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黄金假期变成实力假期的魔法。”这是2026年儿童节某补习班的宣传语。虽然是为孩子设立的节日，但受益者却是家长，确切地说，是他们的焦虑。今年儿童节，补习班的景象并不陌生。许多补习班宣传特讲课程，称“保持学习连续性，并为家长提供休息时间”。然而，孩子在这些宣传中并不是主角。根据儿童权利保障机构的调查，10个孩子中有4个表示放学后最想做的事情是“和朋友玩耍”，但实际上只有2个孩子能如愿。其余的都去了补习班。超过一半的小学生认为补习班和课外辅导是自由玩耍的最大障碍。孩子们想玩，但不被允许。这些时间被学习填满。小学生高年级在放学后平均每天还要多学习2小时47分钟，中学生为3小时12分钟，高中生为3小时33分钟。加上校外学习时间，总学习量远超OECD平均水平。然而，学习时间更长并不意味着成绩更好。2022年PISA评估中，韩国学生尽管学习时间远超日本，但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得分较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显示，韩国儿童的心理健康在OECD和EU的36个国家中排名第34位，身体健康在40个国家中排名第28位，而学业能力排名第4位。这种差距反映了韩国孩子的现状：世界上最努力学习，却最疲惫的孩子。儿童幸福指数仅为100分中的45.3分，未达到一半。失去游乐场的孩子们转向了智能手机。小学生高年级中有一半在放学后使用智能设备超过两小时，10个孩子中有4个表示难以自控。独处的孩子使用时间更长。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因为没有了可以玩耍的街道和照顾，算法填补了空白。过去的街道上有无目的的时间，孩子们可以无缘无故地奔跑、摔倒再爬起、无忧无虑地笑。这些看似无用的时间实际上是孩子情感、想象力和恢复力成长的土壤。孩子不是在满满的日程中成长，而是在发呆望天的时间中成长。游戏不是奢侈，而是成长的本质。很难责怪父母。即使在儿童节，一位母亲也让孩子去补习班，她说：“与其以后补课，不如现在去补习班。”这句话中没有贪婪，而是结构性的恐惧：担心独自休息会落后，别人都去了，自己不能落下。补习班产业在这种焦虑中精确运作。然而，当这种焦虑集体化时，儿童节就悄然消失了。一个本该休息的日子，变成了无人休息的日子。1923年，方定焕在儿童节宣言中写道：“让孩子们有足够的睡眠和运动。不要俯视孩子，而是仰视他们。”103年后的今天，这些话听起来不像是请求，而更像是控诉。韩国社会长期以来首先教会孩子们“如何忍耐”。更快、更高效、更早。然而，仰视意味着不把孩子视为竞争的单位，而是作为此刻完整存在的人。创造儿童节的国家，却无法真正将儿童节还给孩子。我们从孩子那里夺走的，不仅仅是一天的假期，而是整个童年。※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儿童节到来之际，韩国儿童权利保障院4日发布《2025儿童领域主要统计》显示，约四成儿童希望在放学后与朋友们一起玩耍，但实际上却有超过一半的需要在课后前往补习班接受课外辅导，儿童的玩耍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统计显示，仅25.2%的儿童表示希望参加补习，但现实中却有54%的学生上补习班或接受课外辅导，这意味着韩国儿童与青少年的课后生活与自身意愿存在明显差距。 42.9%的儿童希望在游乐场或网吧同朋友玩耍，但实际能做到的仅为18.6%，两者相差24.3个百分点。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完成家庭作业方面，希望放学后在家做作业的比例为18.4%，实际达到35.2%。 本次统计基于2020年、2022年和2024年实施的儿童综合现况调查及社会调查结果整理而成，反映出韩国儿童在课后时间安排上缺乏自主选择空间。 同时调查还分析了青少年主要烦恼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学习成绩始终为头号烦恼，第二大烦恼已由过去的职业问题转变为外貌问题。 2020年，职业问题以42.9%位列第二，外貌为38.6%；但从2022年起，外貌上升至第二位，并在2024年继续保持该位置，占比达42.2%，而职业则下降至36.7%。 此外，对朋友关系的烦恼也有所增加，从2020年的27%上升至2024年的34%。 专家分析认为，学业压力持续加大以及社会对外貌关注度提升，是导致青少年心理负担变化的重要因素。同时，课后时间被补习大量占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儿童的社交与休闲空间。

