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月的第三周，韩国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高考祭坛”。飞机的起降暂停，政府机关的上班时间延后。这一天的考试承载着12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全部，形成了一个在世界上难以找到类似的国家仪式。

距离2027学年度大学数学能力考试仅剩一周，考生和家长的紧张情绪达到了顶峰。今年的高考是2028学年度大学入学制度全面改革前的最后一次“选择型高考”。在这一制度转型期，考生人数的激增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而考场上又出现了一个陌生而象征性的场景。

教育部门对“AI眼镜”的禁入和作弊行为的监控进入了紧急状态。超小型相机和人工智能能够识别眼前的试题，并实时提供解题思路。在这样的时代，考生的眼镜也成为了检查的对象，这一荒唐的场景清晰地反映了我们教育考试制度在技术文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依然将孩子们囚禁在30年前的五选一密室中的现状。

高考自引入30多年来，怎么会变成与时代不和谐的巨大枷锁？在10日的媒体试映会上，纪录片《高考创始人：韩国教育的弗兰肯斯坦》正面揭示了这一矛盾的根源。曾担任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首任院长的朴道洵教授在镜头前表达了他的痛心：“与其有这样的考试，不如干脆取消。”他的坦白是对这一“弗兰肯斯坦”失控的悲惨叹息。

在试映会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我向导演白振宇提问：最初以资格考试为性质的高考，今天变成“怪物”的原因究竟是谁？他回答道：“起初我以为通过改革制度就能解决，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意识到高考最终是我们社会欲望的扭曲反映。”他反思道，大学为了方便选拔学生而追求行政效率，教育官僚主义则逃避责任只关注数字，家长的焦虑和以出身大学来评判个人价值的学历至上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得高考成为以分数为标准的绝对排序工具。

最近，国家教育委员会围绕引入高考叙述型和论述型题目的讨论，以及“AI评分”的提议也值得冷静审视。虽然从以客观题为主的记忆型评估转向培养创造性思维，确保大规模评分的公正性和效率的初衷是积极的，但正如出演该纪录片的东国大学经济学教授闵世珍所指出的，现行体制下引入AI评分的瞬间，课外辅导市场将迅速产生针对特定关键词和评分算法的“答案生成攻略”。工具只是从模拟答题卡变成了硅芯片，但用分数来排序人的枷锁却丝毫没有改变。

另一位出演者、江原大学教育学名誉教授李钟角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教育当局现在需要制定的不是考试方式的技术改进，而是“摆脱考试万能主义的出路战略”。为了回答生成型AI能在一秒钟内解决的高考数学题，学生们从清晨开始在补习班徘徊，而为了监控是否佩戴AI眼镜，考试制度在教室里制造恐惧，这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倒退。

如果老一辈人不改变将子女推向无尽竞争的心态，那么任何未来的入学考试改革只会孕育出另一个怪物。为了不让一周后坐在考场桌子前的考生的试卷成为通往未来的跳板，而是消耗灵魂的莫比乌斯带，现在是教育当局和我们社会需要回答的时候。朴道洵首任评价院长的痛苦自画像，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良心之镜。