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时尚企业荧址（Hyungji）集团14日宣布，旗下校服品牌Elite已与中国科技企业上海众帅机器人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就可穿戴机器人联合研发及市场拓展展开合作。 双方计划面向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的中韩市场，联合开发契合老年人身体特征与生活方式的可穿戴协作型机器人。此次合作将结合Elite在版型设计与材料技术方面的经验，提升产品的穿戴舒适性，并同步推进高功能性面料的研发，相关技术将应用于产业用防护装备以及面向老年群体的助行辅助产品。 众帅机器人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外骨骼机器人企业，在步行辅助、康复医疗及工业防护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实力。通过此次合作，众帅机器人将进一步强化面向中韩市场的定制化产品开发，而Elite则将依托其对老年消费市场的理解，在产品设计、流通渠道及市场验证等方面提供支持。 荧址集团方面表示，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加快推进中国市场布局，优先切入企业对企业（B2B）高性能防护装备领域，并逐步拓展至老年助行机器人等企业对消费者（B2C）产品，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公司已将老年可穿戴机器人确立为未来新增长引擎，并着手推进相关业务布局。

韩国就业人数已连续两年仅增加十余万人，就业增长动能明显放缓。建筑业和制造业岗位持续减少，30多岁“休息”人口规模创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但在高龄群体就业扩大的带动下，整体就业率仍刷新历史纪录。 据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5日发布的《2025年12月及年度就业动向》，2025年全年就业人数为2876.9万人，较上年增加19.3万人。尽管较前一年略有回升，但增幅仍未突破20万人水平。 从年度走势来看，就业增幅在2022年达到81.6万人的阶段性高点后持续回落。2023年增至32.7万人，2024年降至15.9万人，去年虽出现小幅反弹，但整体增长势头依然偏弱。 分行业来看，就业结构分化态势明显。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12.5万人，农林渔业减少10.7万人，制造业减少7.3万人。其中，建筑业降幅创下2013年产业分类调整以来新高，制造业则录得自2019年以来六年最大降幅。 与此相对，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23.7万人，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增加5.4万人，金融及保险业增加4.4万人，相关领域就业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规模达31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按年龄结构来看，20多岁就业人数减少17万人，40多岁减少5万人，50多岁减少2.6万人；而60岁以上就业人数增加34.5万人，30多岁增加10.2万人，高龄层就业扩张趋势持续。 就业率方面，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2.9%，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创196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新高。按经合组织（OECD）标准（15至64岁）计算，就业率为69.8%，同样刷新历史纪录。 失业人口为83万人，同比增加7000人，其中30多岁失业人口增加6000人，达到15.5万人。总体失业率为2.8%，与上年持平，但20多岁群体失业率升至6.1%，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处于“休息状态”的人数持续增加，达到255.5万人，同比增加8.8万人。其中，30多岁“休息”人口为30.9万人，创2003年相关统计建立以来新高；15至29岁青年“休息”人口为42.8万人，位居历史第二。 国家数据处社会统计局局长彬贤俊（音）表示，30多岁“休息”人口增加，与低生育率和不婚趋势加剧密切相关。过去因结婚或生育而主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人群，如今更多进入“休息”状态。此外，企业招聘方式转向不定期招聘，并更偏向录用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也使部分原本应被归入失业人口的人群被统计为“休息”人口。

近来，老龄化不再是单纯人口问题，而是拉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一项研究显示，若不存在老龄化问题，过去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于当前水平。 据学界14日消息，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研究委员宋京浩（音）于去年6月发布题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高龄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与延长退休》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通过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低出生率与高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变化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及人均劳动时间等评估各因素影响程度。 研究结果显示，当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时，人均GRDP将减少约14%。同时，假设60岁以上人口比重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即不存在老龄化现象，1990至2020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可达约6.47%，较实际年均增长率高出1.75个百分点。 