“75年来一直选保守派，现在该换了。国民力量党不为人民着想。听说田载秀干得不错。”75岁的出租车司机裴某表示，他将在6月3日的地方选举中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田载秀，因为对保守党和现任市长朴亨俊失去了信心。在釜山各地采访的市民中，许多人认为需要改变。四年前，朴亨俊获得了66.4%的支持率，但如今的选情却难以预测。在东莱区经营补习班的金俊圭（37岁）认为，年轻一代对民主党的支持正在增加。他表示，朴市长的政策偏重于海云台区，缺乏沟通，因此支持田候选人。一些人认为，为了与中央政府合作，应该支持田候选人。自7岁起在釜山生活的职员金振宇（37岁）表示，虽然朴市长的施政不差，但难以获得政府支持。他希望下任市长能解决釜山的老龄化问题。 然而，由于釜山传统上保守派强势，加上朴候选人为现任市长，支持他的声音也不少。支持者对过去五年的施政表示满意，并对田候选人的“统一教金钱收受疑云”持负面看法。从事电气工程的朴某（67岁，女）表示，朴候选人表现不错，田候选人应解决金钱问题。南区一名30多岁男性称，虽然田和朴的胜算各半，但因“卡地亚”事件，许多人不愿投票给田候选人。随着选举临近，保守势力在釜山凝聚。居住在北区30多年的80岁女性表示，釜山仍然倾向于支持国民力量党。出租车司机金某（70岁）强调，保守派需要团结，应该支持反对派。市民的反应在民调中也有所体现。KBS釜山委托韩国研究公司进行的民调显示，田候选人支持率为40%，朴候选人为34%，在误差范围内。有分析认为，田候选人参选导致的北区补选可能影响釜山市长选情。一名北区居民表示，原本不打算投票，但为了支持韩东勋，将去投票站，并可能支持保守候选人。

近年来，韩国社会围绕“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讨论愈发引人关注。传统意义上，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曾被视为韩国社会的重要通道——即便出身普通家庭，只要成绩优异，仍有机会进入名校、获得体面职业，从而实现人生逆转。然而，从近年的数据与个案来看，这一“向上流动”的路径正变得愈发狭窄，甚至出现结构性阻滞。 一项基于韩国高校数据的分析显示，首尔地区主要大学的国家奖学金受惠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24年第二学期为例，首尔大学国家奖学金受惠率仅为19.11%，远低于全国46.06%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该校超过八成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类似趋势也出现在多所名校之中，呈现出明显的“学历越高、家庭收入越高”的正比例关系。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经济结构、教育体系与社会文化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虽然韩国高等教育通过统一考试进行选拔，似乎具备形式上的公平性。但实际上，竞争早已前移至更早阶段。课外补习、国际课程、语言培训、语言研修等“隐性教育投入”成为决定性因素，而这些资源高度依赖“钞能力”。 韩国父母对于教育的热情全球闻名，拥有庞大的课外教育市场，优质补习机构费用昂贵，普通家庭难以持续承担。同时，从小学乃至学前阶段开始的“履历竞争”，如英语能力、竞赛经历、海外背景等，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家庭之间的差距。 在这一背景下，高考更像是对既有差距的“最终筛选”，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起点”。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考试之前似乎便已基本定型。 除经济因素外，韩国教育体系内部也形成了一条相对稳定的“精英路径”。数据显示，首尔大学近一半新生来自外国语高中、科学高中、私立高中等。这些学校在招生、培养及升学指导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成为通往顶尖大学的重要通道。 这一体系的关键问题在于选拔时间的前置与资源的高度集中。学生在初中阶段即面临分流，而家庭背景在这一选择中起到关键作用。信息更充分、资源更丰富的家庭，更容易为子女规划出“最优路径”。 与此同时，这些精英高中本身也形成了资源集聚效应——不仅教学质量更高，还拥有成熟的升学网络与经验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进入名校的概率。由此，教育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强化既有优势，形成路径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阶层差异并未在进入大学后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延续。来自特定高中的学生在入学后往往迅速形成稳定的社交网络，通过聊天群等形式维持紧密联系。这些网络不仅提供情感支持，还成为分享信息与资源的重要渠道，例如共享课程资料、分享考试经验、实习机会推荐等。 这种基于共同背景形成的“熟人网络”，在本质上属于社会资本的一种体现。当关键资源主要在特定群体内循环时，其他学生即使具备能力，也可能因缺乏渠道而处于不利地位。 更进一步，这种网络还可能延伸至就业阶段，通过前辈推荐、内部消息等方式影响职业机会分配，从而将教育阶段的优势延续至劳动力市场。 除资源差异外，文化与心理层面的分化同样不可忽视。