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物价持续上涨、住房成本激增及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等多重经济因素影响，传统单一收入模式已难以维系现代家庭开支需求。同时，伴随性别平等意识提升和女性高等教育普及，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逐年攀升，社会逐步摒弃传统儒家文化框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韩国社会长期受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影响，男性被赋予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女性则专注于家庭与子女教育。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后期韩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实现快速腾飞。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转型趋势显著，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突破历史峰值。 针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提升。同时，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与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加速了双职工家庭模式的普及。 近年来，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工作与家庭平衡支持体系。在政策层面，先后出台包括弹性工作制、育儿休假延长法案、公共托育服务扩充计划等在内的多项措施。企业也积极响应政策导向，通过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为双职工家庭创造更为友好的职场环境。事业与家庭双重价值实现已成为新时代韩国家庭的核心诉求。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双职工家庭数量呈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双职工家庭占比为44.2%，2018年上升至46%。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小幅回落至45%，但去年迅速反弹至48.2%，意味着近半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从数量来看，2015年双职工家庭为537万户，2018年增至568.4万户，去年大幅升至611.6万户，增长趋势显著。 从年龄分布来看，以去年为基准，30至39岁人群的双职工比例达50.1%，同比（42.8%）大幅上升。双职工比例最高的群体集中在40至49岁及50至59岁年龄段，占55.2%。相比之下，60岁以上人群的双职工比例仅为31.1%，在所有年龄层中占比最低。 在育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双职工比例达56.8%，创新高。从子女年龄来看，家中最小子女年龄为6岁以下的双职工家庭比例达51.5%；子女年龄在7至12岁的双职工家庭，占58.6%；而子女年龄在13至17岁的双职工家庭则进一步攀升至62.6%，反映出子女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与家庭收入需求呈正相关。此外，从子女数量来看，养育1名子女的双职工家庭占比为57.2%，2名子女的家庭占比为57%，差异较小。 在新婚夫妇群体中，双职工比例达58.2%，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其中，结婚1年的夫妻双职工比例最高，达61.8%，而随着婚龄增长，该比例逐渐下降，结婚5年的夫妻中双职工比例降至54.9%。从收入水平来看，双职工新婚夫妇的平均年收入为897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5万元），而单职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为536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收入差距显著。在地域分布上，济州岛双职工家庭占比最高，达63.5%，其次为全南（56.4%）、世宗（55.8%）、忠南（53.4%）、忠北（52.9%），大田（45%）等。 随着韩国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专业领域及服务业等多元领域就业机会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家庭转向双职工模式。然而，双职工家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包括家务分工不均、育儿压力及经济负担等问题。由于夫妻双方均投入职场，家庭内部的时间管理、育儿照料及家务分配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下，丈夫的家务参与度普遍较低，导致女性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成为女性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此外，尽管双职工家庭收入较高，但房贷、教育支出等固定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尤其是临时工女性劳动者的收入稳定性较低，进一步加剧经济焦虑。 尽管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持续上升，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数据显示，立陶宛、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双职工家庭比例均超过70%，新加坡亦超过50%。中国则以76%的双职工比例位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大及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绝大多数家庭采取双收入模式。越南（74%）、美国（65%）和日本（58%）紧随其后。相比之下，韩国的双职工比例仍有提升空间。 韩国双职工家庭的快速增长源于经济压力、社会观念转变和政策支持的多重推动。尽管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家庭经济能力，但也暴露出职场性别歧视、育儿支持不足和工作制度僵化等深层问题。要实现工作与家庭的真正平衡，必须系统性地推进职场平等化改革，并完善育儿保障体系。

