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视为“锦上添花”的副业，正逐渐成为韩国职场人的“生存标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长期被视为稳定收入来源的主业，在经济增长放缓、岗位收缩以及技术替代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稳定性正在被重新审视。一场围绕收入结构与职业安全感变化的调整，正悄然在韩国就业市场展开。 韩国求职平台Incruit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20至30岁上班族拥有副业，近半数全职员工在主业之外另有收入来源。副业已不再只是兴趣延伸，而成为应对高物价与薪资增长停滞的重要手段。随着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单一收入来源难以覆盖家庭开支，越来越多职场人开始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额外收入。副业收入从“补充”逐渐转变为“保障”，成为分散经济风险的重要方式。 笔者认为，副业的普及并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业增长动力的减弱。近年来韩国新增就业岗位多集中在低薪、短时及非正规领域，而制造业等传统稳定岗位持续收缩。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也在改变职场结构。银行、媒体、制造及电商等行业纷纷引入生成式AI与自动化系统，招聘流程也越来越依赖算法筛选。尽管AI尚未引发大规模失业，但其对岗位替代的潜在影响，已使初级文职与标准化岗位群体的职业安全感明显下降。 在技术变革与经济压力叠加作用下，韩国就业形态正出现新的变化。“主业+副业”的收入结构逐渐普及，单一职业终身制的观念逐步淡化。同时，灵活就业不断扩大，工作时间趋于碎片化，但收入波动与社会保障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越来越多年轻职场人开始重视可迁移技能与多元收入来源，对企业的依附程度也有所降低。 笔者观察到，副业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为职场人提供了分散风险的空间，但也折射出主业稳定性的削弱。当主业难以提供稳定收入和成长机会时，多元收入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现实选择。从短期看，这是一种务实的适应方式；但从长期看，也可能使职业路径更加碎片化，并对技能积累与职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首尔麻浦区就业福利加中心的招聘信息公告板【照片来源 韩联社】

大韩商工会议所可持续增长倡议（SGI）28日发布题为《生成式人工智能（AI）与企业生产力：现实与课题》的研究报告。该调查以全国3000余名20岁以上在职人员为对象，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已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AI。 生成式AI的使用范围和频率在性别、年龄、行业及企业规模等方面呈现明显差异。数据显示，男性、年轻群体、高收入者和白领岗位的生成式AI使用率较高。从行业来看，信息通信业的使用率最高，达77.6%，其次为专业服务及科学技术行业（63%）。按企业规模划分，大型企业（300人以上）的使用率为66.5%，较中小企业（300人以下，52.7%）高出13.8个百分点。 从具体业务领域来看，生成式AI主要用于“文件撰写与摘要整理”，且使用频率越高，在专业性和创造性工作中的应用比例越大。调查显示，生成式AI使用者普遍认为，若没有AI辅助，平均需要额外工作8.4小时。这意味着生成式AI可使工作时间平均节省约17.6%。 另一方面，未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AI的受访者主要原因是“效率不高”和“缺乏使用技能”。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型企业中，选择“公司制度性限制”作为主要原因的比例达25.5%，明显高于中小企业的12.3%。 KDI国际政策大学院教授李昌根（音）表示：“研究结果表明，生成式AI的生产力效果并不取决于是否引入AI系统，而在于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他强调，要将生成式AI的生产力提升真正转化为企业增长动力，不能仅停留在硬件或软件投资层面，而应通过政策扶持，提升劳动者的应用能力。 SGI建议，为提升企业生产力，企业和政府需提前推进相关对策，包括构建以提升应用能力为核心的企业支持体系、按职业发展阶段重新设计能力结构并培养人才、营造有利于生成式AI应用的政策环境。 报告指出，个人生产力要转化为组织绩效，必须在加大AI工具投入的同时，加强用户能力培养。报告还指出，企业需以AI应用为前提重新设计组织与人事制度，政府也应考虑不同职业阶段的差异，配套推进能力重塑与人才培养政策，尤其要重视对职场新人的转型教育以及对资深员工的角色拓展支持。 SGI方面表示，虽然生成式AI的应用正以劳动者为主体快速扩散，但企业制度建设仍显滞后，中小企业在安全体系构建和应用指引制定方面尤为受限。因此，推动生成式AI普及不仅需要提升技术竞争力，还需在应用准则标准化、安全与数据治理以及应用生态建设等方面提供综合性政策支持。 SGI院长朴良洙（音）表示：“AI转型将对企业的人力、组织和文化带来结构性变化，并伴随大量投入。在这一过程中，管理层的战略判断以及中长期视角下的前瞻布局至关重要。”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