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消费习惯、价值观念乃至日常经验上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对兼职工作的看法等，都可能成为区分阶层的标志。 这些差异容易在无形中转化为社交壁垒。一方面，部分学生可能因格格不入而主动退出社交圈；另一方面，刻板印象与标签化认知也可能加剧群体之间的疏离感。 当“普通高中”“小城市出身”等标签被频繁提及时，背后反映的并非个体差异，而是社会对不同教育路径的价值排序。这种文化层面的再生产，令阶层边界更加稳固。 综合来看，韩国“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已经超越个体努力的范畴，演变为结构性问题。经济资本决定教育投入，教育体系强化路径分化，社会资本影响机会分配，而文化认同则进一步巩固差异。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闭环”：高收入家庭 → 优质教育资源 → 顶尖大学 → 优势就业机会 → 再生产高收入家庭。 不仅是韩国，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中美等国家。美国的研究表明，在超级名牌大学录取的学生中，家庭收入在前1%的人占比超越了来自后40%的家庭。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对中国高考保送生和自主招生的研究也表明，这些学生家庭主要来自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小镇做题家”上升的路径被一再挤压，社会陷入阶层固化的风险。 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与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正在无形中收紧向上流动的闸门。这警示我们,若任由教育完全沦为“钞能力”的竞技场，社会不仅将失去活力，更可能因机会的剥夺而滋生对立与撕裂。 打破这一困局，需要政府以更有力的公共政策干预早期教育不平等，学校应警惕校园内的“隐性分层”，而社会则需要重建多元化的成功标准，让“贵子”不再仅由学历、职业或收入定义，而是回归到对个体价值与社会贡献的尊重。但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实现这一理想任重而道远。

为遏制愈演愈烈的婴幼儿早教乱象，韩国教育部1日发布《为保护儿童发展权的婴幼儿课外教育应对方案》，宣布最早从明年下半年起，将全面禁止对未满3岁的幼儿进行“填鸭式”教学，并对3岁以上至学龄前儿童设置严格的教学时长上限。 本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为英语幼儿园等面向幼儿的英文早教培训机构，将对现行《补习班法》进行修订，从源头上根除对婴幼儿的“有害教学行为”。 教育部负责人表示，本次出台的对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尤其强调不得对3岁以下幼儿实施任何形式的早教，英语幼儿园的全天制课程将受到极大冲击。教育部将力争在今年内推动相关法案通过国会审议，按照通常法律公布后6个月生效的惯例，预计最早将于明年下半年正式实施。 教育部明确禁止的“有害教学行为”包括三大类，分别是对学生进行横向比较和排名、面向3岁以下幼儿实施“认知类教学”、对3岁以上至学龄前儿童实施长时间（每天超过3小时、每周超过15小时）的灌输式教学。 所谓横向比较和排名顾名思义，是指对学生的学业成绩相互进行比较并排名。例如英语幼儿园对儿童进行单词测试并将结果通报本人或家长，此类行为今后将被禁止。 “认知类教学”指以语文、语言、数理等学科知识为导向、强调重复记忆与技能训练的教学方式。教育部举例表示，例如教师要求幼儿反复跟读黑板上的“A is Apple”10遍，或要求每天完成一定数量的字母书写练习等。在数学教学中，通过卡片让幼儿背诵1至100的数字顺序，答错即反复纠正，这类教学方式未来均将被纳入禁止范围。 教育部同时强调，限制“认知类教学”并非禁止学习本身，而是为了防止不符合幼儿发展阶段的过度机械式知识灌输。 除规范教学内容外，教育部还将对学前培训机构的招生与宣传行为加强监管。无论是在招生阶段还是在咨询过程中，提供虚假、夸大信息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以防止加剧家长的焦虑心理。 为提升规定的实际效果，教育部将大幅提高处罚力度，采取顶格处罚，将违规罚款上限设定为机构营业额的50%，并将现有罚金提高至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5万元）。同时还计划将举报奖金上调至最高200万韩元，通过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强化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监控。 教育部还将同幼儿教育学会、脑神经学会、儿科学会等专业机构合作，制作基于科学依据的宣传内容，引导家长树立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教育理念。 教育部将从今年起每年实施幼儿课外补习费调查，以数据为基础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教育部长官崔敎振表示，将以此次方案为基础，优先保护婴幼儿的发展权。婴幼儿期是人生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家有责任支持婴幼儿在这段宝贵时间内健康成长。