本月5日是韩国儿童节，小朋友们快乐享受属于他们的节日。【图片提供 韩联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当地时间6日公开《2025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以2023年数据为准，韩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937，在统计的193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20位，较上一年下滑1位。 直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HDI指数还仅为0.738，此后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和2012年升至第12位，近年来一直保持在全球上游行列。HDI指数包括预期寿命、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等四项客观指标，用来衡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以2023年为准，韩国人预期寿命为84.33岁，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6.62年和12.72年，人均GNI为4.9726万美元（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准）。 美国HDI指数为0.938，排名全球第17位，但预期寿命为79.3岁，在发达国家中仍属于较低水平。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5.92年和13.91年，与韩国差异较小，但人均GNI远高于韩国，为7.365万美元。 排名全球首位的是冰岛，HDI指数为0.972，预期寿命虽较韩国短1.64年，但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比韩国长2.23年和1.19年，人均GNI为6.9117万美元。 排名冰岛之后的依次为挪威（0.97）、瑞士（0.97）、丹麦（0.962）、德国（0.959）、瑞典（0.959）、澳大利亚（0.958）、中国香港（0.955）、荷兰（0.955）、比利时（0.951）等。 日本的HDI指数为0.925，较上一年上升2位，排名全球第23位。中国的HDI指数为0.797，较上一年下滑3位，排名全球第78位。 排名全球倒数第一的是陷入长期内战的南苏丹，HDI指数为0.388，索马里（0.404）、中非共和国（0.414）、乍得（0.416）等继续排名垫底。由于缺乏必要数据，朝鲜未被列入此次排名。 全球整体HDI指数为0.756，基本与上一年（0.752）持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除去全球新冠大流行的2020年和2021年，人类生活质量改善速度创下1990年以后35年来的最低水平。 报告强调，富裕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传统的发展路径争面临挑战和压力，为摆脱生活质量长期停滞的局面，亟需采取果断行动。 本次报告还包括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AI）对人类生活影响的全球调查结果，约半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工作可能会在AI的影响下趋于自动化。6成受访者认为AI将催生新的职业病增加就业，仅13%的受访者认为工作岗位会减少。

据首尔高等法院7日消息，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重审首场庭审日期从原定本月15日推迟至总统大选后的下月18日。 首尔高等法院称，被告人为总统候选人，应保障其享有平等的参加选举活动机会，为消除有关审判公正性的争议，将庭审日期变更为总统选举日以后。法院始终坚持依据《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不受内外部任何影响和干涉，保障审判独立公正的立场。 首尔高等法院刑事审判第七庭本月2日接手此案，原计划于本月15日首次开庭审理。但李在明的辩护律师向院方提交延期开庭申请书，称根据《宪法》第116条“保障候选人平等选举活动机会”和《公职选举法》第11条“总统候选人在选举活动期间免于被拘留和逮捕”的规定，要求将庭审推迟至总统选举日之后。 2021年12月，李在明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出演一档电视节目时，表示不认识城南市大庄洞地产开发弊案关键人物金某（已故），在出席国政监查时，声称韩国食品研究院位于城南市柏岘洞的地皮在变更用途过程中受到国土交通部的威胁，涉嫌散布虚假消息被检方起诉。 去年11月，一审法院认定李在明发言属于散布虚假信息，并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但今年3月，二审法院认定李在明发言不属于散布虚假信息，推翻一审判决，判定李在明无罪，检方随即提起上诉。本月1日，大法院（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终审宣判，撤销二审无罪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进行重申。 