此外，若未出现老龄化现象，2020年的人均GRDP有望比目前水平高出约64%至71%。 展望未来，形势更为严峻。数据显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28.2%，预计在2050年达到52.8%。在潜在增长率维持在3%的前提下，考虑到老龄化因素，2020至205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1.21%。 分因素来看，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中，约90%源于劳动生产率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劳动生产率走低，高龄劳动者的小时工资却呈上升趋势。报告推测，这可能与公共部门主导的老年就业项目有关。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报告指出，应对老龄化所采取的延长退休年龄政策，不应仅停留在单纯延长工作年限层面，而应转向以生产率和岗位适配性为基础的弹性用工政策。换句话说，政策重点在于提升整体生产效率。 报告还强调，有必要同步推进高龄劳动者的岗位转换与工作内容重设，并扩大面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及新技术教育项目，强化产业内部配置激励机制。

近日，笔者在下班途中目睹一起严重交通事故。突如其来的猛烈撞击与现场混乱场面，令人深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世事的无常。该事故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共造成15人伤亡，肇事者为一名年过七旬的出租车司机。该事故再次将高龄运输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问题推向社会舆论的焦点。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间，65岁以上运输从业人员引发的交通事故增加18%，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激增47%。尤其在出租车行业，涉及高龄从业者的事故从3279起增至3662起，死亡人数由15人上升至28人，几乎翻了一番。 为应对相关风险，此前韩国政府推出驾驶证自愿返还制度，试图通过温和引导的方式降低高龄驾驶比例。然而，截至去年，驾驶证返还率连续五年未能突破2%。部分地方政府也曾研限制75岁以上人员申领个人出租车执照，但迫于行业人手短缺、从业者生计保障及潜在权益争议等现实因素，该方案最终未予实施。 舆论普遍认为，单纯以年龄为标准限制高龄驾驶者的出行权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由于运输行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不稳定、社会认可度相对较低，年轻群体普遍对该行业望而却步，导致高龄从业人数持续增加。在出租车、公共交通等领域，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以合同制形式续聘已成为常态。 据统计，去年个人出租车司机中，65岁以上人员占55%；若扩大至60岁以上，占比攀升至76%。在劳动力持续流失的背景下，运输行业对高龄从业者的依赖持续加深。对众多高龄司机而言，继续手握方向盘是维持生计的现实需要。 高龄驾驶事故并非仅由个人身体机能衰退所致。多位专家指出，道路环境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包括复杂的道路设计、夜间照明不足、道路标识不清晰，以及交通信号体系和安全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对反应能力相对下降的高龄驾驶者尤为不利。 笔者认为，高龄司机事故频发，表面上是个人驾驶风险问题，实则折射出人口结构变迁、行业用工困境与交通安全制度长期滞后等多重系统性因素的叠加影响。如何在保障公共出行安全的同时，兼顾高龄从业者的生计与尊严，成为超高龄化社会治理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随着新一年开启，韩中两国在产业与经济层面的互动迎来新节点。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韩中两国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与科技竞争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塑合作模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中韩关系走向及产业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在2023年降至0.721的历史低点，2024年虽小幅回升至0.748，但整体趋势仍未扭转。中国亦面临类似挑战，近年生育率持续低于1.5，业内担忧2025年或将跌破1。 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姜昊求所长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韩中两国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与产业供需结构的长期制约因素。尽管韩国自2006年起实施《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中国自2013年起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但单一政策难以扭转结构性趋势。 在此背景下，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构建“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共同框架”。这一框架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间全面实施。业内普遍期待，中国作为2026年APEC会议的主办方，预期为机制运作提供制度支撑。姜昊求所长表示，在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与银发产业的协同作用下，两国将共同探索互利共赢合作路径。 