连续四年创下历史新高的韩国中小学生课外补习费去年首次下滑，补习参与率和参与时间也双双减少。但参加补习的学生人均支出仍在上升，月花费超过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650元）的家庭比例也有所增加，教育支出两极分化现象深化。 教育部和国家数据处12日发布《2025年中小学补习费用调查》，本次调查面向全国约3000所中小学共计7.4万名学生实施。调查显示，去年中小学课外补习费用总额为27.5万亿韩元，较此前创下历史纪录的2024年减少1.7万亿韩元，减幅为5.7%。2021年至2024年，韩国中小学课外补习费用连续4年创下历史新高。 去年韩国中小学生总人数为502万人，同比减少12万人，减幅为2.3%，但课外补习费用总额的减幅超过学生人数的减幅。 教育部表示，补习费用减少的原因难以单一归因，但小学托管服务和课后校内活动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 具体来看，小学生课外补习费总额为12.2万亿韩元，初中为7.6万亿韩元，高中为7.8万亿韩元，均较上一年有所下降。其中，小学降幅最大，达到7.9%，高中和初中分别下降4.3%和3.2%。 课外补习参与率和时间也在各学段出现下降。整体课外补习参与率为75.7%，较上一年下降4.3个百分点。小学为84.4%，初中和高中分别为73%和63%。每周补习时间为小学7.4小时、中学7.2小时和高中6.6小时。人均每月补习费用为45.8万韩元，同比减少3.5%。 但若仅统计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人均费用不降反升。数据显示，小学生人均每月补习费为51.2万韩元，同比增长1.7%，初高中生分别为63.2万韩元和79.3万韩元，同比分别增长0.6%和2.6%，整体平均达60.4万韩元，创下历史新高。 按支出区间来看，每月补习费超过100万韩元的学生所占比重为11.6%，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每月低于20万韩元的比例为13%，同比增加0.2个百分点，完全不参加补习的比例为24.3%，同比增加4.3个百分点。 教育部表示，月补习费100万韩元以上支出比例上升可能与物价上涨导致的补习费用增加有关，仅凭这一指标难以断定教育差距正在固化。 调查还显示，家庭收入越高补习参与率和支出水平越高。月平均收入在800万韩元以上家庭的人均补习费为66.2万韩元，参与率达84.9%。而月收入不足300万韩元的家庭人均课外补习支出仅为19.2万韩元，约为高收入家庭的三分之一，参与率为52.8% 地区差异同样明显，首尔、京畿道和世宗市三地课外补习费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8万韩元）。首尔以66.3万韩元居首，京畿道和世宗市分别为49.9万韩元和45.8万韩元。支出水平最低的为全罗南道（30.9万韩元），仅为首尔的一半左右。但若仅统计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首尔市人均月平均补习费用高达80.3万韩元。 从补习科目来看，普通学科（语文、英语、数学、社会科学）人均月补习费为33.6万韩元，同比下降6%。但参与补习学生人均支出为59.5万韩元，同比增长7.9%。参与课外补习学生群体中，英语补习费最高，每月为28.1万韩元，其次依次为数学（27万韩元）、语文（18.5万韩元）和社会科学（16.6万韩元）。 在高中阶段，学生成绩越好补习支出和参与率越高。成绩排名前10%的学生月均补习支出为66.1万韩元，而成绩排名下游20%的学生为32.6万韩元，差距超过一倍。 教育部表示，将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在本月内发布新的中小学课外补习费减负对策。政府还计划从今年7月起首次开展幼儿课外教育费用正式调查，相关结果预计将在明年3月公布，并将每年定期发布相关数据。

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韩国高中及大专毕业青年就业者的平均薪资仅为20多岁整体在职人员平均薪资的70%左右，且半数集中于中小规模企业及非正规岗位，就业稳定性较低。 韩国教育开发院2日发布《2025韩国教育纵向研究》报告，研究团队对高中毕业3年的高中及专科毕业就业者643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上述群体的月均税前收入为16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000元）。考虑到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33.4小时，折算后时薪约为1.16万韩元，仅略高于今年韩国最低时薪1.032万韩元。