由于大法院以前所未有的罕见速度对此案做出有罪判断，加之首尔高等法院迅速指定首次庭审日期，引发以共同民主党为中心的批评声浪。院方称，对法院内外质疑进行综合考虑后变更庭审日期，同时通过媒体声明强调，在审判过程中始终秉持独立公正的立场。 7日，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在全罗北道与当地民众交流。【图片提供 韩联社】 李在明就庭审被推迟表示，这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合理决定。共同民主党对首尔高等法院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国会法制司法委员长郑清来在脸书发帖称：“结束内乱、政权交替、建立民主政府是时代课题，历史洪流无人能阻挡，现在是李在明。” 韩国盖洛普本月4日至5日面向1007名民众实施下届总统热门候选人支持率民调，于7日公布结果显示，李在明为50%，无党籍候选人韩德洙为21%、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金文洙为14%、改革新党候选人李俊锡为5%。 假设李在明、韩德洙和李俊锡形成三者对决格局，三人的支持率分别为50%、36%和8%，李在明和韩德洙的差距为14个百分点。假设李在明、金文洙和李俊锡形成三者对决格局，三人的支持率分别为51%、33%和8%。

在过马路的上班族【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大企女性平均年薪超过男性的70%水平。大企性别薪酬差距呈持续改善态势，但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依然显著。 企业分析研究所Leaders Index对韩国500强企业进行调查，并于22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以2024年为基准，韩国大企女性员工平均年薪达740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7.9万元），达到男性平均年薪（1.0561亿韩元）的70.1%水平。较2023年的68.6%提升1.5个百分点，较两年前的66.9%提升3.2个百分点，显示出性别薪资差距呈持续缩小趋势。 然而，从平均在职年限来看，性别薪资差距仍然显著。女性员工的平均在职年限为9.2年，为男性（11.9年）的77.3%水平。但在薪酬方面，女性仅达到了男性的70.1%，反映出女性在高层职位中的代表性仍不足。Leaders Index分析称，在韩国大企中，女性员工占比仅为26.4%，且多集中于中低层岗位，这一结构性因素直接制约了女性整体薪资水平的提升。 从行业细分来看，贸易、证券、保险、运输和银行等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尤为突出。 在贸易行业，女性员工平均在职年限11.3年，高于男性的10.1年，但平均年薪仅为7000万韩元，不及男性（1.151亿韩元）的60.8%；在证券行业，女性员工的平均在职年限（10.8年）略高于男性（10.3年），但平均年薪为9900万韩元，仅为男性（1.52亿韩元）的65%水平；在保险业中，男女平均在职年限基本持平，分别为13年和13.1年，但女性的平均年薪为8800万韩元，为男性（1.31亿韩元）的67.5%水平；运输行业中，女性平均在职9.5年，略低于男性（10.2年），但平均年薪为6400万韩元，为男性（9700万韩元）的66.2%水平；银行业方面，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在职年限分别为15.4年与14.5年，男性平均年薪为1.28亿韩元，仍比女性（9700万韩元）高出24.5%。显示出在女性职业稳定性与男性相当甚至更优的情况下，薪资差距仍然显著。 Leaders Index指出，当前韩国大企在薪酬公平性方面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亟待解决。研究显示，大企在职位晋升及薪资体系建设方面仍存在系统性性别差异，特别是在高管层级的代表性方面，男性仍占据绝对优势。要实现真正的职场性别平等，企业需要从根本上优化人才选拔与晋升机制，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职业发展体系，同时加强对女性管理人才的培养与任用，从而推动职场生态的实质性改善。

一位妈妈在为孩子撑伞【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女性家庭部于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衡量韩国性别平等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家性别平等指数”在2023年出现自201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首次下降。 报告显示，2023年韩国国家性别平等指数为65.4分，同比（66.2分）下降0.8分。该指标作为衡量韩国社会性别平等状况的核心指标体系，为政策制定与评估提供依据。评分满分为100分，代表完全平等，反之则相反。 该指数在首次发布相关数据的2010年为66.1分，此后呈稳步上升态势，2021年一度达到75.4分。然而，2022年该指标体系进行了大幅调整，按照新标准重新核算后，2021年指数为65.7分，2022年为66.2分。2023年得分下滑，意味着创自统计以来的首次实质性回落。对此，女性家庭部表示：“由于指标体系发生结构性调整，不同年份数据之间的直接可比性存在一定局限。” 从细分领域来看，2023年各板块表现差异显著。具体来看，“教育”领域以95.6分保持领先地位。其次依次为健康（94.2分）、收入（79.4分）、就业（74.4分）、两性平等意识（73.2分）、照护（32.9分）及决策参与（32.5分）。其中，“两性平等意识”领域下滑最为明显，同比下降6.8分至73.2分。“家庭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指标急剧下跌16.4分，从60.1分骤降至43.7分，成为拖累整体指数的主要因素。