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韩国教师认为，近年来因“情绪与行为危机学生”导致的课堂干扰和教师权益受侵害情况明显增加。教师普遍认为，现行学校筛查体系难以及时发现真正存在问题的学生，导致部分孩子错过心理治疗和干预的关键时期。
研究面向首尔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共2485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2.6%的教师认为，过去一年中，由情绪或行为问题学生引发的课堂扰乱及教师权利受侵害事件有所增加。其中，小学教师感受最为明显，占比达58.6%。初中和高中教师分别为54%和42.8%。
所谓“情绪·行为危机学生”，是指因心理健康、情绪控制或行为问题而难以正常适应学校生活的学生。例如，在课堂中无法长时间坐在座位上、频繁干扰其他学生，甚至对教师表现出攻击性行为等。
相关疾病统计数据也反映出韩国青少年心理问题加剧的趋势。截至2024年，韩国全国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失过动症（ADHD）或抑郁症的学生人数已超过27万人，与8年前相比增长近3倍。
目前，韩国学校普遍通过“情绪·行为特征检测”筛查高风险学生，但教师们普遍对这一检测体系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调查显示，在“学校检测结果与教师实际观察是否一致”的问题上，56.3%的小学教师认为“两者并不一致”，即实际存在问题的学生数量比检测结果更多。在关于“存在多少未被及时发现的危机学生”的问题中，35%的小学教师认为占比在1%至5%；30.2%的教师认为占比在5%至10%；另有21.8%的教师认为，这一比例超过10%。
研究团队指出，目前的数据化筛查工具存在明显局限，相比之下，长期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教师往往更能敏锐察觉学生的情绪和行为异常。
不过即使教师发现问题，后续干预也经常受制于家长态度。调查中，高达90.8%的小学教师认为，家长不配合是导致危机学生处于制度盲区的主要原因。
研究指出，部分家长担心孩子被贴上“心理问题”标签，因此拒绝接受进一步诊疗。而按照现行制度，在没有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学校很难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或治疗。
首尔教育研究信息院分析称，这种必须取得家长同意的制度，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学生支持体系运行的障碍。
研究团队呼吁，韩国有必要尽快重新构建相关法律制度，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监护人权利，也应优先保障学生本人及校园整体安全，以避免更多危机学生错失治疗黄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