在参观婴幼儿产品的女性 【图片来源 韩联社】 新冠疫情期间，育儿负担高度集中于女性，导致养育婴幼儿的母亲经济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分析指出，尽管双职工家庭趋于普遍，且政府持续推动旨在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政策，但在特殊社会情境下，育儿责任仍主要由母亲承担。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与明知大学教授基于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KICCE）发布的消费实态调查数据，对养育0至7岁子女的家庭进行分析，并于15日联合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婴幼儿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报告显示，每千人中新冠病例每增加一人，母亲参与经济活动的概率便下降2.02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间亦减少2.49%。相比之下，父亲在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劳动时间方面均未出现显著变化，就业率仅微降0.66个百分点。 在传染病危机的冲击下，照护责任与生计维持的角色分工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所承受的就业冲击，因岗位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形态。具体而言，从事可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劳动时间仅减少2.46%；而从事难以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就业率则双双下降约3.2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可远程办公的母亲主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弥补照护空缺，而在缺乏灵活工作条件的情况下，照护需求的激增则直接导致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 报告分析称，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育儿负担不均衡。随着新冠疫情导致托儿所、幼儿园等保育设施使用受限，照护责任更多地转移至母亲而非父亲。据调查，在确诊病例较多的地区，父亲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水平，而母亲的相应参与率和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滑。母亲相比暂时休职或处于求职状态，更多地直接转为不参与经济活动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凸显出育儿负担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报告指出，育儿责任仍是制约女性持续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在系统性地缓解母亲过度集中的照护负担的同时，着力构建能够实质性扩大父亲育儿参与度的政策与社会基础。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 延世大学世福兰斯医院（Severance Hospital）预防医学科研究团队对1.9394万名劳动者（男性9046人，女性1.348万人）进行系统分析，并于22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职场中未能获得上司及同事尊重的劳动者，失眠风险约为普通人群的1.5倍。 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从多个维度评估了职场社会适应水平，具体包括“上司与同事是否尊重个体”“是否提供有益反馈或帮助”以及“是否倾听与工作相关烦恼”等方面，并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处理。以所得平均值为基准，研究人员将全部受访者划分为社会适应能力较高组与较低组，并展开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职场社会适应能力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者共计3148人（男性1490人，女性1678人），其余1.6224万人则被归类为社会适应能力较高的群体。 在全体受访者中，共有1391人存在失眠症状（男性524人，女性867人），占全体的7.2%。据分析，在社会适应能力较低的群体中，失眠者达390人，占12.3%；而在社会适应能力较高的群体中，失眠比例仅为6.2%。 在排除年龄、收入、每周工作时长、吸烟及饮酒等可能干扰失眠的混杂因素后，研究结果仍表明，职场社会适应能力低是导致失眠风险显著增加的因素。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失眠风险较其他人群高出1.47倍，其中男性风险提高1.71倍，女性则为1.34倍。 研究团队强调，在职场社会适应能力较低的情况下，无论男性或女性劳动者，失眠患病率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尤其在工作满意度偏低时，失眠风险进一步加剧，因此有必要通过提升职场社会支持水平及工作满意度等措施实施相应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