他指出，回顾去年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双方对彼此的经济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着中国制造业与技术领域持续升级，韩中关系有望从过去的垂直分工结构，逐步转向水平竞争与并行发展。这一转变并非短期政治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双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互补性减弱，摩擦反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空间收窄，而是合作重心转向未来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 分析认为，韩中两国在首脑会谈中提出“水平协作”为竞争中的务实选择。姜昊求所长强调，交流仍是缓和摩擦、重建信任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旅游、文化与服务产业等领域。 近期中日关系明显趋紧，可能对韩中关系产生间接影响。分析指出，在东北亚局势复杂化的环境下，中国或将格外重视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外交，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持地区整体平衡。 如果李在明访华行程如期推进，且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将对韩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这不仅有助于修复政治互信，也可能在新能源、制造升级、供应链协作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有望实现落地。 在人工智能领域，业界普遍看好韩中合作前景。姜昊求所长指出，韩国在高端半导体、HBM存储器等关键硬件上具备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应用场景、算力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AI产业对能源、数据中心与电力网络的依赖不断增强，两国在电力基础设施、新能源、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领域存在协作空间。如果在技术标准、应用场景与产业链分工上互补，AI合作有望成为水平协作的范例。 在企业层面，韩中企业相互进入对方市场的趋势日益明显。从中国电商平台、智能硬件品牌进入韩国市场，到韩国企业在中国深耕高端制造与内容产业，双方企业正基于市场环境与技术比较优势展开新一轮布局。姜昊求所长指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技术与市场规模做出的理性选择。只要规则透明、竞争有序，水平竞争与合作并行将有助于两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在就业方面，低增长环境叠加AI技术飞速发展，对两国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AI仍以辅助生产为主，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技术应用能力将成为决定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两国应加强技能培训与产业转型的政策协调，以缓冲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 总体来看，姜昊求所长坦言，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但在清醒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沟通与务实合作，仍可构建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关系结构。 新的一年里，韩中两国站在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双方在竞争中能否实现互利共赢，不仅影响韩中关系走向，也将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

韩国劳动研究院于28日发布的《第27年度韩国家庭与个人经济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韩国国民在工作日的就业时间减少约20%，而与亲友的社交活动时长则增加2至3倍。 调查显示，韩国国民的日常生活主要由睡眠、劳动和休闲三大类活动构成。在工作日，包括就业与通勤在内的工作相关活动占据每日相当比重，平均时长为4.85小时；而在周末，休闲及社交活动时间则显著增加。周日平均休闲时间达333.7分钟（约5.6小时），反映出民众倾向于在周末弥补工作日的休闲不足。睡眠方面，周末平均睡眠时间较工作日多出20至40分钟，体现出劳动者在周末集中恢复因工作日累积疲劳的生活模式。 过去十年间，劳动时间缩短、休闲与社交活动时间延长，成为最显著的变化趋势。以工作日为基准，主要劳动时间从320.2分钟（约5.3小时）减少至259.5分钟（约4.8小时），下降约1小时，降幅达20%。分析认为，这是劳动时间缩短政策逐步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普及，以及社会整体“工作与生活平衡”意识不断增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社交活动时间大幅增加。工作日社交时间从35分钟增至102.2分钟，周日则从79.1分钟增至167.1分钟。然而，子女照护与家务劳动时间在过去十年间未发生明显变化，显示出家庭内部无偿劳动负担仍未得到有效缓解。从性别角度观察，女性仍在家务与育儿活动中投入更多时间，而男性在劳动中所占比重更高。不过，与十年前相比，男性参与家务与照护的程度有所提高，女性劳动参与度也显著上升，显示出性别角色分工结构呈缓慢变化趋势。 按年龄段分析结果显示，青年群体以休闲与人际交往为中心，中年群体以兼顾工作与家庭为主，高龄群体则转向以休息与家庭为核心，体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分析指出，韩国国民的生活模式正逐步从以往的“劳动中心结构”向“休闲与家庭中心结构”过渡。 此外，对家庭经济状况及薪资劳动者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24年家庭年均总收入为611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6万元），月均约510万韩元；月均生活支出为277万韩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万韩元；月均储蓄额为77.3万韩元。薪资劳动者的月均工资为319.6万韩元，其中女性为241.9万韩元，相当于男性（369.6万韩元）的66.1%。