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性别主流化研究本部长李东善（音）分析指出，“家庭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反映个人主观意识，非定量指标，因此很难明确分析下降原因。” 在“照护”领域得分也略有下降，从33分降至32.9分。据分析，可能与后疫情时代家庭照护负担加重存在关联。疫情期间托育服务中断、远程教育普及等因素导致家庭内部无偿劳动量增加，而现行育儿支持政策的性别差异也可能是潜在影响因素。相比之下，“决策参与”领域得分从30.7分上升至32.5分，“就业”领域从74分升至74.4分，“收入”领域则从78.3分升至79.4分，均有所改善。 从地区来看，全国17个地方自治区的性别平等水平呈梯度差异。首尔、大田、世宗、忠南和济州为第一梯队得分区间为74.05至71.57分；大邱、光州、江原和全北位列第二梯队（70.84至69.83分）；仁川、京畿、忠北和庆南为第三梯队（69.76至69.07分）；釜山、蔚山、全南和庆北则处于末位梯队（68.72至67.74分），反映出韩国各地区的性别平等方面存在不均衡发展态势。

据韩联社23日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最新统计数据，韩国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实现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成员国中处于最低水平。2022年，韩国的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改善率仅为18.2%，在31个公布相关数据的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28位，远低于成员国平均值31.9%。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数值介于0到1之间，越接近0表示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数据显示，韩国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0.396，在31个国家中排名第二。然而，税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324，排名下降至第20位。 在OECD成员国中，比利时以48%的改善率位居榜首，芬兰、法国、斯洛文尼亚等欧洲国家紧随其后。相比之下，仅有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墨西哥的改善率低于韩国。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日本和瑞士尚未公布最新数据。日本在2021年的改善率为34.1%，虽处于中下水平，但仍高于韩国。 近年来，韩国的基尼系数改善率虽有所提升，但仍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2020年，受新冠疫情期间政府补助金政策影响，改善率达到19%，创历史新高，但此后逐年下降，2022年回落至18.2%。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改善率持续上升，导致韩国的全球排名自2011年以来持续下滑，从第24位跌至2022年的第28位。 专家指出，尹锡悦政府推行的紧缩财政和减税政策可能进一步削弱收入再分配功能。该政府以“健全财政”为口号，削减文在寅政府时期扩大的总支出增长率，并下调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级距，推动遗产税改革，引发反对党批评其为“富人减税”。 忠南大学经济学教授郑世恩（音）表示，韩国的福利制度尚不完善，贫困群体、失业人口以及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的退休群体均面临收入保障问题。他强调，尹锡悦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较文在寅政府时期大幅削弱，若要达到OECD平均水平，政府需重新审视减税政策，并调整国民年金（养老金）改革方案，以增强对退休人群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减少社会不平等。 位于首尔西大门区的国民年金公团首尔北部地区本部【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经济人协会联合韩国调查（Hankook Research）面向全国3000名18岁以上男女进行调查并于21日发布结果显示，七成受访者表示愿意为在ESG（环境、社会、治理）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支付更多费用。其中，73%的受访者愿意为环保表现优异的企业产品支付额外费用，70%的受访者也愿意更多为社会公益表现优秀的企业消费。 受访者认为，优秀的ESG企业主要表现为积极参与环保（35%）、不以盈利为优先并具有正面社会影响力（23%）、支援弱势群体（13%）、在公司运营中践行平等观念（11%）以及遵纪守法并具备道德责任（10%）等。 关于ESG活动的关键因素，55%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持续性，其次是根据企业规模开展活动和易于公众参与，各有15%的受访者认同这两项因素。 此外，64%的受访者有过参与抵制特定企业的经历。其中，46%表示参与过抵制，18%目前正在参与抵制，从未参与过抵制的受访者占比36%。对于抵制的原因（满分4分），受访者认为主要有引发社会争议（2.79分）、财务状况不稳定（2.74分）、存在性别或残疾歧视（2.66分）等。 不同行业对环保的重视程度（满分4分）也有所不同。受访者普遍认为食品饮料行业（3.06分）和生活用品行业（2.95分）环保重要性较高，而旅游休闲航空行业（2.54分）以及电子产品行业（2.6分）相对较低。 在个人ESG实践方面，高龄和女性群体的积极性较高。在满分4分的评分中，60多岁女性（2.63分）和男性（2.58分）位居前列，50多岁女性（2.53分）紧随其后。相比之下，20多岁男性（2.3分）、30多岁男性（2.32分）和30多岁女性（2.35分）得分较低。 韩国经济人协会表示，受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本国保护主义和韩国内需经济低迷影响，企业经营环境面临诸多挑战，但为了实现持续增长并赢得消费者青睐，ESG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图片来源 GS加德士】