与统计厅公布的韩国20多岁整体就业者月均工资234万韩元相比，仅为71.4%的水平。 从雇佣形态来看，高中及专科毕业青年中，非正规岗位比例高达56.6%，明显高于正规岗位的43.4%。按企业规模划分，27.7%的受访者在员工数为1至4人的微型企业工作，其次是5至9人规模企业（21.8%），以及10至29人规模企业（14.1%）。全职就业者占比46.1%，低于兼职或小时工（53.9%），四大保险参保率仅为60.6%。 在“理想岗位与现实岗位匹配度”调查中，平均得分为2.29分，接近“较不匹配”，明显低于“较为匹配”的3分水平。 此外，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有跳槽意向，主要原因为“薪资偏低”（25.87%）、缺乏发展前景（16.17%）、个人成长空间不明确（10.71%）等。 研究团队指出，高中及专科毕业青年本应作为满足国家对初级技术人才和青年产业人力需求的重要群体，被寄予应对低生育率、课外补习费负担、青年失业及低增长等社会问题的期待。尽管社会重要性不容忽视，与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相比，这一群体仍普遍处于较为不利的就业环境之中。

为杜绝学校教师与校外辅导机构之间的试题交易行为，韩国教育部20日宣布将推动修订《补习班法》，对违法讲师及辅导机构负责人进行惩处。 根据现行《补习班法》，若辅导机构在招生过程中存在夸张、虚假宣传广告等违法行为，教育监（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最高负责人）可处以停业等行政处罚。若辅导机构未依法登记或申报，教育监可责令关闭。但法律中未包括对于涉及试题交易的相关规定，被指缺乏相关处罚依据。 总统秘书室长姜勋植日前在青瓦台主持召开首席幕僚会议时，就日前被媒体曝光的学校教师与校外辅导机构之间存在的试题交易行为表态称：“公平的大韩民国始于透明公正的招生制度管理，教育部门应向感到失望的学生进行真诚反思和道歉。” 教育部负责人回应称，将与各地教育厅、学校等有关部门彻底检查校内考试及招生制度中是否存在损害公信力和公平性的问题，并仔细研究防止再次发生相关事件的制度改进方案。 上月底，检方将涉嫌非法交易大学修学能力（高考）试题的46名校外辅导机构人员及前任、现任教师移送法庭，其中包括“明星讲师”玄宇镇和赵正植（音），两人因涉嫌违反《禁止不正当请托法》等被检方不拘留起诉，引发广泛关注。 玄宇镇被指控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从3名在职教师处获取数学试题，支付其4.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0万元）作为报酬。赵正植被指控从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向在职教授支付8300万韩元以获取英语试题。 检方同时将大型辅导机构“时代人才”母公司Hiconsy，以及江南大成补习班移送法庭，涉事机构涉嫌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与教师进行试题交易。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韩国普通高中生中，约半数因学业压力导致每日睡眠不足6小时，学习负担也成为他们感到不幸福或产生自杀念头的主要原因。 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7日发布的《韩国儿童及青少年人权实态基础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中，每日睡眠不足6小时的比例高达46.7%。其中，睡眠5至6小时的占29.7%，不足5小时的占17%；睡眠6至7小时的占比最高，为30.8%。受访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间为6小时，而按青少年推荐标准每日应睡8小时以上的学生，仅占5.5%。 调查显示，学生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学业压力，其中，因网课和家庭作业导致的占25.5%，补习班及家教占19.3%，晚自习占13.4%。 此外，学习负担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影响显著。普通高中生中，有30.5%表示曾萌生自杀念头，其中46.4%将原因归结为成绩和学业压力，25.2%则因对未来职业的焦虑。相比之下，学习压力较轻的职高学生中，仅有23.3%曾产生自杀想法，比普通高中低6.2个百分点；将学业列为自杀原因的比例也仅为23.6%，比普通高中低22.8个百分点。 在幸福感方面，普通高中生中有19.5%表示自己并不幸福。造成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同样是学业压力，其中54.9%认为成绩和学业负担是首要因素，24%则归因于对未来职业发展的焦虑。此外，38.7%的学生表示曾考虑辍学，其主要原因包括“觉得烦，什么都不想做”（25.1%）、“讨厌学习”（22.6%）以及“成绩不理想”（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