态度。劳动权应受到保护，但公众也需要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目前，许多民众在高物价和经济衰退中苦苦挣扎。个体经营者面临关门的危机，年轻人则担心失业。许多中小企业的劳动者在与三星电子的待遇上无法相提并论。在这样的现实中，超高薪的大企业工会的强硬罢工能获得多少社会共鸣，值得冷静思考。更何况，现在并非平常时期。韩国经济正面临出口放缓、全球供应链重组和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等多重危机。半导体产业正处于这一中心。在这样的时刻，三星电子工会应展现的态度不是极端对立，而是负责任的谈判。企业也应认真对待谈判，但工会也不能仅仅强调行使罢工权，而忽视国家经济和产业现实。紧急调解权绝非轻而易举的制度。政府也必须承受来自劳动界的反对。实际上，历届政府在启动紧急调解权时都极为谨慎。尽管如此，政府公开提及这一可能性，表明其对三星电子罢工可能造成的经济冲击的严重性。劳动界主张“罢工权受到侵犯”，这并非没有道理。确实需要警惕紧急调解权的滥用。然而，劳动权也并非无限制的权利。在国家经济面临重大损害的情况下，需要在社会整体利益和均衡中进行判断。现在，公众所关心的正是这一点。三星电子工会此次强硬斗争是否真的迫在眉睫，值得承担国民经济负担的疑问。世界正处于半导体战争中。这不仅是企业的问题，更关乎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斗争。在美国、中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层面全力以赴的情况下，韩国内部却因劳资冲突而陷入困境，绝非理想之举。保护劳动权固然重要，但现在是考虑国家利益和产业竞争力，而非毫无理由的集体自利的时候。三星电子工会也应冷静反思自己的行为将带来的影响。※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今年第一季度失业人数再次超过100万，这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据。自2021年疫情导致就业市场崩溃以来，这是五年来的首次。我们曾期待复苏，但现实是青年失业率已达到“体感四分之一”的水平，显示社会未来基础正在动摇。问题不仅在于就业数量，还有质量和结构。一些青年选择放弃求职，因为兼职或中小企业的收入与政府补贴差距不大，导致工作动力减弱。此外，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美伊紧张局势推高能源价格，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韩国经济对外部冲击脆弱，经济下滑时就业市场首当其冲。此时应回归原则。就业由企业创造，而非政府。政府应帮助市场正常运作，而非取而代之。然而，我们长期以来反其道而行之。监管增加，企业活动受限，新业务常被各种审批和监管阻碍。企业在劳动、税收、环境等多重压力下犹豫不决。在这样的环境下，期待就业增长无异于不浇水却盼望果实。经典早已给出答案。《论语》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即物质基础稳固，社会秩序和道德才能维持。今天，这意味着稳定的就业是社会健康的基础。《孟子》也说：“无恒产则无恒心”，没有稳定职业的人难以保持道德和责任感。青年离开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就业问题，更是社会基础的动摇信号。因此，解决方案明确：创造企业能创造就业的环境。大胆削减不必要的监管，通过可预测的政策激励企业投资。劳动市场也需灵活调整，让企业招聘不再是负担而是机会。当然，政府仍有责任保护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安全网，但不能削弱劳动意愿。支持是必要的，但不应成为“替代收入”。设计上应让工作成为更好的选择。我们正处于选择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束缚企业，还是通过大胆转型恢复增长和就业的良性循环？让青年重返工作岗位的唯一方法是增加就业，而起点在于企业。经济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通过工作维护自尊。创造一个青年能工作、愿工作的社会，是我们必须恢复的常识和原则。※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