25日，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与韩国媒体记者举行座谈会。【图片提供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25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邀请韩国媒体记者举行座谈会，包括本报在内的十六家韩国主流媒体受邀出席。中国驻韩国全权特命大使戴兵就近期一系列热点问题答疑，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方坤公使等在座。 座谈会由政务科长邓明富主持，在三个多小时的座谈会中，戴兵大使向到场媒体介绍了中国内外政策和对国际地区形势、中韩关系的认识，以及如何解决中韩关系中的问题等，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方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戴兵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问题挑战层出不穷。概括起来就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这就是中方常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根源在于二战后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难以适应当今时代变化，最大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各国团结协作、同舟共济，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戴兵强调，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一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上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二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三是世界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享，解决好资源配置和分配不均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四是坚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中国愿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国分享发展机遇 建国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整体国力已迈上新台阶。戴兵表示，读懂中国首先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有近1亿党员的执政党，政策公开透明，我们现在的奋斗目标就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韩国等各国现代化的相近历史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方面。我们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戴兵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是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记录最好的大国，从未主动挑起战争。无论是中东问题、乌克兰危机，还是朝鲜半岛问题，我们都坚持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也是为了应对更加复杂的外部形势。这不是封闭起来搞自我经济循环，而是要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我们将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国分享发展机遇。 ▲中韩双方应再认识、再出发，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积极向上发展 戴兵表示，我在中韩关系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来韩出任大使。我到任两个月来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中韩各领域交往合作如此密切，二是韩国各界期待改善发展中韩关系的愿望如此强烈。 中韩建交33年以来，双边政治上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济上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人员交往规模虽较新冠疫情前有所下降，但去年仍达到700多万人。习近平主席讲过，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和分不开的合作伙伴。这个评价非常准确恰当，也得到了韩国的广泛认同。 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深刻演变，中韩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民众心态、舆论环境等因素更加复杂多元。新形势下，中韩应该与时俱进，对两国关系再认识、再出发。1992年建交时中韩并非没有分歧，但两国领导人着眼大局，高瞻远瞩作出建交的战略决断。此后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实现合作共赢、相互成就。