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阶段，韩国个体工商户数量持续增加。与此同时，面临就业困难的青年群体也纷纷选择自主创业，却因经营不善迅速陷入债务困境，难以偿还贷款。 韩国统计厅近日公布的《2024年个人经营者债务》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贷款规模小幅下降，但贷款逾期率却创下历史新高。 过去五年间，个体工商户贷款逾期率持续攀升，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增幅显著。2019年至去年，银行贷款逾期率仅从0.12%升至0.19%，但非银行贷款逾期率却从0.91%飙升至2.1%，增幅超过一倍。 韩国银行（央行）数据显示，去年中小企业运营资金贷款的平均利率在银行为4.8%，而储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则超过8%，进一步加重了个体工商户的偿债压力。 数据显示，29岁以下青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贷款余额虽然不高，但逾期率却高于所有年龄层。去年青年个体工商户贷款逾期率达1.29%，同比上升0.98个百分点。 从贷款逾期情况来看，整体借款人中每100人有2.32人处于逾期状态，非银行机构的这一比例为3人。青年经营者的情况更为严峻，每100名青年借款人中近4人（3.71%）出现逾期；若使用非银行贷款，逾期率更高达4.34%。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个体工商户与微型商户的财务风险被视为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去年韩国个体工商户占比达22.8%，在33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七，远高于日本（9.2%）和美国（6.1%）。 随着“婴儿潮”群体进入退休阶段，未来10年韩国每年约有100万人退休，其中相当一部分将选择经营餐厅或便利店。央行预计，60岁以上个体工商户人数将从去年的214万增至2032年的248万。 在此背景下，专家指出，应制定更加系统化和长期化的应对政策。央行在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韩国个体工商户比例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服务业未能实现规模化，建议通过"服务业规模化"扩大适合高龄群体的正规就业岗位。 仁荷大学教授韩宰埈（音）指出：“债务减免政策只是常用手段之一，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振兴内需、提升整体消费与经营环境才是治本之策。” 世宗大学教授金大钟（音）则认为，韩元贬值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但个体工商户无法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现金流压力严重。政府应优先推出公共费用补贴、税收减免等短期措施，帮助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26日表示，为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正式向政府提议推动实施“婴儿潮一代地方经济振兴计划”（Boom Up项目）。 韩经协指出，若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首都圈婴儿潮一代选择返乡定居，并在地方中小企业就业，将有望构建“人才（婴儿潮一代）—空间（地方中小城市）—企业（地方中小企业）”三方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体系。 据统计，韩国1955年至197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规模约为1600万人。其中，55岁至64岁（1961至1970年出生者）人口约850万人，若将45岁至54岁（1971至1980年出生者）群体也纳入考量，预计未来20年内将有约1700万人陆续步入高龄阶段。 韩经协分析认为，婴儿潮一代返乡有助于缓解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同时可促进地方消费增长、拓宽地方税基。而因青年外流而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地方中小企业，则可通过吸纳具备较高学历与专业技能经验的婴儿潮一代人才，来弥补人力空缺并提升经营稳定性。 为有效推动首都圈婴儿潮一代返乡，韩经协强调，有必要在就业、居住及生活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系统性支持，并提出跨部门协作的三大领域共八项政策任务。在就业领域，建议构建人才匹配平台、提供返乡就业激励措施以及开展定制化就业培训。在居住领域，提议推动就业与居住联动的长期住宿型住宅供应、扩大公共住房入住特例适用范围，并放宽住房年金申请条件。在生活支持方面，则提出应保障返乡人员稳定收入，并加强医疗、教育及文化等生活配套设施的覆盖与质量。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镐（音）表示，在低生育率与高龄化加剧导致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前瞻性地应对地方衰退风险。他强调，政府应更加积极关注并支持推动首都圈退休婴儿潮一代赴地方企业就业的相关计划。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老年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作最久、就业比例最高的群体。这一高就业率并非源于“工作的乐趣”，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挣扎”的现实。