前几年中韩关系经历起伏，双方应汲取经验教训，妥处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聚焦扩大共同利益。 戴兵表示，去年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韩关系企稳向好。不久前，禹元植国会议长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发出加强中韩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为今年两国关系发展开了好头。今明两年韩中将先后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已就支持彼此成功办会达成重要共识。这将为两国开展重要高层交往、引领双边关系发展提供契机。我们愿与韩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按照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积极向上发展。 戴兵指出，近期韩国部分势力炮制涉华谣言，煽动反华情绪，这影响韩国形象，损害中韩友好互信，干扰中韩双方改善发展两国关系的努力。中方已就此向韩国政府、国会、朝野主要政党表达严重关切，也注意到韩国各界逐步发出理性声音。中方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希望韩国保持稳定、发展和繁荣。我们相信韩国民众有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国内问题，其中就包括相信韩国民众有能力明辨是非，认清并抵制一些人利用涉华因素的政治企图。 戴兵还就朝鲜派兵援俄、韩国暂停新用户下载中国人工智能（AI）大模型DeepSeek、韩中文化领域交流合作、韩中高级别交往等一系列韩中两国共同关切回答媒体提问。 座谈会结束前，戴兵对日前发生在京畿道安城市的高架桥施工现场坍塌事故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呼吁韩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在韩中国籍务工人员的安全。

首尔中区黄鹤洞厨具一条街 【图片来源 韩联社】 去年，韩国没有员工“一人当家”的个体工商户时隔6年有所减少。就业者增幅度亦创22年来的最低水平等，就业环境持续萎靡‌。 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于5日发布的雇佣动向报告显示，去年全体个体工商户为565.7万人，同比减少3.2万人。个体工商户规模自2021年（-1.8万人）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加11.9万人和5.7万人。 去年，个体工商户减少趋势尤为明显。未雇员工的个体工商户同比减少4.4万人，达422.5万人，自2018年（-8.7万人）以来首次缩减。2019年增加8.1万人，2020年增加9万人，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加4.7万人和6.1万人。分析认为，去年韩国批发零售业、修理业及其他个人服务业的个体工商户均遭受重创，受高利率、人工成本上升以及内需不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量个体工商户不得不选择停业。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室长金光锡（音）指出：“个体工商户与内需紧密相连，若内需持续不振，个体工商户将面临更大的倒闭风险。” 同时，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幅也较前几年大幅减少。凸显出韩国内需萧条。据统计，去年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增加1.2万人。增幅较2022年（5.8万人）和2023年（5.4万人）剧减。去年临时工人数达2204.3万人，同比增加21.4万人，正式员工达1635.3万人，同比增加18.3万人。正式员工增加幅度自2002年（16.2万人）以来首次下降至10万名左右，创下了22年来的最低水平。个体工商户雇佣合同期限在1年以上，通常被定义为正式员工。 有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萧条导致优质工作岗位供应减少，以及MZ一代更倾向于短时间工作形态的文化影响所致。金光石表示：“受高利息的影响，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少新投资和招聘，劳动者增势趋于放缓。"

韩国建设产业研究院12日发布《建筑产业青年人才引进战略》报告显示，韩国建筑技术人员平均年龄在过去20年间迅速老化，从2004年的38.1岁增至今年6月的51.2岁，增长13岁。 相比之下，韩国全体劳工平均年龄从2010年的39岁增至去年的43.8岁，仅增长4.8岁，建筑行业高龄化速度远高于其他行业。具体来看，2010年至2023年期间，建筑行业劳工平均年龄增长6.2岁，仅次于保健与社会福利服务业（9.6岁）及商业设施管理和租赁服务业（6.4岁）。 此外，20至39岁年轻技术人员占比大幅下降。2004年20至39岁人员占比高达64%，目前仅为15.7%。也就是说，目前建筑行业从业人员中有80%以上为中老年人，主力群体已转移至50至69岁中年。 韩国建设产业研究院指出，这种高龄化现象不仅阻碍行业传统观念与文化的改变，还进一步恶化年轻一代进入建筑行业的条件，形成年轻人短缺与高龄化加剧的恶性循环。报告分析认为，青年短缺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还与建筑行业固有的文化和观念息息相关。 当代青年更加注重个人偏好和意愿，习惯平等的沟通方式并偏爱线上交流，而建筑行业更强调组织和团队合作，工作文化倾向垂直式沟通，难以吸引年轻群体。此外，青年一代重视基于数据和软件技术的工作方式及适应变化的能力，而建筑行业则以实务经验和熟练程度为主，主要依赖传统的手工作业模式。 报告建议，建筑行业需要转向以平等关系和创新为基础的时代适应模式，从现有的垂直化、权威化结构向更加平等开放的文化转变，才能成功促进青年人才的流入。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