仅靠国民年金（养老）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退休后至开始领取年金的所谓“收入断层”（Income Crevasse）迫使本该享受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再次涌入劳动市场。 国民年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吴幼贞（音）26日发布《国民年金与高龄劳动力供给》报告显示，韩国今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0.3%，已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高达37.3%（2023年基准），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3.6%），也远远高于率先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25.3%）。 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高龄群体希望工作的平均年龄为73.4岁。希望继续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为补贴生活费（54.4%），远高于工作带来乐趣（36.1%）和打发无聊（4%）。 报告将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杯水车薪的公共年金水平，以2024年为基准，国民年金平均领取额仅为6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不及当年单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134万韩元的一半。在养老金制度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开始领取养老金后开始退休，但韩国仅凭养老金无法维持生计，导致许多人即使开始领取养老金也无法告别工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导致的“收入空白期”，目前韩国法定退休年龄虽为60岁，但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平均年龄仅为52.9岁。而1961至1964年出生者开始领取国民年金的年龄为63岁，1969年后出生者则逐步提高至65岁。这意味着，从离开工作岗位到拿到养老金，至少需要经过10年以上的“收入空白期”。 报告分析，尽管提高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可能有助于年金财政的稳定，但对于当前的高龄群体而言，却成了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强烈诱因。 现行年金制度的矛盾点也备受诟病，政府虽倡导扩大高龄者就业，但制度内部却存在根据收入水平减免养老金的制度。若年金领取者月收入超过一定标准（2025年标准为月收入308万韩元），其领取的养老金最高可被削减50%。这一制度一直被批评可能灌输“工作即吃亏”的观念，挫伤工作热情。 此外，报告指出“延迟年金制度”（每推迟一年领取，年金额增加7.2%）对增加高龄者劳动力供给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若健康状况允许且有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为了将来领取更多年金而推迟退休，而非着眼于眼前的少量收入。 报告建议，为解决因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应积极利用高龄人群劳动力。这需要超越单纯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迫切需要改善50岁出头便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现实，并制定能填补养老金领取前收入空白的优质工作岗位政策。正如日本立法要求企业确保雇佣至70岁以引导高龄者稳定就业一样，韩国也亟需打造一个能让老年人基于“安稳的晚年”，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环境。

韩国元老级演员李顺载25日凌晨去世，享年91岁。 李顺载虽年事已高，但直至最近仍一直活跃于电视、电影、话剧等多个艺术领域，近期还出演话剧《等待戈多》和KBS电视剧《狗话》。 李顺载1934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4岁时随祖父母南下首尔。小学时期跟随祖父在南大门市场做生意，迎来祖国解放，高中一年级时爆发6·25战争。 李顺载大学时期开始对演技产生兴趣，在进入首尔大学哲学专业后因迷上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哈姆雷特》而走上表演之路。1956年李顺载凭借话剧《地平线彼岸》出道，1965年成为TBC首期专属演员。 李顺载主要作品有《我要成人》《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野人时代》《妈妈发怒了》等140多部，若算上配角客串作品数不胜数，他曾创下一个月出演超过30部作品的纪录。他的代表作《爱情是什么》于1997年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引进，在中国引起轰动，并曾于2011年获得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大奖。 李顺载引领韩国古装剧风潮，他在《医道》《商道》《李算》等古装剧中展现的演技令观众津津乐道。早已达到演技巅峰的李顺载不断拓宽戏路，在七十岁高龄挑战情景喜剧，先后出演《无法阻挡的Highkick》《穿透屋顶的Highkick》等，摆脱以往的严肃形象获得巨大人气，甚至获得“AV顺载”这一家喻户晓的绰号。 除了影视作品，李顺载还在综艺《花样爷爷》中展现出不输年轻人的体力和意志，圈粉无数。 在即将迈入九旬高龄之际，李顺载仍没有停止挑战，重返话剧舞台，先后出演《长寿商会》《亨利爷爷和我》《李尔王》等。并于2023年首次以导演身份将安东·契诃夫的戏剧《海鸥》搬上大剧场舞台。直到去年10月因健康原因暂别舞台，他仍出演戏剧《等待戈多》和电视剧《狗话》，并在KBS电视台演技大奖上荣获最高奖项，成为该颁奖礼史上最高龄得主。 李顺载一生专注于演技，也曾短暂涉足政坛。1992年，李顺载当选第14届国会议员，历任民主自由党（现国民力量党）副发言人、韩日议员联盟干事等职务。他还担任嘉泉大学演技艺术系特聘教授，为韩国演艺界发展壮大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